这组诗载于《全唐诗》卷七百一十七。“己亥岁”这个醒目的诗题,就点明了诗中所写的是活生生的社会政治现实。
安史之乱后,战争先在河北,后来蔓延入中原。到唐末又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唐王朝进行穷凶极恶的镇压,大江以南也都成了战场。这就是所谓“泽国江山入战图”。诗句不直说战乱殃及江汉流域(泽国),而只说这一片河山都已绘入战图,表达委婉曲折,让读者通过一幅“战图”,想象到兵荒马乱、铁和血的现实,这是诗人运用形象思维的一个成功例子。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这两句首先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征伐不断,民不聊生的乱世图。首句中的“泽国”,即指江汉流域。这一句说汉江流域都被画入了作战图,言外之意就是说战火已经从大江以北蔓延到了大江以南。由此,一个到处打仗的乱世就被形象地描绘出来了,然而表达上却含蓄委婉。次句通过刻画乱世中百姓的普遍心理,反映他们流离失所,无以为生的情形。“樵”指打柴,“苏”则为割草。在和平的年代,这本是两种极为艰辛的生计,根本谈不上什么快乐。但是如今,它们却成为百姓心目中的一种理想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在眼下这样的乱世,能给以打柴,割草平安地活着就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呢?然而即便是这一卑微、渺小的要求,对于百姓来说仍然是一种奢望,当真要让闻着落泪,见者伤心了。这一句只七个字,描述的事情也极为简单,但是语意却几度转折,不得不让人佩服诗人的写作功力。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这里“封侯”之事,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公元879年(乾符六年,即“己亥岁”)镇海节度使高骈就以在淮南镇压黄巢起义军的“功绩”,受到封赏,无非“功在杀人多”而已。令人闻之发指,言之齿冷。无怪诗人闭目摇手道“凭君莫话封侯事”了。一个“凭”字,意在“请”与“求”之间,语调比言“请”更软,意谓:行行好吧,可别提封侯的话啦。词苦声酸,全由此一字推敲得来。
“一将功成万骨枯”,更是一篇之警策。它词约而义丰。与“可怜白骨攒孤冢,尽为将军觅战功”(张蠙《吊万人冢》)之句相比,字数减半而意味倍添。它不仅同样含有“将军夸宝剑,功在杀人多”(刘商《行营即事》)的现实内容;还更多一层“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李白《战城南》)的意味,即言将军封侯是用士卒牺牲的高昂代价换取的。其次,一句之中运用了强烈对比手法:“一”与“万”、“荣”与“枯”的对照,令人触目惊心。“骨”字极形象骇目。这里的对比手法和“骨”字的运用,都很接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惊人之句。它们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封建社会历史的本质,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前三句只用意三分,词气委婉,而此句十分刻意,掷地有声,相形之下更觉字字千钧。
这组诗以干支为题,以示纪实,明确表明了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全诗概况地写出了战争对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和浩劫,以冷峻深邃的目光洞穿千百年来封建战争的实质,写得力透纸背,入木三分。
这篇自传的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自传的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自传的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
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传记一般要在开头交代传主的姓字籍贯,而这篇自传开头却说:“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这是模仿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体例,表示自己既过半隐居的生活,自己的姓名之类无所谓了,同时也透露自己因酒醉之深而忘记而糊涂了。接着写他在洛阳住处的环境及爱好。他“家虽贫,不至寒馁”,这是半隐居生活的生活条件。从五十八岁到六十七岁十年中,白居易先后在洛阳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官职,其中除河南尹两年外,另外两个官职都是一种加官,并非实职,可以领到薪俸但不用于实事,很清闲。这种既当官又无实职的生活,白居易称为“中隐”。他在《中隐》一诗中说过,不做官便要有冻馁之苦,做高官便要有忧患,“不如做‘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实际上这是一种半隐居的生活,陶醉于饮酒、作诗,这就点出了“醉吟先生”的题意。
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研究佛学,与佛教朋友、诗友、酒友交官,听歌吟诗,饮酒、官山水,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
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因此表面上“自适于杯觞讽咏之间”,认为沉迷在醉吟之中是“幸甚,幸甚”,其实内心并非真的一味快乐“自适”。他的“吟罢自哂”是一种苦笑。因为传主“醉复醒,醒复吟”,“醉吟相仍”,整日在昏昏沉沉之中。这种状态决非是正常的生活,也决非是真正的内心快乐。他醉吟的目的,是为了“得全于酒”,借酒麻醉自己,避开政治斗争,免祸求全。所以传主纵情诗酒,在表面的闲适中还隐藏着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悲哀、沉重的失落感和内心苦闷。白居易在早年曾写过许多讽谕诗,为民叫苦,干预现实;作为一个左拾遗的谏官,也曾尽过职责。而到了晚年,思想消沉,竟成了“醉吟先生”。究其原因,首先不能不归结到封建社会对一个正直知识分子造成的精神上政治上的压抑;其次是白居易自己信奉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晚年几乎完全倾向“独善其身”。另外,他还受佛道的影响,使自己的晚年既在佛道中找寄托,又使自己的思想更趋于消极。
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全文从头至尾能紧扣题目中“醉吟”二字,围绕传主别号展开描写与议论,塑造了晚年白居易的自我形象。
这首诗据说是在革命斗争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作者写此诗作为联络暗号用的。
诗的起句就点题,并表现出一股恢宏的气势:天宇之大,一雨能够延绵亚美二洲。也就是说,在太平洋上遇到的雨,既洒落在此去之美洲上,又洒在已离之亚洲上。此去的美洲如何,暂时按下。已离之亚洲,则令诗人浮想联翩,绾今及古,于是以“浪淘天地入东流”承接,第一二句联系紧密,结构更显紧密。而第二句把雨中的亚洲大地那种壮阔的景色展现在读者面前,诗人设想那洒在亚洲中华国土上的雨,必定激起滔天巨浪,滚滚东流,“浪陶天地”,这是何等的气魄,“入东流”,则又指明了了天地运行的真理,也预示着位于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定当掀起一波铺天盖地的巨浪。而这句诗又自然而然地与苏东坡的名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赤壁怀古》)联系起来。但诗人并不苟同于坡仙的怀古伤今,于是转出新意:“却余人物淘难尽。”“却”字关联上句,使本句意思格外突兀:自信自己虽是戊戌劫余的人物,但决不会像千古风流人物那样,瞬息即被历史之波浪长流所淘尽。但也就是这种突兀,更能将作者自己与古代的风流人物之间那种反差体现出来,于是,诗的最后一句“又挟风雷作远游”,便表示了自己壮志未泯,此番远游美洲决不消极逃遁,而是另有一种风雷大志包藏胸中。风雷本是一种自然天象,风雷大作则宇宙震颤,以往的古诗中常用以表示大有作为之意,而作者正是要借风雷这种惊天动地的现象来表明自己立志开创一番宏图伟业的决心。此句在这里,出自一个在戊戌变法中遭到惨败的重要人物之中,这种反差更震撼人心。
整首诗托雨写志,表现了作者并不因为变法维新运动的失败而退缩,胸怀远大目标,一往无前的精神。由平常的景带出不平常的情。立足于太平洋之上,遥视亚美二洲;身处政治逆境之中。而思及古今,更展望未来。境界开阔,情怀高远,有一种奔放热情溢于字里行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