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词，和他的诗文风格是很不一样的，说不上放荡，但至少是放得开。所以他的词中说男女之情，或写儿女之态的不少，而且写得很好，说明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古板的人。题目叫“眉意”，就是以眉为题。古代女子化妆，画眉是最重要的步骤之一，画的花样也多，所以古人甚至以“蛾眉”为美丽女子的代称。《诗经·卫风·硕人》中就以“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描写美人。屈原的《离骚》中，也已经有“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的诗句。后人诗文中就举不胜举了。
此词抒写一个女子的离愁别恨，通过描写女子的生活片段，即在冬日的清晨起床梳妆时的生活情景，展现了她痛苦与苦闷的内心世界。上片叙事，写画眉。第一句点明时间，第二句以素描手法勾勒出画眉图；后二句写女主人公因内心愁苦哀怨画出的眉像远山一样淡然修长。下片抒情，写蹙眉。首三句写女主人公追忆往事，哀叹芳年易逝，内心伤感；结尾三句描绘女主人公无限伤心、寸肠欲断的情态。全词语浅情深，言短味长，写人眉目传神，入木三分。
上片叙事，写画眉。“清晨帘幕卷轻霜”是环境描写，冬日的早晨，寒气袭人。“呵手试梅妆”，以素描手法勾勒出一幅图画：女主人公于冬日清晨临镜梳妆，呵气温暖着纤细的双手，精心地在额上勾勒着梅花妆。“帘幕卷”，暗示她已起床，虽然时间尚早，却要起床梳妆，表现出日常生活的艰辛。“轻霜”，暗示气候只微寒。因微寒而呵手，可见女主人公的娇怯，也体现出她迫于生计才如此辛苦。“试梅妆”，则突出她的秀慧俏丽。
后二句写她内心本有离愁别恨，所以把眉儿“故画作远山长”。古人有以山水喻别离的习惯，眉黛之长，象征水阔山长。用远山比美人之眉，由来已久。托名汉伶玄《飞燕外传》就有“女弟合德入宫，为薄眉，号远山黛”之句。此二句极有情致。女子画了一个长眉，这是很正常的。唐明皇《好时光·宝髻偏宜宫样》云：“眉黛不须张敞画，天教入鬓长。”可见长眉是美的标志。眉毛画作“远山长”，也是平常的事。唐代张泌《妆楼记》说唐明皇避“安史之乱”逃到成都后，让画工作《十眉图》，也就是十种眉毛的画法。明代杨慎《丹铅续录·十眉图》中重新总结了这些眉式的图谱，计有鸳鸯眉、远山眉、五岳眉、三峰眉、垂珠眉、却月眉、分梢眉、涵烟眉、横云眉、倒晕眉共十种。“远山眉”就是其中一种。托名刘歆《西京杂记》卷二说“（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晏几道《生查子·远山眉黛长》说李师师“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可见“远山眉”是很好看的，据说是一种淡淡的细长眉妆。这里，从歌女一番对镜梳妆、顾影自怜的举动中，尤其是从她描眉作“远山长”当中，可以窥见她内心的凄苦孤独和对爱情的渴望。词人高明的地方，是融情入景。把眉画作“远山”，不是因为它好看，而是“都缘自有离恨”，把画眉与思人联系得十分巧妙。
下片抒情，写蹙眉。上片说到思人，下片就很自然地过渡到“思往事，惜流芳，自成伤”了。从举止、容色中，词人窥测女子有感伤的情绪，大概她正在思量着难追的往事，惋惜着易逝的芳年，内心伤感不已。此三句，极其成功地对女主人公进行了心理刻画，仅用寥寥数语便便充分表现了她内心的痛楚和感伤。
结尾三句，以“拟歌先敛，欲笑还颦，最断人肠”的情态，活灵活现地刻画出女主人公无法获得幸福生活而为生计被迫卖唱的痛苦心情，道出了她对于自身命运不能自主而只得让美好年华虚度在陪人欢笑上的凄苦和悲凉，把一个心有千千结而又不得不强颜欢笑的女子写活了。由于她有感伤，触处皆愁，所以欲歌之际，却先敛容不欢；将笑之时，也还带恨含颦。她诚于中而形于外，人则见其外而知其中，故此情此态，最得知心者怜爱而为之魂销，因魂销乃至肠断。末句“最断人肠”隐含着作者的同情，语简意深，十分传神。
这首词由于既有环境的渲染，又有情感的转折，所以不仅情感真挚，而且耐人寻味。在词中，作者笔下出现一位娇柔羞涩的少女，她工愁善感，敏慧多情，这些，都没有作正面交待，却从侧面点拨，使读者从她的梳妆、歌唇、颦笑中想象而得，而她的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足见词人生活体验和艺术功力之深。
通览全词，语浅情深，言短味长，用简单的语言写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专制，充分体现了词人的悲悯之心。欧阳修善于发现，用心去感受贫苦人民的生活方式，用诗词反映底层人民的悲欢离合，这正是此词令读者动情之处。
这首诗前二句以“望乡台”、“送客杯”作对仗，用他乡送客来衬托诗中人思乡的情怀；后二句用呼告语作咏叹，从北雁南飞着想，反衬北人久居南方思念故乡的苦闷。这首诗仅以四句来写乡思，却将乡愁抒发得淋漓尽致，突破了唐初宫廷绝句多借咏物寓干进之意的小格局。
诗歌开头就承题，“九月九日望乡台”，点明了时间是重阳节，地点是玄武山，此处将玄武山比作望乡台，以此来表达乡愁，思乡之情倍增。“他席他乡送客杯”，点明了诗人当时是在异乡的别宴上喝着送客的酒，倍感凄凉。诗歌的前两句就勾勒出了一个易让人伤感的环境，正逢重阳佳节，又是客中送客，自然容易勾起浓郁的乡愁。
“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北雁南飞本是自然现象，而王勃偏将自己的思乡之情加在它身上，怪罪鸿雁，我想北归不得，你却奈何非要从北方飞来，平添我北归不能的愁思。这一问虽然毫无道理，却在强烈的对比中烘托了真挚的感情，将思乡的情绪推向了高潮。这两句是这首诗中的名句，前人在评价这两句诗时说：“读之，初似常语，久而自知其妙。”的确，这一问虽貌似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实际上却是诗人用心良苦、匠心独具之处。诗人将其怀乡之情融入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之中，借无情之景来抒发自己内心深沉的情感，开启了唐人绝句寓情于景的先河。
这首诗的抒情手法亦变化多端，语言简洁亦是这首诗较大的特色，用了近似日常的口语，如“他席他乡”，“那从北地来”，显得浅近亲切，这也是这首诗流传广泛的原因之一。
初唐时绝句发展缓慢，其表现方式大体上沿袭汉魏和南朝传统。而王勃的这首诗仅以四句来写乡思，却将乡愁抒发得淋漓尽致，突破了唐初宫廷绝句多借咏物寓干进之意的小格局；诗人在诗中还有意吸收了歌行的句调，以虚词递进的句式做结语，对绝句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陆游晚年在故乡闲居，在这首词里宣称要“做个闲人”，其实，绝对的“闲人”是没有的，因为人们总要用各式各样的行为活动把自己生活的时间填满，那怕他们做的是些“闲事”。就拿这首《点绛唇》所写的内容来说，上山釆药、村店沾酒、湖滨钓鱼、水上行舟，似乎一点儿也没得“闲”。此外，做诗、填词、写文章，恐怕也被陆游列为“闲事”。其实呢，这是天大的正事。作为一名作家， 他用自己的笔写下了他所处的时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丰厚的精神财富，如此盛事大业，岂可 “闲事”视之。所谓“闲”是相对的，陆游
所说的“闲”，里面还包含着一种对照的关系，把“隐”与“仕”相对照，把山林与朝廷相对照，隐于山林便得闲，仕于朝廷则得不到闲，他的褒贬取舍更是非常明显的。
这首间一开头就提到采药，比较生新，其实，采药也是陆游闲居生活中一项活动内容。他懂得一点中医草药，有个头痛脑热的小病，自己也能处理，所以出行时总要带上一个药囊。对于自己的医道，他颇有自知之明，一抒声称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很差。这些情况都是从他的诗篇中零星窥知的。他有一首《小疾治药偶书》 （《剑南诗稿》卷八十），诗中把他的医术和“御戎之策”联系起来，说是“御戎虚上策，治疾阙全功”，自己治病缺乏全副的功能，就像在抵御异族入侵的问题上缺乏好办法一样。这个比喻值得玩味，可见陆游的爰国思想随时随地都可能流露出来。
“醉弄扁舟，不怕粘天浪”两句，不只是一般的叙事写景，很可能寓含着比喻象征的意见。酒醉之后，划起小船，航行在波浪滔天的湖面上，却并不感到害怕，这是因为他的船是绝对安全的。对于镜湖来说，大浪接天不是实景而是夸张，是用以比喻“宦海”的风浪险恶。以前，身在宦海之中，升降浮沉，随时有覆舟之险，如今回乡作闲人，已然脱离风险，有点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意思。只不过这个比喻不太明晰，还不能给人以绝对的安全感，而作者的“不怕”只能是胆子大而已。
这首诗首联写“秋风”“十驿”等，形象地抒发了诗人情谊的殷切。颔联用典，表达了诗人内心的企求。颈联写张商英个人的抱负和普天下万众的期望。尾联写诗人自身，写临别依依之意。这首诗运用典故，言简意赅，辞近旨远。
首联“秋风”，点明季节；“十驿”，极言襄阳至荆门里程之长；“台星”，指张商英，表示诗人对他的仰慕和尊敬。“冰壶”，用以比喻张商英为官清廉。这首诗头两句叙诗人从襄阳赶来荆门跟张商英会见，推想他必能澄清当前的时局。这充分表明了诗人对张商英友谊的深厚和期望的殷切。
颔联连用两个典故。“零雨已回公旦驾”，用周公旦的典故。作者用这个典故比喻张商英，就暗含着张商英所遭诽谤业已澄清并将受重用的意思。“挽须聊听野王筝”，用桓伊和谢安的故事。这里把张商英比作谢安，也暗喻张商英将重新获得徽宗的信任。
颈联“三朝元老心方壮”：张商英历仕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因此称三朝元老。此次进宫对策，正满心想干一番事业。“四海苍生耳已倾”：谓全国老百姓都对张商英寄予莫大的希望。
尾联“白发故人来一别，却归林下看升平”：诗人自谓年老，虽不出仕，也将回襄阳老家期待过太平日子。《宋史·张商英传》说：张商英“为政持平”，曾“大革弊事”，因此“蒙忠直之名”。魏泰这首诗，即反映了当时一些人对张商英的看法。
这首诗不以意境取胜，而以事、理结合和情、韵兼胜见长。它把叙事、说理和抒情三者都凝铸入诗，诗句里又饶有时空变化和声色交感。如首句：“秋风”暗示了时间的转换，“十驿”展示了空间的悠长；两者相联，又形象地抒发了诗人情谊的殷切。颔联虽然用典，但不生僻、不晦涩；既反映了当时朝野的舆论，又表达了诗人内心的企求。加上“零雨”见色；“筝”见声。声、色交互，更增添诗的韵味。颈联出句写张商英个人的抱负；收句写普天下万众的期望。尾联回叙诗人自身，写临别依依之意；且能脱出俗套，不作儿女沾巾之态，而以兴冲冲地归看升平来结束全篇。这样写，诗的精神境界就高了，并能引起读者产生遐想。
米芾称魏泰与王安国“并为诗豪”，话虽然说得过了头，但不纯是溢美之辞。魏泰强调诗要“浑厚”，反对黄庭坚“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这类主张，对宋诗的发展显然有良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