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弊地，封天下弊谋臣；以事秦弊心，礼天下弊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弊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弊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弊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弊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弊中，付弊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弊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弊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弊地。子孙视弊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文章史实论据典型、充分，分析、对比、比喻等论证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句式多变，感情激切，富有感染力。本文虽是史论，但作者本意不在于论证六国灭亡的原因，而在于引出历史教训，讽谏北宋王朝放弃妥协苟安的政策，警惕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弊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
本首诗是诗人《渔父歌》五首的姊妹篇，作者以“南溪老人”来比喻自己，通过写渔父的悠闲垂钓的生活，来暗喻作者自己此时的闲隐生活。此诗表达出作者淡泊、澄洁的高远情志。
“八月九月芦花飞，南谿老人重钓归”两句是说秋高气爽，扁舟垂纶的的老渔父伴着夕阳的余晖划舟而归，晚风悠悠，芦花飘飘，溪水清清，波光粼粼。
“秋山入帘翠滴滴，野艇倚槛云依依”是说临岸系舟，举目远望，翠色怡人，满山的青草绿树像洗染过一样，散发着浓浓的绿意。白云翩翩然点染在秋日的蓝天上，映照着横在水面上的野艇，更增加了几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自然情趣，那是一种委运任化，悠然自得的生命意识。诗人取景不惑，行云流水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秋溪摆钓图，字里行间飘荡着一种轻灵的气息。作者采用由远至近的审美视角，秋山、野艇的仰视之间流淌着“脆滴滴”“云依依”的生命色彩，充彻着一种虚静的宇宙意识。
“却把渔竿寻小径，闲梳鹤发对斜晖”，景物的转换深处是归家路途的缓缓延伸，弯弯曲曲的小径，踏着秋日的余晖，手把钓竿的老渔父正在悠闲地拢梳着那满头稀疏的白发，路在脚下徐徐延伸。老人脸上微微的笑意，那是洗尽尘滓，超然世外的满足感，诗人运用绘画的艺术手法，描绘出包孕性的瞬间。
“闲梳鹤发对斜晖”则是完美地传递出老渔父自在悠闲的心理状态。“小径”颇有象征意味，不妨看作是一条自然出世的桃源路。
尾句“翻嫌四皓曾多事，出为储皇定是非。”诗人认为四皓未绝尘俗，舍却隐居生活的安逸，卷入宫廷废立的纷争，不免多管闲事。此处议论，运用典故，顺景延情，文理自然，意到笔随，并将作者的人生观鲜明的表达出来。李德裕称张志和“隐而名彰，显而无事，不穷不达，其严光之比”（《玄真子渔歌记》）。
《渔父》的尾联正是他人生观最恰当的注解。“古来闲着，多隐于渔”（刘克庄《木兰花慢·渔夫词》），张志和从个体生命的体验出发，塑造了林泉高致的“渔父”形象，并运用富有感受力的艺术心灵捕捉贴切的审美意识：芦花、秋山、白云、野艇、斜晖……无不流淌着诗人对高蹈超逸的隐居生活的热爱之情。理想化，审美化的隐逸生活暗含着一种对自我人生价值的潜在肯定，以及对时代隐隐的不满、失望之情。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落寞的中唐时代赋予了性好道学的张志和更多出世的生命情怀，促使他吟唱出了一曲曲美丽的“渔夫”之歌。
上片起韵赋写泉水，这是他站在桥上观望的第一景。他将泉水写得生气淋漓，气势不凡。先着一“清”字状其色，再以“奔快”写其流势之急，这样，泉水的声色形态就似乎写足了。以下在尽头处又以虚笔转出一境，以青山试图阻碍它，而它不管不顾一味奔腾向前的姿态，勾勒出了它的来处和去路，也赋予了它一种乐观、倔强的性格。接韵描绘上卢桥一带回旋曲折、山水环绕的地势，将一幅平常的山水画点染得清幽秀美。上片写景的特色，在于动静交错，生气栩栩，体现了词人对于山水的清赏能力。
下片即景遐想，由对眼前山水的清赏，转入对于自然和人事沧桑的思索。他因上卢桥一带襟山带水、十里平地的地理形势，猜想它也许是从当年的城市变迁而来。为了证明自己猜想的可靠，他先在表明这一看法前作出铺垫，也就是用人们常说的沧海桑田的观点作引子。在邈远的时间内，深谷变为山陵、山陵变为深谷的地貌迁变，在漫长的历史上，闹市变为桑田、桑田变为闹市的人间兴废，既然都是可能的，那么，作为形胜的上卢桥一带，有过小小兴亡，当然也就很可能了。这是先立其大，再言其小，顺势而下，无可怀疑。这样的议论，畅快无碍。
此词虽是随意点染，却也颇见理路，饶有趣味，写景兴叹，都臻上乘。而它的因小见大的思路，也表明了作者这一时期从大处、从根本处领略人生的情思趋向。
上片，以比拟的手法，写少妇挥汗如珠、轻纱裹体的夏日容貌。“火云凝汗挥珠颗，颗珠挥汗凝云火”，渲染了少妇脸部的热汗如珍珠般的美。动静结合，神韵飞舞，光彩照人。上句突出“夏”之意，下句突出“汗”之美。“琼暖碧纱轻，轻纱碧暖琼”，写少妇绿中透白的肌体美。第三句突出“碧纱”的“轻”飘美，第四句突出白玉般的朦胧的体态美。诸多群像巧妙组合，造成了一种宛如仙女飘逸、分外妖烧的意境美。
下片，采用渲染手法，进一步描绘了少妇另外两种美：午睡美和晚妆美，即突出写了少妇午睡之后和晚照卸妆的体态美。“云腮嫌枕印，印枕嫌腮云”，将红脸与红枕互为因果，映衬出少女午睡而生的“云”、“羞”的“红颜”美。“闲照晚妆残”句中“晚”字，点明少妇“闲”与“妆残”的时间。“残妆晚照闲”句中“晚照”，则渲染了少妇“残妆”后的“闲”适生活氛围。这种侧面描写具有极好的审美效果，颇有迷人的魅力。
为表现少妇的体态美，全词总是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同质同构的客观物象，来创造符合自己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的意象。通过“火云”、“碧纱”、“琼暖”、“云腮”和“晚照”等色彩词语，塑造了“火云凝汗”，碧纱琼裹、云腮枕印、晚照残妆等少妇特有的体态美和闲适美的睡美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