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蒲松龄先生的《聊斋志异》，用笔精确简约，文中寓意的地方不着痕迹，笔法脱胎于诸子百家的文章，不只是同左丘明和司马迁学的。传说蒲松龄先生住在乡下，境遇落魄没有伴偶，性格特别怪僻，当村中孩子的私塾老师，家中贫穷自给自足，不求于人。蒲松龄先生创作这本书的时候，每到清晨就拿一个大磁罂，里面装着浓茶，而且还拿一包烟草，放到行人大道旁，下面铺设着芦衬，坐在上面，烟和茶放到身边。看到有人经过，一定极力拉住他们和他交谈，搜罗奇异的传说，讲述离奇的故事，只要路人知道的就行；渴了就给路人喝茶，有时递上烟，一定让路人尽情地说完才结束。每当听说一件奇异的事，回去就加工润色记录下来。就这样经过了二十多年，这本书才完成。所以他的笔法非常绝妙。王阮亭听说先生的大名后，特地来拜访他，他却避而不见，拜访了三次都是如此。先生曾经说过：“这个人（指的是王阮亭）虽然风流儒雅，但终究是富贵气象，我是一介农夫不方便与其来往。”可见先生品格是多么高尚。后来王阮亭（号渔洋山人）想花三千金买下先生的稿件，替他刊登，他执意不肯。王阮亭又找人几次去请先生，先生感激他的诚恳，于是让使者赶快步行去给他送稿件。阮亭一晚上就把稿件读完又略微加以批注，使者仍将批注完的稿件带回。当时的人们都佩服先生的高雅品格，认为他特别突出，与世俗难合。
注释
蒲留仙：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人，清代作家。
抗于：学习某人欲与之匹敌，称抗于。
左史、龙门：指左丘明和司马迁。
左丘明著《左传》，司马迁生 于龙门。
落拓无偶：因不随从世俗之见，显得孤傲。
无偶：没有朋友。
一说无比，不能匹敌。
尤： 格外，十分。
临：到，来。
罂：大腹小口的瓶或罐子。
贮：储藏、装着。
具：准备。
淡巴菰：烟草的旧音译名。
置：放置。
或：有时。
已：止，停止。
方：才。
蒇：完成。
故：所以，因此。
王阮亭：又号渔洋山人。
下文“渔洋”即指他。
刊：出版。
鉴：了解，感到急足；急行传达信件的人。
在朦胧的月色下，映入女子眼帘的山容水态，都充满了哀愁。前三句用三个“流”字，写出水的蜿蜒曲折，也酿造成低徊缠绵的情韵。下面用两个“悠悠”，更增添了愁思的绵长。特别是那一派流泻的月光，更烘托出哀怨忧伤的气氛，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显示出这首小词言简意富、词浅昧深的特点。
相思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也是历代诗家文人付诸歌咏的最佳题材之一。古诗中多用“长相思”三字，如《古诗十九首》中就有“上言长相思”、“著以长相思”、“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等。南朝陈后主、徐陵、江总，唐李白等都有拟作。内容多写女子怀念久出不归的丈夫。至于白居易这首《长相思》，则有其特定的相思对象，即他的侍妾樊素。
樊素善歌《杨柳枝》，因又名柳枝。因为种种原因，樊素自求离去，白氏在《别柳枝》绝句中说：“两枝杨柳小楼中，袅袅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可见作者对于樊氏的离去十分伤感。这首《长相思》词也表达了相同的情感。
词的上阕写樊素回南必经之路。因为她是杭州人氏，故作者望吴山而生愁。汴水、泗水是一去不复回的，随之南下的樊素大概也和河水一样，永远离开了他。所以作者想象中的吴中山脉，点点都似愁恨凝聚而成。短短几句，把归人行程和愁怨的焦点都简括而又深沉地传达了出来。尽管佳人已去，妆楼空空，可作者一片痴情，终难忘怀，他便于下阕抒发了自己的相思之痛。两个“悠悠”，刻画出词人思念之深。这种情感的强烈，只有情人的回归才能休止。然而那不过是空想，他只能倚楼而望，以回忆昔日的欢乐，遣散心中的郁闷而已。
这篇作品形式虽然短小，但它却用回环复沓的句式，流水般汩汩有声的节奏，贯穿于每个间歇终点的相同韵脚，造成了绵远悠长的韵味，使相思之痛、离别之苦，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这是赵孟頫因送客城东，适见郊外春光明媚，心有所感而作的一首小诗。
诗人以自然清新的语言，描绘了郊野春色的美丽，抒写了他偶见春光的真切感受。 诗的前两句，是着意描写郊野春色。“野店”、“陌头”，是用村野小店、田间小路，点明此乃郊外。“红粉姿”，是用女子的姿色，来形容桃花。“红粉”，即胭脂和铅粉，因其皆为女子的化妆品，故引申而指女子。“绿烟丝”，是用绿色的轻烟，来形容嫩绿的杨柳细枝。这两句写得集中概括，如描如绘。春光种种，自难以一一道尽，故而诗人仅选择那最醒目的红的桃花、绿的杨柳以概括之。这样写，不仅大省笔墨，而且能突出诗人放野郊野的第一印象，还能以鲜明的色泽，唤起人们对春日郊野生机勃勃的种种美好联想。真是一以当十之笔法。
诗的后两句，是巧妙抒写偶见春光之感受。“却”，犹“了”。“过却春光”是“春光过却”之倒置。这两句，语极浅显，而充满真情，并且很有点哲理意味。其中，固然包含有时光易逝的感慨，而更多的却是得见春光的喜悦。试想，一个久居城中之人，整日琐事缠身，何以得见春色？一旦来到郊外，突然发现那艳丽的春光，怎能不欣喜万分？怎能不产生一种差点错过之感？何况，诗人得见这美丽而易逝的春光，乃是因为送客城东这样一个偶然的机缘。那种不期而获的惊喜和侥幸之情，怎能不荡溢心间？本因送客而伤感，不想得遇此机缘，很有点因祸得福的味道了。
此诗，虽无惊人之语，也谈不到什么重大的思想意义，但它却写得绘景如画，抒情真切，于自然流畅的语言中，传达出一种偶然得见郊野春光的真实感受，仍不失为一首精巧的诗作。
《缚鸡行》大约在公元766年（代宗大历元年）夏历岁暮作于夔州西阁。
诗人于偶然之中，看到家中小仆人正在捆鸡，要拿到市上去卖，而鸡被捆得着急，边叫边挣扎，似乎在向人提出抗议。“相喧争”三字，将小鸡人格化，使缚鸡这个细节充满了生动活泼的生活情趣。诗人一询问，原来是因为家中的人怕鸡吃掉蚂蚁之类的小虫，有伤生灵，所以要卖掉它。然而诗人仔细一想，鸡卖出去不是也要遭受宰杀的厄运吗？为什么人对虫子要施以厚恩，而对鸡却要报以刻薄呢？诗人对此似有所悟，立即命令小仆人解缚放鸡。然而诗人再仔细想想，放了鸡，虫蚁不是又要遭受灾难了吗？反复想来，实在没有万全之策，于是只好倚靠在山阁上，注视着寒冷的江面，江水正浩浩东去，远处是迷蒙的烟霭，一片苍茫。诗中似乎表现了一种道家的思想。据《庄子·列御寇》：“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因而，陈师道说：“鸡虫得失，不如两忘而寓于道。”（《杜诗镜铨》引）但似乎又是佛家的思想。王右仲说：“公晚年溺佛，意主慈悲不杀，见鸡食虫蚁而怜之，遂命缚鸡出卖。见其被缚喧争，知其畏死，虑及卖去遭烹，遂解其缚，又将食虫蚁矣。鸡得则虫失，虫得则鸡失，世间类者甚多，故云‘无了时’。计无所出，只得‘注目寒江倚山阁’而已。”（《杜臆》）
当时，天下战乱已久，国家和人民都陷于苦难中，一时还无法摆脱困境。杜甫虽有匡时济世之志，但年老力衰，已“无力正乾坤”。萧涤非先生说：“感到‘无力正乾坤’的诗人是很难做到飘飘然的。白居易有这样两句诗：‘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我以为这对于我们理解杜甫这一貌似达观的形象很有帮助。”（《杜甫诗选注》）可见诗中仍然表现了作者对时局的深切关心，流露了对国家、人民的忧虑，在计无所出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苦闷心情。
此诗的别致之处，还表现在语言上。杜诗语言的基本风格，是千锤百炼而严整精工，但此诗语言却平朴自然，采用散文化的句法，显得平易顺当。“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如同当面交谈，读来亲切动人。这与表现细小的生活情节，与抒发表面看来轻松的感情，是极为适宜的。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评论说：“《缚鸡行》自是一段好议论，至结语之妙，非他人所能企及也。”他还引了李德远的拟作《东西船行》进行比较：“‘东船得风帆席高，千里瞬息轻鸿毛。西船见笑苦迟钝，流汗撑折百张篙。明日风翻波浪异，西笑东船却如此。东西相笑无已时，我但行藏任天理。’此诗语意极工，几于得夺胎法。但‘行藏任天理’，与‘注目寒江’，不可同日语耳。”而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更是一语破的：“宕开一笔，妙不说尽。”的确，此诗最纯之处就在于结句。一是在结尾处故意采用逸宕手法，由议论而转入写景，使得篇末产生变化，通篇由平实入空灵，摇曳生姿；二是将上面所议论的内容突然收起，将欲尽未尽之意如盐著水般地化入景中，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品味和领悟，从而引发出深沉的思考，显得含蕴无穷，韵味悠长。《东西船行》的结句“行藏任天理”之所以不能与“注目寒江”同日而语，就在于已经把道理说尽，没有回味的余地。
精卫衔木石以填东海的故事，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经常吟咏的内容。这则故事之所以成为一个熟典，就在于精卫鸟的形象代表了人间的一种可贵而又可悲的精神。将精卫和愚公作一个比较的话，二者事有相类之处，但它们所体现的精神特质却是迥然不同。精卫体小，所衔木微，而东海无涯，无有平期。然而“我心无终时”，填海的精神令人悲怆，令人崇敬。这种精神，对于作者这样在亡国之后永葆节操的民族志士来说，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此诗中诗人把自己比喻为精卫鸟，决心以精卫鸟填海的精神，实现自己抗清复明和编写巨著的大业。充分表达了他坚持气节，不向清王朝屈服的决心。同时，在此诗中诗人也渗透了区区一人的身单势孤，当然，也有对那些为了一己利益“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的不满和无奈。
此诗以问答的形式成篇，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层次。“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万事有不平”句的问话是代表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心态。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慕于懦弱的一种自欺，明明承认万事不平，又觉得已回天无力，于是主张放弃反抗，停止斗争。这种人还往往自命通达，很容易发展为与世俯仰，随波逐流，丧失节操。作者则借精卫之口以明志：“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这是对精卫精神的讴歌，又是作者心灵的直接宣泄。在当时，明王朝大势早去，复国无望，这一点作者心里自然是清楚的，所以他自比精卫，誓死不向清朝统治者屈节，决心坚持“衔木”，直至终古胜利仪是奋斗者的愿望，虽然不绝对能实现，但舍身的抗争却誓不停止，永远是战士的精神脊柱，那就是可歌可泣的正义之志。作者的宣誓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也正是作者内心的剖白。“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借对话者的口吻，道出了一个可耻的现实：原来的一些明朝士人，在亡国之后，初隐而后仕，自营巢窠，卖志求荣，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作者所不齿的燕鹊之类的“众鸟”，在精卫的面前却显得非常的卑鄙无耻了。
此诗对精卫的形象作了富于独创性的再塑造、在诗的中间作者让精卫自己反复鸣唱，使其光辉的精神特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这种民族精神的瑰宝之所以光芒闪耀，异彩夺目，是作者将它置身于“燕雀”的衬托之上，所获得的神效。美与丑相激共振，精卫与燕雀同处于一个画面之中，各行其是，顿时黑白昭然，圣沽与龌龊的互相比较，所产生的褒贬效果分外强烈。
另外，此诗采用对话的形式行文运笔，使诗的语言简洁明快，质朴自然，尽弃雕饰。从而使通篇不枝不蔓，精工细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总之，无论是诗中所弘扬的正义之气，还是诗歌所达到的艺术造诣，都能够强烈地感染读者，具有不可磨灭的艺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