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人葛洪《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但《宋书·乐志》言《白头吟》等“并汉世街陌谣讴”,即民歌。《玉台新咏》载此诗,题作《皑如山上雪》,则连题目亦与卓氏无关了。《西京杂记》乃小说家言,且相如、文君关系亦未尝至此,故云文君作,显系附会。此诗当属民歌,以女子口吻写其因见弃于用情不专的丈夫而表示出的决绝之辞。
首二句是一篇起兴,言男女爱情应该是纯洁无瑕的,犹如高山的白雪那样一尘不染;应该是光明永恒的,好似云间的月亮皎皎长在。这不仅是一般人情物理的美好象征,也当是女主人公与其丈夫当初信誓旦旦的见证吧。诚如清人王尧衢云:“如雪之洁,如月之明,喻昔日信誓之明也。”但也有解为“以‘山上雪’,‘云间月’之易消易蔽,比起有两意人。”意亦可通。细玩诗意,解为反面起兴,欲抑先扬,似更觉有味。
故“闻君”二句突转:既然你对我的爱情已掺上杂质,既然你已心怀二心而不专一持恒,所以我特来同你告别分手,永远断绝我们的关系。“有两意”,既与首二句“雪”“月”相乖,构成转折,又与下文“一心人”相反,形成对比,前后照应自然,而谴责之意亦彰,揭示出全诗的决绝之旨。
“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意谓这是咱们最后一次相聚饮酒,散席后大家就各自分手,如流水东西永不汇合。“今日”、“明旦”是为了追求诗歌表述生动才选用的措辞,如果把“明旦”句理解为“明天就可在沟边分手”,不免过于拘泥字句的意思,反而失去了诗人的真意。此句承上正面写决绝之辞:今天喝杯诀别酒,是我们最后一次聚会,明晨就将在御沟分手,就像御沟中的流水一样分道扬镳了。“东西流”以渠水分岔而流喻各奔东西;或解作偏义复词,形容爱情如沟水东流,一去不复返了,义亦可通。
“凄凄”四句忽一笔宕开,言一般女子出嫁,总是悲伤而又悲伤地啼哭,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只要嫁得一个情意专一的男子,白头偕老,永不分离,就算很幸福了。言外之意,自己今日遭到遗弃才最堪凄惨悲伤,这是初嫁女子无法体会到的滋味。作者泛言他人而暗含自己,辞意婉约而又见顿挫;已临决绝而犹望男方转变,感情沉痛而不失温厚。诚如清人张玉谷所评:“凄凄四句,脱节暗转,盖终冀其变两意为一心而白头相守也。妙在从人家嫁娶时凄凄啼哭,凭空指点一妇人同有之愿,不着已身说,而己身在里许。用笔能于占身分中,留得勾留之意,最为灵警。”堪称深得诗旨。
结尾四句,复用两喻,说明爱情应以双方意气相投为基础,若靠金钱关系,则终难持久,点破前文忽有“两意”的原故。“竹竿”,指钓鱼竿;“嫋嫋”,形容柔长而轻轻摆动的样子;“簁簁”即“漇漇”的假借字,形容鱼尾像沾湿的羽毛。“钱刀”,即古代刀形钱币,此处泛指金钱。以鱼竿的柔长轻盈摆动和鱼尾的滋润鲜活,比喻男女求偶,两情欢洽。《诗经》这类比兴较多,如《卫风·竹竿》:“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毛传》:“钓以得鱼,如妇人待礼以成为室家。”但此处联下文之意,似又隐含爱情若不以意气相知,仅以香饵诱鱼上钩,恰似只靠金钱引诱,那爱情是靠不住的。故清人朱嘉微评曰:“何以得鱼?须芳其饵。若一心人意气自合,何须芳饵为!”结句点破男子“有两意”是因为金钱关系。但究竟是他利用金钱为诱饵去另图新欢呢?还是那位“新欢”家资颇富,致使这位男子贪图富贵而厌弃糟糠呢?这只有留给读者去猜想了。
这首诗塑造了一位个性鲜明的弃妇形象,不仅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的婚姻悲剧,而且着力歌颂了女主人公对于爱情的高尚态度和她的美好情操。她重视情义,鄙夷金钱;要求专一,反对“两意”。当她了解到丈夫感情不专之后,既没有丝毫的委曲求全,也没有疯狂的诅咒和软弱的悲哀,表现出了妇女自身的人格尊严。她是把痛苦埋在心底,冷静而温和地和负心丈夫置酒告别,气度何等闲静,胸襟何等开阔!虽然她对旧情不无留念和幻想,但更多的却是深沉的人生反思。因此,她较之古诗中一般的弃妇形象又迥然不同,显示出“这一个”的个性。
全诗多用比兴和对偶,雪、月、沟水、竹竿、鱼尾等喻象鲜明生动而又耐人寻味。一、二、五、六、十三、十四等句皆工对而又自然。此外四句一解,每解换韵,而诗意亦随之顿挫,声情与辞情达到完美的统一。
《塞翁失马》通过一个循环往复的极富戏剧性故事,阐述了祸与福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如果单从哲学角度去看,这则寓言启发人们用发展的眼光辩证地去看问题:身处逆境不消沉,树立“柳暗花明”的乐观信念;身处顺境不迷醉,保持“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
从寓言本身包含的思想倾向来看,存在与主流思想不和谐的因素:“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胡人大举入侵,国难当头,青壮年都拿起武器去打仗了,而且有那么多的人在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足见战争之惨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善术者”父子没有尽匹夫之责,倒是“以跛之故”保全了性命。
问题不在于“父子”是否上战场,毕竟年老和腿瘸的客观现实给了他们没上战场的理由。问题的关键是作者把“父子”因为没有上战场而保全了性命当做了莫大的“福”分,并为之而庆幸。这与培养爱国主义感情、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的要求很不一致。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善术者”因为腿被摔瘸了而没有为国尽力,理当感到遗憾甚至惭愧,特别是在有那么多战死者的情况下,作为苟活者,应该感到内疚甚至耻辱才是。但“父子”没有,他们只是庆幸,庆幸“堕而折其髀”的灾祸,庆幸逃脱了去战场捐躯”,庆幸继续活下去的福气。
这里没办法去讨论战争的正义与否,毕竟只是一则寓言,是为了诠释一个道理而演绎的故事。如果单从祸福相互转化的关系去看,对这则寓言不能有什么非议。但既然选入了中国的学生教材,就应该特别在乎是否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了。
在一定的条件下,好事和坏事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塞翁失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千百年。无论遇到福还是祸,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要超越时间和空间去观察问题,要考虑到事物有可能出现的极端变化。
第一首曲子概括写出闲适生活的情景,反映了作者的心境比天地更空旷,他似乎什么思绪都没有,进入了一种顺其自然的境界,正如《庄子·逍遥游》所言:“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意思是顺应着万物的本性,跟随着自然界的变化,生活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虚无缥缈之中,对什么也不依靠,这就是道家所说的无为逍遥的境界。作者的闲适,正是向往着这种境界,“闲快活”是进入这一境界的心情。
其实作者未必就如此闲适,快活得似神仙。如果深人了解作者当时的社会环境,也许可以看到快活的背后积淀着无穷的辛酸和苦闷。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文人们最甜的梦是“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旦雁塔题名,龙门跳进,便可大展才华,或为国家效劳,或为私利奔波,就都有了权力的保障,实现理想也方便多了。可惜元代这条路是那么坎坷而狭窄,荆棘丛生,陷阱遍布,一不小心跌倒下去,就会遭到灭顶之灾。蒙元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汉人属于三、四等人,处于下层;而知识分子,则为下层之下,所谓“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可见,在“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权贵们面前,儒生们显得何等可怜,其斯文早就扫地以尽了。
由高雅之士降而为受欺之民,前程一片渺茫,所以总会伴随着强烈的失落感。当时的剧作家多有此感。石君宝在《秋胡戏妻》中哀叹道: “儒人颠倒不如人!”马致远在《金字经》里也曾发牢骚说:“困煞中原一布衣……恨无上天梯。”关汉卿实际上也同他们一样,对黑暗的异族统治怀着强烈的仇恨,对被压迫被损害的下层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这样一位满腔忠愤、为人热忱、关心世态、勤奋著述的“梨园领袖”和“杂剧班头”,是决不会超然物外,闲得无所事事的。大丈夫生在世上,理应建功立业,有所作为;即使走不通仕途,也有别的途径可走,关汉卿就是用自己丰富的杂剧为国家、为民族建了大功、立了大业。
第二首曲子描写诗人与朋友诗酒欢宴的惬意场面。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作者村居的房舍里充溢着闲适和舒畅的气氛。旧酒已被重酿过一遍,新酒也已经酿熟了,满屋都散发着香喷喷的酒味。主人呼朋引伴,在自家简陋的方桌上摆上了几个旧瓦盆,里面盛满了菜肴。酒菜虽不是山珍海味,但也还鲜美可口,荤素兼有,颇为丰富。客人们围坐在一起,自自在,不分彼此,一边品嚼着酒菜,一边吟诗唱和;不管是山僧还是野叟,读书人还是农夫,都是老朋友,无贵无贱,无上无下,你一杯,我一盏,你一言,我一语,你一唱,我一和,玩个随心所欲,乐个开怀如仙。
有趣的是这次宾主宴会,不是主人礼仪性地宴请客人,而纯属一种友人们“打平伙”式的聚餐,这在特别讲究礼仪的府第和官场,是难以见到的。“你出一对鸡,我出一只鹅”,他带几样自种的蔬菜,大家动手,既做主人,又做客人这种老友平等而真诚的相聚,比起一人掏腰包来招待众人倒是公平合理得多,快活有趣得多,还确实有点返朴归真的情味。
关汉卿用朴质的文笔,描写了乡间生活的这一场景,表现了他追求着一种高雅的情趣。在这里,人们和睦友好,真诚相待,不拘泥于繁琐的礼节,率性而行;邻里之间情同手足,世俗的恩恩怨怨,官场的尔虞我诈,在这里已无影无踪了。杜甫《客至》中写道:“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也是对这种情景的称道。
第三首曲子反映了作者看破红尘、放下名利希望在归隐中安享晚年的内心呼唤。开头就活用了一个成语“心猿意马”。敦煌变文《维摩诘经·菩萨品》云:“卓定深沉莫测量,心猿意马罢颠狂。”又《维摩诘经·香积品》云:“难化之人,性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制御其心,乃能调伏。”这是把人的名心利欲,比作奔腾的野马、跳跃的山猿,只有将它牢牢地拴起锁住,才能安静下来。
人往往为名利所支配,在社会上你争我夺,弄得疲惫不堪,结果害人害己,如幻梦一场。因此,在名利场中,尤其是处于阶级、民族矛盾十分激烈的元代,一些知识分子看穿了名利,力图摆脱它的枷锁。关汉卿也多次流露出这种心态。这同样是元代许多文人的共同心理。如卢挚的“无是无非快活煞,锁住了心猿意马”,庾天锡的“紧地心猿系,罕将意马拴”,都将这种心态表露无遗。
现实的种种险恶,使得文人们不得不长叹。屈原沉江、伍胥伏剑、淮阴饮恨的悲剧在不断地重演着,即便是金榜题名,万里封侯,终忘不了“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于是立下决心“跳出红尘恶风波”,并感慨地诘问:“槐阴午梦谁惊破。”槐阴梦就是南柯梦。午梦等于说“白日梦”。世间人心险恶,人海风波浊浪翻滚,世人对未来的奢望乃至已在手中的荣华富贵实质上与南柯一梦没有两样。但真能参破这白日梦的没有几人。这些观察与思考历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知识份子中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人,产生出许多遁迹山林、隐居田园的隐士和逸人。特别是在元朝那种特殊的外族人统治、法律不平等、对知识份子苛酷的社会环境下,许多元代的大知识份子都走上了归隐的道路,其中许多都作过一阵子官还包括一些身居高位的大臣。当然先决条件是这些人心中得能保持正念看到官场污浊、人心险恶时才会退出。如果正念不坚、甚至毫无正念,还不是同流合污、与世沦沉而已。
第四首曲子倾诉了自己为何愿意过闲适的隐居生活的苦衷,可看做是这组小令的总结。他经历了人世间的风风雨雨,看到了贤愚颠倒的混沌现实,没有什么可争的了。曲末一声“争什么”突出了与世无争的思想。
“南亩耕,东山卧”即是作者归隐后的田园生活。 “南亩耕”,取陶渊明《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的诗意。在此含有归田躬耕的意味。“东山卧”,用谢安隐居东山的典故。不难得知,似陶渊明、谢安这等雅洁的隐士生活,在作者心中是向往已久的。作者会产生归隐山林之想的原因并非他不关怀世事。恰恰相反,他也曾像陶渊明、谢安等人一样有过治国平天下以济苍生的宏伟抱负,但在亲身经历纷繁万种的世态人情,看透了世态炎凉的社会世相之后,诗人终于若有所悟。恍然回首,“闲将往事思量过”,明白了“世态”为何物,人情又为何物。虽然此处他没有明言,但这首小令之后却让读者心中泛起深沉凝重的波澜。
《窦娥冤》中“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的善恶颠倒;《裴度还带》中“红尘万丈困贤才”,“十谒朱门九不开”的人才悲剧;《鲁斋郎》中“利名场上苦奔波”,“蜗牛角上争人我”的奔波钻营;“浮云世态纷纷变,秋草人情日日疏”的淡薄世风,所有这些,历历在目,发人深省,又似过眼云烟,轻轻飘过。作者回首往事,反复思量的结果是:“贤”的是别人,“愚”的是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争的了。
咏物诗词,义兼比兴,讲求气象,自然容易受到好评。苏轼是咏物能手,他的诗词中既有托讽深远的名篇,也有刻画精工的妙制,像这首咏橘词,可谓“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巧言切状,体物细微,虽无深刻的思想内容,却饱有余味。
作者借咏橘之题材以抒发自己清新高洁之性情。上片借写菊与荷经受不住寒霜的摧残,写出橘树耐寒的品性和它在尾前屋后生长的繁盛景况。下片写出品尝新橘的情状和橘果的清照,一个‘“惊”字,一个“怯”字,用得十分巧妙精当,颇能传出品尝者的神态,结句更以“三日手犹照”来夸张、突出橘果之照。
“菊暗荷枯一夜霜”,先布置环境。咏物词,特别是咏小物的词,往往由于题材狭窄,难以展开,低手为之,易成枯窘。东坡才大,先在题前落笔,下文便有余地抒发。唐人皮日休《石榴歌》首句“蝉噪秋枝槐叶黄”,同此手段。“菊暗荷枯”四字,是东坡《赠刘景文》诗“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概括。“一夜霜”,经霜之后,橘始变黄而味愈美。晋王羲之帖:“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易多得。”又白居易《拣贡橘书情》诗:“琼浆气味得霜成。”皆可参证。
“新苞”句,轻轻点出题目。橘有皮包裹,故称新苞。又因橘树常绿,凌寒不凋。《楚辞·橘颂》:“绿叶素荣,纷其可嘉兮。”沈约《橘》诗:“绿叶迎露滋,朱苞待霜润。”东坡用“新苞绿叶”四字,描写自然,再以“照林光”描绘之,可谓得橘之神了。“竹篱茅舍出青黄”,好在一“出”字。竹篱茅舍,掩映于青黄相间的橘林之中,可见橘树生长之盛,人家环境之美,一年好景,正当此时。上片三句,纯是赋体,不杂一点抒情成分,然词人对橘的喜爱之情自见于字里行间。
过片二句,写尝橘的情状。擘开橘皮,芳照的油腺如雾般喷溅;初尝新橘,汁水在齿舌间如泉般流淌。“照雾”、“清泉”之喻,大概是东坡颇为得意的,他的《食柑》诗也有“清泉簌簌先流齿,照雾霏霏欲噀人”之句,后来南宋诗人曾几更把它压缩为“流泉喷雾真宜酒”(《曾宏甫分饷洞庭柑》)一语了。此词中“惊”、“怯”二字,活画出女子尝橘时的娇态。惊,是惊于橘皮迸裂时照雾溅人,怯,是怯于橘汁的凉冷和酸味。末句点出“吴姬”,实际也点明新橘的产地。吴中产橘,尤以太湖中东西两洞庭山所产者为最著,洞庭橘在唐宋时为贡物。词中谓“三日手犹照”,着意夸张。以此作结,余音不绝,亦自有“三日绕梁”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