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重在揭露贾似道鲁港兵败前飞扬跋扈、丑态。下片写元军兵围襄鄂，形势危急，而贾似道却于国难当头之际仍沉湎声色，醉生梦死，鲁港兵败中，贾似道仓皇惊慌丑态毕露。这首词以史为词，直抒胸臆，笔锋犀利，语气酣畅。
这首词的上片重在揭露贾似道鲁港兵败前飞扬跋扈、丑态。“向来人道，真个胜周公”。鄂州兵围解除以后，皇帝称贾似道为“师臣”而不呼名，贾似道立度宗赵禥后，朝中一些见风使舵的小人更是公开向贾似道拍马，称之为其“周公”，即是“向来人道”的“人”主要指这些阿谀奉承的群小。作者自己一身傲骨，景定三年（1262年），廷试对策，忤贾似道，置丙第。这首词，既揭露贾似道的丑态，也讥讽了那些趋炎附势，卖身求荣者。“燕然眇，浯溪小，万世功，再建隆。”生动描画出这位假周公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丑态。后汉窦宪追北单于，“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流芳千古而贾似道亦使门客廖莹中等撰《福华编》，以纪鄂功，自以为胜古，建立万世不灭的功勋，复兴了宋王朝。其虚妄无耻，少有前人可比。
“十眇年宇宙，宫中，堂中伴，翻虎鼠，搏鸇雀，覆蛇龙”。写贾似道，欺君压臣的罪行。自景定元年进贾似道少师，封卫国公，到德佑元年鲁港军败，十眇年中，南宋朝局贾似道玩弄于股掌之间。贾似道自比周公翻云覆雨，指鹿为马，完全操纵了国家政局。
“堂中伴”用《旧唐书·卢怀慎传》“怀慎与紫微令姚崇对掌枢密，怀慎自以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让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伴食者，指那些阿附于权奸的官僚，“弄虎鼠”用“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为虎”的意思，“搏鸇雀”指奸臣间争权夺利，贾似道上台后即将前任权臣掀翻在地。“覆蛇龙”意同“翻虎鼠”，以上重点写了贾似道擅权败政的劣迹。
“鹤发庞眉，憔悴空山久，来上东封。便一朝符瑞，四十万人同。说甚东风，怕西风。”写贾似道假造符瑞，蛊惑民心，气压君王。贾似道执政后期，气焰极嚣张，咸淳六年（1270年），诏贾似道入朝不拜，朝退，帝送其出殿；咸淳十年（1274年），贾母死，以天子卤簿葬之，仍不合贾的心意，所以当时朝中可谓是君畏臣。以至刘辰翁在另一首《金缕曲》中曾讥贾似道“正与莽新同梦”，拿他与纂汉的王莽相比。
词的下片写元军兵围襄鄂，形势危急，而贾似道却于国难当头之际仍沉湎声色，醉生梦死，鲁港兵败中，贾似道仓皇惊慌丑态毕露。“甚边尘起，渔阳惨，霓裳断，广寒宫。青楼杳，朱门悄，镜湖空，里湖通”。“边尘起，渔阳惨”，借白居易《长恨歌》中描写安史之乱的句意写元军大举南侵。正是尘乍起，铁骑进犯之时，贾似道却仍在西湖边葛岭寻欢作乐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霓裳羽衣曲”据传出自月宫，“断”尽之义。烽火绵绵，国家危在旦夕，而权相却仍陶然于仙乐飘飘，霓裳雅东之中。“青楼杳”，原注云：“都城籍妓隶歌舞，无敢犯。西湖风光占尽，而国家沦亡即随。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描写权相将国难置亡不顾，惟顾樽前的红男绿女。“大纛高牙去，人不见，港重重。斜阳外，芳草碧，落花红。抛尽黄金无计，方知道、前此和戎。但千年传说，夜半一声铜。何面江东”。这一段写鲁港之行及鲁港之败。贾似道前往督战时，调粮选兵，建大纛，耗尽国家的兵力财力，但到前线后，却将精锐尽属他人，自己却自将后军军于鲁港。“斜阳外”几句，以时令节物暗寓花落水流、斜阳烟柳的颓没局势。
面对危局，贾似道又重施故伎，遣人犒劳敌军，百般求和，但“黄金抛尽”，和议不成，却露出了本来面目，从前的承平只不过是乞和的结果。据《癸辛杂识》载，面对强大的元军，贾似道已心慑胆破根本不敢应战，时元军调动军队，因西风大作，旗帜指向东方，孙虎臣以为北军顺风进攻，仓卒向贾似道告急，贾不辨虚实，鸣锣退师，以至一退而不可收拾，终至大溃。
最后三句即指此事，这首词采用“赋”的手法，直抒胸臆，笔锋犀利，淋漓尽致了揭露了权奸败政误国的真面貌，可以称其为一首别具一格的豪放词。
这首七言绝句写诗人在旅途中过重阳，登高远望所见所感，抒发浓浓的思归的情怀。
首句点明题旨：九月九日重阳节登高远望。九月九日重阳节，自古以来就有登高的习俗。游子在外，都难免思乡思归，登高远望时，当然会遥望故乡的山川。这一句非常恰切地写出了游子此时此地的望乡动态。次句由动态转写心情，这种“归心归望”的情怀，不是直抒胸臆抒发出来，而是寄寓在“风烟”中，一个“积”字很有分量，道出了归心归望的程度。风烟有多浓多广，那么诗人的“归心归望”也就有多浓多广。这样表现了诗人的归思归望是浓浓的厚厚的。
最后两句写诗人远在他乡的高山上，和大家一起喝着节日的菊花酒，而这里与故乡身隔万里，只能伤心地望着鸿雁飞向南天。重阳登高喝菊花酒是习俗，饮酒是叙事，而游子此时思归，难免多饮几杯，借以消乡愁，这就是事中寓情；饮酒消乡愁，叙事中寄寓了乡愁之情。“鸿雁天”是写景，是鸿雁南飞之景，而诗人是范阳人，雁南飞而反衬人不能北归，这就是景中含情了。
杨慎举出此诗与王勃《蜀中九日》“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人今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认为两诗雷同。实际上，王诗与此诗正好可以参读。王、卢的《九日》诗，虽然题材相同，构思相似，但是王诗的结句，问得痴情，问得无理而妙，表现诗入对南方生活的厌倦。而卢诗的结句，是以雁南飞反衬人不可北归的乡思.。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但艺术特色不同，非抄袭雷同可比。这两首诗，立意清新，情感真切，构思细密，结构完整，是唐人绝句中的名篇。所谓“王、扬、卢、骆当时体”也。具实卢照邻的诗，以“适意为宗”，“不以繁辞为贵”，题材广泛，深情流丽，雄劲自然，富有奇崛的幻想色彩，无论是在“初唐四杰”中还是在整个唐初诗坛，都是十分突出的。
这首曲写出了作者浓浓的思乡之情。写出作者是十分心急的，急得发愁，也许正遇上某些事，回乡无望，因而听着雨打芭蕉的声音，似乎只能籍着秋夜的清凉，做个好梦，梦回家乡探望亲人。
秋风中接到家信，远自万里之外寄来，谆谆“问我归期未”，这两句从空间和时间的两个方面表现了“我”与“家”的暌隔。而诗人未对来信的殷望作任何正面的答复，仅是铺排了自己所处客乡的秋景。“红叶天”、“黄花地”，显然受了《西厢记·长亭送别》中“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的启导，而《西厢记》又是移用了范仲淹《苏幕遮》词的“碧云天，黄叶地”，亦为感秋之作。红叶黄花勾勒了清秋的轮廓，色彩鲜明，但却有一种苍凉冷颓的情韵。尤其是作者在这一背景中添现了“雁”、“人”的活动主角，且雁啼于天，人醉于地，便使这种苍凉冷颓发挥到了极致。“雁啼”最牵愁惹恨，“人醉”则是为了忘忧，而“芭蕉雨声秋梦里”，秋雨的萧疏冷酷，使得乡梦也为之惊醒。这三句景句无不暗寓着人物的客乡况味和主观感受，代表着诗人的“秋怀”。深沉的乡思与有家难归的羁愁，便足以回答“归期未”的提问了。
这三句是作者收信后无言的感受，但它也可以视作诗人因家信问起归期而惆怅苦闷的应接。可以这样想象：诗人因在现实上不可能回到万里以外的乡园，无语可复，心中充满了忧愁与歉疚。他抬头望天，想看看那传书的鸿雁可在，结果发现“雁啼红叶天”，大雁似乎也在为他发出悲鸣。满地秋菊盛开，但那并不是故园的黄花，诗人只能借酒狂饮，在酩酊中暂忘乡愁。入夜了，他希望能在梦中实现回乡的心愿，可是“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白居易《夜雨》），蕉叶上的雨声又无情地提醒着他的孤寂。“问我归期未”，不敢答复，至此也无须答复。小令的这三句景语，在时间的跨度上可前可后，代表了“秋怀”的一贯凄凉，确实是颇见妙味的。
应该说这个概括在这首短小精悍的曲里能够得到很好的体现，至于熔铸名句这点，恐怕元曲三百首里没有多少非香艳的题材的作品能跳出唐宋的成就。
回到曲上，“西风信来家万里，问我归期未？”看似简单，实则也简单明了，直奔主题，唯一比较特别之处是以西风送信，这个并不是很多见，古人一般是鱼传尺素，雁寄归思，青鸟传音，西风送信便是把西风拟人，赋予看似凛冽的西风一点人情味；“问我归期未”，平实却亲切，仿佛正面对面问话一般。又令人想起“道是归期未有期”这种情怀，有点淡淡哀愁。可见，这两句应该没有经过太多斟酌，完全是作者的真情实感的流露，因此读来也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之感。
“雁啼红叶天，人醉黄花地，芭蕉雨声秋梦里”这一句其实颇为经典，既充分体现张可久“清丽派”的作风，又充分体现曲在营造意境上对诗词手法的传承，强调了一种有构图讲究的图画般的美感。这一句却能够从人的多种感官角度把一种写来写去的思乡情怀具体化，形象化，把主观感受融入客观景物里，虽是一种常用的表现手法，又因作者能对颜色、声音、炼字、音韵都做出很好地把握，使得此曲经得起反复的品读。
“红叶”“黄花”秋意尽显，颜色鲜明，令人印象深刻，脑海中立即出现相似的画面；“啼”“醉”可以说是有炼字的功夫在内的，雁啼虽不同于杜鹃啼，但只要说到啼声，总是会有些感情在其中，无非雁就是像“我”一样，呼唤着同伴南迁，顺便一提，张可久是浙江人，也就是南方人，那么北雁南飞对于他的意义就更为具体了，而这啼声中，也夹杂着一些复杂的情绪，也许隐含了悲伤、急切、思念、担忧等等，“醉”作者认为黄花遍地的景色醉人，但有道是景不醉人人自醉，能够归乡的喜悦心情才真正让作者沉醉其中；芭蕉雨声秋梦里，芭蕉在古代是有特定所指的意象，一般指代愁思、闺思、乡怀、悲凉，而雨打芭蕉一般是指愁上加愁，不可排解。李清照就常用芭蕉的意象。作者是十分心急的，急得发愁，也许正遇上某些事，回乡无望，因而听着雨打芭蕉的声音，似乎只能籍着秋夜的清凉，做个好梦，梦回家乡探望亲人。
从押韵这方面来说，不看曲有没有固定韵位，应该是没有的，“里”“未”“地”“里”都是有押韵的，故而朗读起来，此曲也是琅琅上口，音韵和谐的。当一句话，一首曲有一种让人在相似的情形下想起的力量时，已经可以算是成功的作品。正如每逢秋夜下雨时，都会想到“芭蕉雨声秋梦里”以及另一些无名氏的作品“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时无限情”“楼外凉蟾一晕生，雨余秋更清”把几种意境重叠在一起，然后整理起自己种种的愁绪。
本诗前两句，作者道出自己的乡思情。然而这种乡思情有多深有多浓？作者没有直接外露，却是以“西风”“红叶”“黄花”“芭蕉”“秋雨”这些富有季节特征的一组景物构成意境，渲染出一幅色彩浓丽的秋景图，衬自己浓浓的乡思情。
文章的第一段概括交代柳敬亭说书技艺的精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深远影响，第二段介绍柳敬亭走上说书道路的经过，以及演技提高的过程；第三段写柳敬亭为左良玉所赏识，倾动朝野；第四段写明亡后柳敬亭重操旧业，其说书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按理说，说书艺术家的音容笑貌是最生动，也最引人注目的。但文章一开始没有一言一语着眼于刻画柳敬亭的音容笑貌，而是把柳敬亭放在宋明以来演史小说盛行不衰的广阔背景上，作宏观的考察。作者指出，两宋时说历史演义和小说者，见之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著录的就有数十人。此后数百年间，却寥寥无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以考信的笔法，确切的事实，突出了柳敬亭在古代说书艺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地位低微的说书艺人要走向社会已属不易，更何况是得到公众的肯定而名噪一时了。黄宗羲对柳敬亭的坎坷经历和曲折奋斗，只是一笔带过，说他年十五，就犯法当死，因而变姓柳，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语调平实，不事渲染。而吴传则说：“久之，渡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噫！吾今氏柳矣。’这就把柳敬亭的改姓传奇化了。也许，吴所写的传中有关这类描写，在黄宗羲看来，正是所谓“有失轻重”之处。其实，不过是黄、吴写传的主导思想不同罢了：一则重平实，一则重描写而已。
柳敬亭从家乡泰州流浪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使听众动容，说明他在说书技艺方面有着极好的禀赋。但在柳敬亭的成才道路上，儒生莫后光的指点，似乎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莫后光关于“说书虽小技”一番话看似平常，含义则极其丰富。“句性情，习方俗”，可以说已经是说书艺术的高标准要求了，而“如优孟摇头而歌”，则更是说书艺术的典范。柳敬亭虚心接受名师教诲，为了追求说书艺术的更高境界，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和攀登。“凝神定气，简练揣摩”八个字，正是他悉心研求说书艺术，刻苦磨练说书技巧的真实写照。接着，黄宗羲又用对话的形式，把柳敬亭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分作三个阶段，三种境界，加以具体的描述。“期月”，“能使人欢咍嗢噱矣”，这是第一个阶段；“又期月”，“能使人慷慨涕泣矣”，这是第二个阶段；“又期月”，“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这是第三个阶段。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既写出莫后光循循善诱的有方教导，又写出了柳敬亭锐意奋进的精神和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攀登的态度。连莫后光也不得不赞叹说：“进乎技矣。”自此之后，柳敬亭在扬州、杭州、南京等地献艺，无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以至于“名达于缙绅间”。市井内外，朝野上下，无不为他说书艺术所达到的神化境界折服倾倒。
关于柳敬亭“参宁南军事”，吴伟业连举六七件事，着重说明柳敬亭“平视卿相”的“侠骨”和他善于排难解纷的高士行为，而黄宗羲则重点记载两件事：一写那些幕府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煞费苦心所拟就的文檄，都使左良玉“不悦”；而柳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的言辞，却无不与左良玉“意合”。即使是写柳敬亭的军事才干，也仍然不离开说书艺人的当行本色。二写柳敬亭奉命至金陵，朝廷官吏从上到下，无不“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礼遇和令人羡慕的显赫地位，柳敬亭仍然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处之泰然，毫不心动。这里，既反映出一个历经坎坷的说书艺人是怎样的玩世不恭，也透露出他敝屣功名利禄的态度。妙在文章处处要使人忘却柳敬亭是个说书艺人，正面描述如“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侧面烘托如同行们的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而客观效果则处处使人感到他依然是个说书艺人。
正因为柳敬亭有处变而不惊的人生态度，所以，一旦明亡，左良玉病死，他丧失其资略尽”，也能“复上街头理其故业”而安之若素。作者尤其强调的是军中的生活经历，举凡“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一切包括国家兴亡，朝代更迭在内的风云际会，都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如果说这一切是他攀登说书艺术高峰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那么“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则又进一步增强了他的表演艺术手段。而“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则是对柳敬亭说书的思想和艺术所作的高度赞誉，也是柳敬亭能够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最根本原因。而从文章写作来看，这两句正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倾注了作者对忠臣义士无限仰慕的思想感情。
本文的叙述既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又照顾到柳敬亭一生的行踪。对于柳敬亭说书技艺的描写，生动具体，绘声绘色。全文结构谨严，条理井然，取材精当，有详有略。语言简洁精炼，文字干净利落。
由于柳敬亭的精湛技艺，明清笔记中为他立传的，还有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至于记载他的人品、技艺的那就更多了，较著名的有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书柳敬亭册子》、余怀《板桥杂记·轶事》、夏荃《退庵笔记·柳敬亭》等。在所有这些传记材料中，黄宗羲改写的这篇《柳敬亭传》，取材精当，详略得宜，主旨明确，可谓落笔不群，出手不凡，应当说是写得最成功的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