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菊》,作为小说人物诗,是并不弱于《咏菊》的。诗人把菊花作为知己、知音,于是向它提出了郁积于心的许多问题。问菊就是问自己,答案也都包含在问题之中。你那样标高气逸,傲然独立于尘世风霜之中,没人能和你结伴生活。花朵同样俊秀,你不在春天和百花一起东放、争妍斗艳,却到了深秋才东放。一种深沉的寂寞感,孤扯感扑面而来。这就是觉醒之后的黛玉的心理的深切写照。可以说,这首诗倒是更深沉地揭示了诗人的精神世界的,单就律诗的格律而言,这首诗是确有可推敲之处的,有的对仗不够工稳。这和黛玉的“不以词害意“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的诗学见解有关。
在这首诗中,轻俗傲世,花东独迟,道出了林黛玉清高孤傲、目下无尘的品格性情。 “圃露庭霜”就是《葬花吟》中说的“风刀霜剑”。荣府内种种恶浊的现象形成有形无形的刺激,使这个孤弱的少女整天陷于痛苦之中。“鸿归蛩病”映衬出她苦闷彷徨的心情。对黛玉来说,举世可谈者只有宝玉一人,然而碍于“礼教之大防”,几乎没有痛痛快快地畅叙衷曲的时候。“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东为底迟?”这两句脍炙人口的名句,与其说是有趣的讯问,莫如说是愤懑的控拆。全诗除首联之外,颔联、颈联、尾联全为问句,问得巧妙,正如湘云说:“真把个菊花问的无言可对。”林黛玉一再向那寄托在东篱之下的菊花发问,其实是暗喻自己寄人篱下,缺少知音。
小说中李纨评《咏菊》第一,《问菊》第二,《菊梦》第三,所以林潇湘魁夺菊花诗。其实这种写法本身就另有微言大义,如果按十二首诗作的实际情况,那并非如宝玉所赞同的“极是!极公!”正如后人评点所调侃,宝玉情有所偏,“林妹妹为魁,不是也是,不公也公”。即以黛玉自己的三首诗而言,应该说这首《问菊》要比《咏菊》更真情更自然。
首联即直切“问”字,所谓“讯秋情”即问讯菊花的情怀意向。下面一连几个问句,或切合历史上所形成的菊花之文化品位,或抓住菊花的自然特性,其实都是把菊花当作诗人的一个同类,即将诗人自己的情怀赋予了菊花。所谓问菊,实是自拟。孤标傲世,当然是从陶渊明就给菊花涂染上的文化个性,问“偕谁隐”,答案已经在问句之中,即与菊花相过从的只能是高人隐土。菊花在秋季东放,当然不同于“万紫千红总是春”,问“为底迟”,也就是赞美了菊花不趋时不从众的品性。园圃露水冷清,庭院寒霜凝降,别的花所以不在秋季东放,菊花所以会感到寂寞,但也正因此反衬出菊花的遗世独立。鸿雁在秋天向南飞走,蛩即蟋蟀也即将结束生命,这进一步皴染出菊花的孤高。总之这四个问句,实际上就是以问的形式抒写诗人自己的情怀,也就是对菊花的“移情”故问。最后两句就把这层意思明白点出:不要感叹没有知音,我就是你的好朋友,如果菊花能说话,咱们就好好聊一会吧。但全诗都采用问的口气,一方面与诗的标题紧扣,另一方面使诗有一种含蓄的韵味。
应该说,这首诗十分切合小说中所写黛玉之性格——第五回所谓“孤高自许,目无下尘”,作者代拟的这首诗传神地体现了这种特点。同时当然也就关合了黛玉将来“眼泪还债”的寂寞之苦境。
何逊的诗在梁代颇有影响,沈约曾盛誉其作,谓“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此诗的艺术水准,也当得起这番赞誉。题中的刘谘议,即刘孝绰,曾任谘议参军之职。他是与何逊齐名的诗人,当世有“何刘”之称,二人之间经常有唱和之作。
“旅人嗟倦游,结缆坐春洲。”诗的起首两句交代了作者之所以在行程中要“早泊”,并不是春江夕阳的美丽景色激发了他的观赏兴趣,而是对官事繁复和往来江上的旅行已经厌倦了,才宁愿早早泊船岸边,依春洲以望远,聊解忧烦。何逊的这种心情,在其诗作中多有反映,如“游宦疲年事,来往厌江滨”;“我本倦游客,心念似悬旌”等。诗一开始就表现出作者的忧愁烦恼,为下面的写景与联想做了铺垫。
接下来六句描写了春晚夕阳中的江上景色。暮色黄昏之时,江风停息。涣涣春水,犹如一匹长长的白练,无声地流动着,一直流向远方。江中不知何处,传来一曲悠扬的船歌。这是打鱼归来的船家在摇橹歌唱。在一片静谧之中,这歌声显得既清亮而又陶然自得,使疲于奔波的旅人闻之,更加感慨万端。举目遥看大江两岸,但见春草茵茵。这如翠的绿色绵绵不断,伸展向前,直连着天边。近处的草芽绿得可爱,远处的草却渐渐地映出傍晚天际的清光,越向远方,这清光越亮,草色也越淡。遥望所及,只见一片莹莹,草色与天光水色融为了一体。偶尔有几朵彩云飘来,霞光倒映在水中,水波起伏,宛如云影飘浮在江面。寂静的江上,时而一只小船从天边驶来,映着天上的霞光,滑过水中的云影,缓缓摇近岸边。宁静的江流,悠扬的渔歌,天边的余晖,绵绵的春草,构成了一幅优美的画面。在这画面中,有声,有光,有色,有近处的清晰,有远方的迷濛,有静止的水天背景,有动态的孤舟轻漾。一切都呈现出素雅的色调,透出一股忧郁的情思。
诗的后四句抒发了作者由江景而生发的联想和感慨。“娈童泣垂钓”用“龙阳君泣鱼”之典。《战国策·魏策》记魏王的男宠龙阳君钓鱼而泣,魏王问其故,龙阳君答曰,前得之鱼小,后得之鱼大,故弃前者而藏后者;因想天下之美人多矣,王将惑于新人而弃故。魏王遂布令于四境之内:“有敢言美人者族。”后以此事喻近幸之臣蔽君主得贤之路。“妖姬哭荡舟”,事见于《左传·僖公三年》。齐桓公与蔡姬泛舟水上,蔡姬摇荡舟身,桓公恐,禁之不可,怒而遣蔡姬。桓公打发蔡姬回娘家只是一种惩罚,不曾想蔡人竟嫁女于他人。桓公大怒,举兵攻破蔡国,并乘势进军楚国。《淮南子·人间训》称:“蔡女荡舟,齐师大侵楚。”以喻祸之起于微小之间。这两个典故都与水有关。何逊关心国事,有志向,但因出身寒微,不善奉迎,故仕途多蹇,胸中常郁郁。他坐于江畔,看江水长流,夕阳西沉,孤舟飘泊,恨谄臣阻扼贤路,忧国家隐患重重,心情格外沉重。他的愤恨忧虑不可以直接表达,遂由水而生发联想,借“泣鱼”、“荡舟”的典故婉转隐晦地表现出来。这应当就是“客心自有绪”的内涵。《南史·何逊传》记载,梁武帝萧衍因何逊在诗中用曹操故事而颇为不满,称“何逊不逊,未若吾有朱异”。何逊“自是疏隔,希复得见”。(朱异是梁代以阿谀奉迎皇帝而著称的近臣,后侯景起兵乱梁,就借讨朱异为名)此事或许能帮助读者理解何逊用这两个典故时的心理背景。
然而,“旅客长憔悴,春物自芳菲”,“客子行行倦,年光处处华”(何逊)。大自然既不因人的悒郁不乐而失去其美之魅力,也不因人之喜悦赞赏而增加其美的色彩。自然的生命就是这样健壮、坚强、蓬勃旺盛。相比之下,人的生命是多么短促、软弱,人的作用又是多么微薄、无力。江水静静,日夜不停;春光流转,年年不息;太阳落下,第二天照样升起;可江边之人,明日不知身在何处,愤恨忧虑,亦复徒然。“对此空复愁”,正是诗人对于人生、社会的无可奈何之叹。
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历代都有名人歌咏。晋代左思作有《荆轲饮燕市》,借歌咏荆轲以抒发对豪门权贵的蔑视;晋代陶渊明作《咏荆轲》,以诗的形式不仅再现了当年荆轲刺秦王的悲壮经过,而且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明自己的叹惋颂赞之情;而柳宗元作的这首《咏荆轲》内涵更为丰富,作者用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巨大包容性的语言成功地描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情节,精心制造了一个接一个的高潮。特别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荆轲临行时的悲壮场面和刺秦王的紧张激烈场面,生动体现出荆轲的勇敢、真诚、刚毅、愚狂的性格特征,从而使荆轲的形象跃然于纸上。而此诗的新意更在于诗人对荆轲作出了“勇且愚”的评价。秦国虐待作为人质的燕太子丹,杀戮樊於期的父母宗族,特别是秦军滥施武力,任意侵凌其他国家的种种暴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对于像荆轲那些抵抗强秦,进行自保的人和事,则应给予一定的同情和颂赞;但是,对秦王采取暗杀等恐怖手段,不能不说是一种愚蠢而又危险的行径。因为这类行径无论如何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诗人对荆轲刺秦王这一愚昧盲动之举,表示了深深的叹惋。燕太子丹错误地将燕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荆轲一人身上,诱使荆轲充当牺牲品,而荆轲却乐于效法古人,铤而走险,终于丧命,这是历史的悲剧。其实,荆轲即使能杀死秦王,也不能迫使秦国退还侵占各国的土地,从而挽救大势已去、行将灭亡的六国。
唐代侠风犹盛,安史之乱后,皇室与强藩之间矛盾剧烈,借刺客之手除掉对方阵营中的要人一时成了热门话题与首选的手段。此诗即反映了柳宗元对这种政治上的短视与盲动的轻蔑,也表达了作者在国家统一上排斥“诈力”的观念。
上片从假日的寂寞写起。自古以来,人们在一起度假日,随意唱歌、吟诗等。说假日“低唱微吟”,似乎颇有雅趣,其实是聊以解除寂寞而已。接着描写了当前的天气情况:天幕低垂,云气浓重,造成了春日的阴霾。这一句写景并非闲笔,一方面为下文的“雪”、“雨”作背景,一方面也衬托出人内心的沉闷。而后写到与友人的宴饮,并用室外的雪景作映衬:“坐中人半吟,帘外雪将深。”这是两个无声的“镜头”:一个写人,一个写景,一个写室内,一个写室外,一个写静态,一个写动态(雪花不停地飘落,地上的积雪愈来愈厚)。这很容易使人想起“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司空曙句)一类诗句。在这里,苏轼用清冷、寂寥的氛围,有力地烘托出“人”相对无言,只是以酒遣愁的离情别绪,以及内在的孤独感。
下片“闻道”两句,承上“坐中”,借晚唐杜牧的风流韵事,反其意而用之,说宴会并无美妓声乐之欢,以见其单调无味,郁郁寡欢。也可以说,这里是借“分司狂御史”“追寻”紫云的故实,作了一笔反衬。苏轼再用“凄风寒雨”加倍渲染,更使人感到有点透不过气来。苏轼为什么这样写,结尾处透露了此中消息,原来,苏轼长期为审案断狱等公务所累,每当看到鹤时,便忽然想到隐居生活的闲逸。话说得比较婉转含蓄,实际意思是说,对仕宦生涯感到厌倦,而向往林下的隐居生活。苏轼后来在《鹤叹》诗中写道:“驱之上堂立斯须,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难进易退我不如。”与苏轼自己在仕途上的进退联系起来,其意比较显豁,有助于读者理解“见鹤忽惊心”这一句的深意。
全词,虽为送别之作,但叙写与议论的主要内容却是仕宦生活,表达得比较隐约和深沉,这种打破常规的作法是比较少见的。
这首诗首句写黄州的环境,次句写黄州的地理位置,是个人抒情。三、四句写决定终老黄州,三句言终老的物质准备,四句言朝廷官制上的更革,为自己的终老创造了政治条件。五、六句承“终老计”,谓对终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末二句继续表达上二句没有表达完的意思:作者希望每年的正月二十日,梅花再度开放。这里说的梅花再开,也隐隐约约地包含了希望朝廷起用的意思。全诗以温雅含蓄的笔调写政治失意之悲,愈觉感情沉厚。
苏轼初到黄州,住定惠院,后迁临皋亭,后又筑雪堂,家住临皋。首联的“淮南尽处村”,即指他在黄州的住处。“乱山环合”、“水侵门”、“淮南尽处”, 写出了苏轼住处的环境特点:乱山环抱,江水侵门,荒远偏僻。
苏轼在临皋亭筑南堂住家,又写下了《南堂》五首,其中《南堂》之四:“山家为割千 房蜜,稚子新哇五亩蔬。”颔联中的“五亩“可能指临皋的“五亩蔬”。说自己在南堂住家, 有田里的五亩蔬,可以逐渐为终老作打算了。为什么想在黄州终老呢?因为朝廷已经不用他 了。“九重新扫旧巢痕”,暗指当时王安石革新官制,苏轼曾任职过的史馆被撤除。陆游在《施 司谏注东坡诗序》中解释这一句说:“昔祖宗以三馆(按:弘文、集贤、史馆三馆,负责藏 书、校书、修史等事)养士,储将相才。及元丰官制行(按:王安石改革官制),罢三馆。 而东坡盖尝直史馆,然自谪为散官,削去史馆之职久矣,至是史馆亦废,故云‘新扫旧巢痕”’。
三联承“终老计”说,“岂惟见惯沙鸥熟?已觉来多钓石温。”苏轼说要终老黄州,不只是跟江边的沙鸥混熟了,还觉得来的次数多了,他钓鱼所坐之石也觉变暖了。这首诗说与鸥鸟已熟,钓石已温,含有甘心退隐,忘掉其他想法的意思。
他虽说要终老黄州,但还忘不了朝廷,所以又说:“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长久与东风约定,到了正月里,梅花的香魂先返回去,梅花再一度开放。即他希望自己能再回朝廷,宋神宗能再用他。唐末诗人韩偓有《湖南梅花一冬再发偶题于花援》一诗,韩偓认为虽被排挤到湖南,但想着唐昭宗了解他,还能再起。梅花的花朵通体像玉,湖南梅花一冬两次开,第二次开好比魂的返回,意即希望他能再回朝廷。苏轼诗的末句即化用韩偓诗意,浑然无迹。王文诰注:“公《历陈仕迹状》云:‘先帝复对左右,哀怜奖激,意欲复用,而左右固争,以为不可。臣虽在远,亦具闻之。’此段语意适当其时,正此句之本意所谓‘暗香先返’者也。”神宗有起用他的意思,故称“与东风约今日”。诗题“复出东门”有寻春的意思,即希望梅花再开,他能再起用。
这首诗情意温厚,用思雅正。陈衍《宋诗精华录》认为这首诗有《诗经·国风·邶风·旄丘》之意,《旄丘》有云:“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小序》说;“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卫。卫侯不能修方伯连率之职,黎之臣子以贵于卫也。”责怪卫侯为何这么久不来救黎侯。可是苏轼的诗只说自己习惯于这种隐居生活,没有一点责怪的意味,显得更其温柔敦厚。又说“渐成终老计”,如同这是他自己的打算,不说被朝臣排挤陷害,只说“九重新扫旧巢痕”,朝廷有新的作为,也很含蓄。他希望能够归朝奉职,这种希望在诗题里只说“复出东门”,含有寻春的意思,这个春天,即“暗香先返玉梅魂”,指梅花在正月里落后再开,比喻他在罢斥后能再回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