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了兴盛时期昌利观周围的事物及环境,诗人眼中的道观并非全是梦幻的仙境,也具有人界富贵阶级意识及积极向上精神,然而诗人眼中的道观并非全是人间的俗物,也有仙界的超凡自然意识及静穆无为精神。
诗序“其观即昌利观,张天师居也”,体现了时昌利观在初唐时是非常兴盛的。而同处唐代的薛能的《过昌利观有怀》(“万仞云峰八石泉,李君仙后更谁仙。我来驻马人何问,老柏无多不种田”)却写的是一派苍凉。李君就是李白。李白晚年经历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昌利观已经衰败。而薛能选择昌利观,来感怀家和社会的命运,可以推测王勃时期的昌利观不仅兴盛,可能还是当时的道教圣地或者是具有政治气息的道教中心,表明了年轻的王勃到当时这个顶级的道观求仙问道,心态不仅仅静穆,也是积极向上的。
诗中首联与王维的“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大体是一样的意思。王勃写的是山野上光影勾勒出的静态的分割线。而王维诗写得更具云霓动感和朦胧美。看到如此明显的阴晴分界,诗人必定登上了山顶,暗托寻找时间之久和寻找的决心。终于,不负有心,找到了极具规模的宛若仙境的道观。颔联是互文。色彩上,清幽的“碧”对荣盛的“丹”;形态上,外放寂静的坛对深幽自然洞;“清”“肃”二字合意,运用倒装句式,形容词提前,强调道观特点。“松”“桂”属名木,“阈”“枢”合指整个道观的建筑。碧绿和丹红的色彩不仅仅符合道教清肃自然的精神,而且可见时代的富贵繁荣。“桂阈”“松枢”也有门第等级的意思。颈联也是互文,与“楚塞坛湘接,荆门九派通”(《汉江临泛》)异曲同工。“记”“图”同义,指让人挂念敬慕。坛山是是仙界传说,五岳则是人间实有。坛山五岳,泛指名胜,有权威意识;泛指海内,由仙至人,由帝王至百姓。玉芨是仙草,金相则存在世俗感。故玉芨对坛山,金箱对五岳。诗人将整个仙界人界各个姿态勾勒出来。尾联表现出一种欲成仙而不得的无奈情绪。诗中的道教仙家思想,既是李唐王朝以老子为先祖、尊奉道教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王勃失意于官场之后消极情绪的自然流露。
此诗主要表达了作者对道教的向往之情,也流露了作者失意于官场之后消极情绪。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所谓的道观就是昌利观,我所认识的张天师就住在这里。
仙家道观光照九州,蓬莱城阙规制天殊。
安静的青石道坛桂树门槛,庄重的丹红洞府松木户枢。
玉饰的书籍记载坛山秘籍,金制的箱子盛装五岳真图。
注释
道观:道教供奉神祖、仙人,进行宗教法式和修行的建筑。
张天师:东汉张道陵曾在昌利山等诸山修道。张道陵,五斗米道的创始人,道教第一代天师。一说张天师是当时一位姓张的道教主持人。
芝廛:道观的美称。芝,一作“枝”。
分野:古天文说,天上星辰的位置与地面州国的位置相对应,星域之划分称分星,地面相对区域称分野。此代指九州、天下。
蓬阙:原指蓬莱宫,神仙居住的地方。多用于借指道观。
规模:规制、程式。
碧坛:青石道坛,道教法事场所。
清:清静,安静。
桂阈:桂木门槛。王勃《平台密略赞·孝行》:“受训椒殿,承辉桂阈。”阈,一作“影”。
丹洞:仙洞。
肃:庄重,严肃。
松枢:松木的门枢(枢轴)。
玉笈:玉饰的书籍。
金箱:金制的箱子。
这首诗应当作于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夏秋时,当时王勃游蜀地,在金堂(今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写下了这首诗。
这首诗描写了兴盛时期昌利观周围的事物及环境,诗人眼中的道观并非全是梦幻的仙境,也具有人界富贵阶级意识及积极向上精神,然而诗人眼中的道观并非全是人间的俗物,也有仙界的超凡自然意识及静穆无为精神。
诗序“其观即昌利观,张天师居也”,体现了时昌利观在初唐时是非常兴盛的。而同处唐代的薛能的《过昌利观有怀》(“万仞云峰八石泉,李君仙后更谁仙。我来驻马人何问,老柏无多不种田”)却写的是一派苍凉。李君就是李白。李白晚年经历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昌利观已经衰败。而薛能选择昌利观,来感怀家和社会的命运,可以推测王勃时期的昌利观不仅兴盛,可能还是当时的道教圣地或者是具有政治气息的道教中心,表明了年轻的王勃到当时这个顶级的道观求仙问道,心态不仅仅静穆,也是积极向上的。
诗中首联与王维的“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大体是一样的意思。王勃写的是山野上光影勾勒出的静态的分割线。而王维诗写得更具云霓动感和朦胧美。看到如此明显的阴晴分界,诗人必定登上了山顶,暗托寻找时间之久和寻找的决心。终于,不负有心,找到了极具规模的宛若仙境的道观。颔联是互文。色彩上,清幽的“碧”对荣盛的“丹”;形态上,外放寂静的坛对深幽自然洞;“清”“肃”二字合意,运用倒装句式,形容词提前,强调道观特点。“松”“桂”属名木,“阈”“枢”合指整个道观的建筑。碧绿和丹红的色彩不仅仅符合道教清肃自然的精神,而且可见时代的富贵繁荣。“桂阈”“松枢”也有门第等级的意思。颈联也是互文,与“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汉江临泛》)异曲同工。“记”“图”同义,指让人挂念敬慕。三山是是仙界传说,五岳则是人间实有。三山五岳,泛指名胜,有权威意识;泛指海内,由仙至人,由帝王至百姓。玉芨是仙草,金相则存在世俗感。故玉芨对三山,金箱对五岳。诗人将整个仙界人界各个姿态勾勒出来。尾联表现出一种欲成仙而不得的无奈情绪。诗中的道教仙家思想,既是李唐王朝以老子为先祖、尊奉道教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王勃失意于官场之后消极情绪的自然流露。
此诗主要表达了作者对道教的向往之情,也流露了作者失意于官场之后消极情绪。
该诗刻画了一个不持戒、不坐禅,却整天饮茶、做农活的僧人,体现出了诗人学禅不拘泥于形式,而在于领会禅意的思想。这个不持戒、不坐禅,整天想着喝浓茶、干农活的僧人形象说明了什么呢。
这个不持戒、不坐禅,整天想着喝浓茶、干农活的僧人形象说明了什么呢。还是让慧寂自己的事迹来说明吧。《五灯会元》卷九:“初谒耽源,已悟玄旨。……耽源谓师曰:‘国师当时传得六代祖师圆相,共九十七个,授与老僧。乃曰:“吾灭后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弥到来,大兴此教,次第传受,无令断绝。”吾今付汝,汝当奉持。’遂将其本过与师。师接得一览,便将火烧却。耽源一日问:‘前来诸相,甚宜秘惜。’师曰:‘当时看了便烧却也。’源曰:‘吾此法门无人能会,唯先师及诸祖师、诸大圣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师曰:‘慧寂一览,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执本也。’”耽源把祖师的画像交给慧寂收藏,意味着希望他能接过衣钵,承传法统。但慧寂却将画像烧掉了,因为他认为,要承传法统,重要的是得其意,而非得其像。他所要体认的是祖师的自性,这自性,无生无灭,永远存在,而像上所画,既然能够变灭,显然就是虚幻的,非本质的。如此而来,将其烧掉,正表明他强调的是心印,而非形迹。后来临济义玄“到达磨塔头,塔主问:‘先礼佛,先礼祖?’师曰:‘祖、佛俱不礼。’主曰:‘祖、佛与长老有甚冤家?’师拂袖便出。”(《五灯会元》卷十一)这种无凡无圣,向内求佛,打破偶像的精神,与慧寂正是相通的。另外,以喝浓茶、扛镢头代替了持戒、坐禅,也反映了作者对“平常心”的追求。这蕴含其中的多义性,无疑使得全篇语意丰厚,思理深微。
饮茶往往是僧人生活情趣的一个重要方面。《敦煌变文集》卷三载唐人《茶酒论》说:“明(名)僧大德,幽隐禅林,饮之语话,能去昏沉。”《五灯会元》卷九载:“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慧寂说自己是“酽茶三两碗”,显然也能见出这种“和尚家风”。
这是一首揭露统治者穷兵黩武,发动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痛苦的诗歌。此诗的前十二句记叙老翁悲惨遭遇。共分三层。一层讲述老翁的悲惨身世。第二层写老翁被迫逃亡的原因。第三层写老翁流离他乡的辛苦。最后四句像是诗人宽慰老翁的话,更是质朴的呐喊,是为民请命的正义的呼声。这首诗用语平实质朴,就艺术技巧而言,这首诗较杜甫的《兵车行》更为平实,它没有多少场景和人物外貌的描写、气氛的烘托和渲染以及声韵上的错综变化,它靠的只是质朴动人,真诚感人,而这恰恰是一种新鲜的风格。
此诗可分为两部分。前十二句为第一部分,叙述老翁的悲惨遭遇。
首四句为第一层,首句言其住地,以采樵负薪为生。次句“北望”,言其流落他乡,有家难回,生出无限乡愁。接二句言老翁有三子,其中两个已战死沙场,何其凄惨。何其悲痛。次四句为第二层,言老翁第三子初成人,又面临被抓丁的威胁。一个“又”字,见出征兵抽丁的频繁,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为此,老翁决定逃亡。“定知”“不及”二句意谓:守土分离,是死;逃往他乡,也是死。与其别离而死,不如死在一处。这平淡自言,更见其悲痛之极也。再接四句为第三层,叙其流落异乡的辛苦。其苦有三:一是抛弃了家园田宅,二是孤独地离开故土,三是在异乡劳作辛苦。人生本来是求子多福,二子均战死,第三子又遭威胁,一点福都谈不上了。此层叙语惨恻,令人酸楚,一个老实忠厚驯良的老翁形象如在眼前。当你见到这垂暮老人含泪吞声、北望乡关时,不禁会哀怜而愤然。
最后四句为第二部分,似写老翁所抱的幻想和希望,又像是诗人宽慰老翁的话。“尊武臣”“静胡尘”,似乎战争真要结束了。然而,前此接连不断的战争,绝不是因为武臣未尊、军力不强。这里暗暗指责朝廷开边的国策,正如杜甫所言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此二句正是正中蕴含反义、希望中暗示着失望。《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还是“止戈为武”为好。故结二句诗人禁不住疾呼:“安边自合有长策,何必流离中国人。”这呐喊,这呼吁,虽未能唤醒沉醉黩武的玄宗,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声声回响。此诗是一首具有“人民性”价值的作品,用语平实、质朴、真诚,风格新鲜,十分感人。
文章一开头便从难易问题下手,作者认为天下之事的难易是相对的,“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学习也是如此,只要脚踏实地去学,没有掌握不了的学问;反之,不通过学习,就是极容易的事也会被视作十分困难。在说明了难易的辩证关系之后,作者便引出了智愚的问题。天资不高,才能平庸的人,只要勤于学习,久而久之,也能有所成就,摆脱昏与庸的境地;而天资聪敏,才能出众的人,如果自暴自弃,不学无术,也将与昏庸者为伍。相传孔子的学说由智能鲁钝的曾参传给了子思,再由子思之徒传给了孟子。所以作者说:“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因而作者认为昏庸与聪敏是相对的,关键是取决于个人的努力。这第一段完全以论述的笔墨出之,明白地摆出了自己对学问之道的看法。
文章的第二段则通过一个故事,也可以说是一则寓言,进一步说明难易与成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有志者事竟成,只要能坚定地朝既定的目标走去,必定是可以达到终点的。四川的贫僧和富僧都想去普陀山朝圣,贫者凭着一瓶一钵和坚定的意志,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富者虽有足够的钱可雇船前往,但由于自己的犹豫畏缩,终未能达到目的。作者由此说明了“立志”的重要。所谓“立志”,不仅是要树立奋斗的目标,而且要有百折不挠、知难而进的精神,这正是学习中第一可贵的。这一段通过具体生动的记叙,设想出人物的语言神态,形象地揭示出立志的重要,犹如一则寓言故事,虽然平易简单,却寓有深刻的道理。
最后一段结论,还是归结到聪敏与昏庸的问题:聪敏不可恃,昏庸也不可限,关键在于能否力学不倦。作者强调了学习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摆脱了天赋决定论的成见,劝人以学,对于不同天资的人都有勉励的作用。他对聪敏“可恃而不可恃”,对昏庸“可限而不可限”的辩证认识无疑都是很有见地的。
全文始终用了对比的方法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如一开始便从天下事“难”与“易”的不同落笔,指出在学习中“难”与“易”是相对的,可变的。接下来又从昏庸和聪敏及其与成败的关系立论,反复辨难,说理明白,使读者信服。蜀僧的一贫一富,贫者仅恃一瓶一钵,富者可以买船而下,结果贫者至南海而富者不能至,始终在强烈的对比中展开说理,增添了文章的生动性。文中多用偶句,如:“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以及“吾资之昏”与“吾资之聪”两段,“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与“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两段等在句法上都两两相对,给读者造成深刻的印象。文中并没有艰深的文词,只是娓娓道来,如一篇师长对晚辈的劝勉之词,语重心长,切合题旨。
其一
开头两句,第一句说了“当年”,第二句便含“至今”之意。“只自”是唐人口语,作“独自”讲,句中含有甘心情愿的意味。意思是:当年自己就立下心愿,与妻离别后,甘自独守空帷;几年来,常常是“梦里关山”——历尽千山万水,和妻子相会,但醒来却发觉两人仍分隔两地,处在别离之中。上句写宿志兼点处境,下句写梦幻兼诉情思,表现出诗人思念妻子的深情。相传王涯对妻子情笃,虽做高官而“不蓄妓妾”(《唐才子传》),这首诗更表现出其情真意切。
后两句,上句说“不见乡书”,下句道“唯觉新月”,从这对举成文的语气里,显示了诗人对家书的时时渴盼:他多么想望能像古代传说那样,突见雁足之上,系着妻子的信件啊!乡书不见,唯见新月,一个“唯”字,透露出诗人无可奈何的怅惘。诗人对月怀人,浮想联翩,仿佛那弯弯新月就像娇妻的蛾眉。
短短四句诗,却写得情真意真,末句以景结情,更给人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的无穷美感。
其二
古人送别,常常折柳相赠,因此,杨柳便成了伤别的象征。诗开头说,“厌攀杨柳临清阁”,“厌”字一贯全句,“杨柳”触起离思,自然厌之有理;官署中的“清阁”,有似送别时的长亭,因此临清阁也惹人伤情。诗人极力想逃避这离思之苦,可是不能够。他避开了清阁杨柳而游清池,那明艳动人的芙蕖却又冲他娇笑。“闲采芙蕖傍碧潭”,一个“闲”字,描摹出了诗人那种情不自禁的动作。芙蓉如面,莲步生春,诗人芙蕖在手,但仿佛跳入诗人眼帘的却是螓首蛾眉,美目盼兮的娇妻。这离愁真是既苦且甜,既甜且苦,懊恼缠人啊。但诗人转念一想,既有王命在身,自当以国事为重,于是笔锋一转,写道:“走马台边人不见,拂云堆畔战初酣。”“走马台”用汉时张敞“走马章台街”之典。这两句说:娇妻既在千里之外,想效张敞画眉之事已不可能,而现在边关多事,作为运筹帷幄的边关统帅,应以国事为重,个人儿女私情暂且放一放吧!诗人极力要从思恋中解脱出来,恰是更深一层地表现了怀念妻子的缠绵之情;也是对久别的妻子的解释,完满地表达了“秋思赠远”的题意。
这首诗是情思缠绵与健美风格的有机结合。前两句诗人将思远之情写得深情款款,卒章处却是开阔雄放。缠绵与雄放,统一在诗人的妙笔下,表现出了诗人既富有感情又能正确对待儿女情长的大将风度。诗的个性就在于此,作品的可贵也在于此。
康熙十二年(1673) 爆发的“三藩之乱”给予曹贞吉以极深的刺激。由于其胞弟曹申吉陷身于吴三桂的叛乱中,贞吉是心境既乱而处境甚危。曹申吉,字锡余,号淡庵,幼贞吉一岁,顺治十二年(1655) 以二十一岁之龄中进士,可谓年少得志。康熙初深得清圣祖赏识,曾作为特使祭祀南岳。康熙十年(1671) 出任贵州巡抚,年仅三十七岁即荣为方面大臣。谁知二年后吴三桂叛清,一起兵尽俘黔贵督抚,曹申吉行迹变得扑朔迷离,真相不明。“三藩”乱平后,康熙定申吉为 “逆臣”,到雍正朝撤销“逆臣”之谳,然未作明确论定,直至乾隆朝才又正式批准入“忠烈祠”。当康熙定曹申吉为“逆臣”时,作为胞兄的曹贞吉其心情固可想见;而在未定罪案前,对手足情亲的兄弟孤悬天外、音闻中断、行踪难明,贞吉愁思百端,焦忧无端,心中伤痛实在难以言喻。《留客住·鹧鸪》词作于康熙十五年左右,即曹贞吉深怀难以尽言之痛时。
“浙西六家” 中的著名词人李良年原在曹申吉幕中,“三藩”乱起前李氏先期出黔,得免陷难。他曾作《鹧鸪怨》五古三首“怀渠丘公”(即指申吉),到京城后又作《留客住·鹧鸪》,哀念曹申吉处境,贞吉此词即系与李良年相唱酬之作。前后同时所作的《满廷芳·闻雁》的“从今去,湘流曲折,莫近小窗横” ;《青玉案·雁字》的 “人间多少伤心客,欲寄离愁那能得”,“无端风雨,横斜催乱,几阵烟云黑”等,也都哀伤感于其弟生离死别的无可沟通的是苦吟唱。
词起句三字 “瘴云苦”,既从地域空间上紧扣湘黔云贵一带特定的“境”,又以一“苦”字浓重地抽理起全篇的 “情”。这一声苦叹,似是鹧鸪啼出,又似词人抚案沉吟。作为咏物之篇,一起首就已 “物” 、“我”相融,合二为一。五溪,指湘黔接壤之地的雄、 横、 西、 潕、 辰五条江水(见《水经注》)。“遍五溪沙明水碧”一句以具体的地理位置既补足了 “瘴云”之句的寓意,界明其方位,又在艺术效果上令人仿佛听到“声声不断的”“瘴云苦、“行人”休去”之啼吟声响遍了五溪流域的上上下下。一个“遍”字看似寻常实属精警,应和“苦”字以及“声声不断”的啼鸣贯连一气来体味。词人说: “行人今古如织”,这区域这条道上古往今来行人不绝,关你何事呢?何以“只劝行人休去”啊? “频寄语”以下是 “寄语”的内容,也即“休去”的理由: 那里是一片荒芜,祠空驿废,人烟绝迹,泪湿征衫,无可驻脚之处。这就是“瘴云苦”的实际境界。这“苦”境之所以造成,是战乱,是人事沧桑的变异。从时空的广阔性上说,湘黔云贵地区自明末以来未曾安定过,南明永历政权抗击清兵血战过十数年,吴三桂之乱则是在疮痍遍地未见恢复之际接踵而来的。从曹贞吉具体的心境感受而言,这“苦”境又正是他爱弟现今陷身的具体处境。王士祯曾评贞吉咏物词说: “实庵先生咏物皆取其闻见所及耳,而神光离合,望之如蜃气结成楼阁。” (见《珂雪词》前《词话》)渔洋讲了二点很准确的问题,一是曹氏咏物的 “实”的一面即 “皆取闻见所及”,指实在的感受;二是艺术形态的 “虚”的一面: “蜃气结成楼阁”。这“虚”、“实”相契的中介环节是如“蜃气”一般的 “神”。取物之神而再渗入以一己神思,此乃咏物上乘技法,所谓“神光离合”。从这首鹧鸪词的上片中已可体味到这高妙之处。
下片承上述“苦”境,集中抒述对申吉的苦忆。这忆念的具体表述则是从代爱弟吐露苦情的角度写来,即写自己所忆念的对象的心境。这种从对面写来的手法,在杜诗和柳永的词等前人作品中曾经有过。此类手法的运用,贵在真切,即务需情致真挚、情感深沉、情境贴切,所以颇不易佳。曹贞吉对其弟深深理解,有着感同身受的心灵相通处,故词情哀凄感人。他说: 在风横雨斜的日子里,你一定昼夜在苦思遥念中原的亲人(“一发中原”句翻用苏轼“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为“杳无望处”而哀苦无尽; 你又一定在“万里炎荒”备遭摧残,“毛羽”凋零! 遮莫,意为 “尽教”,严重地被……这些虽属设想,但应属对方真切的处境和心境。接着词人悲叹道:当年边廷的众多官员中,一定只有你不屈辱地在孤苦无援的境地里受煎熬。“记否”三句化用李白诗:“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曹贞吉绝不信种种关于申吉降顺吴三桂的谣传,他坚持认为其弟是效忠清廷的,并未从逆。词到这里,从形态上看仍不离鹧鸪此“物”,然而这物形所透现的情与意全是“我”的,诚是“神光离合”一片。
因为曹贞吉不接受有关其弟的各种传言,所以紧接着在结句中强调出“忠爱”之情。他认为曹申吉一定在月黑江深的境遇中如同当年杜甫为叛军所拘时那样吟唱出“臣甫愤所切”,犹似杜鹃泣血一般地忠魂不化! “子规声续”,子规即杜鹃,一“续”字既是以鹃啼续鹧鸪之鸣,由哀苦而变悲壮; 又是“续”杜甫的忠爱之情,由凄怨而转为慷慨。这一转化,使这首咏物之唱的“意”愈益深化,其笔墨又足见灵动。
《留客住·鹧鸪》的高明处全在一个“化”字法上。所咏之 “鹧鸪”,时而是第一人称“我”,时而是第二人称的“汝”,时而又是第三人称的“物”。三者化合为一,离合惝恍,遥思深虑隐约而出,此即所谓“光怪腾蛟蜃”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