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的内容来看，作者所送的部属，是位勇猛的壮士。诗的开头两句，气势突兀高昂，如疾风破空而来，军府下达了紧急的命令，这位壮士接下军令，身穿青色制服，跨上骏马，在万众欢呼声中腾跃向前，表现出惊人的勇敢。首句“青衫匹马万人呼”，化用杜甫《送蔡希曾都尉还陇右》诗句：“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而浑然无迹。这位壮士完成了怎样的军务，这里却含而未发，以便开展下文。第三四两句：“愧我明珠成薏苡，负君赤手缚於菟”，承前而来，也只从侧面回答。据刘克庄《后村诗话》记这首诗的本事说：“辛稼轩帅湖南，有小官，山前宣劳，既上功级，未报而辛去，赏格未下。其人来访，辛有诗别之云云。”联系诗句，原来这位壮士赤手缚虎，立了功劳，但作者此时却受谗去职，以致没有得到应得的赏赐。第三句用“薏苡明珠”这个典故，表明自己的去职，是因为遭受别人的诬谤，正像东汉马援当年南征交趾归来，载回一车薏米种子，被人诬枉成带回一车明珠一样。作者在湖南安抚使任中，当时只有两年，不仅建成一支湖南飞虎军，成为铁马金甲一应俱全的劲旅；而且还动用官仓储粮，以工代赈，浚筑陂塘，使农田收到灌溉之利。明明是在推行利国便民的善政，却因此受到权贵的诬控和排挤，那么“愧”从何来，可见作者所“愧”的，是自己部属有功未能把奖赏落实，不是在政治军事措施上有了差错。第四句“负君赤手缚於菟”，正是点明了“愧”的原因。从诗的一“愧”一“负”当中，可以看出作者关怀部属而不计较个人荣辱的高尚风格。
第五六两句是作者“素负志节”的自白。“观书老眼明如镜，论事惊人胆满躯”，表明自己惯于观书的老眼，明如宝镜，有知人之明。自己在论事方面，有胆有识，敢于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不像他人那样畏首畏尾，顾虑重重。作者赤心为国，始终抱着恢复中原抗金必胜的信念，在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他上过《美芹十论》，就宋金双方和与战的形势作具体分析，指出对金的斗争应积极争取主动，不要让“和战之权常出于敌”。他痛斥秦桧媚敌求和所起的摧抑民心、销沮士气的极坏作用。在乾道六年又对当时较有作为的宰相虞允文献过《九议》，指出抗击金人恢复国土，是关系国家和生民的大业，不是属于皇帝或宰相的私事。他的议论，英伟磊落，在当时主和派当权的时代是颇为惊人的。即使在淳熙七年他创建湖南飞虎营的时候，也曾经受中枢多次的阻挠和指责，甚至诬为“聚敛扰民”，但他敢于顶住这股压力，为了忠于国家，根本不顾个人的利害。诗中的“胆满躯”三字，正表明他之所以受谗被谤的原因。
诗的结尾两句，着重点明送别之情，第七句重点在被送者，祝愿对方鹏程万里，直上青云。第八句写自己送人的心情，只要被送的壮士有广阔的前途，到后来能为国家效忠宣劳，即使自己遭受政治上的挫折，在风雨交加的日子里，忍受“吾庐独破”的困厄生活也心甘情愿。这句用杜甫诗“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句意，“不妨”两字，展示诗人先公后私、先人后己的优秀品质，表现一位久经沙场锻炼的大将热爱部属的可贵精神。
全诗脉络井然，中间四句意在笔先，力透纸背，第六句和第三句相应，第五句和第四句相应。诗中充满豪宕不平之气，显得悲壮而苍凉，雄健而沉郁。
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
这首诗的抒情主人公具有政治远见，也有能力。故统治阶级当权者开始极表需要他（“彼求我则，如不我得”），但得到之后又不重用（“执我仇仇，亦不我力”）。他担忧国家的前途，同情广大人民的苦难遭遇，反而遭到小人的排挤和中伤（“忧心愈愈，是以有侮”）。他是一个忧国忧民而又不见容于世的孤独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形象。诗的抒情主人公面对霜降异时、谣言四起的现实，想到国家危在旦夕，百姓无辜受害，而自己又无力回天，一方面哀叹生不逢时（“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一方面对于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反覆无常、扰乱天下的当权者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最终身心交瘁，积郁成疾（“癙忧以痒”）。诗中还表现了三种人的心态。第一种是末世昏君。此诗没有明确指出周幽王，而是用暗示的方法让人们想到幽王。“天”在古代常用来象征君王，诗中说“民今方殆，视天梦梦”，就是很严厉地指责周幽王面对百姓危殆、社稷不保的现实毫不觉悟，却只顾占卜解梦（“召彼故老，讯之占梦”）。“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二句，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此诗批评最高当权者亲小人（“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远贤臣（“乃弃尔辅”），行虐政（“念国之为虐”）。指出如果国家真正颠覆，再求救于人，则悔之无及（“载输尔载，将伯助予”）。这样的末世昏君前有桀、纣，后有胡亥、杨广，历史上不绝如缕，所以其揭露是有意义的。第二种是得志的小人。他们巧言令色，嫉贤妒能（“好言自口，莠言自口”），结党营私，朋比为奸（“洽比其邻，昏姻孔云”），心肠毒如蛇蝎（“胡为虺蜴”），但却能得到君王的宠幸与重用，享有高官厚禄，诗人对这种蠹害国家的蟊贼表示了极大的憎恨与厌恶。第三种人是广大人民。他们承受着层层的剥削和压迫，在暴政之下没有平平安安的生活，而只有形形色色的灾难（“民今无禄，天天是椓”），而且动辄得咎，只能谨小慎微，忍气吞声（“不敢不局”、“不敢不蹐”）。诗人对广大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民之无辜，并其臣仆”，表现了无比的沉痛。昏君施行虐政，百姓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上天惩罚昏君，百姓也要无辜受过。此诗正道出了乱世人民的不幸。
全诗四言中杂以五言，便于表现激烈的情感，又显得错落有致。全诗以诗人忧伤、孤独、愤懑的情绪为主线，首尾贯串，一气呵成，感情充沛。其中有很多形象的比喻，如以鱼在浅池终不免遭殃，喻乱世之人不论如何躲藏，也躲不过亡国之祸。还运用了对比手法，如诗的最后两章说，得势之人有酒有菜，有屋有禄，朋党往来，其乐融融；黎民百姓穷苦无依，备受天灾人祸之苦。“哿矣富人，哀此惸独”正像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样，表现了诗人的极大愤慨。
这是一篇反映汉末动乱中军旅征战生活的诗作。诗中生动地描写了艰苦和冰天雪地中的自然景象，流露了厌战情绪，但主要反映了诗人不畏艰苦，积极向上，充满胜利信心的奋发精神。这首诗前四句白描写景，突出了登太行之艰险难行。第五至第十句用景物来烘托出诗人内心的凄凉、悲哀、惊惧、沉重和冷森森的压抑之情。第十一至第十四句直接抒情：叹息、忧郁和思归。第十五句到第二十四句，用白描叙述的表达方式写出了行军途中的生活艰苦之情形。全诗语言苍凉悲壮，沉郁浑厚。
曹操诗不以写景称著，但在写景方面，却有独特而成功之处。这首诗的写景就很成功。在诗人笔下，太行山之高，羊肠坂之阻，风雪之交加，树木之摇落，熊罴之状，虎豹之声，莫不逼真逼肖。视觉上，在那兀立的怪石上，萧瑟的树林中，一群群熊罴，不是蹲在那儿，以攫取的目光逼视着行人；听觉上，从那山路两旁，伴随着风吹雪飘，不是传来了一阵阵虎豹的长呜吗……这首诗的写景，就其描形、绘声、着色之精湛而言，可与《观沧海》中写繁媲美。两诗皆行军途中所作，尽管背景、内容、感情、风格都不同：一是率师出征，一是凯旋归来；一是写冬之山景，一是绘秋之海景；一是反映出统帅关切士卒的赤子之心，一是表现了英雄吞吐宇宙之概；一是苍凉悲壮，一是波澜壮阔；但其成功一样，可称曹操诗写景之双璧。
这首诗不仅以写景取胜，而且以抒情见长。这情是以真景真事为基础，因而不论是“叹息”，还是“怫郁”，也不论是“思东归”，还是“悲《东山》”，都真切动人。
首先是叹行军之艰险。在行军路上，既有太行巍巍，羊肠诘屈，野兽逞强，风雪肆虐的险阻，又有“水深桥粱绝”，“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人马同时饥”的艰难，因而引起了诗人“东归”之思。统帅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士卒斗志的高低，战役的成败。尤其是在开赴前线的路途中，即使艰难重重、险阻累累，作为一个统帅，不能也不应流露出丝毫畏惧、退缩情绪，更不允许直言出来，涣散军心，而诗人一反常规，直言不讳地说：“思欲一东归。”从这种毫不掩饰的言语中，窥察到诗人性格的一个方面：坦率。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本无泛语，根在性情。”（《采菽堂古诗选》）钟惺也说：“……如‘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不戚年往，忧世不治’，亦是真心真话。”（《古诗归》）这些评论，用于《苦寒行》，也都恰切。
其次是哀生灵之涂炭。这一点，尽管只在“溪谷少人民”一句中吐露出来，但从全诗字里行间，都可以感受得到。“溪谷”，山谷有水处。吴淇说：“山居趁坳，泽居趁突。此山行而曰‘溪谷少人民’，则更无人民矣。”（《六朝选诗定论》）这话说得很对。深山区人民聚居的溪谷，尚且少人民，更何况其他地方。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千村薜苈，万户萧疏，其惨象，目不忍睹，耳不忍闻。但诗人未作更多的具体描述，而是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谿谷去写，这就收到了举一隅而以三隅反的艺术效果。“少”字精当。它与下文“薄暮无宿栖”的“无”，前后照应，相互补充，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极其凄惨的社会现实。同时，也流露出诗人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灾难人民的同情。这种感情，在《蒿里行》中倾吐得比较具体。他说：“铠甲生虮虱，百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几句，是“谿谷少人民”最好的注脚。
再次是“悲彼《东山》诗”。这里有两层意思：《东山》，是《诗经》中名篇。写一位跟随周公东征三年获得生还的兵士在归途中的歌唱。全诗气氛是悲凉的，色调是凄苦的，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诗中“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疃鹿场，熠耀宵行”等句，与诗人征高于途中所见略同，因而勾起了诗人对长期征战不得归家的士卒的深切关怀。另外，旧说《东山》是写周公的。汉毛苌说：“《东山》，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诗序》）此处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联系起来看，显然含有自比周公之意。作者曾经说过：“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话非曹操莫能道出。他还以齐桓、晋文“奉事周室”自许，以“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自励（《述志令》，见《魏志·武帝纪》裴注引《魏武故事》），而这里又以周公自比，是其真情实意的再次表露。曹操削平群雄、统一北方后，威震华夏，大权在握，废献帝、夺天下，如探囊取物，而曹操不为，实属难能可贵。
诗一开头就引出山势高耸、道路纡曲的太行山区。“北上”二字，不仅表明了由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到壶关（今山西省长治市东南）的行军走向，而且显示出旆旌悠悠，锐不可当的军容，以此笼罩全篇，气势逼人。紧接着文势一顿，发出“艰哉”的喟叹，先在心理土造成惊恐状态，而后围绕“艰”字写景抒情。这就在布局上避免了平铺直叙。并为下文创造出一个广阔的空间和一种步履维艰的气氛。
“北上太行山”，引出步履是怎样的维艰，“巍巍”叠用，展示出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挡住去路，呈现出强烈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这是写仰望。接下去写平视：“羊肠坂诘屈。”坂曰“羊肠”，又以“诘屈”形容之，则狭窄而多盘旋之势，历历在目。写山写坡，都是纪实，都是从正面落笔；“车轮为之摧！”则是感慨，是烘托。笔法变化而又和谐统一，加强了具体感与真实性。
再下去，笔分两头：一方面写自然景色凄苦，一方面写野兽当道，但又相互交错，以突出行军之艰险。写自然景色，一则曰“树木萧瑟”，再则曰“北风声悲”，三则曰“雪落霏霏”。通过“萧瑟”“霏霏”，写出了景色之阴暗、昏沉、凄凉；通过“声悲”，将客观的物和主观的我融为一体。
写野兽，则是“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这两句都是写途中多野兽，但上句从形态方面描绘。“蹲”者，熊罴袭人之状也。“蹲”而“对我”，毛骨悚然。下句从声音方面渲染。“啼”者，虎豹清凄之声也。“啼”而“夹路”，倍感悲凉。诗人对阴森可怕的自然环境作了朴实的抒写之后，又对荒凉冷落的社会环境作了深刻的描述。在那低洼近水处行军，很少见到人的踪影，天黑了，竟找不到宿栖之处，还得担着行囊上山拾柴，拿着斧子凿冰取水……。这情景写得真切动人，感同身受。
这是一首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的诗篇，它记叙了曹操征讨高斡的行军之苦，抒发了诗人关怀士卒的体恤之情，反映了汉末建安年间干戈动乱的社会生活，其内容具有诗史性的文献价值。诗篇在艺术表现方面，有其独特的感人魅力。首先，结构谨严，章法有致。开篇叙事，继之写景，再做抒情，三者交替有序出现。所叙之事清晰了然，所写之景形象生动，所抒之情深刻感人。其次，语言古朴直率，风格慷慨悲凉。全诗不见华彩藻饰之言，只用朴实常见之语，直言其悲凉之事，直抒其慷慨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