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入题,点明杭州的黑暗政治现状。残酷压迫人民的钱大王,虽然死去千年,但他的幽灵还在杭州游荡;而效忠吴国的伍子胥,却落得葬身鱼腹,尸骨不可寻的悲惨结局。这两句诗寄托史事,影射现实, “仍如在”是点睛之笔,强调指出国民政府在杭州的暴虐统治。含蓄而尖锐地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当今的“钱王”治下当顺民,还是步伍子胥后尘。这是从政治上暗示郁达夫,不要对浙江的国民政府当局抱任何幻想。
颔联从杭州的风光景色来说。“平楚日和”和“小山香满”,借对杭州幽美风景的描写,象征一种安乐、闲适的生活境界。 “憎”于“平楚日和”的“健翮”,“蔽”于“小山香满”的“高岑”,意思是说,翱翔云天,搏击风雨的雄鹰,厌恶风和日暖、平林漠漠的小天地;革命者如果陶醉在花香四溢的小山里,那就会遮蔽自己的政治视野,而不明革命的大理。鲁迅1928年去杭州时说:“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忘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事隔几年,他把这一观感融进了诗句中。语重心长,严肃地提醒郁达夫:不要迷恋这样的生活环境;又热忱地鼓励郁达夫:要像“高岑”,要学“健翮”,做一个有抱负的革命者。
颈联又从杭州的名胜古迹来说。西湖畔,抗金名将岳飞,生前遭奸臣陷害,壮志未酬,死后留下一座坟坛,冷冷落落;孤山上,避世隐居的林逋,留下了梅林鹤冢,寂寞凄凉。这两句诗借两个历史人物的命运,暗示郁达夫,纵然你有爱国之心,然而国民政府当局推行的是卖国政策,你也无所作为;退一步说,若是像林逋那样结庐自守,种梅养鹤,也只是孤寂无聊地度过一生,岂是出路,对郁达夫进行又一次恳切的劝告。
尾联从正面引导。既然杭州不是久留之地,那么又该到哪里去,鲁迅明确指出:“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足”字联结社会生活和文艺创作,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作家和社会关系:“风波浩荡”的生活和斗争,给作家提供充足的“行吟”的题材;也只有“风波浩荡”的生活和斗争,才足以供作家“行吟”。鲁迅希望郁达夫到辽阔广大的地方去,经受大风大浪的锻炼,汲取丰富的创作源泉,写出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作品。篇末点题,为郁达夫指明正确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暴君钱王早已埋入荒郊,残虐的鬼魂却仍然未消。忠诚的伍子胥惨遭杀害,尸骨随波飘流总难寻找。
杭州平林漠漠日丽风飘,那雄鹰却不能翱翔云霄。梅花散发著幽香的小山,都被寻山大岭层层遮掉。
岳坟显得多么冷落萧条,林逋的孤山也凄凉寂寥。
还不如快投入社会激流,大风大浪中为革命吟啸!
注释
郁达夫:小说家。他因发起组织“中国自由大同盟”,参加“左联”,主编左翼刊物而为国民政府当局所忌恨。
钱王:即钱镠(852-932),今浙江杭州人,五代时吴越国的国王。
登假:同登遐,旧称帝王的死亡为登假。
伍相随波:伍相,即伍子胥(?-前484),名员,字子胥,春秋时楚国人。
平楚:平林。登高望远,见树木连成一片,就像平地一样。
蔽:蔽于,被遮掩。
高岑:高山。
坟坛:指西湖边岳飞的坟墓。
将军岳:指岳飞(1103-1142),杭州西湖畔有岳坟。
处士林:处士,古时称有德才而隐居不愿做官的人,此处指林逋(967-1028)。
何似:哪里比得上。
举家:全家。
游旷远:指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风波浩荡:喻指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斗争。
足:尽可。
行吟:这里是指创作活动。
鲁迅与郁达夫之间早在1923年就开始有了交往,两人感情颇深,且相互了解。鲁迅这首诗是1933年12月30日写给郁达夫夫人王映霞的。
首联入题,点明杭州的黑暗政治现状。残酷压迫人民的钱大王,虽然死去千年,但他的幽灵还在杭州游荡;而效忠吴国的伍子胥,却落得葬身鱼腹,尸骨不可寻的悲惨结局。这两句诗寄托史事,影射现实, “仍如在”是点睛之笔,强调指出国民政府在杭州的暴虐统治。含蓄而尖锐地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当今的“钱王”治下当顺民,还是步伍子胥后尘。这是从政治上暗示郁达夫,不要对浙江的国民政府当局抱任何幻想。
颔联从杭州的风光景色来说。“平楚日和”和“小山香满”,借对杭州幽美风景的描写,象征一种安乐、闲适的生活境界。 “憎”于“平楚日和”的“健翮”,“蔽”于“小山香满”的“高岑”,意思是说,翱翔云天,搏击风雨的雄鹰,厌恶风和日暖、平林漠漠的小天地;革命者如果陶醉在花香四溢的小山里,那就会遮蔽自己的政治视野,而不明革命的大理。鲁迅1928年去杭州时说:“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忘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事隔几年,他把这一观感融进了诗句中。语重心长,严肃地提醒郁达夫:不要迷恋这样的生活环境;又热忱地鼓励郁达夫:要像“高岑”,要学“健翮”,做一个有抱负的革命者。
颈联又从杭州的名胜古迹来说。西湖畔,抗金名将岳飞,生前遭奸臣陷害,壮志未酬,死后留下一座坟坛,冷冷落落;孤山上,避世隐居的林逋,留下了梅林鹤冢,寂寞凄凉。这两句诗借两个历史人物的命运,暗示郁达夫,纵然你有爱国之心,然而国民政府当局推行的是卖国政策,你也无所作为;退一步说,若是像林逋那样结庐自守,种梅养鹤,也只是孤寂无聊地度过一生,岂是出路,对郁达夫进行又一次恳切的劝告。
尾联从正面引导。既然杭州不是久留之地,那么又该到哪里去,鲁迅明确指出:“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足”字联结社会生活和文艺创作,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作家和社会关系:“风波浩荡”的生活和斗争,给作家提供充足的“行吟”的题材;也只有“风波浩荡”的生活和斗争,才足以供作家“行吟”。鲁迅希望郁达夫到辽阔广大的地方去,经受大风大浪的锻炼,汲取丰富的创作源泉,写出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作品。篇末点题,为郁达夫指明正确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
这是一首叙事诗,在写作上似乎有些类似曹植的《名都篇》。首联写天子的狩猎队伍,从皇宫出发经过上林苑到达目的地——闲田。“闲”字至关重要,它说明了天子狩猎不是在良田上举行,不扰民,不害农。二三联写射兔过程,描写了一个热闹紧张的场面,其中“一发遂双连”是直点题目。四联从人、弓两方面描写射猎场景:上句言狡兔,“含霜草”意指霜还未化的清晨时分;“向月弦”,状写弓被拉得极满,如满月,这是借弓称美皇帝的技艺。五联是承上联而来,“欢声”、“喜气”都是对御箭连中双兔的说明,“动寒木”和“满晴天”,极言随从者称颂山呼之声。尾联以议论作结,犹言吾皇实有武技,胜于只在诗篇中空见射猎之事的陈思王曹植。
此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运用了衬托手法。狡兔三窟,兔子其实是一种灵敏矫健的动物,故很难射中,加上为示好生之德,狩猎时要让开一道,更增加了射猎的难度。但尽管如此,天子还是连中了两兔。射中双兔,除了因为有良弓之外,更重要的因素在于有百步穿杨的技术,而这种技术在反衬之下就显得尤为高超了,是对君王射艺的一种称赞。二、尾联含义深刻巧妙。陈思王曹植曾作乐府诗《名都篇》,写洛阳贵族子弟如何耽于斗鸡走马之乐,而无治国忧民之心,中间两度出现“我”字,看似自责,其实是刺世。诗人说“那似陈王意”,就意味着他写这首诗所抱的心情和曹植是不同的,并未对狩猎本事心存讽刺。文治武功向来是封建社会衡量好的君主的两个重要标准,此诗从一个方面,向读者展示了这种观念的影响。
这首诗是写契丹风土。前八句展示大漠景色,春草万里,百花烂漫,契丹人成群结队地歌舞游牧,洋溢着放浪欢快的气氛。次八句描绘打猎场面,在猎人、猎鹰与天鹅的激烈冲突中,表现契丹人骁勇尚武的精神。后八句说明天鹅味美,价值昂贵,极难猎取,从天鹅腹中的新姜得知其一昼夜即从中原飞到漠北,收束精彩。全诗内容新奇,语言明快,节奏跳荡,纯用白描,在姜夔诗中别具一格。
第一韵四句,概言契丹人文、自然风光。契丹人居于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一带,现属内蒙古昭乌达盟地界,河之南为沙漠,河之北为牧区,故云“家住云沙中”。契丹人善于驭马驾车,次句“耆车如水马若龙”,言其车、马气势之盛。春到草原,景色最美,“草色一万里”,言最朴素,亦最见特点。“芍药牡丹相间红”,则是南人不见北地风光而带有理想色彩的描写了。
在展开了这一春天草原美丽景色的大背景后,第二韵转写契丹人的浪漫生活:大人牵车前行,小孩欢欣起舞,女子弹奏琵琶,作为游牧民族,他们“渔猎以食,车马为家”,逐水草而居,所以“一春浪荡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是对契丹游牧生活的精当概括。
草原上的民族往往兼长骑、善,诗中第三韵以后专写打围之事。天鹅亦称“鹊”,羽毛纯白,体大颈长,冬季见于长江以南,春季北迁,内蒙高原的湖沼正是其栖息地,“平沙软草天鹅肥”七字,将春天时节的天鹅及其生活环境作了准确描写。“胡儿千骑晓打围”,可见合围的气势。“皂旗低昂”,以旗帜的起伏作铺垫,“围渐急”自然而出。惊作羊角凌空飞”,庄子《逍遥游》以“羊角”一词用于鲲鹏,天鹅健飞,以“羊角”之曲折上升的旋风写天鹅惊飞,正见与“千骑”、“皂旗”相适,有峭拔、劲健之风。骏马善跑,对冲天而起的天鹅却无可奈何,于是猎鹰出场了。
此诗第四韵首句“海东健鹘健如许”,显见对海东青的赞叹之意。健鹘立于韝上,随时准备出击猎物,故曰:“风生看一举”。由于天鹅与海东青均善飞,此番追逐当非短程,“万里追奔未可知”言此意。但是,海东青毕竟攻击力非凡,并未追奔万里,亦未驱驰多时,已忽然见到毛羽纷落,虽未明言天鹅被获,但其意已出。
第五韵继言天鹅:由于天鹅难得,其味尤美,故赏金极高,且只有贵族才得食。“平章俊味天下无”,言品尝其味,鲜美异常,为天下所无。为得此美味,“年年海上驱群胡”,言每年春天,契丹族都投入众多人力来打猎,天鹅栖于湖沼,北方称之为“海子”,故曰“海上”。“一鹅先得金百两”,言“先得”之为贵。
“天使走送贤王庐”,天鹅须猛禽追猎,是因其善飞,最后一韵补言此意:“天鹅之飞铁为翼”,以铁翼状其善飞。“射生小儿空看得”,即使长于猎射者也无可奈何,《史记·李将军传》言匈奴有射雕手,后引作善射者,“射生小儿”技不及此,当然只能“空看得”了。
结尾二句脱出寻常蹊径,别换一角度来写,言天鹅腹中有新姜,使人惊怪,姜喜阴湿、温暖,忌干旱、霜冻,仅在中国南部和中部裁培,因此,这新姜原来是天鹅在江南所吃的隔夜之食,经宿而从江南飞至辽域,岂他鸟可及。
观《契丹歌》确有“散漫纵横"与“放情”的特点。诗中一、二韵的八句,其实已概言契丹的风土习俗,但意犹未已,纵笔详写合围天鹅事,以千骑打围、健鹘追击、天使走送分别言之,最后突出奇笔,以腹中之新姜宿食补写天鹅之善飞,戛然而止。这不仅让人看到白石善写梅、荷、杨柳等江南风物,长于吹萧调筝等才子生活的另一面,从中体味出对异域风情的赞美、向往之情,而且在章法结构上多作变换角度之笔,有变幻超忽之妙。作为“放情”之作,并不过于注重经营结构,堪称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
作者虽无直接的生活体验,但由于具有奇情妙思,故写来不乏真切动人之致。如“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之写契丹浪漫生活,“皂旗低昂围渐急,惊作羊角凌空飞”之写围猎场面,“一鹅先得金百两,天使走送贤王庐”的邀功急送,都历历如绘。至如写猎鹰的四句:“海东健鹘键如许,韝上风生看一举。万里追奔未可知,划见纷纷落毛羽。”充满动态,是传神之笔,末句更有“风毛雨血,洒野蔽天”(班固《西都赋》)之势,较之杜甫《画鹰》的“何当击凡鸟,毛血酒平芜”,自有其不同风貌。诗中写景之句。如“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有巨细结合,刚柔相济的特点,“平沙软草”四字则抓住了漠北早春的特征,均可谓长于表达。写天鹅的“惊作羊角凌空飞”,“天鹅之飞铁为翼”,都有浪漫的气息,想象的色彩,尤其是结句之宿食新姜,更是奇思所在。
这首小词写一夜失眠的感受,较注重构思与技巧。它是《人间词甲稿》里的第一首,当是王国维的早期之作。
古诗写失眠比较直率,像《关睢》的“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像《古诗十九首》的“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都是直接说出来的。词人写失眠就不大喜欢直说,如温庭筠的《更漏子》:“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不言失眠而失眠自见。王国维这首词,也采用了温庭筠那种委婉曲折的表现方法。
“点滴”的“空阶疏雨”和“迢递”的“严城更鼓”都不是足以影响人睡眠的声音。然而在寂静的春夜里,这两种若有节奏的声音一近一远互相应和,不免使睡不着的人更加心烦意乱,从而也就更加难以入睡。这两句是写景,但景中已触合有人的感受。
“睡浅梦初成,又被东风吹去”是说,好不容易才朦胧入梦了,可是一下子又从梦里惊醒。作者不直接说自己从梦中惊醒,而说梦被东风吹去。把抽象的、无形的梦说成似乎是有形的、可以被风吹动的东西,这又是一种故作曲折的技巧。“无据”,是“没有凭据”。这里所指的是“被东风吹去”的那个初成之梦,刚开始就结束了的梦。那么这是一个有关爱情的梦还是一个有关理想的梦。梦见的是“众中不惜搴帷问”的“天人”还是“摘得星辰顷满袖行”的“萦回岛屿”。诗人没有说,似乎也来不及去想。因为这时候窗外天空银河已经低垂,天很快就要亮了。
这么短的一首小词,能用比较委婉曲折的表现手法,来写出彻夜失眼的感受,可见作者在构思与技巧上下了一番工夫。但若论感情的分量,则显然不如《乙稿》中同样写彻夜失眠的那一首“恨来迟,防醒易。梦里惊疑,何况服时际”(《苏幕遮·倦凭栏》)。当然,《苏幕透》是一首悼亡词。作者在经受了生离死别的巨大打击之后彻夜悲恸以至恍惚迷离,那种感情并不需要任何巧妙的修辞技巧。
构思安排,只耍直接说出来就足以深深地感动读者了。另外“梦境无凭而梦亦难成”的这种构思其实也不是王国维的创造,它来自宋徽宗(燕山亭)词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正如一些学者曾指出过的,王国维有时喜欢套用或改造前人的句子。对于套用和改造的效果,我们当然要看具体的作品。但就这种做法来说,则显然也是一种对技巧和文采的刻意追求。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王国维论词虽然尚五代北宋词的“天工”,但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却并不排斥,有时还在刻意追求“人巧”。
这篇文章议论了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一秦。文章首先交代了荆轲行刺的前因后果,然后作者直接对此秦发表议论,直言曹沫成功而荆轲失败,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接着作者又举出荆轲“智谋不足”、不能“知变识机”的两个例子,用一个“陋”字,为荆轲的行为下了结论。文章写得平正从容,论理犀利精警,是翻案文章中的佳作。
前三句交代了荆轲行刺的原因和目的。荆轲之所以“函匕首入秦劫始皇”,是因为他“感燕丹之义”,目的是为了“存燕霸诸侯”,其结果却是“秦不成”。行刺秦件由激动人心的秘密策划开头,到令人沮丧的失败告终,整个过程是由高亢到低沉,而作者在叙述这个过程时,语调却有促有缓,有起有伏。急促激昂,到“秦虽不成”一句转为低缓,但因为句中使用了让步连词“虽”,就为下一句蓄积了气势。“然亦壮士也”重又翻起,而笔锋一转,“借其智谋不足以知变识机”又带着深深的叹惋,毕竟有勇无谋、秦败身裂。语调的高低起伏,使文章显得错落有致,极顿挫反侧之势。
文章寥寥数语,概括交代了行刺秦件的经过,随即作者就直接对此秦发表议论。“始皇之道异于齐桓,曹沫功成,荆轲杀身,其所遭者然也”五句,是全文的中心所在。燕丹计划刺秦王前,曾对荆轲说:“诚得劫秦,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也。”作者指出,春秋时的齐桓公,所争取的是权,霸主不能不顾信义,故曹沫之秦行之有效。而秦始皇的政策是吞并诸侯,统一中国,所以曹沫的故秦不可能重演。曹沫成功,荆轲失败,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这就一语道破问题症结所在,可见作者识力之高。
接着作者又举出荆轲“智谋不足”、不能“知变识机”的两个例子,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一是“欲促槛车,驾秦王以如燕”。儿童妇女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荆轲却莽撞行秦,足见其“智谋不足”。二是对燕太子丹仅为报仇、而无深谋远虑的思想。燕太子为了报仇,“虽举燕国犹不顾”,其厚待荆轲,只不过是把他作为工具而已。可是由于时代不同,太子丹的计谋根本不可能实现,荆轲只能徒然成为牺牲品。可悲的是,荆轲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仅仅为了“感燕丹之义”就“函匕首,劫始皇”,作者冷峻而简洁地用一个“陋”字,为荆轲的行为下了结论。两个例子既说明了荆轲“智谋不足”的具体表现,又与文章开头相呼应,补足了“荆轲感燕丹之义”的内涵。
李翱学文于韩愈,得韩之一体,而能自成风格。此文写得精警透辟,而词气从容不迫,倍受古文家激赏,认为有“太史公神妙之境”,信不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