湟水源出青海，东流入甘肃与黄河汇合。湟水流域及与黄河合流的一带地方称“河湟”。诗中“河湟”指吐蕃统治者从唐肃宗以来所侵占的河西陇右之地。公元849年（宣宗大中三年），吐蕃以秦、原、安乐三州及右门等七关归唐；公元851年（大中五年），张义潮略定瓜、伊等十州，遣使入献图籍，于是河湟之地尽复。近百年间的战争给人民造成巨大痛苦。此诗所写的“河湟旧卒 ”，就是当时久戍幸存的一个老兵。诗通过这个人的遭遇，反映出了那个动乱时代。
此诗叙事简淡，笔调亦闲雅平和，意味很不易一时穷尽。首句言“随将讨河湟”似乎还带点豪气；次句说“时清返故乡”似乎颇为庆幸；在三句所谓“十万汉军零落尽”的背景下尤见生还之难能，似乎更可庆幸。末了集中为人物造象，那老兵在黄昏时分吹笛，似乎还很悠闲自得呢。
以上说的都是“似乎”如此，当读者细玩诗意却会发现全不如此。通篇诗字里行间、尤其是“独吹边曲向残阳”的图景中，流露出一种深沉的哀伤。“残阳”二字所暗示的日薄西山的景象，对一位“头白”老人来说，那几乎是气息奄奄、朝不虑夕的一个象征。一个“独”字又交代了这个老人目前处境，暗示出他从军后家园所发生的重大变故，使得他垂老无家。这个字几乎抵得上古诗《十五从军征》的全部内容：少小从军，及老始归，而园庐蒿藜，身陷穷独之境。从“少年”到“头白”，多少年的殷切盼望，俱成泡影。
而此人毕竟是生还了，而更多的边兵有着更其悲惨的命运，他们暴骨沙场，是永远回不到家园了。“十万汉军零落尽”，就从侧面落笔，反映了唐代人民为战争付出的惨重代价，这层意思却是《十五从军征》所没有的，它使此绝句所表达的内容更见深广。这层意思通过幸存者的伤悼来表现，更加耐人玩味。而这伤悼没明说出，是通过“独吹边曲”四字见出的。边庭的乐曲，足以勾起征戍者的别恨、乡思，他多年来该是早已听腻了。既已生还故乡，似不当更吹。却偏要吹，可见旧恨未消。这大约是回家后失望无聊情绪的自然流露。他西向边庭（“向残阳”）而吹之，又当饱含对于弃骨边地的故人、战友的深切怀念，这又是日暮之新愁了。“十万汉军零落尽”，而幸存者又陷入不幸之境，则“时清”二字也值得玩味了，那是应加上引号的。
可见此诗句意深婉，题旨与《十五从军征》相近而手法相远。古诗铺述丰富详尽，其用意与好处都易看出；而“作绝句必须涵括一切，笼罩万有，着墨不多，而蓄意无尽，然后可谓之能手，比古诗当然为难”（陶明濬《诗说杂记》），此诗即以含蓄手法抒情，从淡语中见深旨，故能短语长事，愈读愈有味。
“一片风流，今夕与谁同乐？”眼前依然一派繁华景象，但跟谁一起分享呢？元兵指日南下，大兵压境，人心惶惶，苦中作乐，苦何以堪？“月台”二句，描述在月光下，花丛中，台馆依旧林立，但已弥漫敌骑的漫漫的尘埃。“豪华”二句，谓昔日繁华尽逝，只有青山如旧。“钱塘”两句，谓钱塘江潮涨潮落仍象从前，似怨江潮无情，不解人间兴衰，
“万点灯光”，几句，笔锋一转，由室外之景转写室内。分别从灯光、玉梅、昭君三层落笔。元宵节又称灯节，往日火树银花，灯光锦簇。“羞”字用得好，谓“灯光”也以神州陆沉而权贵们仍沉溺歌舞为羞。“灯光”反衬亡国人的视角和心境。感觉“羞”的不是物，而是人，即作为观照者的词人自己。珠光宝气与万点灯火交相辉映，愈丽愈“羞”，良辰美景，风光不在。
“玉梅”两句，梅花凋残，春光不久。暗寓宋朝后妃当此国运将终之时，命运坎坷，怨恨至极。“昭君”两句，应当系喻指宫嫔。从后妃（玉梅）到宫嫔（昭君），都有末日将至之感。
“离愁卿寄，画楼哀角”则总括后妃、宫嫔，也包括作者自己。腹有满腔离宫之愁，只能寄托在戍楼传来的号角声中以“画”修饰戍楼，用华辞反衬；以“哀”形容角声，相反相成。幽咽角声，恰如为宋王朝奏起了挽歌。元宵佳节而以“哀角”作结，是伤心人的心声。
“拼将热血洒疆场 ”，这是一首边塞诗，写于1906年。当时作者从日本回国，曾北上游历，在吉林、辽宁一带察看形势，一路走来，有许多感想，于是就留下了这首七言诗。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这开篇的两句，诗人便是直抒胸臆，直接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愿望，而且这两句，也是非常好理解；对于出征的士兵来说，应该要高唱着战歌，然后胜利归来，只有要决心，一定是可以把胡奴赶出玉门关去。其实这更多的是诗人一种内心的表现，由于当时的满族从关外，入主中原，使得很多的文人，都有这着这样的一种抱负，但是徐锡麟这首诗，则是显得更为独特，也更加的霸气。
第三句在前句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深化出征战士的思想境界，把他们出征的雄心和壮志上升到为国牺牲的高度。“只解”是说心中所存唯一的念头，排除了其他的种种想法。古人在对待“死”的问题上，很崇尚为国而死，为朋友而死，为公而死，为义而死，等等，其中尤以为国捐躯被看作无上光荣的事，尤其是战场上为国牺牲，更是高于一切的莫大荣幸。这句诗正好体现了上述内容，强调了“为国”二字。
末句，总领全诗，从反面讲，为国牺牲、战死沙场，既然是人生最大的荣幸之事，那么，对于尸体归葬的问题，就不必考虑了。“徐锡麟把东汉时期马援“马革裹尸”的思想又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他用了“何须”两个字，认定了只要为国牺牲不问其它；至于尸体归葬故土的问题，并不重要，所以才说“何须……还！”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义无反顾的革命激情和牺牲精神，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把一腔报效祖国、战死疆场的热忱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写下了这首诗的一年以后，作者在安庆起义，失败被捕，清政府要他写口供，他挥笔直书：“尔等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尔后，慷慨就义，他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首诗感情豪放激扬，语气慷慨悲壮，英气逼人，最后一句“何须马革裹尸还”，写出了他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总之，这是近代边塞诗中难得的一首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