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首先，词牌名《向板仓》的板仓是指杨开慧的出生地——湖南省长沙县清泰乡（现为开慧乡）板仓冲。1901年11月6日杨开慧就是诞生于此地的杨家老屋。

　　1927年8月底，毛泽东奉党的指示赴湘赣边界组织秋收暴动，也是在此与杨开慧告别。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与长子毛岸英及保姆陈玉英更是在此被湖南反动军阀何键缉捕入狱。板仓冲位于长沙市东北约65公里，现为杨开慧纪念馆所在地，纪念馆包括杨开慧故居及杨开慧烈士陵园。

　　其次，该词首句“霞光”以诗词比兴手法暗藏杨开慧号。杨开慧，号霞，字云锦。其父杨昌济为三湘大地的知名学者，早年曾赴日本、欧洲留学，学成归国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任教，1918年后受聘于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1920年11月17日不幸病逝于北京。

　　杨开慧虽为女儿之身，由于家庭的背景，接触了不少先进思想，结识了许多优秀青年，毛泽东就是她于1914年在湖南家中相识的进步青年之一。杨开慧在这种开明家庭的熏染下，从小就养成了高傲、正直、温柔、善良的优良品性，并喜吟诗作赋，具有较高的文学天赋。

　　在毛泽东的引领下，杨开慧于1920年下半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是湖南省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据资料显示，早在1919年，处于热恋中的毛泽东与杨开慧在往来书信中就以“霞”“润”相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湖南的毛、杨两家亲戚数次提到杨开慧时，也是以“霞姐”“霞姑”称谓。

　　最后，词中“奈何此身百莫赎”一句与毛泽东致杨开益信中“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内容相符，可互为印证。据文献记载，杨开慧壮烈牺牲时，毛泽东正在江西境内组织中央红军进行第一次反“围剿”。噩耗传来，毛泽东悲恸欲绝，写信给杨开慧堂哥杨开益，信中有“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内容，并附亲自拟就的碑文“毛母杨开慧墓 男岸英 岸青 岸龙刻 民国十九年冬立”及立碑费用30块大洋，通过党的地下交通线设法转板仓杨家。

　　杨开慧的牺牲，对毛泽东精神打击很大，通过这首从未面世的《蝶恋花·向板仓》词可感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毛岸英与父亲毛泽东谈及母亲在狱中的最后时光，认为妈妈被捕后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因为妈妈希望他记住狱中发生的一切，如能出去好告诉爸爸。毛泽东听后顿时热泪盈眶，高度赞扬杨开慧能毅然抛下年迈的母亲和3个年幼的儿子，大义凛然奔赴刑场，常人是很难做到的。

　　1957年2月7日，杨开慧生前好友李淑一给毛泽东写信，并附上自己于1933年夏所填思念丈夫柳直荀的词《菩萨蛮·惊梦》，同时询问柳直荀的消息，且希望毛泽东能将1920年写给杨开慧的《虞美人·枕上》词抄录后相赠。毛泽东于5月11日复信李淑一，告知柳直荀已光荣牺牲，并写道：“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1958年1月1日《蝶恋花·游仙》（正式发表改词名为《赠李淑一》）在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发表，国内各大报刊竞相转载，一时注家蜂起，民间争诵。毛泽东在这首词里，再一次娴熟运用诗词写作的比兴手法，将杨开慧和柳直荀烈士的姓巧妙比作轻飏直上的杨柳花，再一次向世人展示其浪漫主义诗人的丰富想象力。

　　据说杨昌济生前的挚友、毛泽东早年的恩师章士钊读过该词后，点头赞许，但有一处困惑，即一般赞美女子取“娇”字而非“骄”字。章士钊曾当面请毛泽东解惑，毛泽东沉思片刻后充满激情答疑：“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读罢《蝶恋花·向板仓》，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丈夫报国而丧其妻，焉能不恸？”

　　这首词应该是毛泽东诗词中的上品之一，首先，该词基本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今人所指的“诗词”，其实是古人的歌曲，是古人借以抒发情感的工具，或婉约，或豪放，内容不同则选用的词牌不同。何谓“词”的上佳之作？应该是词牌、内容与音律的完美结合。《蝶恋花·向板仓》做到了这一点。先说词牌，《蝶恋花》又名《鹊踏枝》、《凤栖梧》、《黄金缕》等，古人用这种词牌一般抒写缠绵的情感或忧愁的心境。毛泽东用这种词牌抒发惊闻爱妻杨开慧牺牲噩耗的心情，联想到5个月前用这种词牌描写奉命率部向长沙的进军（不排除隐含思念夫人杨开慧及毛岸英等3个幼子的衷情），27年后再用这种词牌缅怀夫人杨开慧及战友柳直荀，毛泽东一生中3次选《蝶恋花》词牌抒发情感，不能仅说成是一种巧合。

　　再看内容，笔者试用现代汉语译白：“你的牺牲使我感到多么凄凉悲楚，这比万箭穿心还要痛苦。我愿意去死100次换回你的生命可惜不现实，只有等我赴九泉后再当面感谢你对我的恩爱和帮助。凛冽的寒风侵蚀肌骨我竟知觉毫无，因为此生受到的折磨和煎熬只有默默地藏在心底却无法向战友和同志们倾吐。我恸哭悲歌的哀音将化成急促的鼓点，战鼓催我再次拿起刀枪向敌人讨还血债为你复仇。”

　　读完该词，我们应该感到毛泽东此时情意缠绵足令草木含悲，文辞凄美更让山河垂泪。还有音律，可以说，该词格律规范，押韵标准，相比《蝶恋花·答李淑一》更趋完美。因为《答李淑一》下阕的“舞”“虎”“雨”3个韵脚与上阙的“柳”“九”“有”“酒”四个韵脚不同韵，毛泽东曾自注：“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

　　《向板仓》初读似乎尾句的“仇”与其他韵脚不同，其实那只是我们用普通话诵读的语音差异，当我们用湘方言中的韶山方音来朗诵这首词时，“仇”与“楚”“苦”“骨”“吐”等韵脚皆同。读者有兴趣，可试之，只能用韶山方音，用湘潭方音或长沙方音都稍逊之。

　　其次，该词多处用典凸显毛泽东深厚的国学底蕴。诗人赋诗填词都喜引经据典，但只有诗词大家用典才能做到如行云流水，不留痕迹。毛泽东是大家，他做到了这一点。该词中多处用典，亦信手拈来，常人较难觉察。例如：“凄楚”，源自《梁书·张缅传》“在客行而多思，独伤魂而凄楚”；“侵蚀”，源自南宋诗人陆游《玉局观拜东坡先生海外画像》诗句“至宝不侵蚀，终亦老侍从”；“愧谢”，源自《宋书·谢晦传》“晦至江陵，无它处分，唯愧谢周超而已”；“悲歌”，源自《乐府诗集·悲歌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更起”，源自南宋爱国主义诗人张孝祥著名词作《念奴娇·风帆更起》首句“风帆更起，望一天秋色，离愁无数”。张孝祥在此词中倾吐与恩爱夫人分离时的哀怨愁恨，可谓柔肠百转，如泣如诉。

　　最后，该词偏于婉约，不废豪放。毛泽东曾说过：“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的确如此，纵观毛泽东一生创作的数十首诗词中，豪放风格的占大多数，这成为他诗词创作的主流趋势。但他精心创作的几首婉约风格的词也不可小觑，包括这首《蝶恋花·向板仓》，可谓独领词坛风骚，同样成就了他近代词坛坛主的地位。

　　这是一首婉约词，但与其他婉约词略有区别，即婉约中不失豪放，这在毛泽东词作中少见。此词尾句就是例证。毛泽东一生中最鲜明的个性特征之一就是斗争性，在他83年的有限生命中，他始终作为一名战士在斗争。敌人搜捕、拷打、杀害杨开慧，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企图摧毁毛泽东的意志。但敌人错了，因为他们只晓得毛泽东是一介布衣书生，而忘记了毛泽东更是一名不屈的战士。杨开慧的牺牲，只能激发毛泽东的斗志，为爱妻复仇，向敌人讨还血债。“恸声悲歌催战鼓，更起刀枪向敌仇。”这是此词的精华，也是临战之前的誓言，更是毛泽东鲜明个性的艺术再现。

　　建安时代，由于曹操招贤纳士，文人群集于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 ，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其时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曹植比较年轻，而曹丕和这些文人“出则连舆，止则接席” (曹丕《与吴质书》) ，一同切磋诗文，相处密切。因此，他便成为“邺下风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学繁荣、创作经验不断积累和交流的情况下，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基础，曹丕的文学思想逐渐孕育成熟; 同时，作家们也急需理论指导，于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便应运而生了。

　　这篇评论一开始就指出文人的一种积习：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随即举例说明：傅毅与班固相比，文才相差不远，在“伯仲于间”，但是班固却小看傅毅，嘲笑傅毅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作者在举这个事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叙述中寓批评于意。接着，文章分析“文人相轻”的原因，指出人们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能把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看问题的片面性造成了“文人相轻”。文章在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原因于后，又举出一个谚语来说明问题，“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于千金。’ 斯不自见于患也。”作者指出，这是看不见自己短处的弊病。文章至此为第一段。在这一段中，批评“文人相轻”，先说那些文人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再说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短处，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交错论述，只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不过，曹丕论文，为什么首先批评“文人相轻”的积习呢? 因为这种积习，妨碍相互研究和取长补短，不利于文学的繁荣。而在曹丕看来，文章是“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所以对于这种妨碍文学繁荣的“文人相轻”的积习，一开始就提出批评。

　　第二段开始，遂举出建安七子。曹丕认为这“七子” “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就是说他们无所不学，为文不因袭别人，能够创新。又说他们都自以为是能日行千里的良马，仗着自己的才能，步伐一致地并肩驰骋，以这样的情况而能互相佩服，诚为难能可贵的了。这是称赞“七子”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文章在上一段批评了 “文人相轻”的积习，这一段接着称赞“七子”能互相佩服的风范。一批评，一赞扬，作者的目的都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使文人能更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以促进文学的发展，来为“经国”服务，并求得“不朽”。至于作者自己，他认为是能“审己以度人”的，即能够看清自已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够避免“文人相轻”的积习，而平心地写出这篇《论文》。我们从这一段和上一段的对照中可以看出，作者是要改变“文人相轻”、“弊帚自珍”的积习，而代于以“审己以度人”的态度来公正地评论作家。“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于匹也。”作者指出，王粲擅长于写辞赋，徐干的辞赋常有齐地舒缓于气，但是仍可以和王粲相媲美。接着举出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四篇辞赋以及徐干的《玄猿》、《漏巵》、《圆扇》、《橘赋》四篇辞赋为例，说明即使是辞赋名家张衡和蔡邕的作品也没能超过它们。这是很高的评价。不过，作者随即指出：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王粲和徐干对于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能象辞赋那样写得好了。这里对王粲和徐干的评论，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琳、瑀于章表书记，今于隽也。”对于陈琳、阮瑀，作者指出他们的奏章、表文、书信于类，是当今写得最出色的。至于别的文章如何呢?作者没有说，但不言而喻。这里同样是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不过长处实写，短处虚写，以实带虚，言约意密，在修辞上是很高明的。“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对于应玚和刘桢的评价，从他们的文章风格着眼，各用四个字来概括其特点，兼及长处和短处，语言也极其凝练。“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对于孔融，作者说他禀性和才气都很高妙，有超过别人的地方; 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辞藻胜于说理，还常掺杂一些嘲戏的词句。这里对嘲戏于辞的批评，是有历史背景的，最明显的就是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绍后，让曹丕娶了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遂写信给曹操，说： “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嘲讽曹操。不过作者在指出孔融的短处后，接着说，至于孔融那些写得好的文章，是可以和扬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敌的，仍坚持全面地看一个作家。至此，论文的第三段结束。在这段评论中，曹丕力求用全面的观点、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七子”。从“七子”现存的文章来看，曹丕的这段评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者还有些私人关系上的原因，曹丕对“七子”的评论，也还不免有偏颇于处。例如对孔融的评价就难免夹杂一些成见。据史载，孔融起初与曹操交好，后来“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后汉书·孔融传》)对于把文章看成“经国于大业”的曹丕来说，孔融的政治态度，当然会引起他的不满。再加上为娶甄氏的事，孔融嘲讽曹操，曹丕当然也很难堪。所以，对孔融的评论，虽力求全面，终也难免有些成见和偏颇。正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至于他对孔融，就称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不免有些微辞了。”曹丕在这一段中，初次提出了文气问题，接触到文章风格和人的关系 (即与作家气质的关系)，这是在曹丕于前不曾有人谈到过的，对后来文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四段开头，文章遥承第一段意脉，指出文学批评者的两种错误态度：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接着再遥承“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意脉，进一步论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于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作者说明，文章的本源相同，支流各异，就是说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文体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体论，认为奏议要典雅，书论要有条理，铭诔要崇尚真实，诗赋要辞藻华丽。这“四科”不同，作家的所长只偏于某些方面，只有具备各方面才能的人，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通才”当然是很少的，所以，“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是不对的。曹丕把文体分类，虽非首创，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把文体分得更细密了。他对各体的特点和要求的论述，虽然还不完全恰当和周密，但对我国文体论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是一个里程碑。在曹丕于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重在本;曹丕这种把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里的文体论，都是这篇《论文》中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段既照应上文，又阐述了对文体的新鲜见解。笔法上不脱不黏，摇曳生姿。

　　文体各有特点，作家通常只长于某些方面，那么，为什么偏偏只长于此而不长于彼呢?曹丕在文章第五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气为主。气于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认为，文章如何，主要在于作家的才气。俊爽超迈的阳刚于气和凝重沉郁的阴柔于气是有分别的，不是用力勉强可以达到的。他接着举例说：譬如音乐，曲调虽然相同，节奏法度也一样，但是运气行腔不一致，人的素质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也不能转移给自己的子弟。曹丕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风格即人”的命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气质、个性、风格的天赋性，甚至说“不可力强而致”，这就陷入了“先天决定论”的泥潭。尽管如此，曹丕的文体论却启发了后来许多人去研究，对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一段，作者先郑重指出： “盖文章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这是本着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的时代，文学本来还包括哲学、历史等著作，而以“文章”来称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汉末的大动乱，使封建秩序遭到重大破坏，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大为削弱，于是，文学从经学的支配下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曹丕抛弃前人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可以为“经国”服务，写得好的可以“不朽”。这种对文学的独立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但曹丕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尚有过分于处。接着，曹丕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人的寿命有终了的时候，荣乐也只限于自己的一身，这两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远流传。可见文章的价值真是“不朽于盛事”。他鼓励文人们说： “是以古于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于辞，不托飞驰于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就是说古代作者从事写作，把见解表现在文章里面，就无须乎借助良史的文辞，无须乎依托权贵的势力，而名声自然流传于后世。这些话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从事文学写作有这么大的意义，是不是所有文人都努力写作呢?曹丕说： 西伯被囚禁而推演易象作卦辞，周公旦显达而作《周礼》，不因穷困就不著作，也不因安乐就改变著作的意图。因此，古人轻视尺璧而重视寸阴，害怕时间流逝。可是，人们大都不肯奋发努力，贫贱时惧怕饥寒，富贵时纵情享乐。于是就只经营眼前的事务，而丢掉了千载不朽的功业——做文章。这里通过两种写作态度的对比，作者表现出他对前者的热情赞扬和对后者的强烈不满。随后，作者深有感慨地写道：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于大痛也! ”曹丕简直是在大声疾呼，催促文人们抓紧时间，努力写作。末了，更以孔融等人已经逝世，唯有徐干著有《中论》，能够成一家于言的事例，说明抓紧有生于年努力写作的重要性。笔端带着感情，使人在觉得言于有理的同时，更受到情感的感染。

　　纵观全文，我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等等，都已涉及到。虽然曹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恰当，而且对问题的论述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它毕竟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魏文(曹丕)于才说： “乐府清越，《典论》辨要。”用“辨要”二字来概括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语言特点，是非常准确的。

　　这是一篇题画之作。诗人借对六朝古都金陵的感慨，抒发对晚唐现实的忧虑。

　　开篇便是望中之景。“曾伴浮云归晚翠，犹陪落日泛秋声。”当是秋风凄厉、秋叶凋零、秋虫哀鸣、秋水惨淡的交响。浮云归于暮山，将是白日的结束，落日悬浮于秋声，亦是一年的残景。凄凉的日之暮、岁之暮的景象，没能使诗人规避，反倒令他入迷。曾伴，犹陪，说明不是瞬间一瞥，不是短暂凭栏，更是痴痴地望着，一直追随着浮云走向消失的轨迹，久久陪伴着为秋声笼罩着的即将沉没的落日。这些常人不愿看、不忍看、更不敢久看的衰图残景，诗人却着魔般的沉浸其中，是反常的，也是耐人寻味的。

　　结合诗题标示的地点，联系三、四句吐露的心境，便知诗人有着难以言说的伤心在。浅层次讲是直面残秋薄暮的感伤，这一中国文人的习惯心理在敏感而哀乐过人的诗人身上更为突出深层次讲，是异质同构的彻悟触动的哀痛。此地曾是南朝六代建都之地。当年金陵，佳丽所萃，而今唯有废墟残景；追昔抚今，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战乱不已的晚唐王朝，不也危机四伏、摇摇欲坠。诗人悟出。历史上六个小朝廷昏庸无道的短命亡国。现实中晚唐王朝无可挽回地衰败下去，不也和自然的浮云落日一样。都是走向总崩溃的末日。这里确乎有异质同构的关系在。自然、历史和社会的种种悲慨涌上心头，笼罩天地，拂逆不去，浓得化不开，语言便显得笨拙无用，只有眼前景象才能诉说和接纳心中无限事了。但人与自然只能是心有灵犀的默契，不能表情达意的对话。再说，望中晚景可诉诸画笔，人尽可识，而自己久久郁积于心的伤感何由表现。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这是痛苦的呐喊，也是寂寞的呐喊。因为无论延请多少画师，都无法描绘出诗人难以排遣的伤心。“赖是丹青不能画，画成应遣一生愁”，然而终究画不成，诗人只能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了。

　　本诗前二句在对浮云、晚翠等自然景象的描绘中，展示故都盛衰无常，隐含唐王朝正是国运陵夷之时。结尾两句，追昔抚今，百端交集，预感到唐王朝危机四伏，却无可挽回。诗人为此倍感苦恼，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将这种潜在危机归结为“一片伤心”，而这又是丹青妙手所无法表述出来的。诗婉转沉著，感慨遥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