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首先，词牌名《向板仓》的板仓是指杨开慧的出生地——湖南省长沙县清泰乡（现为开慧乡）板仓冲。1901年11月6日杨开慧就是诞生于此地的杨家老屋。

　　1927年8月底，毛泽东奉党的指示赴湘赣边界组织秋收暴动，也是在此与杨开慧告别。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与长子毛岸英及保姆陈玉英更是在此被湖南反动军阀何键缉捕入狱。板仓冲位于长沙市东北约65公里，现为杨开慧纪念馆所在地，纪念馆包括杨开慧故居及杨开慧烈士陵园。

　　其次，该词首句“霞光”以诗词比兴手法暗藏杨开慧号。杨开慧，号霞，字云锦。其父杨昌济为三湘大地的知名学者，早年曾赴日本、欧洲留学，学成归国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任教，1918年后受聘于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1920年11月17日不幸病逝于北京。

　　杨开慧虽为女儿之身，由于家庭的背景，接触了不少先进思想，结识了许多优秀青年，毛泽东就是她于1914年在湖南家中相识的进步青年之一。杨开慧在这种开明家庭的熏染下，从小就养成了高傲、正直、温柔、善良的优良品性，并喜吟诗作赋，具有较高的文学天赋。

　　在毛泽东的引领下，杨开慧于1920年下半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是湖南省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据资料显示，早在1919年，处于热恋中的毛泽东与杨开慧在往来书信中就以“霞”“润”相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湖南的毛、杨两家亲戚数次提到杨开慧时，也是以“霞姐”“霞姑”称谓。

　　最后，词中“奈何此身百莫赎”一句与毛泽东致杨开益信中“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内容相符，可互为印证。据文献记载，杨开慧壮烈牺牲时，毛泽东正在江西境内组织中央红军进行第一次反“围剿”。噩耗传来，毛泽东悲恸欲绝，写信给杨开慧堂哥杨开益，信中有“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内容，并附亲自拟就的碑文“毛母杨开慧墓 男岸英 岸青 岸龙刻 民国十九年冬立”及立碑费用30块大洋，通过党的地下交通线设法转板仓杨家。

　　杨开慧的牺牲，对毛泽东精神打击很大，通过这首从未面世的《蝶恋花·向板仓》词可感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毛岸英与父亲毛泽东谈及母亲在狱中的最后时光，认为妈妈被捕后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因为妈妈希望他记住狱中发生的一切，如能出去好告诉爸爸。毛泽东听后顿时热泪盈眶，高度赞扬杨开慧能毅然抛下年迈的母亲和3个年幼的儿子，大义凛然奔赴刑场，常人是很难做到的。

　　1957年2月7日，杨开慧生前好友李淑一给毛泽东写信，并附上自己于1933年夏所填思念丈夫柳直荀的词《菩萨蛮·惊梦》，同时询问柳直荀的消息，且希望毛泽东能将1920年写给杨开慧的《虞美人·枕上》词抄录后相赠。毛泽东于5月11日复信李淑一，告知柳直荀已光荣牺牲，并写道：“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1958年1月1日《蝶恋花·游仙》（正式发表改词名为《赠李淑一》）在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发表，国内各大报刊竞相转载，一时注家蜂起，民间争诵。毛泽东在这首词里，再一次娴熟运用诗词写作的比兴手法，将杨开慧和柳直荀烈士的姓巧妙比作轻飏直上的杨柳花，再一次向世人展示其浪漫主义诗人的丰富想象力。

　　据说杨昌济生前的挚友、毛泽东早年的恩师章士钊读过该词后，点头赞许，但有一处困惑，即一般赞美女子取“娇”字而非“骄”字。章士钊曾当面请毛泽东解惑，毛泽东沉思片刻后充满激情答疑：“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读罢《蝶恋花·向板仓》，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丈夫报国而丧其妻，焉能不恸？”

　　这首词应该是毛泽东诗词中的上品之一，首先，该词基本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今人所指的“诗词”，其实是古人的歌曲，是古人借以抒发情感的工具，或婉约，或豪放，内容不同则选用的词牌不同。何谓“词”的上佳之作？应该是词牌、内容与音律的完美结合。《蝶恋花·向板仓》做到了这一点。先说词牌，《蝶恋花》又名《鹊踏枝》、《凤栖梧》、《黄金缕》等，古人用这种词牌一般抒写缠绵的情感或忧愁的心境。毛泽东用这种词牌抒发惊闻爱妻杨开慧牺牲噩耗的心情，联想到5个月前用这种词牌描写奉命率部向长沙的进军（不排除隐含思念夫人杨开慧及毛岸英等3个幼子的衷情），27年后再用这种词牌缅怀夫人杨开慧及战友柳直荀，毛泽东一生中3次选《蝶恋花》词牌抒发情感，不能仅说成是一种巧合。

　　再看内容，笔者试用现代汉语译白：“你的牺牲使我感到多么凄凉悲楚，这比万箭穿心还要痛苦。我愿意去死100次换回你的生命可惜不现实，只有等我赴九泉后再当面感谢你对我的恩爱和帮助。凛冽的寒风侵蚀肌骨我竟知觉毫无，因为此生受到的折磨和煎熬只有默默地藏在心底却无法向战友和同志们倾吐。我恸哭悲歌的哀音将化成急促的鼓点，战鼓催我再次拿起刀枪向敌人讨还血债为你复仇。”

　　读完该词，我们应该感到毛泽东此时情意缠绵足令草木含悲，文辞凄美更让山河垂泪。还有音律，可以说，该词格律规范，押韵标准，相比《蝶恋花·答李淑一》更趋完美。因为《答李淑一》下阕的“舞”“虎”“雨”3个韵脚与上阙的“柳”“九”“有”“酒”四个韵脚不同韵，毛泽东曾自注：“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

　　《向板仓》初读似乎尾句的“仇”与其他韵脚不同，其实那只是我们用普通话诵读的语音差异，当我们用湘方言中的韶山方音来朗诵这首词时，“仇”与“楚”“苦”“骨”“吐”等韵脚皆同。读者有兴趣，可试之，只能用韶山方音，用湘潭方音或长沙方音都稍逊之。

　　其次，该词多处用典凸显毛泽东深厚的国学底蕴。诗人赋诗填词都喜引经据典，但只有诗词大家用典才能做到如行云流水，不留痕迹。毛泽东是大家，他做到了这一点。该词中多处用典，亦信手拈来，常人较难觉察。例如：“凄楚”，源自《梁书·张缅传》“在客行而多思，独伤魂而凄楚”；“侵蚀”，源自南宋诗人陆游《玉局观拜东坡先生海外画像》诗句“至宝不侵蚀，终亦老侍从”；“愧谢”，源自《宋书·谢晦传》“晦至江陵，无它处分，唯愧谢周超而已”；“悲歌”，源自《乐府诗集·悲歌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更起”，源自南宋爱国主义诗人张孝祥著名词作《念奴娇·风帆更起》首句“风帆更起，望一天秋色，离愁无数”。张孝祥在此词中倾吐与恩爱夫人分离时的哀怨愁恨，可谓柔肠百转，如泣如诉。

　　最后，该词偏于婉约，不废豪放。毛泽东曾说过：“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的确如此，纵观毛泽东一生创作的数十首诗词中，豪放风格的占大多数，这成为他诗词创作的主流趋势。但他精心创作的几首婉约风格的词也不可小觑，包括这首《蝶恋花·向板仓》，可谓独领词坛风骚，同样成就了他近代词坛坛主的地位。

　　这是一首婉约词，但与其他婉约词略有区别，即婉约中不失豪放，这在毛泽东词作中少见。此词尾句就是例证。毛泽东一生中最鲜明的个性特征之一就是斗争性，在他83年的有限生命中，他始终作为一名战士在斗争。敌人搜捕、拷打、杀害杨开慧，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企图摧毁毛泽东的意志。但敌人错了，因为他们只晓得毛泽东是一介布衣书生，而忘记了毛泽东更是一名不屈的战士。杨开慧的牺牲，只能激发毛泽东的斗志，为爱妻复仇，向敌人讨还血债。“恸声悲歌催战鼓，更起刀枪向敌仇。”这是此词的精华，也是临战之前的誓言，更是毛泽东鲜明个性的艺术再现。

　　古人在接近中年时，如果处境不利，遇上不顺心的事，便自觉老了。谢安有中年哀乐之感，所以袁枚称谢安“能支江左偏安局，难遣中年以后情”。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是在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写的，时年三十九岁，就在词中自称“老夫”。因苏轼当时外放山东密州，仕途不利，心情郁闷。朱敦儒生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宋室南渡是在钦宗靖康二年（1127），朱敦儒年四十六岁。这首词是南渡以后的作品，作于朱敦儒四十六岁以后，故起笔便自叹“刘郎已老，不管桃花依旧笑”。这里暗用两个典故。中唐诗人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句。《再游玄都观》诗有“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诗句。刘郎与桃花的关系就是从这里来的。第二句用唐崔护《题都城南庄》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是桃花与笑的关系。作者截去“春风”二字，与“老”字押韵。刘禹锡两度被贬，仕途坎坷，再游玄都观时，已五十六岁，进入老境。朱敦儒可能感到自己与刘禹锡有某些相似点，且又已入老境，故以“刘郎”自拟。“桃花”用在此处，一方面与“刘郎”有关，另一方面也含有某种象征意义。朱敦儒在靖康之难以前，在洛阳过着才子词人浪漫疏放的生活，从他的一首《鹧鸪天》词中就可以看出：“曾为梅花醉不归，佳人挽袖乞新词。轻红遍写鸳鸯带，浓碧争斟翡翠卮。”由于金人鼙鼓动地来，才惊破了他的佳人诗酒梦。国亡家破，南逃以后的朱敦儒一下子觉得自己变得衰老了。“桃花”没有变，“依旧笑”；而词人的心境却变了，变老了。尽管南宋统治者还在“西湖歌舞几时休”，而朱敦儒却对过去“佳人挽袖”，醉写新词的生活已经没有那种闲情逸兴了，所以他“不管桃花依旧笑”。桃李春风、儿女情长都已与己无干，表达的是"人老万事休"的沧桑之感。

　　他在《雨中花》词中也曾无限感慨地说：“塞雁年年北去，蛮江日日西流。此生老矣，除非春梦，重到东周。”又一次表现了他自感衰老的心情。

　　在这种凄苦潦倒心绪支配下，百无聊赖，他也想听听琵琶。但他不像宋代的某些高官那样，家蓄歌儿舞女，他只好到歌妓深院里去听了。重院，即深院。谢家，即谢秋娘家。谢秋娘，唐代名妓，故诗词中常用谢家代指妓家，或指诗人所爱恋的女子家。如唐张泌《寄人》：“别梦依稀到谢家”。温庭筠《更漏子》：“惆怅谢家池阁。”都可说明这种用法。

　　过片，紧承上片听琵琶而来。“曲终人醉”的曲，指琵琶曲。词人听完“谢家”的琵琶曲后，产生了怎样的效果？有怎样的感受？是乐还是愁？这是下片词意发展的关键处。在这关键处，作者笔锋决定性地一转：“多似浔阳江上泪”，这一转，决定词意向愁的方面发展。白居易在浔阳江听到琵琶女弹琵琶，自伤沦落，心情激动，“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朱敦儒为什么“多似浔阳江上泪”？下文提出了明确的答案：“万里东风，国破山河落照红。”原来朱敦儒感到眼前东风万里，依然如故，惟有中原沦陷，山河破碎，半壁山河笼罩在一片落日馀晖中，尽管还有一线淡淡的红色，但毕竟已是日薄西山，黄昏将近了。词人把破碎的山河置于黯淡的夕照中，用光和色来象征和暗示南宋政权已近夕照黄昏，中原失地，恢复无望。这对于身遭国难，远离故土，流落南方的词人来说，怎能不痛心？怎能不“多似浔阳江上泪”呢？！"落照红"三字，即是夕阳西下的眼前之景，亦隐喻宋季国运的衰微气象。 这种国破家亡之痛，在他的另一首词《采桑子·彭浪矶》中也有十分明显的表示：“扁舟去作江南客，旅雁孤云，万里烟尘，回首中原泪满巾。碧山对晚汀洲冷，枫叶芦根，日落波平。愁损辞乡去国人。”由此可见朱敦儒身经国亡家破之难，流离转徙于南方之后，贯串在他词中的主流始终是一颗对国家民族的拳拳赤子之心，一种感人至深的爱国激情。千百年后读之，仍令人心情激荡不已。

　　这首诗是借写杨花抒发羁旅宦游之愁。诗中写早春杨花初开之时，柳枝万缕千丝，淡黄若有似无，袅娜多姿，娇媚无限；而暮春时节杨花随风飘荡，纷飞离散，零落道旁。诗人由此联想到自己远离家乡，奔波仕途，终日劳累，不知漂泊生涯何时才是尽头，抒发了宦游之苦和乡思旅愁的感慨喟叹。全诗由物起兴，情景交融，巧妙运用比喻、对比等手法，刻画形象角度多变，构思新颖别致，语言含蓄精巧，有唱叹不尽之致。

　　一、二两句主要写杨花。在刻画杨柳形象上，诗人有其独到之处。“来时万缕弄轻黄”是说杨花初绽时万缕千丝，袅娜多姿，柔黄乍弄，娇媚无限。一个“弄”字，写柳枝随风飘舞，似在顾影自怜的无限风情，它在骀荡春风里袅娜摇曳的形状宛然眼前，刻画出动态。一个“轻”字，尽现杨花初开时的轻柔、娇嫩，给人以清新曼妙的感觉。黄是颜色，轻是重量，颜色本来无法分轻重，这里运用通感手法，把视觉和触觉这两种不同感觉打通，浅淡的颜色会引起轻的感觉，看到黄色淡到若有似无，便产生“轻黄”的感受。画面虽安闲静谧却不乏努力与新生，显示出初绽杨花青春的躁动和勃勃的生机，形神兼备。“去日飞球满路旁”是写杨花的坠落。“满路旁”表明杨花身已败落、不能自主，只能随风飘荡、零落道旁。一个“满”字，强调了已落杨花之多，更显见杨花的凄凉，也表达了诗人对杨花的同情与无奈。看似描写静态，实则包含着过去飞落、现在仍在飞落，数日内还要继续飞落这整个过程的动态。所以是寓动于静、静中有动。诗人选取杨花生命中的起点和终点来写杨花，意在表明杨花自始至终，一生都在繁忙中度过。

　　最后两句由物及人，从时间上强调诗人飘荡、繁忙之甚，诗歌意旨也渐渐凸显。上文极力铺陈杨花的繁忙，这里则说“我比杨花更飘荡”，可谓欲抑先扬。杨花之忙，只是一春，春后便销声匿迹、安然入眠了。相比之下，诗人远离家乡，奔波仕途，身不由己，一如飘零的杨花；官场风云变幻，终日劳累奔忙却仍飘摇不定，无所傍依；这种日子已进行至此，还要继续下去，不只是“一春”飘荡，而是春春飘荡，甚至是终生飘荡。这两句充分体现出语言的含蓄，诗人不说自己，而说杨花，余味不尽，感慨深长。

　　用杨花作比喻，古诗词中还可找出许多例子。如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旁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把杨花比作缠绵哀感的思妇。文天祥《过零丁洋》：“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把杨花比作日益沦丧的国土。此诗与它们又有所不同。诗人不仅将自己的转徙生涯和飘荡的杨花作比，而且还要比出程度高低：“我比杨花更飘荡，杨花只是一春忙。”结构上递进一层，使离情旅愁得到有力反衬，更显得深切感人。

　　这首追念旧情的怀人词，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应属爱情词范畴。虽然词中所展现的依恋难忘的倩影显然是一名歌妓，但词情不仅不见浮艳，相反却抒述得诚挚纯真，而且落笔的角度多取身世之慨，所以，颇有耐读之处。词牌《思佳客》，就是《鹧鸪天》，周之琦此作共四首，这里选的是组词中的第二首。

　　词写于嘉庆二十年(1815)之际，周之琦三十四岁时。从起句“帕上新题间旧题”可以知道，这段离合悲欢的恋情的发生、发展到中断应是多年前的事。“间”，是夹和联的意思。帕是女郎用的香帕，当年或许是作为定情物赠给词人，也可能是别有苦衷被迫分离时的信物。在一方手帕上“新题间旧题”地写了许多思恋苦念的诗词，足见时间的绵长，是在相当长一段时空里聊以自慰自解、自我平衡的行为，见物如见人么!作为情爱的见证信物，“旧题”也好，“新题”也好，在上面题的诗句不必有赞美艳羡之语，可是词人却以“苦无佳句比红儿”来表述。“苦无佳句”并非没有佳句。而是说任何佳句都不足以来赞比心上人，这是不写之写的最高赞辞。生活往往如此，愈是倾心得无可喻说的痴恋，一旦失落，必然愈显得失魂落魄地巨痛，更不知所云了。所以，“苦无佳句”和“新题间旧题”之间所表现出来的“无”和“多”的奇妙而矛盾的激荡情思，已把一颗沦肌浃髓、铭心镂骨的相思苦心托起于纸上了。“比红儿”是借用唐代诗人罗虬写《比红儿诗》一百首赞美歌妓红儿的典故。从这可以确认周之琦所恋的女郎的身分。

　　词的三四两句紧承“比红儿”所揭示的身份转入沉重的感慨。“生怜”句是说当年初遇时恋人正当“桃萼初开”的二八荳蔻之年，其妍丽娇美之貌可以想见。然而“那信杨花有定时”的悲哀，正是其貌愈美，其难以把握自己命运的飘泊身世就愈令人伤怀。周之琦晚年虽官至广西巡抚，为一方重臣，但早年并无能力去为一个歌女脱籍，这就是萍水情缘终于分离的缘故。

　　人似杨花飘无定，是上片情思的一个苦结，暗示出了别离情节。下片由此进入苦思痴念，终于在无法消解的空间阻隔面前，爱而转怨，以怨写爱，怨愈深，思恋益见苦。

　　“人悄悄”六字把坐立不安的心态刻划得极深细。境愈静寂，心愈空荡，无可解开百思愁结。为何觉得“昼迟迟”，天老不暗下来呢?原来他盼黑夜早来，是为能做个“殷勤好梦”。人在现实中得不到所追求的事物时，每每会发生一种心态的变幻现象，求之于好梦。以梦境聊解渴念，原是够苦的事，然而这适足以见其痴。“托蛛丝”三字，一些注本释为借蛛丝随风飘游把好梦带给她去，或释为形容怀人缠绵情思。后者等于无解，前者未见惬意。如果注意到蛛丝结网这个事实，而“好梦”亦须结构(事实上“梦”的做成不可能预设，所以预想“好梦”的愿望更须祈求某种神力)，从“结”这个特定意义上去理解，词人的匠心就毕见了。因为，如果要托蛛丝传带情思，何必嫌“昼迟迟”呢?游丝飘扬，白日也可。所以，“殷勤”句是一个精致的意象表现，当意为祈求能借蛛丝结网那样的神奇功能来做个周正圆满的好梦吧?

　　末二句笔一转，“绣帏金鸭薰香坐”是设想旧日恋人所处环境，这个“她”显然已被勋戚权贵金屋藏娇了。因而词人说：我自苦思苦想，但求梦遇一回，可是“说与春寒总未知”啊!“绣帏”中人怎能“知”我此时此地的心境感受呢?“春寒”拟喻一种特定心境，凄冷、寂寥、惆怅……。在手法上，这叫顿挫，从“好梦”的企待，到“说与总未知”，一个大起落，由热望到心灰意冷，是大跌宕，哀怨苦恋之情正从这起伏折转中得到深化。

　　其实，即使真的结成“好梦”，又怎样呢?又能真正解慰痛苦，挽回悲剧性的现状吗?所以，这一转成怨恨的语气原也是爱恋的另一种表现，并非真怨“绣帏”中人。

　　谭献《箧中词》评此词，认为“寄托遥深”，意思是别有深意而不是写恋情。寄托什么呢?大概认为是借此抒发怀才未遇，未能邀上宠。杨钟羲《雪桥诗话》初集卷十也说颇有“楼高不见”之意。事实上，周之琦二十七岁中进士，在当时已算早年得志了，他的仕途生活一开始就不见坎坷，从其词作中并不能审辨出如谭、杨等人所揣摩的这类寄托。我们不必跟着常州派理论经常导致的穿凿附会的迷雾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