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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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到今，人们事业的成就，经验教训众多，呈现出种种不一的情况，途径。概要的推究他们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结论是：不毅力的人就会成功，相反的人就会失败。
人生的历程，大体逆境占了十分之六七，顺境也占了十分之三四，而顺逆这两种境遇又常常是相互交替着轮流出现。无论事情是大是小，必然会遇到几次乃至十几次的阻力，这种阻力虽然不的大不的小，但总之必定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在意志和能力方面薄弱的人，开始的时候一定会说我想要如何如何，我要如何如何，他心里认为天下事本来就是很简单容易的，等到马上尝试，阻力突然来临，就颓然丧失了信心。那些意志能力比较弱的人，凭着一时的意气，通过了这第一关，遇到第二次挫折就退缩了；意志能力稍强的人，遇到三四次挫折才退缩；又坚强些的人，遇到五六次挫折才退缩。他所做的事情越大，他遇到的挫折就越多，他不退缩也就越难。不是极其坚强的人，就没不能够善于达到它的终点的。
如果遇到挫折而不退缩，那么小的逆境之后，必定不小的顺境；大的逆境之后，必定会不大的顺境。经过了盘根错节的复杂情况以后，尔后随之才会不迎刃而解的一天。旁观者只是非常羡慕别人的成功，认为这个人大概是个幸运儿，而老天总是因为某种缘故宠爱他；又认为我遭遇不顺利，所以成就也比不上他。这种人哪里知道所谓的“不顺”啊、“幸运”啊，对于他和我都是相同的，而是否能征服这些“不顺”，同时又利用这些“幸运”，正是他成我败的区别所在。再用驾船来做个比方，如果用二十天的时间，来走一千里的路程，这期间风向潮流不时顺不时逆，常常交互错杂。他凭着艰苦忍耐的力量，迎着那逆风逆流冲了过去，然后能从容地前进，去度过顺风顺水的一段。但是我或者一天就退回来了，或者两三天就回来了，或者五六天就回来了，所以彼岸就始终不可能到达。
孔子说：“比如造山，还差一筐土，如果停止下来，那是我自己停止的；又比如填平土地，即使只倒了一筐土，如果继续去填，那是我自己去填的。”孟子说：“做事的人，比如挖井，挖了七、八丈深，还没不挖到井水，还是废井。”成败的规律，在此而已。
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就是说：秦之所以亡，有十个失误，其中一个，到现在（即在路温舒当时）仍然存在，即过分重视、重用“治狱之吏”。这些人，“上下相殴(驱)，以刻为明”，“败法乱正，离亲塞道”。他们竞相追逐，滥施刑罚，以“治狱”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结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处死）之计，岁以万数”。
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法制运用“逼、供、信”的残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谓“棰楚(以杖鞭扑)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讯来逼供，“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名义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晓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实这中间无疑包含着“诱供”，以进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却，则锻练(炼)而周内(纳)之”，就是说：怕上级批不准，必须把上报材料和报告写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办法有二：一是进一步对“犯人”进行逼供、诱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证”，使“成练者众”；一是组织材料班子、刀笔文吏对材料进行精心的加工，对报告进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虽咎繇(同皋陶，传说中舜时贤明的法官)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铁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当时“治狱之吏”都“以刻为明”，是当时朝廷倡导的结果。朝廷利用权势，大搞思想箝制、舆论一律，使执法“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万人的人头就这样滚滚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温泉浴场的建议，触犯了当地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其实在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围剿”的人中，并不乏同情之士，他们振臂“讨伐”，心里明白，悄悄地对斯多克芒医生表示歉意——迫于权势，“不敢不那么办”。“治狱之吏”，诱于“深者获公名”，鉴于“平者多后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办”。林彪、“四人帮”统治期间，当权者上下相驱，以“左”为明。“左”之深者获公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于是重用、提拔有份；说公道话者多后患——轻则不信任，重则受株连。因此，自安之道，在于宁“左”毋右。于是乎上下竞相“左”，极“左”思潮风行矣。看来古今中外，历史的共性还是不少的，否则，两千年前的作品怎么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呢？
矫治的办法，路温舒作为封建时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诽谤以招切言”，即让人讲话，国君要不计较臣民们的“谤言”，牢骚、骂娘的话都让说，才能“开天下之口”，招来至切之言。他继承了古代开明政治家反对“防民之口”(《召公谏厉王止谤》)的优良传统，主张“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可杀可不杀者不杀，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这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国君的开明，则有其局限性。路温舒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官吏，我们不可苛求于他。今天，我们不能象路温舒那样寄托于个人，而必须从根本制度上着眼。
朱淑真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女词人，这首词写一位闺中女子（实际上是作者自己）在明媚的春光中，回首往事而愁绪万端。
上片“迟迟春日弄轻柔，花径暗香流”两句，描绘出一幅风和日丽，花香怡人的春日美景。“迟迟春日”语出《诗经·七月》“春日迟迟”，“迟迟”指日长而暖。“弄轻柔”三字，言和煦的阳光在抚弄着杨柳的柔枝嫩条。秦观《江城子》词：“西城杨柳弄春柔。”“弄”字下得很妙，形象生动鲜明。对此良辰美景，主人公信步走在花间小径上，一股暗香扑鼻而来，令人心醉，春天多么美好啊！但是好景不长，清明过后，却遇上阴霾的天气，云雾笼罩着朱阁绣户，犹如给女主人公的内心罩上了一层愁雾，使她想起了一段不堪回首的伤心往事。看来开头所写的春光明媚，并不是眼前之景，而是已经逝去的美好时光。不然和煦的阳光与云雾是很难统一在一个画面上，也很难发生在同一时间内。“云锁朱楼”的“锁”字，是一句之眼，它除了给读者云雾压楼的阴霾感觉以外，还具有锁在深闺的女子不得自由的象喻性。“锁”字蕴含丰富，将阴云四布的天气、深闺女子的被禁锢和心头的郁闷，尽括其中。
下片着重表现的是女主人公的春愁。这种春愁是由黄莺的啼叫唤起的。大凡心绪不佳的女子，最易闻鸟啼而惊心，故唐诗有“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之句。试想一个愁绪万端的女子，在百无聊赖之时，只好在午睡中消磨时光，午睡醒来，听到窗外莺声巧啭。不禁唤起了她的春愁。黄莺在何处啼叫呢？是在绿杨影里，还是在海棠亭畔，抑或是在红杏梢头呢？自问自答，颇耐人玩味。
这首词笔触轻柔细腻，语言婉丽自然。作者用鸟语花香来反衬自己的惆怅，这是以乐景写哀的手法。作者在写景上不断变换画面，从明媚的春日，到阴霾的天气；时间上从清明之前，写到清明之后；有眼前的感受，也有往事的回忆。既有感到的暖意，嗅到馨香，也有听到的莺啼，看到的色彩。通过它们表现女主人公细腻的感情波澜。下片词的自问自答，更是妙趣横生。词人将静态的“绿杨影里，海棠亭畔，红杏梢头”，引入黄莺的巧啭，静中有动、寂中有声，化静态美为动态美，使读者仿佛听到莺啼之声不断地从一个地方流播到另一个地方，使鸟啼之声富于立体感和流动感。这是非常美的意境创造。以听觉写鸟声的流动，使人辨别不出鸟鸣何处，词人的春愁，也像飞鸣的流莺，忽儿在东，忽儿在西，说不清准确的位置。这莫可名状的愁怨，词人并不说破，留给读者去想象，去补充。
《鼓笛慢·乱花丛里曾携手》初读似是思念佳人，但一点佳人的影子也没有。作者摆了一个迷魂阵，在“佳人”的身上虚晃了几枪，然后转入他对友人们的怀念。作者初到郴州时，有“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元寻处”的慨叹，而此词却说：“苦恨东流水，桃源路欲回双桨。”表现出他对“寻桃源”的疑虑，而更多的考虑则是“我如今怎向”，开始思索今后了，面对现实了。此词是词人在郴州总结自己的过去，考虑自己的未来。
上半阕是回忆他从前的生活，词人在蔡州与汴京时，曾涉足青楼，为歌妓写词。开篇从与恋人携手赏花的美好回忆写起，在对“好梦随春远”的痛惜之中，流露出离别后“香闺正杳，佳欢未偶”的无限惆怅。重上玉楼与佳人团聚这样简单的愿望，却无法实现，因为词人正处在“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孤零处境中，受着现实的种种羁绊，他只能将所有的感伤交付给长长的叹息，相思中透露出身不由己的无奈。因此，词人在结尾处发出“仗何人，细与丁宁问呵，我如今怎向”的疑问，满腹辛酸汨汨流出，既揭示了他对命运的惶惑，更突出了他相思无望的悲凉。
过片紧承前意，脉络不断。表面上仍以绮语写艳情。词人举头望月，月儿还未团圆，它象征着人之团圆时机还未到来。因此他对重上玉楼（重回朝廷）表示怀疑。从写艳情到寄慨身世，都是自然的过渡，如灰蛇蚓线，忽隐忽显，使人不觉，可见艺术手法之高妙。故词人云：“那堪万里，却寻归路，指阳关孤唱。”词人愈贬愈远，求归不得，心绪无比悲凉。古人西出阳关，远征塞外，总有家人与亲友备酒饯别。可是此刻的词人，独自南迁，举目无亲，只能一个人唱着《阳关曲》。“孤唱”二字，用得极妙，它点明了迁客身份，也渲染了凄凉悲苦的氛围。比他略早的张舜民在《卖花声》词中说：“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阳关。”张于元丰年间，被谪往郴州，途经洞庭湖畔岳阳楼，写下此词，表达心头的悲愤。少游元祐年间与舜民有交往，也许读过他的《卖花声》，熟悉这一辞旬。张怕听令人肠断的《阳关曲》，秦则一人孤唱《阳关》。二人处境相同，心情相似，但在对待《阳关曲》的艺术处理上，却手法有异。张重于愤，秦偏于悲，在宋代的迁谪文字中各具特色。
此词又不仅仅是一首相思之作。古典诗歌，常常通过男女恋情别抒怀抱。秦观此词，就能从细腻隐约的相思笔墨中读出作者自伤不遇的复杂心境。在他那“不堪思想”的“从前事”中，不仅有对美好恋情的回忆，还有对春风得意的往事的回首。在“谁把雕鞍锁定”的无奈探询中，不仅有恋爱被阻隔的苦恼，更暗合事业遭受打击、壮志消磨的感慨。在“却寻归路”、“欲回双桨”的向往追寻中，不无想要得到朝廷重新任用的期待。在“如今怎向”的茫然中，他面对人生挫折的失意与遗憾之感相当强烈！
这首词先写孟达作《上堵吟》的历史内容和背景，后写眼前的景物，感叹历史终成陈迹。是苏轼按照孟达《所作上堵吟》的韵调，描写了汉昭烈帝刘备章武间的一段兴衰史，让后人借历史深深反思现实。
第一至第六句，写孟达作《上堵吟》的历史内容和背景。《水经注》：堵阳县（竹山县），堵水出焉，有白马塞（台），孟达为新城守，登之而叹日：“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为《上堵吟》。即苏轼所写“台上有客吟《秋风》”，亦是《上堵吟》的历史由来。为何“悲声萧散飘入空”？为何游女“欲学声同意不同”？两者答案是一个：“千里金城两稚子”，即“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的历史内容。苏轼借以暗示赵宋王朝要吸取的教训。“台”为历史陈迹见证之地，“悲声”，是指“哀切”，“有侧人心”（郦道元《水经注》）之音，“愤激，其哀思之音”。“欲学”，言《上堵吟》“今人仍传此声”（盛弘之《荆州记》）。“两稚子”，言刘封、申耽仍很稚嫩。
第七句至第十三句，写苏轼转向眼前，感叹历史终成陈迹。忆往昔，“白马”山为“塞”，“凤林”为“关”。“过关无百步，旷荡吞楚薮（sǒu）。”（苏轼《岘山》诗）美丽的塞、关，历史千古的名字，如今是“山川无人空自闲”。俱往矣，让今人悲叹“亦何苦”？现实是无情的，“江水冬更深，鳊鱼冷难捕”，百姓的衣食仍难以解决。这是苏轼欲言而未言的词作本意。最后两句，与开头照应，发出让人深思的历史回音。“悠悠江上听歌人，不知我意徒悲辛。”与“台上有客吟《秋风》，悲声萧散飘入空”相比，成为“声同意不同”的历史回声：“山川无人空自闲，我悲亦何苦？”
全词，观历史陈迹，即物抒情，怀古叹今。步孟达《上堵吟》的韵调，追忆了汉昭烈帝刘备章武间的一段兴衰史。天地有情，历史无情。昔日的白马要塞、凤林雄关而今也只是历史陈迹，“山川无人空自闲”，让后人借以去深深反思现实。苏轼的词作本意就在于此。
这首词是借男女的欢情，抒发词人对故国的眷恋。以男女帷幄之私，写故国乔木之感，原是中国诗词创作的传统手法。但词人把它写得那么意婉词直，蕴藉风流，透过往日的欢笑，看到今朝的泪痕，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悔恨之情，好像非如此就无法使他心理上失去的平衡暂时趋向稳定。这种郁积已久、抑制不住的感情，正是词人心理结构最深层的无意识为基础的，因而使人获得情真语挚、意深味永的美感享受。
词的上片，是词人委托南飞的青鸟诉说旧日的欢娱，代致相思的深意。词一开始就在画面上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制造了遥远的、渺茫的神话境界。以此来暗示，这个“青鸟”使者在现实世界中是没有的，“南飞传意”当然也就是一种空想了。正好说明故国已亡，宗社已墟，词人只好把那埋藏在心底深处的眷恋祖国之情，叮嘱心灵上的使者替他表白一番。“罨画”二句，就是词人要求“青鸟”传达信息的全部内容。他没有向对方诉说，自从离别以来，“肠一日而九逥”，“魂一夕而九逝”的眷恋之情，而只是拿过去的生活情趣，来唤起对方美好的回忆。“罨画”，本为杂色的彩画。这里是说在那风景如画的桥边，春水是那样的碧绿，春花是那样的烂漫，我曾经陶醉在那大自然的美好景色中，过了多年的幸福生活，今天回想起来，只剩下美好的记忆，而那欢乐幸福的日子却是一去不复返了。词人在这里是用昔日的欢乐，衬托出今日的苦闷；用过去的大好春光，衬托出现实的凄凉岁月。不言眷恋，而眷恋之情溢于言表。词人善于把心中的意象，通过男女之间的艳情，变为欣赏者感知的具体形象，取得了意在言外的艺术效果。
下片是词人进一步向对方倾吐自己相忆之苦，相思之深。语言是那样的直率坦白，感情是那样的真挚热烈，感染力很强。“相愧”，表面是愧自己“枕前发尽千般愿”，骨子里是愧自己去而不归，也就是词人离唐入蜀后情不自禁地所产生的那种微妙的感情。在这里一则要表白自己的心迹，不是薄情，不是负心，而是一想到旧日的恩情就感到内疚；不是没有离恨，不是没有别泪，而是两行珠泪，一腔离愁，无法寄到远方的伊人。在则要倾诉别后的生活和情怀。在这里词人列举了三种系人愁思的事物：罗幕、绣帏和鸳被。这些都曾经是他们双栖双宿的地方；而如今却是室迩人远，物是人非。睹物思人，欢情如昨；而别易会难，前尘如梦。想当年鸳被同卧，誓不分离；愧今日劳燕双飞，各自东西；想别后青鸟无凭，珠泪难寄；愧当年画桥春色，花下陶醉。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故能动人心脾，感人肺腑。他的语淡而悲，意深而婉，透露了词人是强作欢愉之后，流露出悲苦之情的。虽无刻骨入肌之言，而有惆怅自怜之致；虽有绮罗香泽之态，而无纤丽浮华之习。所以词人的词有“骨秀”之誉，有“淡妆美人”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