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译文
从古到今,人们事业的成就,经验教训众多,呈现出种种不一的情况,途径。概要的推究他们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结论是:不毅力的人就会成功,相反的人就会失败。
人生的历程,大体逆境占了十分之六七,顺境也占了十分之三四,而顺逆这两种境遇又常常是相互交替着轮流出现。无论事情是大是小,必然会遇到几次乃至十几次的阻力,这种阻力虽然不的大不的小,但总之必定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在意志和能力方面薄弱的人,开始的时候一定会说我想要如何如何,我要如何如何,他心里认为天下事本来就是很简单容易的,等到马上尝试,阻力突然来临,就颓然丧失了信心。那些意志能力比较弱的人,凭着一时的意气,通过了这第一关,遇到第二次挫折就退缩了;意志能力稍强的人,遇到三四次挫折才退缩;又坚强些的人,遇到五六次挫折才退缩。他所做的事情越大,他遇到的挫折就越多,他不退缩也就越难。不是极其坚强的人,就没不能够善于达到它的终点的。
如果遇到挫折而不退缩,那么小的逆境之后,必定不小的顺境;大的逆境之后,必定会不大的顺境。经过了盘根错节的复杂情况以后,尔后随之才会不迎刃而解的一天。旁观者只是非常羡慕别人的成功,认为这个人大概是个幸运儿,而老天总是因为某种缘故宠爱他;又认为我遭遇不顺利,所以成就也比不上他。这种人哪里知道所谓的“不顺”啊、“幸运”啊,对于他和我都是相同的,而是否能征服这些“不顺”,同时又利用这些“幸运”,正是他成我败的区别所在。再用驾船来做个比方,如果用二十天的时间,来走一千里的路程,这期间风向潮流不时顺不时逆,常常交互错杂。他凭着艰苦忍耐的力量,迎着那逆风逆流冲了过去,然后能从容地前进,去度过顺风顺水的一段。但是我或者一天就退回来了,或者两三天就回来了,或者五六天就回来了,所以彼岸就始终不可能到达。
孔子说:“比如造山,还差一筐土,如果停止下来,那是我自己停止的;又比如填平土地,即使只倒了一筐土,如果继续去填,那是我自己去填的。”孟子说:“做事的人,比如挖井,挖了七、八丈深,还没不挖到井水,还是废井。”成败的规律,在此而已。
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就是说:秦之所以亡,有十个失误,其中一个,到现在(即在路温舒当时)仍然存在,即过分重视、重用“治狱之吏”。这些人,“上下相殴(驱),以刻为明”,“败法乱正,离亲塞道”。他们竞相追逐,滥施刑罚,以“治狱”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结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处死)之计,岁以万数”。
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法制运用“逼、供、信”的残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谓“棰楚(以杖鞭扑)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讯来逼供,“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名义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晓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实这中间无疑包含着“诱供”,以进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却,则锻练(炼)而周内(纳)之”,就是说:怕上级批不准,必须把上报材料和报告写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办法有二:一是进一步对“犯人”进行逼供、诱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证”,使“成练者众”;一是组织材料班子、刀笔文吏对材料进行精心的加工,对报告进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虽咎繇(同皋陶,传说中舜时贤明的法官)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铁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当时“治狱之吏”都“以刻为明”,是当时朝廷倡导的结果。朝廷利用权势,大搞思想箝制、舆论一律,使执法“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万人的人头就这样滚滚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温泉浴场的建议,触犯了当地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其实在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围剿”的人中,并不乏同情之士,他们振臂“讨伐”,心里明白,悄悄地对斯多克芒医生表示歉意——迫于权势,“不敢不那么办”。“治狱之吏”,诱于“深者获公名”,鉴于“平者多后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办”。林彪、“四人帮”统治期间,当权者上下相驱,以“左”为明。“左”之深者获公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于是重用、提拔有份;说公道话者多后患——轻则不信任,重则受株连。因此,自安之道,在于宁“左”毋右。于是乎上下竞相“左”,极“左”思潮风行矣。看来古今中外,历史的共性还是不少的,否则,两千年前的作品怎么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呢?
矫治的办法,路温舒作为封建时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诽谤以招切言”,即让人讲话,国君要不计较臣民们的“谤言”,牢骚、骂娘的话都让说,才能“开天下之口”,招来至切之言。他继承了古代开明政治家反对“防民之口”(《召公谏厉王止谤》)的优良传统,主张“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可杀可不杀者不杀,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这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国君的开明,则有其局限性。路温舒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官吏,我们不可苛求于他。今天,我们不能象路温舒那样寄托于个人,而必须从根本制度上着眼。
朱淑真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女词人,这首词写一位闺中女子(实际上是作者自己)在明媚的春光中,回首往事而愁绪万端。
上片“迟迟春日弄轻柔,花径暗香流”两句,描绘出一幅风和日丽,花香怡人的春日美景。“迟迟春日”语出《诗经·七月》“春日迟迟”,“迟迟”指日长而暖。“弄轻柔”三字,言和煦的阳光在抚弄着杨柳的柔枝嫩条。秦观《江城子》词:“西城杨柳弄春柔。”“弄”字下得很妙,形象生动鲜明。对此良辰美景,主人公信步走在花间小径上,一股暗香扑鼻而来,令人心醉,春天多么美好啊!但是好景不长,清明过后,却遇上阴霾的天气,云雾笼罩着朱阁绣户,犹如给女主人公的内心罩上了一层愁雾,使她想起了一段不堪回首的伤心往事。看来开头所写的春光明媚,并不是眼前之景,而是已经逝去的美好时光。不然和煦的阳光与云雾是很难统一在一个画面上,也很难发生在同一时间内。“云锁朱楼”的“锁”字,是一句之眼,它除了给读者云雾压楼的阴霾感觉以外,还具有锁在深闺的女子不得自由的象喻性。“锁”字蕴含丰富,将阴云四布的天气、深闺女子的被禁锢和心头的郁闷,尽括其中。
下片着重表现的是女主人公的春愁。这种春愁是由黄莺的啼叫唤起的。大凡心绪不佳的女子,最易闻鸟啼而惊心,故唐诗有“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之句。试想一个愁绪万端的女子,在百无聊赖之时,只好在午睡中消磨时光,午睡醒来,听到窗外莺声巧啭。不禁唤起了她的春愁。黄莺在何处啼叫呢?是在绿杨影里,还是在海棠亭畔,抑或是在红杏梢头呢?自问自答,颇耐人玩味。
这首词笔触轻柔细腻,语言婉丽自然。作者用鸟语花香来反衬自己的惆怅,这是以乐景写哀的手法。作者在写景上不断变换画面,从明媚的春日,到阴霾的天气;时间上从清明之前,写到清明之后;有眼前的感受,也有往事的回忆。既有感到的暖意,嗅到馨香,也有听到的莺啼,看到的色彩。通过它们表现女主人公细腻的感情波澜。下片词的自问自答,更是妙趣横生。词人将静态的“绿杨影里,海棠亭畔,红杏梢头”,引入黄莺的巧啭,静中有动、寂中有声,化静态美为动态美,使读者仿佛听到莺啼之声不断地从一个地方流播到另一个地方,使鸟啼之声富于立体感和流动感。这是非常美的意境创造。以听觉写鸟声的流动,使人辨别不出鸟鸣何处,词人的春愁,也像飞鸣的流莺,忽儿在东,忽儿在西,说不清准确的位置。这莫可名状的愁怨,词人并不说破,留给读者去想象,去补充。
《鼓笛慢·乱花丛里曾携手》初读似是思念佳人,但一点佳人的影子也没有。作者摆了一个迷魂阵,在“佳人”的身上虚晃了几枪,然后转入他对友人们的怀念。作者初到郴州时,有“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元寻处”的慨叹,而此词却说:“苦恨东流水,桃源路欲回双桨。”表现出他对“寻桃源”的疑虑,而更多的考虑则是“我如今怎向”,开始思索今后了,面对现实了。此词是词人在郴州总结自己的过去,考虑自己的未来。
上半阕是回忆他从前的生活,词人在蔡州与汴京时,曾涉足青楼,为歌妓写词。开篇从与恋人携手赏花的美好回忆写起,在对“好梦随春远”的痛惜之中,流露出离别后“香闺正杳,佳欢未偶”的无限惆怅。重上玉楼与佳人团聚这样简单的愿望,却无法实现,因为词人正处在“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孤零处境中,受着现实的种种羁绊,他只能将所有的感伤交付给长长的叹息,相思中透露出身不由己的无奈。因此,词人在结尾处发出“仗何人,细与丁宁问呵,我如今怎向”的疑问,满腹辛酸汨汨流出,既揭示了他对命运的惶惑,更突出了他相思无望的悲凉。
过片紧承前意,脉络不断。表面上仍以绮语写艳情。词人举头望月,月儿还未团圆,它象征着人之团圆时机还未到来。因此他对重上玉楼(重回朝廷)表示怀疑。从写艳情到寄慨身世,都是自然的过渡,如灰蛇蚓线,忽隐忽显,使人不觉,可见艺术手法之高妙。故词人云:“那堪万里,却寻归路,指阳关孤唱。”词人愈贬愈远,求归不得,心绪无比悲凉。古人西出阳关,远征塞外,总有家人与亲友备酒饯别。可是此刻的词人,独自南迁,举目无亲,只能一个人唱着《阳关曲》。“孤唱”二字,用得极妙,它点明了迁客身份,也渲染了凄凉悲苦的氛围。比他略早的张舜民在《卖花声》词中说:“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阳关。”张于元丰年间,被谪往郴州,途经洞庭湖畔岳阳楼,写下此词,表达心头的悲愤。少游元祐年间与舜民有交往,也许读过他的《卖花声》,熟悉这一辞旬。张怕听令人肠断的《阳关曲》,秦则一人孤唱《阳关》。二人处境相同,心情相似,但在对待《阳关曲》的艺术处理上,却手法有异。张重于愤,秦偏于悲,在宋代的迁谪文字中各具特色。
此词又不仅仅是一首相思之作。古典诗歌,常常通过男女恋情别抒怀抱。秦观此词,就能从细腻隐约的相思笔墨中读出作者自伤不遇的复杂心境。在他那“不堪思想”的“从前事”中,不仅有对美好恋情的回忆,还有对春风得意的往事的回首。在“谁把雕鞍锁定”的无奈探询中,不仅有恋爱被阻隔的苦恼,更暗合事业遭受打击、壮志消磨的感慨。在“却寻归路”、“欲回双桨”的向往追寻中,不无想要得到朝廷重新任用的期待。在“如今怎向”的茫然中,他面对人生挫折的失意与遗憾之感相当强烈!
这首词先写孟达作《上堵吟》的历史内容和背景,后写眼前的景物,感叹历史终成陈迹。是苏轼按照孟达《所作上堵吟》的韵调,描写了汉昭烈帝刘备章武间的一段兴衰史,让后人借历史深深反思现实。
第一至第六句,写孟达作《上堵吟》的历史内容和背景。《水经注》:堵阳县(竹山县),堵水出焉,有白马塞(台),孟达为新城守,登之而叹日:“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为《上堵吟》。即苏轼所写“台上有客吟《秋风》”,亦是《上堵吟》的历史由来。为何“悲声萧散飘入空”?为何游女“欲学声同意不同”?两者答案是一个:“千里金城两稚子”,即“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的历史内容。苏轼借以暗示赵宋王朝要吸取的教训。“台”为历史陈迹见证之地,“悲声”,是指“哀切”,“有侧人心”(郦道元《水经注》)之音,“愤激,其哀思之音”。“欲学”,言《上堵吟》“今人仍传此声”(盛弘之《荆州记》)。“两稚子”,言刘封、申耽仍很稚嫩。
第七句至第十三句,写苏轼转向眼前,感叹历史终成陈迹。忆往昔,“白马”山为“塞”,“凤林”为“关”。“过关无百步,旷荡吞楚薮(sǒu)。”(苏轼《岘山》诗)美丽的塞、关,历史千古的名字,如今是“山川无人空自闲”。俱往矣,让今人悲叹“亦何苦”?现实是无情的,“江水冬更深,鳊鱼冷难捕”,百姓的衣食仍难以解决。这是苏轼欲言而未言的词作本意。最后两句,与开头照应,发出让人深思的历史回音。“悠悠江上听歌人,不知我意徒悲辛。”与“台上有客吟《秋风》,悲声萧散飘入空”相比,成为“声同意不同”的历史回声:“山川无人空自闲,我悲亦何苦?”
全词,观历史陈迹,即物抒情,怀古叹今。步孟达《上堵吟》的韵调,追忆了汉昭烈帝刘备章武间的一段兴衰史。天地有情,历史无情。昔日的白马要塞、凤林雄关而今也只是历史陈迹,“山川无人空自闲”,让后人借以去深深反思现实。苏轼的词作本意就在于此。
这首词是借男女的欢情,抒发词人对故国的眷恋。以男女帷幄之私,写故国乔木之感,原是中国诗词创作的传统手法。但词人把它写得那么意婉词直,蕴藉风流,透过往日的欢笑,看到今朝的泪痕,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悔恨之情,好像非如此就无法使他心理上失去的平衡暂时趋向稳定。这种郁积已久、抑制不住的感情,正是词人心理结构最深层的无意识为基础的,因而使人获得情真语挚、意深味永的美感享受。
词的上片,是词人委托南飞的青鸟诉说旧日的欢娱,代致相思的深意。词一开始就在画面上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制造了遥远的、渺茫的神话境界。以此来暗示,这个“青鸟”使者在现实世界中是没有的,“南飞传意”当然也就是一种空想了。正好说明故国已亡,宗社已墟,词人只好把那埋藏在心底深处的眷恋祖国之情,叮嘱心灵上的使者替他表白一番。“罨画”二句,就是词人要求“青鸟”传达信息的全部内容。他没有向对方诉说,自从离别以来,“肠一日而九逥”,“魂一夕而九逝”的眷恋之情,而只是拿过去的生活情趣,来唤起对方美好的回忆。“罨画”,本为杂色的彩画。这里是说在那风景如画的桥边,春水是那样的碧绿,春花是那样的烂漫,我曾经陶醉在那大自然的美好景色中,过了多年的幸福生活,今天回想起来,只剩下美好的记忆,而那欢乐幸福的日子却是一去不复返了。词人在这里是用昔日的欢乐,衬托出今日的苦闷;用过去的大好春光,衬托出现实的凄凉岁月。不言眷恋,而眷恋之情溢于言表。词人善于把心中的意象,通过男女之间的艳情,变为欣赏者感知的具体形象,取得了意在言外的艺术效果。
下片是词人进一步向对方倾吐自己相忆之苦,相思之深。语言是那样的直率坦白,感情是那样的真挚热烈,感染力很强。“相愧”,表面是愧自己“枕前发尽千般愿”,骨子里是愧自己去而不归,也就是词人离唐入蜀后情不自禁地所产生的那种微妙的感情。在这里一则要表白自己的心迹,不是薄情,不是负心,而是一想到旧日的恩情就感到内疚;不是没有离恨,不是没有别泪,而是两行珠泪,一腔离愁,无法寄到远方的伊人。在则要倾诉别后的生活和情怀。在这里词人列举了三种系人愁思的事物:罗幕、绣帏和鸳被。这些都曾经是他们双栖双宿的地方;而如今却是室迩人远,物是人非。睹物思人,欢情如昨;而别易会难,前尘如梦。想当年鸳被同卧,誓不分离;愧今日劳燕双飞,各自东西;想别后青鸟无凭,珠泪难寄;愧当年画桥春色,花下陶醉。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故能动人心脾,感人肺腑。他的语淡而悲,意深而婉,透露了词人是强作欢愉之后,流露出悲苦之情的。虽无刻骨入肌之言,而有惆怅自怜之致;虽有绮罗香泽之态,而无纤丽浮华之习。所以词人的词有“骨秀”之誉,有“淡妆美人”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