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来说劝您少骂一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情也要再商量。
秦始皇虽已去世，但他的业绩还留存在史册，孔子的名声很大，但实际上却没有什么价值。
历代统治者推行的都是秦始皇的郡县制，您写的《十批判书》可“不是好文章”。
认真阅读唐人柳宗元的《封建论》，但不要从柳宗元那里倒退到周文王的时代啊。
注释
《封建论》：是唐代柳宗元写的一篇论文，它重点论述封建制的弊端。郭老：是指对郭沫若的尊称。
焚坑：即史称“焚书坑儒”之略，指秦始皇（赢政）灭割据称雄之六国（楚、齐、燕、韩、赵、魏）而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原创立秦朝（定都咸阳，位于今陕西咸阳市东，赢政自称始皇帝）后，在以威权实行和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的过程中，下令强制施行的“焚书坑儒”之举措。
祖龙：见于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其中曰：公元前211年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滴池君。’因言曰：‘祖龙死。’”裴驷集解引苏林曰：“祖，始也；龙，人君象；谓始皇也。”毛泽东亦以“祖龙”代指秦始皇。
业犹在：意谓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朝的功业及其初步奠定的统一的中国版图仍然存在。
孔学：是指以孔子为始的儒家学说。
量糠：是指量子和糠，比喻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量，量子，空的或不饱满的籽粒，如谷量子。糠，从谷子等作物的籽实上脱下来的皮或壳。
百代：意谓很多朝代，主要指整个封建时代。百，这里并非指一百这一具体数目，而是概言其多。
行：实行，沿用。
秦政法：指秦朝统治和管理国家的法律制度，包括统一法令、货币、度量衡、车轨、文字等，但这里似乎更强调的是始于秦始皇、秦王朝的废“分封”设“郡县”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国家政治体制。
十批：是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郭沫若从1943年中至1945年集中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文章观点自发表以来，在历史和思想史、哲学史等学术界引起了反响和争鸣。
唐人：即指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子厚：是指柳宗元（773年—819年），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厚。
莫：不要。
文王：是指西周文王，即姬昌，西周奠基者，实行“封建制”（分封制）。
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
这首诗读起来，总有种酸溜溜的感觉。孔绍安和夏侯端都曾是隋朝的御史，后来李渊反隋称帝，夏侯端首先归顺了李渊，授秘书监，三品官，而孔绍安归唐晚了一些，只被授于内史舍人，五品官，远不及夏侯端。
晋代·张华《博物志》记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孔绍安作此诗时，夏侯端恰巧也在场，所以诗人以石榴自喻，发出了“只为来时晚，花开不及春”这样的感慨。“逐汉臣”，却“不及春”，人才得不到重用，这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诗人对唐高祖李渊的不满。同时诗中又表现了诗人对自己才能的自信，只是“来时晚”而已。
“只为来时晚，花开不及春”此句历来被人称颂，成为了感叹怀才不遇或大材小用的名句。
此诗写一位出征军人的妻子在明媚的春日里对丈夫梦绕魂牵的思念，以及对战争早日胜利的盼望，表现思妇的思边之苦及其对爱情的坚贞。全诗言辞朴实无华，情景交融，神骨气味高雅浑然，富有民歌特色。
李白有相当数量的诗作描摹思妇的心理，《春思》是其中著名的一篇。在我国古典诗歌中，“春”字往往语带双关。它既指自然界的春天，又可以比喻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诗题“春思”之“春”，就包含着这样两层意思。
“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开头两句是说，燕地小草像碧丝般青绿，秦地的桑树已经叶翠枝绿。
开头两句，可以视作“兴”。诗中的兴句一般就眼前所见，信手拈起，这两句却以相隔遥远的燕、秦两地的春天景物起兴，颇为别致。“燕草如碧丝”当是出于思妇的悬想；“秦桑低绿枝”，才是思妇所目睹。把目力达不到的远景和眼前的近景配置在一幅画面上，并且都从思妇一边写出，在逻辑上说，似乎有点乖碍，但从写情的角度来看，却是可通的。试想：仲春时节，桑叶繁茂，独处秦地的思妇触景生情，终日盼望在燕地行役屯戍的丈夫早日归来；她根据自己平素和丈夫的恩爱相处，料想远在燕地的丈夫此刻见到碧丝般的春草，也必然会产生思归的念头。见春草而思归，诗人巧妙的把握了思妇复杂的感情活动，用两处春光，兴两地相思，把想象和怀疑和眼前的真景结合起来，据实构虚，造成诗的妙境。所以不仅起到了一般兴句所能起的烘托情感的作用，而且还把思妇对于丈夫的真挚的感情和他们夫妻之间心心相印的亲密关系传写出来，这是一般兴句不容易做到的。两外这两句还运用了谐声双关。“丝”谐“思”，“枝”谐“知”，这恰和下文思归和断肠相关合，增强了诗句的音乐美和含蓄美。
“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三、四句是说，当你怀念家园盼归之日，早就思念你而愁肠百结。
三、四两句直接承接兴句的理路而来，故仍从两地着笔。丈夫及春怀归，按理说，诗中的女主人公应该感到欣喜才是，而下句竟以“断肠”承之，这又似乎违背了一般人的心理。但如果联系上面的兴句细细体会，就会发现，这样写，对表现思妇的感情又进了一层。元代萧士赟注李白集曾加以评述道：“燕北地寒，生草迟。当秦地柔桑低绿之时，燕草方生，兴其夫方萌怀归之志，犹燕草之方生，妾则思君之久，犹秦桑之已低绿也。”这一评述，揭示了兴句与所用之词之间的微妙的关系。诗中看似与理不合之处，正是感情最为浓密的所在。
“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末两句是说，春风啊你与我素不相识，为何吹进罗帐激我愁思？
诗中的最后两句，诗人捕捉了思妇在春风吹入闺房，掀动罗帐的一霎那的心理活动，表现了她对行役屯戍未归的丈夫的殷殷思念之情。从艺术上说，这两句让多情的思妇对着无情的春风发话，又仿佛是无理的，但用来表现独守春闺的特定环境中的思妇的情态，又令人感到真实可信。春风撩人，春思缠绵，申斥春风，是为了表达孤眠独宿的少妇对丈夫的思情。以此作结，恰到好处。
无理而妙是古典诗歌中一个常见的艺术特征。从李白的这首诗中不难看出，所谓无理而妙，就是指在看似违背常理、常情的描写中，反而更深刻的表现了各种复杂的感情。
贾宝玉的诗中间二联可以看作对薛宝钗、林黛玉的评价和态度。薛宝钗曾被贾宝玉比喻为杨贵妃，则“冰作影”正写出了服用“冷香丸”的“雪”姑娘其内心冷漠无情恰如“冰”人。“病如西子胜三分”的林黛玉以“玉为魂”，恰说明了宝玉心中的林妹妹纤瑕不染，分外清高。从宝玉对二人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中可以知道，宝玉心中只有黛玉才是志同道合的知心人。“晓风结愁”，“宿雨添泪”，表面上是在写海棠，实际却是写黛玉寄人篱下的愁苦心境，以至最终的芳华早逝。“独倚画栏”，“清砧怨笛”是写宝玉在黛玉死后的孤苦心境，是对这份凄美爱情的祭奠。
特别值得读者注意的是，这些诗多半都“寄兴寓情”，而作者擅用隐语，往往让诗与人物的情感，故事的背景，甚至是最终的归宿都密切相关。凡此种种，要使每一首诗都多方关合、左右逢源，必须经作者惨澹经营、匠心独运，才能臻于完美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