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中心思想是人自叹不如草木快乐。如果只着眼文本，就诗论诗，其内容并不复杂隐微，甚至可以说是较简明直露，诗中反复表达的，无非是羡慕羊桃生机盎然，无思虑、无室家之累，意明语晰，无可争议。至于诗人为何产生这一奇特的心理，则是见仁见智不一：或说是赋税苛重，或说是社会乱离，或说是遭遇悲惨，或说嗟老伤生，但谁也无法坐实其事。不过，从此诗企羡草木无知无室的内容观之，诗人必然有着重大的不幸，受着痛苦折磨，才会有“人不如草木”之感。
全诗三章，每章二、四句各换一字，重复诉述着一个意思，这是其感念之深的反映。第一章从羊桃的枝条说起，羡慕其无知而又无忧之乐。首两句起兴，先从客观外物入笔，“隰有苌楚”即是说宽广的沼泽地带长满了羊桃呈现一片繁盛的景象。然后彼而此起，从羊桃而联系人的思想。人在乱离时期，受尽生活的折磨，感到生无乐趣，而看到羊桃的“猗傩其枝”，总不免产生羡慕之情。而羊桃似乎又有意挑逗，将枝条长得“夭之沃沃”，以炫耀其美丽，因为植物是见其乐美而不见其忧愁，而人在“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乐记》）的时候，就会深感其乐并“乐子之无知”。这是因为植物只有生长之灵魂而人却有理性之灵魂，两者所差异，形成如此的结果。
第二章是从羊桃的花说起，羡慕其无家而无累之乐。花草无知，只是尽情开放，人生有情，不免受到家室之累。困而人见花草而羡其无拘无束，自是顺理成章之事。这章说“乐子之无家”，反而兴起人有家而不乐，与前章句式相同，只是“花”与”家”之别，其意思则更深入一层。面对羊桃花的欣欣向荣，自不殆而生羡意，其厌世思想，尤为深沉。那种“龙种自与常人殊”的特权思想，也随之一扫而净。
第三章是从羊桃的果实说起，羡慕其无室而无忧之乐。“家”与“室”义同，此章是从前章的“家”而来，进一层说明“豺狼在邑龙在野”的时候，那些贵族子弟“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杜甫《哀王孙》），更是感到家室之累为苦。此章乐苌楚之无室，反兴人以有室而不乐，亦显示了亡国之音的沉痛至极。桧国失国，贵族反受家室之景，见羊桃兴盛而生悲愁，自是人之常情。植物没有感情，不为痛苦所困，没有家室之愁，实在是值得羡慕。这是无可奈何的想法，表现了贵族阶级在国破家亡之际的强烈不满与无限怨愤。
此诗作者因为不能从忧患中解脱出来，便觉得草木的无知无觉，无家无室是值得羡慕的。在写法上，此诗是采用衬托对比，用羊桃“夭之沃沃”之乐，来衬人的无室无家之苦。诗人更不必说自家的痛苦，只是羡慕苌楚之乐，苦与乐同时对比，尤显苦者越苦，乐者越乐。诗人让自己的内心感受，用艺术外化寓深情于诗外，不说一句苦，而苦自深。凡苦之不可言者，自是苦已不堪，这是给人从诗外去体会的弦外音、言外旨与诗外味。诗中说的贵族亡国之愁，而受尽奴隶主贵族的压迫与剥削，生活倍受困苦的奴隶，其苦自不堪言，连一棵羊桃也不如。这也是从诗外所得的体会，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揭露得更深刻，更显艺术的感染力量。
螃蟹，一般被视为横行无忌、为非作歹的反面典型形象，皮日休在这首诗中所吟咏的螃蟹可以有不同的诠释。有人认为此诗赋以螃蟹不畏强暴的叛逆性格。按照这种说法，在这首诗中，诗人热情地赞扬了螃蟹的铮铮之骨、无畏之心和不惧强权、敢于“犯上”的壮举，寄托了他对无私无畏、敢于“横行”、冲撞人间“龙庭”的反抗精神的热烈赞美和大声呼唤。尤其是三四两句，说螃蟹不仅不怕天帝雷电，而且更不怕海龙王的强权，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对螃蟹不畏强暴的叛逆性格的颂扬之情。但也有人认为此诗对螃蟹形象的刻画，是塑造了一个横行无忌、为非作歹的反面典型形象，入木三分地讽刺了社会上一些横行霸道之人。所谓诗无达诂，两种理解都不无道理。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技巧上很有值得称道之处。首先，是多侧面的形象描写。首句“未游沧海早知名”，是通过诗人久闻螃蟹大名，从远处来极写蟹在诗人心中的崇高地位。一个“早”字，既显示了螃蟹所负盛名时间之久，又表现了诗人对螃蟹品格爱慕之日深。次句“有骨还从肉上生”，重在描写螃蟹的外形。“有骨”，有甲壳，是螃蟹与无骨软体动物的重要区别，也是它赖以生存的手段。“有骨”二字暗寓了诗人对螃蟹身有傲骨的赞美之情。三、四两句“莫道无心畏雷电，海龙王处也横行”，是从心灵世界的角度为螃蟹敷彩。传说天帝是宇宙的最高统治者，海龙王是水族的主宰，雷电是天帝怒气的产物。螃蟹不仅不怕天帝雷电，而且更不惧龙王的强权，即使在龙王的龙庭中，它也敢于“横行”。正是由于这多方面的镂刻，从而使螃蟹不畏强权的叛逆性格具有了立体感。
其次，把深厚的思想感情含蓄地寄寓在妙趣横生的形象中，也是此诗的显著艺术特色。封建秩序不容许叛逆思想的公开表达，诗歌的艺术规律也要求作者的思想倾向要尽力融入艺术形象中，这些都是诗人以“横行”之蟹的形象寄寓反抗意识的原因。诗中，诗人颂扬螃蟹的叛逆性格，并未流于直露，而是从“名”“骨”“心”“横行”等侧面逐层对蟹的形象赋之于人的品格、加以刻画、让读者从蟹那具有立体感的形象中自行品味蕴含其中的主旨思想。
此诗语言形象、幽默、传神，把螃蟹的形象和神态写得活灵活现，全诗不著一个“蟹”字，对蟹的写照可谓极致。
此词是作者客居龟溪村，寒食节游览一废园时所见所感而作。词的上片写游园。开头三句点题，写废园风景。“幽”、“古”、“冷”三字，将废园的特征尽现。“斗草”二句见景生情，自伤身世。“自怜”三句，抒游园之感。下片写归思离愁和对废园的顾恋。“绿暗”两句，写“归梦”萦怀，不说柳絮引发归思离愁，却说归梦追逐柳絮，围绕着柳阴绿暗的长亭飘荡，传达出作者内心的凄清冷寂。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分析：“此首游园之感，文字极疏隽，而沉痛异常。起记游园，次记园中所见。“有情”三句，收合‘游’字，化无情为有情，语挚情浓。全词写景清丽有致，抒情婉转清畅。
从词题看，此词是吴文英作客龟溪，在寒食节春游时所写。龟溪在浙江德清县，古名孔愉泽，即余不溪之上流。而废园，是当地一个荒芜冷落的地方，本已被词人遗忘，但词人却在这繁华衰歇之地度过了寒食节。废园地也曾有过繁华兴盛的时候，身处其中，自然会生出今昔盛衰之感，由此作者又联想到自己的身世，二者相互衬托，融为一体。词人黯然的思乡之情就是在四周清幽的环境描写中逐步流露出来的。
词的开篇即写废园之景。词人进入园中，但见野花自在地散发着幽香，引他伸手去采摘；丛竹掩映的小径，由于人迹罕至而长满青苔，显得那样清冷凄寂。这样的景色，不用明言，即是一个废园之景，梦窗未用“废”字而写出荒废之景，是其高明之处。
词人漫步来到龟溪之畔，四顾无人，但是沙滩上却留着女子的脚印（小莲步），还有许多弃掷在地的花草，春来废园亦不是无人光顾，散落的花草和女子脚印这充满人间气息的景象引起人的诸多遐想。也使作者意识到由于是寒食节，当地女子曾来这儿踏青斗草。寒食节踏青斗草是当时习俗。眼前所见，引起作者一系列的遐思。自己远别亲人，客居他乡，逢此节日，不能不触动愁绪，由此又引出下面“自怜”三句词意。
“自怜”三句含有三层意思。作者此次重来德清，已是晚年，所以有两鬓斑白、韶华不复之叹，此其一也；逢此一年一度的寒食节，又有光阴似箭之叹，此其二也；反躬自审，身在他乡，徒增两地相思之叹和飘零之苦，此其三也。各种思绪，交织在一起，真可谓百感交集了。
换头继续写词人在园中之所见所感。“昼闲度”三字写出词人一人身处废园，内心无限的孤寂和无聊。这是由于春天气候多变，忽然间小阴成雨，因此埋怨天公不作美，为何如此吝惜春光，使人不能尽情游赏。无聊之余，思乡之念倍增，正如唐代无名氏《杂诗》所道：“近寒食雨草萋萋，著麦苗风柳映堤；等是有家归未得，杜鹃休向耳边啼。”这也就是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罢。此处虽然是写天气阴雨无常，但却上接“云山深处”，下开“归梦”，贯穿思乡之情，亦非闲笔。雨丝风片，引出归梦，接着以想象加深词意。归期无定，一片乡情只能寄托梦中，但幽思飘渺，犹如随风轻飏的花絮；自己的归梦也仿佛悠然飘荡在绿荫满地的长亭路上。一个“趁”字极言归梦之切。
寒食节是在异乡的龟溪废园中度过的，废园景色虽“废”，但词人却备感亲切，因为是废园陪伴诗人度过了这个节日。结尾，词人以拟人化的手法，如杜甫《春望》诗所云“感时花溅油泪，恨别鸟惊心”，即是将无情之物化为有情：在词人眼里，那阑干边扶疏的花影，小门畔宛转的莺啼，却仿佛满含情思，其中不仅有对思乡游子的安慰，还有殷勤的挽留；使得词人伫立凝思，久久不忍离去。这样的结局，别开生面，不仅将题意交代清楚，同时又点出园虽废而仍能在游子心头留下美好的回忆，因此也就更加耐人寻味了。
一主旨和情节
鸿门宴是项羽和刘邦在灭秦之后长达五年的斗争的开端。虽是开端，却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这场斗争的终结。这样说，是因为作者通过对这次宴会全过程（包括会前斗争和会后余波）的描写，生动地揭示了项羽的悲剧性格：他自矜功伐而有"妇人之仁"。这种性格不改变，他就必然以失败告终。而刘邦在宴会上能化险为夷，跟善于利用对方性格弱点也是分不开的。从这段史实可以看出领袖人物的性格在历史发展重要关头上所起的作用。
本文按情节的发展过程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1、2段），交代鸿门宴的由来。
文章先指出刘、项两军的驻地及双方兵力，表明项羽占有绝对优势，战争的主动权在他手中。下文所述人物活动均与这个背景有关。斗争起因是曹无伤告密。项羽听说"沛公欲王关中"，冒犯了他的尊严，当即决定进攻刘邦；他的主要谋士范增乘机揭露刘邦的野心，也力主进攻。二人认识上的差异，预示着他们对刘邦将采取不同的态度。
战争似乎已经迫在眉睫，却忽然出现了转机。项伯为报私恩夜访张良，劝他逃走，而张良反以"为韩王送沛公"为借口，将消息通知了刘邦。刘邦于是拉拢项伯，以谎言为自己辩护。项伯同意调停，并嘱咐刘邦"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由是而有鸿门宴上的斗争。
第二部分（第3、4段），写鸿门宴上的斗争。
节奏发展得快，气氛的变化也快。开始很平和，刘邦卑词"谢罪"，项羽说出告密人，可见怒气全消，有和解意，且设宴招待刘邦。但范增蓄意杀死刘邦，始而"数目项王，举所佩玉以示之者三"，继而命项庄舞剑，"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使气氛越来越紧张。
于是张良出招樊哙。樊哙是刘邦的参乘，有保护刘邦的责任，但无与会资格。项羽得知他的身份后，知其来意，于是借赐酒缓和一下气氛。樊哙为了将众人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来，不仅一切做得合乎礼法，而且忍辱吃了生彘肩。然后借项王"能复饮乎"之问慷慨陈词：于"王关中"一事，言虽有怀王之约，犹不敢自专，必待大王来；又就席间舞剑一事指责项王"欲诛有功之人"。故"项王未有以应"，反而赐坐。至此气氛又进一步缓和，但危机仍未解除。这是宴会斗争中的高潮。
第三部分（第5、6、7段），述会后余事，包括刘邦逃席，间道至军；张良留谢，项王受璧而范增破斗；刘邦诛杀曹无伤。
本文情节按项羽是否发动进攻、刘邦能否安然逃席两个问题逐层展开，波澜横生，矛盾迭出，扣人心弦。故事首尾相应，以曹无伤告密、项羽决定进攻始，以项羽受璧、曹无伤被诛终，虽属节选，亦有相对的完整性。
二人物形象
本文主要塑造项羽的形象，集中表现了他自矜功伐的性格。因为秦的主力被他击败，各路诸侯都听命于他，承认他的"霸主"地位，所以入关后一听说刘邦"欲王关中"，触犯了他的尊严，立即决定进攻；而在获悉刘邦"籍吏民，封府库"，等待他来处理，便放弃了进攻打算。更由于自矜功伐，他不把刘邦视为主要对手，不想在席间杀死他，而刘邦又注意维护他的尊严，使他动了"不忍"之心，所以对范增的多次暗示"默然不应"，对项庄、项伯筵间舞剑也不表态。这种"不忍"之心甚至使他对樊哙采取了格外宽容的态度：樊哙没有资格与会，本可以叱出，但他理解樊哙的心情，反而赐酒。樊哙陈词，虽有指责的话，但又把他看得比怀王更高，有"求赏"之意，都合乎他自矜功伐的心理，他内心有愧而"未有以应"，于是优礼有加，赐樊哙坐。自矜功伐而又"为人不忍"，虽一时成功，最后终不免于失败。
写项羽听了曹无伤告密之后的反应和听了项伯劝解之后的反应，形成两个极端，把项羽毫无主见，不辨忠奸，既易冲动又易受骗的性格勾画得十分鲜明。写项羽在鸿门宴上既不顾范增再三催促杀刘邦的暗示，又不制止项庄意在杀刘邦的舞剑，还把樊哙的愤激当作豪壮，对刘邦的逃席行为听之任之，处处表现他的优柔寡断。
司马迁是把项羽当作悲剧英雄来描写的，他曾这样评论道："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本文虽只写出人物的一个侧面，却未尝不能窥一斑而知全豹。
刘邦的形象也写得很生动。去鸿门"谢罪"，虽有项伯居中调停，其实是身入虎穴，命运难卜，但非此不足以平项羽之怒，仍如约而往；回到军中，"立诛杀曹无伤"，从这些事能看出他的坚决果断。他一向待人傲慢，这一回又是"先破秦入咸关"，是"有大功"之人，但在项羽面前谦词卑礼，惟恐有所不至--在宴会上屈居下座，他安之若素，出而未辞也觉得于礼不合，这又表现了他能屈能伸的性格。至于他的狡诈多端，从骂鲰生、拉拢项伯、骂告密人等细节中，都表现得很明显。
三 写作特点
1．在矛盾斗争中刻画人物。作者塑造项羽的形象主要抓住四个问题：是否对刘邦发动进攻；是否在席间杀死刘邦；对樊哙的越礼行为采取什么态度；对刘邦逃席又采取什么态度。这些，上面已有分析。这里附带说说樊哙。樊哙在危急的关头不顾卫士阻拦，闯入中军帐，表现了极大的勇敢。但入帐后的种种行动都是有礼有节的，先"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以引起项羽注意；项羽赐酒，他先拜谢，然后站着喝，随后连生彘肩也吃了；他借机讥讽项王，却又替刘邦求赏，暗寓尊崇项羽之意，这又说明他粗中有细。
2．运用对照手法烘托人物形象。如：刘邦和项羽；张良和范增。
《封建论》的中心论题是： “封建制”的存废以及与郡县制相互比较孰优孰劣，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文章雄辩地论证了郡县制的巨大优越性。肯定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人也无力改变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痛斥了各种鼓吹分封制的谬论。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有力地抨击了维护分封制的谬论，打击了藩镇们的气焰，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战斗性。全文观点明确，重点突出，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既有正面论述，也讲反面教训，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且多用排偶句子，骈散相间，语言凝练，语气清峻。
要谈“封建制”的存废，自然要从“封建制”的产生与发展讲起。由“天地果无初乎”至“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说的就是这个内容。尽管作者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分封制国家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否定与“生人之意”相对立的“圣人之意”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却具备令人肃然起敬的理论意义和批判精神。作者觉得“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甚至“尧、舜、禹、汤、文、武”他们就“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这里所说的“势”，并不是指客观规律或客观形势，而是指由众人的愿望而造成的趋势。这一部分论述，是全文的总观点。由它统率全文，别开生面，气势磅礴。
从“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至“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是比较分封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一，作者以史实为论据，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并且前述为事，后文即可引以为据，逻辑严密，整体感强。
“或者又日”与“或者又以为”两段，是驳论。头一段驳所谓“封建而延”的观点，论据是魏晋两代都“封爵犹建”，结果是“不闻延祚”；唐代“矫而变之，重二百祀”。史实如此，胜于雄辩。所以，作者以“尤非所谓知理者也”，加以指责二第二段驳“殷、周圣王” “不革其制”便“固不当复议”的谬论当然，秦的“其为制，公之大者也”，也只是实施了地主阶级占有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天下”，而这又是当时作者所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的。
“夫天下之道”一段，是全文的结束。作者在这一段讲了两种有内在关系的事物，又讲了这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即依照天下的常理，国家治理得好，才能够得人心；而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贤的人居下位，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好。这是一种因果关系，作者先谈结果“理安”，后谈原因“使贤者居上”，突出用人唯贤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然后又讲，实施分封制的时候，世袭的封地占满全国；就算圣贤生在那个时候，也无法有所作为：这又是一种因果关系，前有因“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后有果“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两种事物从两个侧面说明一个问题，分封制绝对不可取。之后，作者顺势收拢全文：难道是圣人愿意建立分封制而导致这样的结局吗？我可以肯定地说： “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由形势决定的。”
综合上述， “用人唯贤”无疑是《封建论》的灵魂所在。用人唯贤是改革体制的关键，又是改革体制后所带来的必然成果之一。“事在人为”，看来“人”是最为重要的。作者所参加的“永贞革新”，就是因为王叔文、王侄等得到顺宗李诵的支持得以实行；而包括作者在内的王叔文集团的塌台，也是由于宪宗李纯即位后选用宦官俱文珍、薛盈珍以及文武旧官僚所带来的结果。《封建论》写于“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官永州期间，他对政治革新，尤其是用人唯贤问题的体会和认识尤为深刻。
艺术特点
一、切中时弊。《封建论》没有泛泛谈论分封制的起源与发展过程，而是侧重谈分封制的劣以及郡县制的优。借古喻今，暗示唐中期以后潜伏的政治危机，明指用人唯贤对改良体制、巩固政权以及安定社会的深远意义。
二、观点鲜明，有批判精神。《封建论》破天荒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他承认客观情势，而不承认天命；他觉得由分封制到郡县制是进步，而汉唐还要实行分封制是倒退；他肯定尧、舜这些圣人都有“私”，历史的发展不以圣人的意志为转移，圣人有“所不得已”。一扫腐儒正统的天命观、历史观、圣贤观，不讳饰，也不含糊其词，而是明快决断。
三、论辩雄健有力，气势磅礴。《封建论》开笔： “天地果无初乎？” “生人果有初乎？”虽是设问，但在“有”与“无”之间表明，全文将论述的是天、地、生民这样的大事。从周至唐，上下两千年，兴亡得失，头绪万千。作者就用正确的观点统率史料，去粗取精，除伪存真，三言两语就可把问题讲到实质方面： “失之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失之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当谈论到郡县制的好处时，秦“有叛人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观点、史实、论据及论证，融会贯通，言简意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