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传中详细地叙述了信陵君从保存魏国的目的出发，屈尊求贤，不耻下交的一系列活动，如驾车虚左亲自迎接门役侯嬴于大庭广众之中，多次卑身拜访屠夫朱亥以及秘密结交赌徒毛公、卖浆者薛公等；着重记写了他在这些“岩穴隐者”的鼎力相助下，不顾个人安危，不谋一己之利，挺身而出完成“窃符救赵”和“却秦存魏”的历史大业。从而，歌颂了信陵君心系魏国，礼贤下士，救人于危难之中的思想品质。这也是本传的主旨所在。诚如《太史公自序》所言，“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值得注意的是，传中以大量笔墨描写了下层社会的几个人物（也可以看作是附传），特别是门役侯嬴，他身处市井心怀魏国，才智远非那般王侯公卿所能比。如果说，信陵君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窃符救赵”的壮举而为人们所称颂的话；那么，门役侯嬴则是这幕壮举的总导演，他更令人敬佩、景仰。这反映了司马迁重视人民群众力量的进步历史观。信陵君的结局是不幸的，他才高遭嫉，竟被魏王废黜，以致沉湎酒色，终因“病酒”而死。这既真实地揭示了信陵君思想性格的弱点，更重要的是揭露了最高统治者嫉贤妒能，打击忠良的丑恶行径，可以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某种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本篇突出描写了信陵君魏公子无忌的形象，表现了他礼贤下士的品德，并记叙了他在侯赢、如姬、朱亥等人帮助下窃符救赵的壮举。信陵君能不畏强暴，挺身而出，从大局考虑，不计个人生死，这种精神与当时“义不帝秦”的鲁仲连一样，是值得称颂的。
需要注意的是，侯嬴为信陵君策划窃符夺晋鄙兵事，不见于《战国策》，亦不见于先秦的其他载籍，可能是大梁长老之逸闻，是司马迁首次将它写入史册。
此词上片写繁华都市花街柳巷之景，下片写冶游狎妓之人品行之丑恶、神态之骄横，状景写人，前后相合，寓讽其中，委婉含蓄，艺术上颇有特色。
词的上片写十里长街繁华绮丽的外景，且于写景中寓有情意，词境迷离悄恍：朱红栏干的桥梁横跨水面，桥的尽头是一条笔直的长街；街的两旁，嫩柳繁茂，柔条披拂，微风中轻轻地摇摆着。桥曰“赤阑”，暗示桥的华美；街曰“香”，更耐人寻味；而且它是笔直的，暗示街道繁华。柳可“笼街”，足见柳多。这柳又既“细”且“娇”，显示出她那婀娜多姿，柔条动人的神态。难怪李庚说陈克“诗多情致，词尤工”（《词跋》），只此开头两句，就已情致绵绵了。不仅把柳的姿态“形容曲尽”；而这既“香”且“直”又紧挨着河桥的“街”，更婉转多姿。
第三句应首句的“香街直”，写这长街果然与众不同，它的楼房建筑，金碧辉煌，高大伟岸，直上青空。“金碧”色浓，“青空”色淡，用一“上”字把它们联系起来，一片青淡高远的背景衬托下，“金碧”更光辉耀眼。“花晴帘娇红”，由上句楼房的巍峨矗立，而到那一户户的具体人家。这些人家也与众不同，不仅有花，而且花色鲜艳，花光明媚，花气袭人。一个“晴”字把花的艳丽芬芳，和其爽心悦目的视觉美，充分表露出来。接着，词人又用“帘娇红”来作渲染。这五个字意境完整，帘娇的红，是由于“花晴”，而若无“帘娇红”的映衬，也就减少了“晴”的份量，所以这里它们是互为表里的。这一来，花红，帘红，帘娇红，连晴朗的天气，也都成了红彤彤的。词人很善于烘托气氛，渲染环境，他的词格调高远，情思闲雅，而终归于淳厚。所谓“一语之艳，令人魂绝”（王世贞语），但这“艳”，绝不如温词的“香而软”，而是更具意趣。
过片两句黄衫，隋唐时贵族少年所穿的黄色华贵服装。《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唐明皇“以乐工少年姿秀者十数人，衣黄衫，文玉带”。后用黄衫指衣饰华丽姿容秀美的少年公子。这里身着黄衫的贵公子，骑着白马，不是去游春，却是“日日青楼下”去寻找自己的快乐。以“飞”字联系“黄衫、白马”，缴足了人的奔驰之状。而“日日”二字又见人的奔驰之频。
下片第三句是对上两句的补充。这些贵公子花天酒地一番之后，醉眼惺忪，骑高高的白马上，横冲直撞，旁若无人。十里长街，花香柳媚，时当午刻，正是繁华热闹的时候。说“不逢人”，是从反面着笔，说明这公子哥目中无人，一切都不在乎。
结句写一阵马蹄声沙沙踏过去后，“黄衫飞白马”的娇子远去了，马蹄掀起的尘土仍腾起空中。这时，正是中午，花开正红，随着尘土，也传来阵阵花香。“香”与“尘”是给人以相反感触的事物，但此刻，它们却夹杂一起。“午香”与“暗尘”之间，用了一个“吹”字。“暗尘”不会送来“午香”，只有风可送来花香，说“吹”有“暗尘”扬起的意思。
这首词的结构于写景中寓有深意。李白《古风》之二十四“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写豪贵人物招摇过市的情状，只以“扬尘”一事点出，此词结句拟之，而作者寓意，则藏而不露，更有“似尽而不尽”之妙。
第一首小令着重写由旱而雨的转变给作者带来的畅快心情，一场雨水的到来让人们能够“欢颜笑颜”；第二首小令从“雨”本身的刻画来展现内心满满的喜悦，描写了雨后庄稼茂盛生长之景。全曲借景抒情，语言通俗易懂，生动形象，轻快活泼，饶有情趣。
第一首，无尽等待之后雨水终于降临，绵绵连连地下着，冲刷着灰头土脸的村城，充盈着枯渴已久的水井，滋润着裸露龟裂的河床。作者望着及时好雨生发出幸福憧憬：田家能够吃到用高粱米煮的“薥秫饭”，书馆中清贫的生活也有了保证，耕读生活因为雨水的降临而显得更为安然自适。由己及人想得再远些罢，仿佛又已经看到秋天人们收完田间庄稼，带着欢颜笑语来到场园中纳稼，相互诉说着自家今年丰厚的年成。因为好雨带来的“年成变”让作者心间欢喜无限，而通过作者笔下欢快的联想又仿佛看到了农人们一张张笑意盈盈的脸，真切感受到农家平凡但不平淡的安乐生活。
第二首，作者从“雨”本身的刻画来展现内心满满的喜悦，由景生情的生动描写更能传达作者昂扬快意的情绪。“初添野水涯”从视觉上写出雨水降临使得野水漫涨的开阔景象，着一“初”字生动地写出作者因为长久热切的期盼而对雨水降临之时的分外关注，含蓄地传达出等待雨水的焦急心绪以及喜雨初降的疏放快意。“细滴茅檐下”则能从听觉上感受到雨水顺着茅檐滴落发出滴滴答答的轻快雨声，用一“细”字既写出雨水的细密丰沛又写出作者的观察入微，同时将喜雨带来的快感渗透在曲句之中。“喜芃芃遍地桑麻”描写的是作者在雨中看到的可喜景象，用“芃芃”二字写出遍地桑麻在雨水的浇灌下生长茂盛的样子，直接用“喜”字强化雨中观望的欢快情绪，对于农人来说，及时雨能够带来的好收成比什么都值得高兴。前三句写雨景，景语句句含情，作者因喜雨而生发的“喜”的情绪溢于言表。
“消灾不数千金价，救苦重生八口家”，作者饱含深情地写出普通百姓靠天吃饭的真实心声，由此能够真切体会农人在遭受旱灾、濒临绝境之后突逢淋漓喜雨陡然畅快、喜不自胜的心情。作者在表述中将喜雨拟人化，使得喜雨具有了为百姓消灾救苦的观世音菩萨一般的慈悲胸怀，直剖心声式的叙写让喜雨具有了别样的生命情怀，更加突出作者对及时喜雨的盛赞和感激。
小令的末三句，写作者目睹好雨连绵，因为满心的喜悦生发出美好的想象：花开得热烈，瓜结得硕大。作者巧妙地将全曲的焦点收束在“葫芦棚”中一个耀眼的“赤金瓜”上，由点及面地遐想喜雨之后的一派丰收景象。此首小令描摹细致、想象鲜活，通过自然纯朴的语言，按照盼、看、听、想的内在思路，使难以言表的喜悦情绪在字句的锤炼、意象的捕捉、细节的描写中完全迸发出来，有一种强烈的情绪感染。
综观两首小令，因为及时好雨而生发无尽喜悦，一方面展现了归隐田园的作者源于生活的真实内心感受，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具有悯农情怀的作者与农人息息相通的深层情感。语言清新活泼，情感强烈真挚，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及时好雨的赞美、感激和喜爱。
《公输》（《公输》为后人添加的，取的是文章的前两个字）通过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墨子为实现自己的“非攻”主张，所表现出的艰苦实践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暴露了公输盘和楚王的阴险狡诈，从而说明只有把道义和实力结合起来，才能迫使侵略者收敛其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墨子对战争的性质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他能明确指出楚攻宋之不义，因而他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赶到楚国都城，以实际行动去制止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墨子站在正义一边，所以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向公输盘及其主子楚王进行了无可调和的斗争，而且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要想制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然而墨子终于制止了这场战争。这固然同墨子的机智善辩颇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在于他能够针对敌方的要害展开攻势。首先，他从道义上击败敌人。墨子至楚后，公输盘问他为何而来，他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先是使得公输盘“不说（悦）”，继而逼出“吾义固不杀人。”但公输盘只知道杀一人谓之不义，却不知兴师攻宋杀更多的人，是更大的不义。所以墨子接着指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把公输盘说得哑口无言。在十分狼狈的情况下，公输盘不得不把责任转嫁到楚王身上。墨子见楚王，同样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从道义上谴责楚攻宋之不义。他以富人盗窃穷人为喻，问楚王“此为何若人”，使楚王承认此人“必为有窃疾矣”。因此楚以富有之国而攻伐贫穷之宋，正“为与此同类”。在墨子强有力的论据面前，楚王也不得不诺诺称是。公输盘的“义不杀少而杀众”和楚王以富窃贫，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的，因而他们理屈词穷，弄得尴尬不堪。从而说明对于强大而又顽固之敌，只是在道义上攻破它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实力上同敌人较量，并压倒它，才有可能迫使侵略者放弃勃勃野心。墨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这虽然只停留于近乎纸上谈兵，却是一次战术上的较量，大大灭了公输盘仗恃云梯之械攻宋的嚣张气焰。公输盘虽被挫败，但侵宋之心仍然不死。直到墨子说出即使杀掉他，“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之时，在实力的对抗之下，才使公输盘和楚王死了攻宋之心。
阻止这场战争的不是道义，而是墨子的智慧，在绝对失败的情况下，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这表明，面对大国的不义之战，要敢于斗争。一方面要从道义上揭露其不义，使他们在舆论上威风扫地；另一方面，要从实力上作好充分准备，使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法得逞。这个道理，不仅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从写作特点来看，本文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围绕矛盾冲突来阐明道理，凸显人物性格。当墨子到楚国见到公输盘，经过道义上的一番谴责之后，公输盘“服”了。它似乎意味着矛盾得以解决。其实不然。当墨子指出：你既然“服”了，何以不停止攻宋呢？这么一问，公输盘却把责任转嫁于楚王。这既说明他口是心非，又引出了与楚王的新矛盾。为解决它，墨子去见楚王，从道义上把楚王驳得体无完肤，致使楚王称“善”。看来矛盾该是解决了。其实不然。楚王同公输盘一样，只不过是耍了个花招罢了。他在称“善”之后用“虽然”二字一转，又把责任推到公输盘身上，说什么“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这样一来，矛盾就更加复杂化了。又是与楚王的矛盾，又是与公输盘的矛盾，二者错综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顽固而又狡诈的敌人，如果还采取先前那种从道义上揭露的办法对付他们，显然是不能奏效的。那么究竟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既是摆在墨子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也是读者想要急切知道的。出自墨子的机智多谋，来了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既然楚王和公输盘都仗恃云梯这一攻城之械来攻宋，就需要把云梯这个迷信予以彻底摧毁。于是墨子便在战术上与公输盘来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公输盘彻底失败，屈服了。然而，矛盾非但没有解决，且向纵深发展。公输盘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竟想下毒手把墨子这个劲敌杀掉，妄图扫清攻宋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这一阴谋不但未能得逞，反被墨子一眼看穿进而一针见血地当面揭露。墨子还严正告诉他们：“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后在实力的对比和威慑之下，楚王才被迫说出“善哉！吾请无攻宋矣”的话来。矛盾终于得以解决。试看故事是多么曲折生动！矛盾冲突犹如波浪起伏，滚滚向前推进。
再者，作者还善于运用类比说理，进行层层推理。墨子见公输盘和楚王，都不是直陈其事，开宗明义，而是先作比喻，然后进行逻辑推理，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大大增强了说服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而尤为突出者，是作者运用比喻之妙。诸如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公输盘问他有何见教，他并不正面直答来意，而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他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意在一下子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这件事上，迫使对方对这件事立即表示态度，说出意见，亦即使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可是公输盘偏偏不说，只是表示不高兴。公输盘不说，当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只好再来个火上加油，“请献十金”。这意味着要拿金钱贿赂收买他，让他去干杀人的勾当。这下子公输盘可沉不住气了，便脱口说出“吾义固不杀人”。墨子之所以使他不高兴，继而又激怒他，无非是让他说出这句话来，然后再予以批驳。墨子见楚王，则是另一番气象。一开头就作比说：“今有人于此”如此这般。他不用“倘若”“假如”等假设字样，好像是讲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使对方不致发生错觉，能够听得进去，然后让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墨子连用了三个比喻，然后问楚王：“此为何若人？”楚王很痛快地回答说：“必为有窃疾矣。”既然回答得痛快，那就毫无必要再用激将的办法进一步逼问了。但读者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楚王也像公输盘那样吞吞吐吐的话，墨子将会用别的办法使他说出自己要他说的话的。可见，墨子是根据不同对象的表现，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总之，要他们说话，要他们说出自己想要他们说的话。不说话，不行；说了话，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作罢。只要他们说了话，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抓其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墨子就是用这种引鱼上钩、先发制人的办法，进行说理的，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出现，使对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文章之所以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同这种说理方法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