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扫墓之风在唐代十分盛行，人们会在寒食节到清明节这几天，祭扫坟茔，慎终追远。其实清明节与寒食节原本是两个不同的节日，扫墓原是寒食节的内容，因为两节相连，渐渐的扫墓改在清明节进行。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下达诏令：将扫墓祭祀活动编入“五礼”，使得清明扫墓活动更加深入人心。
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诗就描写了寒食扫墓的情形。诗人笔下的清明，旷野苍茫，古墓累累，凄风劲吹，纸钱纷飞，说尽了生死离别。黄土之上，人在哭泣，九泉之下的亲人却寂静无声。道尽生离死别的苦痛。
《踏莎行·祖席离歌》是宋代词人晏殊的作品，被选入《宋词三百首》。此词咏别情。上片写饯行的情景，开始写送别场面，然后分别从居者、行者两方面写离情，一方面表现居者依依难舍，另一方面叙写行人不忍离去；下片单从居者方面写对行者的思念，因行者从水路乘船走，所以仍紧扣水波写。全词融情于景，情境如画，勾勒出一幅春江送别图，语言含蓄婉转、平易而意旨深曲。
此词起二语，写在饯行的酒席上别情依依。“离歌”与“别宴”同属一事，而“别宴”又与“祖席”意同。此处不避重复，是为了强调送别的场面。“香尘”句，写刚分手时的情景：落花满地，尘土也带有芬芳的气息，已隔着漠漠的香尘，彼此还一再含情回顾。“回面”，虽未点明是“居人”还是“行人”，但可以想见双方都缱绻缠绵，不忍别去。四、五句从送者与行者分别写来，两相对照，令人尤难解颐。尽管频频回望对方，总有不能再看到的时候。一个小树林，隔断了人的视线，那马儿也象了解“居人”的心意，仰首长嘶，而“行人”已乘船渐行渐远，终于随着江流的曲折而隐没不见了。马嘶、棹转，从侧面衬托出别情之深。
过片两句，写“居人”登上画阁，不禁黯然魂消，凭倚高楼，独自含愁极望，惟见江波映照着落日余辉，伸展向遥远的天边，徒令人增添别恨而已。居人登楼，只是惘惘离怀，有所不甘，并不必为了继续目送行舟。词语不粘不脱，有悠然远意。
时间上，下片与上片亦不一定紧密衔接，登楼极目，只是别后的情事，遥念行人，无时能已。句中“只送”二字，怨极恨极而又无可奈何，语言平易而意旨深曲。收二句“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寻思遍”，写别后的思量，自上句“平波远”三字化出。抒情主人公放纵自己的想象，让此情随波而去，绕遍天涯。由眼前的渺渺平波，引出无穷无尽的离愁，意境本已深远，再以“天涯地角”补足之，则相思相望之情几趋极致。
此词写饯别相送及别后的怀思，均情景逼真，含蕴无尽。如一幅丹青妙手绘的春江送别图，令读者置身其间，真切地感受到作者的缱绻深情。
这是一幅美丽的农村风景画。仲春季节，南阳之西，一派大好春光。美时，美地，美景，在“春半南阳西”中，隐约而至。遍村柔桑，欣欣向荣。着一“过”字，境界全出。“柔桑过村坞”，在动态中，柔桑生长的姿态和鲜嫩的形状，活现在眼前，这就把春天的乡村，点缀得更美了。加之垂柳扶风，娉娉袅袅，春雨点点，回落塘中，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情趣。再看，那农家娉童，披着蓑衣，愉快地唱着歌；竹篱笆内，可窥见那穿着绛黄色裙子的农家女的倩影。行路征人，解松半湿的衣衫，在村里歇脚，村主人热情地用鸡黍招待客人。这首诗，首联、颔联是写村景，颈联、尾联是写村情。其景实，其情真，与诗题是呼应的。
《村行》的艺术特色，可用轻倩秀艳来总括。《李调元诗话》云：“杜娉之诗，轻倩秀艳，在唐贤中另是一种笔意，故学诗者不读小杜诗必不韵。”所谓轻倩秀艳，即轻盈巧倩，秀美艳丽。它好像是个风华正茂的女子，秋波流转，含情脉脉，秀而不媚，艳而不淫，风姿婀娜，楚楚动人。
轻倩秀艳，不仅显示在妇女形象和爱情生活的描写中，也表现在大自然的描绘中。除了《村行》以外，《汉江》、《寄扬州韩绰判官》、《山行》、《寄远》、《柳绝句》、《江南春绝句》等，均以轻倩秀艳见长，又各有其奇特风采。然而，它们与《村行》相比，却缺少那么一点点野趣与农村风味。《村行》一诗，在轻倩秀艳之中，显示出野逸、村朴、真挚、热情。诗人所描绘的柔桑、村坞、垂柳、塘雨、蓑衣、娉童、耕牛、篱笆、村女、主人、鸡黍等，都是美好的田园风光。
《村行》不是静止的田园画，而是运动着的风光图。从诗题中，就点出了“行”的特色。“行”，带动全篇，连风景也是处于流动之中的。在诗人笔下，春，不是停滞的，也不是笼统地指正、二、三月，而是指农历二月中旬。这时，春天已过去一半，故曰“春半”。这个半字，虽本身不是动词，但诗人却赋予它以动作性，它显示出大好的仲春季节的来临。此外，在诗人笔下，柔桑处处，生机勃勃，但诗人在描绘它的长势时，不用满字，而用“过”字。这个“过”字，既写了柔桑的生长过程之快，又写了柔桑长势之茂盛及其涵盖面之大。此外，诗人笔下之柳，不是呈一种动势，而是呈多种动势。它不仅下垂，而且随风摇动，仿佛少女娉娉的腰肢一样，左右摆动。此外，作者所写的雨，不是大雨，而是点点细雨。“点点”，还呈现出落雨的动势。雨落水塘，溅起圆圆的水花，“回”字，与前面的“垂”字对照，“点点”与前面的“娉娉”对照，更加强了风景的动态美。如果说，前面两联是写风景动态美的话，那么，后面两联就是写风情动态美了。放牛娃唱着动听的歌，给人以听觉上的美感；从外边可以窥及篱内村女绚丽的衣裙，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征衫半湿，且解且歇，村人好客，馈以鸡黍，给人以味觉上、触觉上的美感。诗人就是如此地善于捕捉刹那间的人物的动态去表现农村的人情美。
《村行》这首小诗，具有轻柔秀美的特点。它与《商山麻涧》等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商山麻涧》中，所写的云光岚彩，柔柔垂柳，滴滴塘雨，秀眉娉童，茜裙女儿，均富于柔和的特质。此外，诗人写竹，则“历历羽林影，疏疏烟露姿”（《栽竹》）；写梅，则“轻盈照溪水，掩敛下瑶台”（《梅》）；写鵁鶄，则“静眠依翠竹，暖戏折高荷”（《鵁鶄》）；写鹭鸶，则“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鹭鸶》）。这些诗句，与《村行》虽各有特色，但都具有轻倩秀艳之美。
此诗八章，每四句为一章。第一章以菅草和白茅相束起兴，映射夫妇之间相亲相爱正是人间常理。其中的菅草白华和茅草之白有象征纯洁与和谐的爱情意义，与《召南·野有死麕》中的“白茅包之”“白茅纯束”相参证，可见“白茅”在当时是一个常用的带有象征意义的意象。本来常理不言自明，可是这里偏偏是“之子之远，俾我独兮”。一正一反，奠定全诗凄婉哀伤的悲剧基调。
第二章以白云普降甘露滋润那些菅草和茅草，反兴丈夫违背常理，不能与妻子休戚与共。虽然从字面上看是白云甘露对菅草茅草的滋润与命运之神对被弃女主人公的不公平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和映射关系，但实际上看似怨天实为尤人，矛头所向实际是这不遵天理的负心丈夫。
诗的第三章以北流的滮池灌溉稻田，反向对应无情丈夫对妻子的薄情寡义。此章虽然在起兴方法上与前两章一样，以物喻人，以天道常理反兴人情乖戾，故郑笺解释曰：“池水之泽，浸润稻田使之生殖，喻王无恩于申后，滮池之不如也。”但是紧接着长歌当哭的女主人公话锋一转，由“之子”转向“硕人”。关于“硕人”，前人如孔颖达疏引王肃、孙毓说，以为硕人指申后，朱熹《诗集传》以为硕人指幽王。揆诸原诗，以下提及硕人的两章都以物不得其所为喻，暗指人所处位置不当。郑玄笺解“硕人”为“妖大之人，谓褒姒”，与诗意合。话锋既转，下一章的感叹就显得自然而贴切了。
第四章承前三章反兴之意，以桑薪不得其用，兴女主人公美德不被丈夫欣赏，反遭遗弃的命运。与自身命运相反，“维彼硕人”，想起那个“妖大之人”却媚惑丈夫取代了自己的位置，这一切实在是煎熬人心的事情。
第五章以钟声闻于外，兴申后被废之事必然国人皆知。俗语“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之谓也。自己已经被废，心却念念不忘，于是有了“念子懆懆”的弃妇；既已弃之，必先厌之，于是有了“视我迈迈”的无情丈夫。对比中弃妇的善良和顺、丈夫的轻薄无情显得更为鲜明。
第六章诗意与第四章相近，以鹤鹙失所兴后妾易位。同时鹤的洁白柔顺和鹙的贪婪险恶与申后和褒姒之间存在着隐喻关系。“妖大之人”的媚惑实在是女主人公被弃的一个重要原因，难怪她一次次地“维彼硕人，实劳我心”，想起那个妖冶之人就不能不心情沉痛了。
第七章以总是偶居不离的鸳鸯相亲相爱，适得其所，反兴无情无德的丈夫不能与自己白头偕老的悖德举动。这一章要与第四、五、六章连起来读才会更深一层地理解弃妇的怨恨。她实际上是在说：虽然那个妖冶的女人很有诱惑力，如果做丈夫的考虑天理人情而不是“二三其德”，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
诗最后一章以扁石被踩的低下地位兴申后被黜之后的悲苦命运。被遗弃的妇人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命运，“之子之远，俾我疧兮”。面对茫然不知的前途，必然忧思成疾。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诗的首章以咏叹始，三句以“兮”煞尾，末章以咏叹终，亦以“兮”字结句。中间各章语气急促，大有将心中苦痛一口气宣泄干净的气势。缓急之间，颇有章法，诵读之时有余音绕梁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