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一首送别诗，此诗以寒雾、暮烟衬托离别愁绪，情感低回而沉稳，着重表达作者对王长史的感激之情与惜别之意。

　　“别路馀千里，深恩重百年。”分别之后，诗人前方的路途千里迢迢，对王长史恩情百年难忘。用“千里”、“百年”强调路途之远和时间之长，表明诗人对朋友的感激之情和依依惜别之情。首联写出开阔浩渺的时空，萦绕在诗人心头的离情别绪就像千里之路、百年之时一样绵延不断、浩渺悠长，点题明旨，诗人的依依不舍之情蕴含其中。起笔起得开门见山，直抒胸臆。

　　“正悲西候日，更动北梁篇。”在西候之日诗人悲伤不已，因为与王长史分别，心中的悲伤让诗人想起《楚辞》中那令人神伤的文辞。西候，古代以秋日配西方，所以称秋日为西候。北梁，北边的桥。《楚辞·九怀》：“绝北梁兮永辞。”后用以指送别的地方。用“西候”、“北梁”两个典故点出分别的时间和地点，含蓄而新颖。颔联紧承上联而写，省略具体的分别场面和情节描写，而是用典故点出时间和地点，时间是萧索凄凉的秋天，地点是北桥边，恰当含蓄地烘托出分别时凄切的氛围。

　　“野色悲寒雾，山光敛暮烟。”田野悲罩在浓浓的秋雾中，凄寒而朦胧，远处的山峰在沉沉暮霭中聚敛而凝重。浓厚的秋雾暮霭就像诗人心头浓浓的分别之情，拂之不去，弥漫不散。宋代欧阳修曾指出：“若无下句，则上句何堪；既见下句，则上句颇工。”（《笔说·峡州诗说》）诗人宕开一笔，颈联转而写景，前一句是近景描写，后一句是远景描写，但不论是近景还是远景，都悲罩着秋烟寒雾。诗人悲伤而凄凉的心情全都蕴含于这凝重而凄寒的景物之中，借景抒情，情随景生，含蓄蕴藉，深藏不露。

　　“终知难再奉，怀德自潸然。”诗人始终知道他与王长史今后很难在一起，心中感念 长史对自己的恩德，不禁泪流满面。想到相见渺茫，诗人心中的悲伤又加重了许多。

　　这首诗题“鸭戏图”，再现了原画中的江南仲春景色，又融入诗人合理的想象，与原画相得益彰。

　　“竹外桃花三两枝”，隔着疏落的翠竹望去，几枝桃花摇曳身姿。桃竹相衬，红绿掩映，春意格外惹人喜爱。这虽然只是简单一句，却透出很多信息。首先，它显示出竹林的稀疏，要是细密，就无法见到桃花了。其次，它表明季节，点出了一个“早”字。春寒刚过，还不是桃花怒放之时，但春天的无限生机和潜力，已经透露出来。

　　“春江水暖鸭先知”，视觉由远及近，即从江岸到江面。江上春水荡漾，好动的鸭子在江水中嬉戏游玩。“鸭先知”侧面说明春江水还略带寒意，因而别的动物都还没有敏感到春天的来临，这就与首句中的桃花“三两枝”相呼应，表明早春时节。这句诗化用了唐人诗句：孟郊“何物最先知？虚虚草争出”，杜牧（一作许浑）“蒲根水暖雁初下，梅径香寒蜂未知”（《初春舟次》）。苏轼学古而不泥，前人诗句的造意，加上自己观察的积累，熔炼成这一佳句。“鸭知水暖”这种诉之于感觉和想象的事物，画面是难以传达的，诗人却通过设身处地的体会，在诗中表达出来。缘情体物又移情于物，江中自由嬉戏的鸭子最先感受到春水温度的回升，用触觉印象“暖”补充画中春水潋滟的视觉印象。鸭之所以能“先知春江水暖”是因为它们长年生活在水中，只要江水不结冰，它总要跳下去凫水嬉戏。因此，首先知道春江水温变化的自然就是这些与水有着密切关系的鸭子。这就说明：凡事都要亲历其境，才会有真实的感受。这句诗不仅反映了诗人对自然的入微观察，还凝聚了诗人对生活的哲理思索。鸭下水而知春江暖，可与“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相媲美，具有见微知著、举一反三的道理。

　　“蒌蒿满地芦芽短”，这两句诗仍然紧扣“早春”来进行描写，那满地蒌蒿、短短的芦芽，黄绿相间、艳丽迷人，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河豚欲上”借河豚只在春江水暖时才往上游的特征，进一步突出一个“春”字，本是画面所无，也是画笔难到的，可是诗人却成功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给整个画面注入了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苏轼的学生张耒在《明道杂志》中也记载长江一带土人食河豚，“但用蒌蒿、荻笋即芦芽、菘菜三物”烹煮，认为这三样与河豚最适宜搭配。由此可见，苏轼的联想是有根有据的，也是自然而然的。诗意之妙，也有赖于此。

　　“正是河豚欲上时”画面虽未描写河豚的动向，但诗人却从蒌蒿丛生、芦苇吐芽推测而知“河豚欲上”，从而画出河豚在春江水发时沿江上行的形象，用想象得出的虚境补充了实境。苏轼就是通过这样的笔墨，把无声的、静止的画面，转化为有声的、活动的诗境。在苏轼眼里，这幅画已经不再是画框之内平面的、静止的纸上图景，而是以内在的深邃体会和精微的细腻观察给人以生态感。前者如画，后者逼真，两者混同，不知何者为画境，何者为真景。诗人的艺术联想拓宽了绘画所表现的视觉之外的天地，使诗情、画意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这一首诗成功地写出了早春时节的春江景色，苏轼以其细致、敏锐的感受，捕捉住季节转换时的景物特征，抒发对早春的喜悦和礼赞之情。全诗春意浓郁、生机蓬勃，给人以清新，舒畅之感。诗人苏轼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卷五《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在他的这首题画诗《惠崇春江晚景》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这是一首对好人沉下僚，庸才居高位的现实进行讥刺的歌诗。

　　诗的第一章是用赋的手法，将两种不同的人两种不同的遭际进行了对比。前两句写“候人”，后两句写“彼子”。

　　“候人”的形象是扛着戈扛着祋。显示出这位小吏，扛着武器，在道路上执勤的辛苦情貌。

　　“彼子”的形象是佩戴着三百赤芾。“彼其之子”郑笺解为“是子也”，用现代汉语说，即“那个（些）人”，或更轻蔑一些呼为“他那（他们那些）小子”。“三百赤芾”如作为三百副赤芾解，则极言其官位高、排场大、生活奢靡。如真是有三百副赤芾的人，则其人（“彼子”）不是一般的大官，而是统率大官的头头，即国君。《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晋文公入曹云：“三月丙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杜预注曰：“轩，大夫车。言其无德居位者多。”乘轩、赤芾是同一级别的待遇，故言乘轩者三百，即三百赤芾也。而晋文入曹正是曹共公时，所以《毛序》说此诗是刺曹共公，因其“远君子而好近小人”。如以此章而言，刺共公之说较为贴切；但从下几章内容看，则又是指一般的权要显贵更为贯顺统一。

　　这四句没有作者的直接评语以明其爱憎，然爱憎之情已蕴于叙述之中。“何戈与祋”，显出其职微官小、勤劳辛苦，寄予一片同情；“三百赤芾”，则无功受禄位、无能得显贵，谴责、不满之情已溢于言表。此章可以说是全篇的总纲，下面诸章就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抒发感慨，以刺“彼子”为主。

　　第二、三章改用“比”法；前二句是比喻，后两句是主体，是正意所在处。

　　鹈鹕站在鱼梁上，只须颈一伸、喙一啄就可以吃到鱼，不必入水，不必沾湿翅膀。所以然者，是由于地位特殊，近水鱼梁乃可不劳而获。后两句直指“彼子”，言其“不称其服”。服者，官阶的标志也。身服高品赤芾，享受种种特权，但无才无能，无功受禄，无劳显荣，与鹈鹕站在鱼梁上伸脖子吃鱼相类。

　　第三章再深一层：说鹈鹕不仅不沾湿翅膀，甚至连喙也可以不沾湿就可以吃到鱼。因为有的鱼有时会跃出水面，有的鱼会跳到坝上。这样站在坝上的鹈鹕就可连喙都不湿，轻易地攫取到鱼儿。而后两句写到“彼子”也深一层，不仅不劳而获，无功受禄，在男女婚姻上也毫不负责，违背社会公认的伦理准则，任意抛弃他的妻妾。

　　第二章“不称其服”，从表里不一，才位不配上着笔讥刺；第三章“不遂其媾”则深入到内里，从品性上进行揭露谴责。

　　第四章又改用起兴手法。前两句以写景起兴——天色灰蒙阴暗，这是南山上朝云升腾。这句起兴与后面的叙事有着某种氛围或情绪上的联系：一个美貌的少女竞被遗弃在外受饥挨饿，如此惨象，目不忍睹，天地昏沉，无处寻找光明。“季女斯饥”与“荟兮蔚兮”正相映相衬。“婉”、“娈”都是美的褒赞，与“斯饥”形成强烈的反差，引起人们的同情。反过来也对造成这悲剧、惨景的恶势力表示强烈的憎恶。有人认为这“季女”就是前边“候人”之女，被强占又被抛弃。就全篇上下贯连的角度看，似乎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

　　但对这第四章还有别解。王夫之《诗广传》云：“奚为荟蔚也？欺然而兴，皴然而止，初终不相践而面相欺也；歘（xū，即欻）然而合，欻然而离，情穷于达旦而不能固也；翳乎其相蔽而困我之视听也，棘乎其相逼而行相夺也。”“奚以为婉娈也？词有切而不暴也，言色违而勿能舍也，约身自束而不逾分以相夺也。合则喜、离则忧，专一其依而唯恐不相获也。”这里把“荟”、“蔚”、“婉”、“娈”都作为人品的比喻语。“荟”、“蔚”是比忽兴、忽止，忽合、忽离，无坚定操守，专以蒙骗取得信任，巧取豪夺这类行为。“婉”、“娈”是比言辞急切而不凌弱，自我约束而去取不逾越本分，严于操守、感情专一这类行为。前者比昏君佞臣，后者比英主贤臣。所以最后又说：“有荟蔚之主，则必亲荟蔚之臣，才相近而弗论其情也。詧（chá，即察）魏征之娬媚，念褚遂良之依人，匪太宗才有大过人者，征与遂良恶能与荟蔚之子争一朝之饥饱哉！”这是将荟蔚婉娈当作“比”法去理解。这与《毛序》所说刺曹共公“远君子而好近小人”的观点是一致的，故可备一说。

　　这四章赋比兴手法全用上，由表及里，以形象显示内涵，同情候人、季女，憎恶无德而尊、无才而贵的当权官僚；对高才沉下僚，庸俗居高位的现实尽情地揭露谴责。陈震《读诗识小录》云：“三章逐渐说来，如造七级之塔，下一章则其千丝铁网八宝流苏也。”评论可以说很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