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某人的花园里有一棵古树,喜鹊在上面筑巢,母鹊孵出来的小鹊都已快长成幼鸟了。一天,一只喜鹊在巢上来回地飞,不停地发出悲伤的鸣叫。很快,成群的喜鹊都渐渐闻声赶来,聚集在树上。忽然有两只喜鹊在树上对叫,好似在对话一样,然后便扬长而去。过了一会儿,一只鹳从空中飞来,发出“咯咯”的声音,两只喜鹊也跟在它后面。其他喜鹊们见了便喧叫起来,好像有什么事要说。鹳又发出“咯咯”的叫声,似乎在答应喜鹊的请求。鹳在古树上盘旋了三圈,于是俯身向鹊巢冲了下来,叼出一条赤练蛇并吞了下去。喜鹊们欢呼飞舞了起来,像在庆祝,并且向鹳致谢。原来两只喜鹊是去找鹳来救朋友的啊!
注释
巢:筑巢。
雏:变成幼鸟(名作动)。
徊:徘徊。
翔:飞翔。
已:停止。
将之:在原文中等同"未几"''俄而'',一会儿的意思。
集:栖,躲。
此处为聚集,会合。
上:上方。
语:告诉;诉说。
俄而:一会。
鹳:一种较凶猛的鸟。
作:发出。
尾:尾随。
匝:圈。
遂:就。
俯:向下俯冲。
盖:原来。
动物世界里的亲情也同样让人感动,本文中喜鹊看到自己同伴的孩子遭到赤练蛇的侵犯,从而“悲鸣不已",招来群鹊,其中两只喜鹊请来一只鹳,也许是群鹊的友爱感动了鹳,鹳勇敢地“俯冲鹊巢,衔一赤蛇吞之”。动物尚能如此讲究情义,连动物都如此,我们人类岂能无情无义。所以我们要助人为乐,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人,要团结友爱。当问题超出自己能力范围时,要会动脑筋,就要善于借助外部力量加以解决,要学会求助。
“近重阳、偏多风雨,绝怜此日暄明。问秋香浓未?待携客、出西城。”快到重阳佳节了,风雨偏多。于是我分外珍惜今日的温暖晴朗。不知秋香浓与不浓?还是待我和朋友出西城去游览一番再说吧。首句交待了大致背景,时近重阳,阴雨连绵,难得遇上一个晴朗的好天气,故与友人结伴出城秋游。
“正自羁怀多感,怕荒台高处,更不胜情。”荒台:指古徐州附近的戏马台,项羽曾在此练兵。南朝时宋武帝刘裕北伐前曾于重阳日在此处大宴官兵。句意即:正满怀羁旅之愁,不忍登高临远,只怕更加伤情。“正自”句隐含了词人对故国的思念,对南宋不思振作终至亡国的愤慨。怕登高台,写出了词人内心深处国破家亡的伤痛。
“向尊前、又忆漉酒插花人。只座上、已无老兵。”漉:过滤。据萧统《陶渊明》传记载,陶渊明曾取头上葛巾滤酒。老兵:指谢奕事。据《晋书》载,奕尝逼桓温饮酒,温走避之。奕遂引温一兵帅共饮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此处应指当初和自己同生共死的战友。句意是说:面对美酒筵席,不禁追忆起了从前滤酒插花的友人,今天,座上已再无旧朋的身影了。结句无限凄清,从文中的“荒台”、“老兵”可以想见,词人曾经参加过抗元战争,有过戎马生涯。“座上已无老兵”,旧友或已亡故沙场或已风烛残年,已经不能和从前一样漉酒插花,指点江山了,想起这些,心中无限的感伤。
“凄清。浅醉还醒。愁不肯、与诗平。”我感到无限凄清,借酒消愁,醉了还醒。心中的忧愁太深了,尽管一个劲儿地作诗填词,但也无法抹平这份久久的积怨。
“记长楸走马、雕弓繮柳,前事休评。紫萸一枝传赐,梦谁道、汉家陵。赐,梦谁道、汉家陵。”长楸:古时道边种楸树,绵延很长,称“长楸”,此处化用曹植《名都篇》:“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繮柳:繮,射箭,这里取百步穿杨之意。紫萸:即茱萸,古时的风俗,重阳节登高要插戴茱萸。意即:记得当初长楸走马,雕弓在手百步穿杨。而今往事不堪回首,再也无从评说。只记得每当重阳佳节,朝廷便传赐茱萸的情形。如今,梦魂也难到故国园陵了。词人回忆当初,感慨万千,于凄怆之中流露出愤激之情。“紫萸”句暗示故国已亡。
“尽乌纱、便随风去,要天知道,华发如此星星。歌罢涕零。”乌纱:此处用典《旧唐书 舆服志》“乌纱帽者,视朝及见宴宾客之服也。”此处用晋朝孟嘉登高落帽的故事。束片,满是深沉的哀痛:任秋风吹落乌纱帽,老天也知道,我已经白发苍苍、垂垂老矣,长歌一曲不禁泣涕飘零。
此词从重阳入笔,抒发了遗民不忘故国的忆旧情怀,语言平实,又不失跌宕起伏,整首词从出游始,于登高处终,章法浑成,意蕴丰厚,读来凄怆感人。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这首词上片写登临极目的所见所感,有景生情,融情于景。下片也写登楼所见,从“望”字生出切盼之心,景为情设,情由景生。这首词上下紧接,一气呵成,写景处豁人耳目,情真语真,浑朴苍凉。这首词不事藻饰,以化虚为实的手法,真切地袒露出他被逐出宫、行止华州时的悲苦之情。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末动荡不安的政局。
全词的思想内容虽无足论,可是艺术上却有可取之处,即写景处豁人耳目,言情处动人心态。
“登楼遥望秦宫殿”,起调写景入手,直笔陡起,因景入情,渲染气氛。古人登楼,自王粲写作《登楼赋》之后,往往与无穷的忧愁联系在一起。此时贵为天子的李晔,仓皇避难华州,其内心忧愤危惧,亟盼返回京师。但京师尚在叛臣控制之中,欲归不得。因此“登楼遥望”所见何如,作者不好明写,也不忍明说。而承之以“茫茫只见双飞燕”,言外之意是说,长安宫殿可望而不可及,则能看到似乎是“旧时堂前”构巢停息的“双飞燕”,也是慰情聊胜于无了。
以下两句“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融情于景。渭水连接着长安与华州两地,相距并不很远,但“千山万丘”蔽掩阻挡,因而长安宫殿无由得见。言“千山万丘”是比况政治上的障碍。
“远烟笼碧树,陌上行人去。”过片承上接下,从“望”字生出切盼之心,景为情设,情由景生。从字面看,仍然是写登楼所见,其实新意别具。作者由遥望宫殿,转向探寻出路,力图从无可奈何的忧愤中挣脱出来。然而惟见“烟笼碧树”“行人去”,徒增空寂无依之感,“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结拍两句,则是作者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呼声,凄楚悲怆。
全词上下紧接,一气呵成。怆怀国事,寄意深沉。看来这位在政治上一筹莫展的晦气天子,其词作的艺术价值却不减唐宋词名家之作,为后人所称道。
这是秦观借描写春景春情,集中表现交织在一起的今与昔、政治上的不幸和爱情上的失意,抒发贬谪之痛、飘零之愁的一首词作。
上片着重写今日生活情景。首写眼前景致,“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二句,点明地点、时令,轻轻着笔,朴实自然。紧接着“花影乱,莺声碎”二句,细写春景特色,以“乱”字状花之纷繁,“碎”字表莺声盈耳,用笔尤工,各极其妙,洋溢着对自然的喜爱之情。“飘零”以下四句,忽而由喜转悲,由春景春情转写远谪索居,形体瘦损,不复有以往对酒当歌之情,转折有致,词情哀怨。歇拍“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二句,人情艳情,孤情凄情,蕴藉含蓄,耐人寻味。
下片抒发由昔而今的生活之情。换头直点昔日西池宴集,以“鸩鹭同飞盖”描写其盛况。比喻形象,用语简明,隐含着不能忘怀的情味。“携手处”以下四句,又由昔而今,由喜而悲,景物依旧,诸友却已飘泊云散。委婉曲折,缠宛凄侧。结尾“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再由眼前想到今后。“飞红万点”是春归的自然写照,“愁如海”却新奇绝妙。这两句既是惜春春去,又是对前途的无望。
此词在内容上由春景春情引发,由昔而今由今而昔,由喜而悲,由悲而怨,把政治上的不幸和爱情上的失意融为一体,集中抒发了贬徙之痛,飘零之苦。在艺术上一波三折,一唱三叹,蕴藉含蓄,感人肺腑;以景结情,境界深远,余味无穷。
新旧党争,损害的不只秦观一人,所以此词抒发的感情是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的,苏轼、黄庭坚、孔平仲、李之仪等人都有和词存今,可见对“元祜党人”震动之大,感触之深。
词中所体现的情感极为悲伤,充分体现这位“古之伤心人”(冯煦语)的性格特征。即:当他身处逆境之时,往往不能自拔,无法像苏轼那样,善于自我解脱,而是自叹、自伤,一往而深,直至于死。所以,当他的朋友看到这首词的时候,即担心其“不久于世”(后作者逝于五年后)。这也就是作者所谓独具善感“词心”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