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首先描述了抒情环境:夜气清新,尘滓皆无,月光皎洁如银。此种夜的恬美,只有月明人静之后才能感到,与日间尘世的喧嚣判若两个世界。把酒对月常是诗人的一种雅兴:美酒盈樽,独自一人,仰望长空,遐想无穷。唐代诗人李白月下独斟时浮想翩翩,抒写了狂放的浪漫主义激情。苏轼正为政治纷争所困扰,心情苦闷,因而他这时没有“把酒问青天”也没有“起舞弄清影”,而是严肃地思索人生的意义。月夜的空阔须秘,阒寂无人,正好冷静地来思索人生,以求解脱。苏轼以博学雄辩著称,在诗词里经常发表议论。此词在描述了抒情环境之后便进入玄学思辩了。作者曾在作品中多次表达过“人生如梦”的主题思想,但在这首词里却表达得更明白、更集中。他想说明:人们追求名利是徒然劳须费力的,万物在宇宙中都是短暂的,人的一生只不过是“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一样地须臾即逝。作者为说明人生的虚无,从古代典籍里找出了三个习用的比喻。《庄子·知北游》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古人将日影喻为白驹,意为人生短暂得像日影移过墙壁缝隙一样。《文选》潘岳《河阳县作》李善《注》引古乐府诗“凿石见火能几时”和白居易《对酒》的“石火光中寄此身”,亦谓人生如燧石之火。《庄子·齐物论》言人“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唐人李群玉《自遣》之“浮生暂寄梦中身”即表述庄子之意。苏轼才华横溢,在这首词上片结句里令人惊佩地集中使用三个表示人生虚无的词语,构成博喻,而且都有出处。将古人关于人生虚无之语密集一处,说明作者对这一问题是经过长期认真思索过的。上片的议论虽然不可能具体展开,却概括集中,已达到很深的程度。下片开头,以感叹的语气补足关于人生虚无的认识。
下片开头,以感叹的语气补足关于人生虚无的认识。“虽抱文章,开口谁亲”是古代士人“宏才乏近用”,不被知遇的感慨。苏轼在元祐时虽受朝廷恩遇,而实际上却无所作为,“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加以群小攻击,故有是感。他在心情苦闷之时,寻求著自我解脱的方法。善于从困扰、纷争、痛苦中自我解脱,豪放达观,这正是苏轼人生态度的特点。他解脱的办法是追求现实享乐,待有机会则乞身退隐。“且陶陶、乐尽天真”是其现实享乐的方式。只有经常在“陶陶”之中才似乎恢复与获得了人的本性,忘掉了人生的种种烦恼。但最好的解脱方法莫过于远离官场,归隐田园。看来苏轼还不打算立即退隐,“几时归去”很难逆料,而田园生活却令人十分向往。弹琴,饮酒、赏玩山水,吟风弄月,闲情逸致,这是我国文人理想的一种消极的生活方式。他们恬淡寡欲,并无奢望,只需要大自然赏赐一点便能满足,“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就足够了。这非常清高而富有诗意。
苏轼是一位思想复杂和个性鲜明的作家。他在作品中既表现建功立业的积极思想,也经常流露人生虚无的消极思想。如果仅从某一作品来评价这位作家,都可能会是片面的。这首《行香子》的确表现了苏轼思想消极的方面,但也深刻地反映了他在政治生活中的苦闷情绪,因其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在封建社会是难以实现的。苏轼从青年时代进入仕途之日起就有退隐的愿望。其实他并不厌弃人生,他的退隐是有条件的,须得像古代范蠡、张良、谢安等杰出人物那样,实现了政治抱负之后功成身退。因而“几时归去,作个闲人”,这就要根据政治条件而定了。事实上,他在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并未功成名遂,也就没有实现退隐的愿望,临到晚年竟还被远谪海南。
全词在抒情中插入议论。人生很短暂,能做得不多,回首一看,一切都是虚无,就像偶尔掠过墙缝的阳光、又像燧石取火闪过的火花,或者是黄粱一梦中一段不切实际的经历,都是稍纵即逝、无法真正拥有的。与其浪费生命去追求名利浮云,不如放下一切做个闲人,对一张琴、倒一壶酒、听溪水潺潺、看白云飘飘,享受当下的美好自在。这是作者从生活中悟出人生认识,很有哲理意义,读者读后不致感到其说得枯燥。此词是东坡词中风格旷达的作品。
行香子词音节流美,堪称词林中之佳调。 上下片领格字用去声,领下三言三句。下片第一、二句,一般和上片平仄相同并押韵,然亦有并以仄收不押韵。东坡此词可为定格之典范。在韵律上此词虽不如《行香子·过七里濑》优美,但也很不错,尤其是“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两段排比,很有韵律美。
人生苦短,怀才不遇,建功无望,入仕之时亦生退隐之心,这是古代文人普遍的矛盾。于是有花间的沉沦,有避世的归隐,而苏轼是豪放达观之人,“且陶陶、乐尽天真”,似乎忘掉了人生的烦恼。此词虽在一定程度上流露了作者的苦闷、消极情绪,但“且陶陶、乐尽天真”的主题,基调却是开朗明快的。而词中语言的畅达、音韵的和谐,正好与这一基调一致,形式与内容完美地融合起来。据宋人洪迈《容斋四笔》所记,南宋绍兴初年就有人略改动苏轼此词,以讽刺朝廷削减给官员的额外赏赐名目,致使当局停止讨论施行。可见它在宋代文人中甚为流传,能引起一些不满现实的士大夫的情感共鸣。
这是一首出色的政治诗。
全诗层次清晰,共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写了万马齐喑,朝野噤声的死气沉沉的现实社会。“万马齐喑”,比喻在清朝统治下,人们不敢讲话,到处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闷气氛。这里用了一个典故。苏轼《三马图赞引》:“时(宋元祐初)西域贡马,首高八尺,龙颅而凤骨,虎背而豹章,出东华门,入天驷监,振鬣长鸣,万马齐喑。”对于“万马齐喑”的局面,用一“哀”字,表明诗人痛惜之情与爱国之心。诗人于1810年到北京做官,满怀经世之志、治国之略,但是仕途的失意。政治主张的破灭,使他清醒地认识到他处在“平生进退两颠簸”(《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的境遇中。
第二层,作者指出了要改变这种沉闷,腐朽的现状,就必须依靠风雷激荡般的巨大力量。暗喻必须经历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才能使中国变得生机勃勃。
第三层,作者认为这样的力量来源于人材,而朝庭所应该做的就是破格荐用人材,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运用移花接木的手法,表现了诗人渴望砸烂黑暗统治,出现一个崭新世界的愿望。“天公”,即玉皇,亦即世俗所谓老天爷。诗人揭露时弊,忽然就劝起老天爷来了,诗末自注云:“过镇江,见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者,祷祠数万,道士乞撰青词。”这个自注说明了诗人写这首诗的具体环境,看出了诗人是借“道士乞撰青词”之机,用民间迷信活动来为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服务。“不拘一格”,充分表现了诗人开阔的胸怀,远大的目光,具有战略性的设想。当时的清政府,腐朽无能,内忧外患,特别是帝国主义侵略者,虎视耽耽,奴役中国民族、灭亡中国国家之心不死,瓜分风潮,迫在眉睫,要拯救暴风中破船似的中国,非有各方面的大批人才,是无济于事的,所以诗人劝天公重新振作精神,不拘一格而降大批人才,共挽即倒的狂澜,将倾的大厦。“劝”字,颇具积极意义。它是奉劝,而不是乞求,表现了诗人处于踞离临下的地位,也显示出诗人变革的信心。
诗的前两句用了两个比喻,写出了诗人对当时中国形势的看法。“万马齐喑”比喻在腐朽、残酷的反动统治下,思想被禁锢,人才被扼杀,到处是昏沉、庸俗、愚昧,一片死寂、令人窒息的现实状况。“风雷”比喻新兴的社会力量,比喻尖锐猛烈的改革。从大处着眼、整体着眼、大气磅礴、雄浑深邃的艺术境界。诗的后两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是传诵的名句。诗人用奇特的想象表现了他热烈的希望,他期待着优秀杰出人物的涌现,期待着改革大势形成新的“风雷”、新的生机,一扫笼罩九州的沉闷和迟滞的局面,既揭露矛盾、批判现实,更憧憬未来、充满理想。它独辟奇境,别开生面,呼唤着变革,呼唤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