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4年（宋神宗熙宁七年）秋，苏轼由杭州移守密州（今山东诸城）。次年八月，他命人修葺城北旧台，并由其弟苏辙题名“超然”，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义。公元1076年（熙宁九年）暮春，苏轼登超然台，眺望春色烟雨，触动乡思，写下了此作。这首豪迈与婉约相兼的词，通过春日景象和作者感情、神态的复杂变化，表达了词人豁达超脱的襟怀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人生态度。词的上片写登台时所见暮春时节的郊外景色。
这首词为双调，比原来的单调的《望江南》增加了一叠。上片写登台时所见景象，包括三个层次。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登上超然台远眺，春色尚未褪尽，和风习习，吹起柳丝千条细。首先以春柳在春风中的姿态——“风细柳斜斜”，点明当时的季节特征：春意暮而未老。“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这一湾护城河水绕了半座城，满城内皆是春花灿烂。其次，三、四句直说，直说登临远眺，而“半壕春水一城花”，在句中设对，以春水、春花，将眼前图景铺排开来。“烟雨暗千家。”五句是说，迷迷蒙蒙的细雨飘散在城中。
三个层次显示有一个特写镜头导入，再是大场面的铺叙，最后，居高临下，说烟雨笼罩着千家万户。满城风光，尽收眼底。这是上片，写春景。
下片写情，乃触景生情，与上片所写之景，关系紧密。“寒食后，酒醒却咨嗟”，进一步将登临的时间点明。寒食，在清明前二日，相传为纪念介子推，从这一天起，禁火三天；寒食过后，重新点火，称为“新火”。此处点明“寒食后”，一是说，寒食过后，可以另起“新火”，二是说，寒食过后，正是清明节，应当返乡扫墓。但是，此时却欲归而归不得。以上两句，词情荡漾，曲折有致，寄寓了作者对故国、故人不绝如缕的思念之情。“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写作者为摆脱思乡之苦，借煮茶来作为对故国思念之情的自我排遣，既隐含着词人难以解脱的苦闷，又表达出词人解脱苦闷的自我心理调适。
“诗酒趁年华”，进一步申明：必须超然物外，忘却尘世间一切，而抓紧时机，借诗酒以自娱。“年华”，指好时光，与开头所说“春未老”相应合。全词所写，紧紧围绕着“超然”二字，至此，进入了“超然”的最高境界。这一境界，便是苏轼在密州时期心境与词境的具体体现。
这首词从“春未老”说起，既是针对时令，谓春风、春柳、春水、春花尚未老去，仍然充满春意，生机勃勃，同时也是针对自己老大无成而发的，所谓春未老而人空老，可见内心是不自在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苏轼实际上并不真能超然，这种似是非是的境界，真是苏轼精神世界的真实体现。
这首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是典型的借景抒情。上片之景，有“以乐景衬哀情”的成分，寄寓作者对有家难回、有志难酬的无奈与怅惘。更重要的是，整首词表达思乡的感情，作者以茶聊以慰藉尤其突出。
此诗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诗中多典故，皆隐语，借古讽今，隐而有指，十分曲折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
众所周知，封建王朝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历朝历代，臣下对皇上进谏，必须投其所好，只能用前朝故事或看似不相干的生活趣闻引喻取譬，转弯抹角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皇上才有可能恩准采纳。无人敢触龙鳞，逆圣听。否则，轻者丢掉乌纱，为民为奴；重者人头落地，甚至九族遭诛。所以，自古以来，文武百官讽谏启奏都很讲究，唯恐龙颜大怒。柳宗元自然深谙此理，故其乐府《古东门行》几乎句句有典，并无锋芒。表面看来，所引者皆前朝之事；但细细琢磨，所射者乃当朝之政，言在此而意在彼也。试举之则有：
一、二句明叙周亚夫奉命率领三十六位将军前往讨伐刘濞等吴楚七国乱贼之事，暗指朝廷命令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伐吴元济等叛逆之功，歌颂了这场战争的正义性。
三、四句明写孟尝君赖门客“鸡鸣函谷”之力出关逃逸之怪事，暗射王承宗之流居心叵测，意浑水摸鱼，刺杀忠良之歹心。柳宗元不怎么赞成鸡鸣狗盗，因为“客如雾”，因为“貌横心异”，潜伏着的危险多，因而酿成了武元衡被刺的悲剧。用“鸡鸣”之典便有了一箭双雕的作用：既是一种否定，又是一次警策。
第十一、十二两句明赞信陵君窃符救赵之举，暗刺唐宪宗平叛不力之实；援子西“以袂掩面而死”的故事，喻武元衡无辜殉国的悲剧。这两句话写得大胆，却也极有讲究：魏王不下令，救赵乃是一句空话；唐王犹豫不决，吴元济等益发猖狂，这是明摆着的道理。子西固死得无辜，武元衡也死非其所。说的是春秋故事，为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却又不露痕迹，可谓妙绝。
又如第十三、十四两句，引司马相如《谏猎疏》之意，谈吴起舟中劝谏武侯之语，目的是提醒宪宗：“潜伏在您身边的危险远比当年大得多，稍有懈怠，便有车翻舟覆的悲剧发生。所幸的是，现在这些危险已暴露无遗，皇上您该采取措施了吧！”这两句话，语重心长，言外有意，弦外有音。
基于上面数例的分析，柳宗元完全可以将《古东门行》写成另一首内容与之对应而不用一典的乐府诗。在这首新的《古东门行》中，所有的典故均可改为现实，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将被换成吴元济、王承宗、李师道、武元衡、裴度、唐宪宗等，春秋战国时代自然也化作中唐社会，这应该是柳宗元的本意。但是，柳宗元胆子再大也不敢写这样一首《古东门行》。从另一角度审视，倘若柳氏写的真是此诗，他的官位可否保住，有无生命之虞，姑且不谈，而其艺术效果也只能差强人意，很难满足读者二度创造的审美愉悦，故这种借古讽今的艺术手法非常可取。
章培恒、骆玉明对柳宗元的诗作有一个评价：“柳宗元诗确如苏轼所说，兼有简洁、靖深、温丽、含蓄之长，在自然朴素的语言中蕴含了幽远的情思。”读《古东门行》，的确令人有这种感觉。此诗语言简洁晓畅，不奥僻，少雕琢，通俗易懂，意味深长。读者可以在这自然朴素的语境中体会到含蓄，领悟到靖深，感受到诗人炽烈的爱国之情和深沉的悲愤之意。如透过“徼巡司隶眠如羊”，读者可感受到诗人痛惜哀叹之情。刺客们行凶之前，官府捕快只要稍加防备，多点警惕，叛逆们决不可能轻易得手，只可惜官兵百姓均松懈，故汉代恐怖活动频繁，唐代刺客杀手不绝。善良的人们，太麻痹了，太大意了，真是可叹。读“子西掩袂真无辜”一句，读者分明体会到诗人既惋惜 “掩袂而死”的子西，也横样悲叹武元衡的殉国，而更深一层的意蕴和情思是，诗人用不完全归纳法昭示人们：忠君报国者未必有好下场，子西、武元衡如此，“二王八司马”如此，古往今来，几概莫能外。“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柳宗元分明是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垒块。
此诗最后两句“绝胭断骨那下补，万金宠赠不如土”，更是通俗易懂。其字面意思是，头已断，骨已碎，无法起死回生，再多的赠予和恩宠都已毫无意义；实际上是为武元衡鸣不平，对主和派的妥协表示强烈愤慨，对“宠赠厚葬”的建议嗤之以鼻，对唐宪宗的首鼠两端表示不满，对时政进行了嘲讽和鞭挞。这卒章之句极观柳宗元的爱憎之情，为此诗点睛之笔。
《室思》组诗共六章，写的是妻子对丈夫的思念，各章之间并无贯串的故事情节。这里详析第三章和第六章。一则因为以这两章为主，连及其余，也就大致反映了全诗的面貌；二则因为这两章比较精采，也流传较广，在六章之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先讲诗的第三章，前面两章已经写过：“念与君相别，各在天一方”；“君去日已远，郁结令人老”。深沉的思念早已使她陷入难解难销的境地。“浮云何洋洋，愿因通我辞。”此刻，这位思妇望着那悠然自得的浮云，便想托它给远方的丈夫捎去几句心中的话儿，可是那浮云瞬息万变、飘渺幻化，不可能叫人放心寄语。她徘徊彷徨，坐立不安，只有徒然相思而已。这无法摆脱的悲哀，激起了她对生活不公的感慨——“人离皆复会，君独无返期”。后一句是写实，前一句不无夸张，现实中当然未必是“人离皆复会”。但是这么一纵一擒，就更能反衬出感情上的痛苦。人们在极度悲痛时往往难免有这种过激的感情和语言，比如“民莫不谷，我独不卒”（《诗·蓼莪》）；又如《论语》中：“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这一章十句，“人离”两句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因为“无返期”，才想到托云寄辞；因为“无返期”，所以思无尽时。妙在“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之前，又插入一个回顾的细节：自你离家之后，我从不梳妆，那明亮的镜子虽然满是灰尘，也无心事去擦它。这个倒叙，造成回环往复的效果，也是她纷繁杂乱心绪的写照。如果单就“自君之出矣”四句而言，则前一句为因，后三句为果，简洁明快，而又包孕丰富。“明镜暗不治”，虽是写事、写物，却可见其貌；“思君”二句，又可察其情。此情，此貌，正传神地刻画出思妇的生活和心态。所以从南北朝到隋唐，仿作者甚多，且皆以“自君之出矣”为题作五言四句的小诗。它之所以有如此深远的影响，除了上面讲的晓畅隽永之外，大概更主要的是因为它有清新自然之趣。正如钟嵘所说：“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诗品》）。朱弁也说过：“诗人胜语，感得于自然，非资博古。若‘思君如流水’……之类，皆一时所见，发于言词，不必出于经史。……拘挛补缀而露斧凿痕迹者，不可与论自然之妙也”（《风月堂诗话》）。这些都是在称赞它的不假雕饰的自然之美。
再讲诗的第六章。诗的第四章写夜不能寐，触景生情，泪如泉涌；第五章写睹物怀人，更增思念之苦；意在将“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得以具体充分地发挥。但是，思念无穷，诗终有结，第六章便是全诗的结尾。君无返期，音信不通，思亦无用，盼也是空，最后只剩下一个心愿：愿君莫忘旧情。这就很像“不恨归来迟，莫向临邛去”（孟郊《古别离》）的意思，只是这位温柔细心的女子说得更为曲折委婉。《诗·大雅·荡》中有句诗叫做“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里稍加改变，意思是说：人们做事情往往是有头无尾，不过我想你是能始终如一的。可是，想想分别多年，情况不明，世事难料，旧日的恩情还有保持的希望吗？但那种喜新厌旧，重新忘故的行为，毕竟是仁人君子所谴责、所讥刺的。“重新而忘故，君子所尤讥”，不着己，不着彼，语意盘空，笔势突兀，它的分量在于提出了一个理想的、正直的生活准则和为人之道，下面四句正是就此生发，所以前人曾评曰：“以名义厚道束缚人，而语气特低婉”（《古诗归》）。其“低婉”之处，首先表现在她先说自己，再说对方：你虽然寄身远方，我可没有片刻忘了你；既然过去那么恩爱情深，现在该不会变得情淡意薄，想你也是时时思念我的。先自处于厚，次则言君不薄，以己之情动彼之情，婉曲动人。其次，表现在虽不无怨艾之情，不安之意，却绝不露圭角，一再地说：“想君能终之”，“想君时见思”，总以忠厚诚挚之心，构想“君”之所为、所思，其良苦之用心，全在盼美好之未来。这，便是千思万念之归宿，也是通篇之结穴。这一章时而写己，时而写彼；时而泛言，时而切指；时而忧惧，时而自慰；局势变换，一步一折，终落在凭空设想之处，似尽不尽，真是一片真心，无限深情，这大概就是钟惺说它“宛笃有十九首风骨”（《古诗归》）的原因。
这首词写女子对恋人怀念的心情。虽然作者的先世是波斯人，但此词看不到丝毫的异国情调，全词体现的都是秾艳香软的“花间”情调。
此词上片写初夏时分女主人公淡薄的妆束和美丽的容颜，重点描绘的是女子的衣着和首饰。“罗衣”“翠钿”这些都是花间词人常用的意象。下片刻画了女主人公的矛盾心理状态。她回想，与情人相郁了，原来准备许多要说的话又无从说起，而内心里还有一些离别的怨恨；几次想与情人断绝关系，但情丝总把他们缠在一起。最后情景合写，表现了她月夜窗下思念情人的迷离之状。
自汉迄今，对《鸡鸣》的阐释大致经历以下三种不同的方式：
第一种是“诗人介入式”的解读方式，以唐代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最为典型，其句读为：“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孔颖达认为，《鸡鸣》首次两章上两句为夫人之言，下两句是诗人对夫人话语的评判。卒章皆为夫人之辞。在诗中，始终是夫人在说话，男子没有言语，诗人介入其中，起解说作用。
第二种是“半联句体”解读方式，以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为代表，其句读为：“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方玉润认为，首次两章上两句为夫人言，下两句是丈夫言，末章全是夫人言。
第三种是“问答联句体”，以程俊英为代表，在《诗经注析》中提出，其句读为：“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程俊英等认为，首次两章上两句为夫人言，下两句是丈夫言，末章上两句是丈夫言，而下两句是夫人言。
此诗的主题，《毛诗序》以为是“思贤妃”，说：“（齐）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宋朱熹《诗集传》则以为是直接赞美贤妃。而宋严粲《诗缉》以为是“刺荒淫”，清崔述《读风偶识》以为是“美勤政”，清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是“贤妇警夫早朝”。
也许此诗只是表现一对贵族夫妇私生活的情趣。全诗以夫妇间对话展开，构思新颖，在《诗经》中是别开生面的。姚际恒说：“愚谓此诗妙处须于句外求之。”（《诗经通论》）本来这对夫妇的对话是非常质朴显露的，谈不上有什么诗味妙语，只因为有的类似傻话、疯话，叫人会心发笑，包含着“无理见趣”之妙。古制，国君鸡鸣即起视朝，卿大夫则提前入朝侍君，《左传·宣公二年》载赵盾“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即是。此诗开头写妻子提醒丈夫“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丈夫回答“匪鸡则鸣，苍蝇之声”。想来鸡啼、苍蝇飞鸣古今不会大变，如非听觉失灵，不至二者不分。从下面二、三章妻子所云“东方明矣”“会且归矣”，可知当是鸡鸣无疑。而丈夫把“鸡鸣”说成“苍蝇之声”，是违背生活常识的，当然“无理”。
但如果换一角度理解，看作是丈夫梦中被妻子唤醒，听见妻子以“鸡鸣”相催促，便故意逗弄妻子说：不是鸡叫，是苍蝇声音，表现了他们夫妇间的生活情趣，也是别有滋味。“反常”而合乎夫妇情感生活之“道”，这正是姚氏所指出的妙在句外。
下两章时间由鸡鸣至天亮，官员由已上朝至快散朝，丈夫愈拖延愈懒起，故意把天明说成“月光”，贪恋衾枕，缠绵难舍，竟还想与妻子同入梦乡，而妻子则愈催愈紧，最后一句“无庶予子憎”已微有嗔意。表现夫妇私生活，可谓“真情实境，写来活现”（姚际恒《诗经通论》）。
全诗三章，每章四句，句式以四言为主，杂以五言，句式错综，接近散文化。此诗以男女对话展开，创意新颖，构思巧妙，好似一出小品，人物形象呼之欲出。押韵亦有其特点，头两章四句皆用韵，而首句与次句韵脚同在第三字，而末尾是语助词“矣”，也算韵，王力先生称这为“富韵”。另外第一、二章首句与第三句韵脚同字。第三章则是第一、二、四句押韵，也可见此诗用韵富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