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春色将尽,酒病初愈,山里人家,谷雨时节,正是采茶的好时节。
细细的春风,轻轻吹来,双蝶在花前飞舞;时时的春雨,轻轻落下,一鸠在林外掠过。
想要寻仙访道,却没有仙鹤可供驱使;想要当一个自由自在的渔翁,前方倒是有渔舟可供实现。
即便短暂的浮生轻若尘埃,缈如梦境,这样笑着说也是徒然的,还不如试着登上岘首山游玩呢!
注释
春事:春色;春意。
阑珊:衰落、凋零,将尽。
病瘳:疾病痊愈。
碧海丹丘:泛指仙境。
绿蓑青笠:指代渔翁。
岘首:即岘首山,位于如今的湖北襄阳。
诗的开头四句写曹操身后寂寞,雄风已逝,给人以悲凉冷落之感。“武皇”即指曹操。“金阁”,犹言金阙,宫观楼台之美称,此指铜爵(雀)台。台建于建安十五年,在邺城西北,“高十丈,有屋百余间。”(《水经注》卷十)楼台之顶置大铜雀,舒翼若飞。又其“西台高六十七丈,上作铜凤,窗皆铜笼,疏云毋幌,日之初出,乃流光照耀”(《艺文类聚》卷六十二引《邺中记》)。浮光跃金之楼观,以“金”状之,确也非常贴切。但是,如今人去楼空,已无复当年的英风雄威、歌舞升平,留给后人的,只是一片凄凉寂寞。开头两句就这样强烈地渲染出一种物是人非的气氛。“雄剑”,本指春秋时吴国人干将、莫邪所铸之剑,其剑有二,一雌一雄,雄剑进献于吴王,此处是以“雄剑”代指魏武所佩之剑。这剑当年曾伴随他南征北战,削平群雄,而今却已埋没于尘封之中而黯然失色了。“杂佩”亦指魏武所佩之饰物。古人述及人之佩戴物常以剑佩对举,如《说苑》云:“经侯过魏太子,左带玉具剑,右带环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故此处剑佩连类而及。“销烁”,犹言销镕,在此即是荡然无存之意。这二句,由曹操的遗物引出,再申前意,补足文气。
接下去“秋至”四句,则从《遗令》中的“月朝十五”生发而出。三五之夜,皓月当空,正是曹操要求诸妓向帷帐歌舞作乐之时。试想活生生的人幽闭于荒台孤馆,且要侍奉空床虚帐,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悲剧!这些歌妓无异是奉献于帝王祭坛上的活的牺牲,因而对她们说来,皎洁的秋夜只会更增加内心的悲感凄凉。这四句写景恰似“主观镜头”,展现出她们眼中特有的悲凉的夜景:风露凄凄,清夜湛湛,孤独摇曳的烛光,将她们的身影分明地投于兰幕之上。全诗悲剧的气氛,至此越加浓重了。
此后六句,转入直抒怨愤,比之上面的托物诉情,感情更为强烈。“抚影”承上“孤烛”句,转接极为自然。众妓顾影自怜,悲从中来,无所适从,但觉心中的忧思,绵绵不绝,难以消解。“薄”即停止之意,如《楚辞·九章·哀郢》云:“忽翱翔之焉薄。”“瑶色”,犹言玉颜,“红芳”即红花,此亦指美人的红颜。“行应罢”,行将衰颓老朽;“几为乐”,为乐能有几时。这二句互文见义,渲染强烈。诗人感叹着妓人的青春难驻、红颜易老,不禁要为她们的不幸生涯洒一掬同情之泪,发一曲不平之歌。最后两句应《遗令》中“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的意思,感情由悲而怨,由怨而愤,达于高潮。这里着一“徒”字,实蕴含无穷的悲思与怨愤。登台歌舞,遥望西陵,对铜雀妓来说,只是侍奉幽灵、虚掷青春的徒劳之举,而对死去的帝王来说,也同样是毫无意义了,因为他最终也成了一堆“蝼蚁郭”,亦即“蚁垤”,蝼蚁之穴,其外壅土如城郭,故云。古人常用它和高山对举,以显示其渺小,如《孟子·公孙丑》云:“泰山之于丘垤。”赵岐注:“垤,蚁封也。”又郭璞《游仙诗》云:“东海犹蹄涔,昆仑蝼蚁堆。”此处用“蝼蚁郭”,一方面说明皇陵虽高,无异于蚁垤一堆,藐视之意可见;另一方面也表示,贵为天子者最终也要与平民百姓同归丘墓,而魏武却要作威福于死后,其自私冥顽虽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但到头来还不是黄土一抔,又复何益!这二句和第一层诗意恰好遥相呼应,使同情歌妓与批判帝王的两个方面浑然统一于诗歌的主题之中。
江淹此诗流丽中有悲壮之气。李调元《雨村诗话》云:“诗之绮丽,盛于六朝,而就各代分之,亦有首屈一指之人,……粱则以江淹文通为第一,悲壮激昂。”而这种悲壮又是通过强烈的对比突现出来的。在写魏武时,将其生时的威武雄壮与死后的寂寞萧条作对比;而在写歌妓时,则以青春、自然之美与其生活、命运之悲作对比。帝王的淫威自私与歌妓的痛苦牺牲则是此诗最根本的一个对比。绮丽的辞藻与悲剧的气氛相反相成,形成此诗凄艳的风格,沈博绝丽之中回荡着幽怨之气,这正是楚辞的传统。
此文是一篇很“纯”的应景之作,表面上是谈有美堂,重点实在阐明作者自己的人生观,文中宏论非常值得后人思考、借鉴。
文章肯定杭州城和南京城均属于“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同时通过比较,指出由于战争的破坏,南京衰落了,杭州城成为东南独秀的一枝。但是,“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奇伟秀绝的山水美景,乃皆在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这些地方条件恶劣,交通闭塞,士林中人轻易难得到此。能来的,除了不求闻达的幽潜之士,可能就是“穷愁放逐之臣”了。欧阳修本人身在宦海,其重点所指当在 “穷愁放逐之臣”。看来只有在人生不得意时才有机会亲近天下至美之景。然而此时景虽美,人不乐。穷愁放逐,虽有美景在前,又能如何?所谓“乐”是暂时的,穷愁才是长期的。此景正如此人,同是投闲置散,“同是天涯沦落人”,说是乐,那也是自我解嘲。
不过,人生有两面,换个角度看,被放逐到宽闲寂寞之地,成为宽闲寂寞之人,还真是一乐。投置闲散,无案牍之劳形,此宽闲也,若在京城位高权重日理万机,何来此宽闲?寂寞者,少人门前奔竞也。此时虽然寂寞,却也少了交接贵盛、与俗人为伍的烦恼。是以宽闲亦一乐,寂寞亦一乐。
面对山川美景,也未必一定要作天涯沦落之慨。修养深厚者,不妨将山水引为知音。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彼人寂寞,山水亦寂寞。同一寂寞,同一内蕴大美,和闲山剩水惺惺相惜,岂非他乡遇故知?在都市与人不相得,到边地与山川与天地相得,不亦快哉。若别有寂寞宽闲之人,能识得我心,可引为知音,则益不寂寞。又寂寞乃独享,宽闲生智慧。身居都会、官场得意的那些往日同僚,他们宁有机会欣赏眼前造化之胜景?彼天地宽闲,视野开阔,则人之胸襟亦可随之开阔。人生境界有提升,智慧有启发,此又一乐也。
《有美堂记》妙处有三:一是构思巧妙,虚景成文;二是宾主相形,巧作衬垫;三是曲折圆润,议论层折。
一、构思巧妙,虚景成文。
欧阳修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曾叙述过此事:“梅公仪来,要杭州一亭记。述游览景物,非要务,闲辞长说,已是难工,兼以目所不见,勉强而成,幸未寄去,试为看过,有甚俗恶,幸不形迹也。”我们现在于《居士集》《外集》中都看不到所说的这一篇亭记,可见作者已经删去了这篇“甚俗恶”的文章。从书简文字可以看出,欧阳修创作态度的严谨,即使是随俗应酬之作,也反复看过,详加审视。正是这种态度,使他的文章不断推陈出新,翻新出奇。
此文汰去“目所不见”的勉强写景,化实为虚,突破其他楼亭记文的框框,抓住有美堂兼有“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这一特点,巧用衬托,纵笔写来,远及罗浮、衡岳,中涉洞庭、三峡,近至天台、金陵,而紧紧围绕正意,体现了散文“形散神凝”的特点,实在非大手笔难以驾驭。
二、相形之法,曲尽衬垫。
文章层层衬托,段段相形。第一层说山水登临至美与都邑繁盛之乐,多不可得兼,用罗浮诸山、洞庭三峡皆处僻陋之邦衬之;第二层说金陵、钱塘能兼其美,而金陵残破,钱塘富完,以梅挚目下所居的金陵为钱塘自然作陪;第三层说当时士大夫不能兼取其胜,而梅公则尽兼其美,用杭州众多的亭榭为有美堂作衬。孙琮《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欧阳庐陵》卷三云:“看他一篇文字,欲出一段正意,先作一段相形,相形得起,方出落得透,可谓绝妙章法。”全文巧作衬托,层层脱缷,文笔曲折而又一气呵成,可谓神完气足,真正体现了欧阳修的大家风范。
三、议论层折,自然圆润。
文章用三层对比,但正如唐顺之(荆川)所说,如累九层之台,一层高一层,真是奇绝。文章先述作记之由,次说美乐难兼,三说佳美山水必处僻陋,四说二邦兼山水与繁盛,五说金陵为逆荒废,六说钱塘富完安乐,七说临是邦者多占形胜治亭榭,八说有美堂尽得山水人物、邑居之美胜,九颂梅公其人。层层累叠,段段相衬,纡徐婉转,主意凸出。
再如钱塘兼美一段,先述富完安乐的历史原因,次道工巧华丽的习俗,再陪以湖山之胜,又宕开一笔,以江涛海烟相烘托,极写闽商海贾之盛,层次清晰,既与金陵对比,凸显御赐诗“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的特殊地位,又引出下文众多亭榭来作为有美堂的衬垫物。
从此篇文章看,要做到层次繁复,曲折跌宕,而又流转自然,无层累之迹,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几个虚词的妙用,恐怕是最为得力的。文中“惟”“独”“而”“然”“夫”“盖”等虚词曲折尽意,妙显衬垫,使层次更加清晰,而结构更为有机。
上片写瑞香花埋怨曹子方误将丁香花名己,而感到委屈,下笔奇兀,引人入胜:“怪此花枝怨泣,托君诗句名通。”珍贵的瑞香花被说成寻常的“紫丁香”,不仅抱怨甚至哭泣,可见事关重大,这就暗喻出瑞香花的不同凡响。“凭将草木记吴风。继取相如云凭。”词人自己也站出来为珍贵的瑞香花鸣不平,甚至直批友人的错误。这是延续了司马相如错把芦橘产生在陕西的谬误。文字全用议论,但却带着袒护瑞香花的浓厚情感写出,诚如沈德潜《说诗啐语》所说:“议论须带情韵以行”,于是,理念浸透了审美情感,令人毫不感到枯燥乏味,反觉自然流转,淡中有味。
下片反转为友人辩护,章法变新,相反相成,顿成奇趣:“点笔袖沾醉墨,谤花面有惭红。”“知君却是为情裱。怕见此花撩动。”接着,词人又为友人解围,替他寻找一时误解的原因。全词自批自答,既指出了曹子方的错误,又为之打出圆场,表现了词人与曹子方的友谊深厚,亲密无间。
此词在颂扬瑞香花之珍贵,却从友人曹子方误称其“紫丁香”写起,从侧面落笔,效果尤见显著。全词直抒胸臆,平易真切,笔法跌宕,体物寄意,可谓素描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