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说：爱情对于男子只是生活中的一段插曲，而对于女人则是生命的全部。确实，一个姑娘生活中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反复证实小伙子的爱情是执着专一，永恒不变的。因而，恋爱中的姑娘永远没有精神的安宁。对方一个异常的表情，会激起她心中的波澜；对方一个失爱的举动，更会使她痛苦无比，寝食难安。《郑风·狡童》中的这位女子就是如此，或许是一次口角，或许是一个误会，小伙子两个失爱的举动，她竟为之寝食不安，直言痛呼。
首先，诗的两章通过循序渐进的结构方式，有层次地表现了这对恋人之间已经出现的疏离过程。第一章曰：“不与我言”，第二章承之曰：“不与我食”，这不是同时并举，而是逐步发展。所谓“不与我言”，并非道途相遇，掉头不顾，而当理解为共食之时，不瞅不睬；所谓“不与我食”，是指始而为共食之时，不瞅不睬，继而至分而居之，不与共食。爱情的小舟，遇到了急风狂浪，正面临倾覆的危险。与此相应，女子失恋的痛苦也随之步步加深。共食不睬，虽一日三餐不宁而长夜同寝尚安；而分居离食，就食不甘味更寝不安席了。因此这位女子要直言呼告，痛诉怨恨。
其次，诗篇通过直言痛呼的人物语言，刻画了一个初遭失恋而情感缠绵，对恋人仍一往情深的女子形象。《诗经》中刻划了许多遭遇情变的形象，情变程度有别，痛苦感受不同。《郑风·狡童》中的女子面临失恋的情况，听她的呼告，能感觉在怨恨与焦虑中，仍对恋人充满了渴望与深情。“狡童”的“狡”，一说通“佼”，亦即强壮俊美之意；如此理解，“彼狡童兮”，亦即“那个强壮漂亮的小伙子啊”。这就是骂中有爱，恨中带恋了。所谓“若忿，若憾，若谑，若真，情之至也”（陈继揆《读风臆补》）。而两章的后两句“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则由前两句第三人称的“彼”，转变为第二人称的直面式的呼告了，从而把对“狡童”的恋慕期待之情表现得缠绵难割。
古老的《诗经》，传达的是古今相通之情，只因语言简奥，才会艰深难解。《郑风·狡童》则不然，不仅女子的感情哀伤动人，女子的呼告也是明白如话，句句入耳。可是，一首直抒胸臆之诗，千百年来却久遭曲解。“诗必取足于己，空诸依傍而词意相宣，庶几斐然成章；……尽舍诗中所言而别求诗外之物，不屑眉睫之间而上穷碧落、下及黄泉，以冀弋获，此可以考史，可以说教，然而非谈艺之当务也”（《管锥编》第一册）。钱钟书对“《诗》作诗读”之旨作了淋漓透辟的发挥，读《郑风·狡童》然，读一切古诗均然。
这首词写一女子在窗前月下遥望所爱，和《月兔茶》主题和意境近似，可以称之为姊妹篇。
上片写薄命佳人的美貌及寻春求佛的情景。春天来临，春心欲动。开头两句写改浓妆为淡妆，改一般装为贵重装。从旁人的口里得知“双衔凤带”装束本来超出常人水平，但薄命佳人还是改换成了“鲛绡”贵重薄衫。一可显示身姿美，二可标志身价高。第三、四句写烧香拜佛，祈祷神灵。烧上珍贵的水沉香木，如痴如醉，“怅望”“烟袅”。不言自明，是让菩萨保佑她寻找到一位青春美的心上人。而其所爱已“双衔凤带”，另有他欢。东坡十分重视将外界事物作为词的信息之源泉，激发词思之触媒，表达词情之载体。“双衔凤带”。“单著鲛绡”，“夜香”“水沉烟”，以我观物，以物观我，情以物迁，都打上了青春情爱的印记，富有艺术魅力。
下片写薄命佳人向往与心上人共度良宵的心态。开头两句写美丽的容貌。鬓发美如云集似的，风卷绿发如画；颜面美如玉白似的，酒醉“红潮”如花。一头黑发，一张红脸，是女子的招牌，所以东坡特写得如此唯妙唯肖。不言自明，为的是去会见青春美的心上人；为的是心上人一见倾心，十分喜爱她。第三、四句写薄命佳人的寻春、度良宵的心态。“莫教空度可怜宵”，好一个“可怜宵”。光阴无情，人生易老，把握良宵，及时行乐。“月”是美好的，“佳人”是美好的，花好月圆，美上加美，然而心上人久待不至，她的美梦难以成真。东坡十分重视通过丰富的想象，将自然界的明月化为有情而动心的知音，变成男女双方心心相印的桥梁，以寄托薄命佳人的情思，让这种情思充满着浪漫主义的美学色彩。
全词，上片先写薄命佳人的良苦用心，改装，拜佛，回答“与阿谁”的问题；下片再写薄命佳人的虔诚心态，惜时，望月，以实现共度良宵之美愿。中国古代的薄命佳人都美丽、善良、可爱，有强烈而炽热的爱情追求，所以从心底吐露出“莫教空度可怜宵，月与佳人共僚”的虔诚心愿。
张孜生当唐末政治上极其腐朽的懿宗、僖宗时代。他写过一些抨击时政、反映社会现实的篇，遭到当权者的追捕，被迫改名换姓，渡淮南逃。他的诗大都散佚，仅存的就是这一首《雪诗》。
诗分三层：头两句为一层，点明时间、地点、环境；中八句为一层，揭露了“豪贵家”征歌逐舞的豪奢生活；后两句为一层，写“饥寒人”的贫苦。
诗以“长安”开头，表明所写的内容是唐朝京都的见闻。“大雪天”，说明季节、天气。雪大的程度，诗人形象地用“鸟雀难相觅”来说明。大雪纷飞，迷茫一片，连鸟雀也迷失了方向，真是冰天雪地的景象。这就为后面的描写、对比安排了特定环境。
以下，以“其中”二字过渡，从大雪天的迷茫景象写到大雪天“豪贵家”的享乐生活。“捣椒泥四壁”，是把花椒捣碎，与泥混合，涂抹房屋四壁。汉未央宫有椒房殿，乃皇后所居之室。这里写“豪贵家”以椒泥房，可以想见室内的温暖、芳香下华丽。
“到处爇红炉”两句，写室内的陈设。既然是“豪贵家”，他们陈设之富丽，器物之精美，自不待言，但诗中一一撇开，仅选择了“红炉”“罗幂”两件设施。“红炉”可以驱寒，“罗幂”用以挡风。红炉“爇（燃烧）”而“到处”，言其多也；罗幂“下”而“周回（周围）”，言其密也。这表明室外雪再大，风再猛，天再寒，而椒房之内，仍然春光融融一片。
“暖手调金丝”四句，写“豪贵家”征歌逐舞、酣饮狂欢的筵席场面：歌女们温软的纤手弹奏着迷人的乐曲，姬妾们斟上一杯杯琼浆美酒。室外雪花纷飞狂舞，室内人们也在醉歌狂舞，直至人疲身倦，歌舞仍然无休无止，一滴滴香汗从佳人们的俊脸上流淌下来。
诗的结尾，笔锋一转，“手脚生皴劈”，写“饥寒人”的手脚因受冻裂开了口子。这两句扣住大雪天“鸟雀难相觅”这一特定环境，是作者的精心安排。在这大雪飞扬、地冻天寒的日子里，“饥寒人”还在劳作不已，为生活而奔走，为生存而挣扎。这就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岂知”，很有份量，不仅是责问，简直是痛斥。作者愤怒之情，表露无遗。
全诗采用对比的手法。诗人先写出长安城大雪纷飞的特定环境，再通过对在这一特定环境中“豪贵家”与“饥寒人”生活的对比突出主题，使主题鲜明。这种对比，是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和诗的内容取得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另外，诗人又采用了白居易在其讽喻诗中常常采用的篇末点题的手法。从数量上讲，诗人用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描写富贵人家的宴饮，以三幅图画表现豪门贵族的糜烂生活：富家椒房图、罗幂红炉图、弦歌宴饮图。而在篇末仅仅用了二句点出富贵人家的对立面——“饥寒人”的苦况，可以想见“讥寒人”在鸟雀都“难相觅”的情况下会是怎样的情形，而这两句诗又赋予前八句诗以新义，指出“豪贵家”的奢侈享乐是建立在人民的贫苦的基础上，“豪贵家”的嘴脸也就更加可恶可僧了。诗人的态度是明确的，他十分憎恶那些在大雪天歌舞宴饮的“豪贵家”，无情地揭露他们，诗人把自已的同情投给了那些在大雪天痛苦挣扎的“饥寒人”，吟咏他们的痛苦，为他们请命，为他们歌唱。
第一首头两句写柴门内外静悄悄的，缕缕炊烟，冉冉上升；一阵阵黄米饭的香味，扑鼻而来；一场春雨过后，不违农时的农夫自然要抢墒春耕，所以“柴门”也就显得“寂寂”了。由此亦可见，“春雨”下得及时，天晴得及时，农夫抢墒也及时，不言喜雨，而喜雨之情自见。
后两句写庭院中，水气迷蒙，宛若给庭花披上了轻纱，看不分明；山野间，“泠泠”的流水，是那么清脆悦耳；躲进巢避雨的鸟儿，又飞上枝头，吱吱喳喳，快活地唱起歌来；一个小孩走出柴门啼哭着要捕捉鸟儿玩耍。这一切正都是写春雨晴后的景色和喜雨之情。且不说蒙蒙的景色与泠泠的水声，单说树上莺。树上莺尚且如此欢腾聒噪，逗得小儿啼索不休，更可想见大田里农夫抢耕的情景了。
晚春是山家大忙的季节，然而诗人却只字不言农忙而着墨于写宁静，由宁静中见农忙。晚春又是多雨的季节，春雨过后喜悦的心情是农民普遍的心情，诗人妙在不写人，不写情，单写景，由景及人，由景及情。这样写，既紧扣了晚春的特色，又称得上短而精。方东树谓“小诗精深，短章酝藉”，方是好诗。这诗在艺术上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写得短而精，浅而深，景中有情，景外有人，于“澹中藏美丽”（薛雪《一瓢诗话》），于静处露生机。
贯休的诗在语言上善用叠字，如“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陈情献蜀皇帝》），人因之称他为“得得来和尚”。又如，“茫茫复茫茫，茎茎是愁筋”（《茫茫曲》），“马蹄蹋蹋，木落萧萧”（《轻薄篇》），等等。这诗也具有这一艺术特色。在四句诗中，叠字凡三见：“寂寂”，写出春雨晴后山家春耕大忙，家家无闲人的特点：“蒙蒙”，壮雨后庭花宛若披上轻纱、看不分明的情态：“泠泠”，描摹春水流动的声韵。这些叠字的运用，不仅在造境、绘形、模声、传情上各尽其宜，而且声韵悠扬，具有民歌的音乐美。在晚唐绮丽纤弱的诗风中，这诗给人以清新健美之感。
第二首从“山家”一家一户的小环境扩大到周围的大环境。前三句写自然景色。“前村后垄”犹言“到处”。这三句中虽无一字赞美之词，然而田园的秀色，丰产的景象，静穆的生活气息已是触目可见，具体可辨，值得留恋。且不说桑柘的经济价值，单说蒲，蒲嫩时可食，成熟后可织席制草具，大有利于人。再说鸳鸯鸂鶒尚且宁静地生活着，何况乎人。这就又为第四句“东邻西舍无相侵”作了铺垫与烘托。而且植物的蓬勃生长，总离不开人的辛勤培植。诗句不言村民勤劳智慧，而颂扬之意俱在言外。
在上述景色秀丽、物产丰盛、生活宁静、村民勤劳的环境里，“东邻西舍”自然相安无事，过着“无相侵”的睦邻生活。没有强凌弱、众暴寡、尔虞我诈、互相争夺等社会现象。很明显，通过农家宁静生活的描写，诗人作为佛门人士，也不免寄托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和情趣，这自不待言。
诗的后四句，一口气写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四个人物，在同类唐诗中，这还是不多见的。这四句从生活在这一环境中人物内心的恬静，进一步展示出山家的可爱。寥寥几笔，把茧白、水碧、瓜香、豆熟以及笛声悦耳的客观景致，写得逼真如画；蚕娘、牧童、山翁的形象，勾勒得栩栩如生，宛然在目，呼之欲出。令人不难想见，蚕娘喜获丰收，其内心之甜美；牧童和衣而浴，其性格之顽皮：“山翁留我宿又宿”，其情谊之深厚。加上“笑指”等词语的渲染，更把山翁的动作、情态、声音、笑貌及其淳朴善良、殷勤好客的性格进一步显现出来；而诗人“我”，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待言，其流连忘返的心情可想而知。更妙的是，诗在末尾用一“熟”字状“西坡瓜豆”，绘出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回应上文满塘黑压压的蒲与到处都是的桑柘，真叫人见了喜煞。全诗至此戛然而止，却留下耐人回味的余地。
比起晚唐那些典雅、雕饰、绮丽、纤弱的诗来，贯休以其作品明快、清新、朴素、康健之美，独树一帜。明代杨慎指出：“贯休诗中多新句，超出晚唐”（《升庵诗话》），真可谓独具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