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出自罗隐自编的杂文集《谗书》，全书共五卷六十篇文章（缺二篇），编次于867年（唐懿宗咸通八年），这年罗隐三十四岁。据他的自序，书名《谗书》，乃是“自谗”（自我毁谤）的意思。又说他著书的原因和目的，在于“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可见他名为“自谗”，实际则是“警世”。全书思想敏锐，笔锋凌厉。
在罗隐看来，抢财物的是强盗，取国家的也是强盗。他举汉高祖刘邦与楚霸王项羽为例，他们夺取天下的本心，不过是羡慕觊觎秦始皇的“靡曼骄崇”，一个是想住进他的宫殿，一个是想坐上他的宝座，如此而已。这种对于封建帝王起事创业的揭发，是大胆而辛辣的，在当时更是针对性很强的。晚唐藩镇割据，群雄蜂起，个个都想取唐朝天下而代之，这些人有许多本来就是“群盗”出身。因此，如果说罗隐这篇文章，揭发的就是当时这批窃国大盗，也是可以的。
东晋王子猷“何可一日无此君”(语见《世说新语》)之语一出，便成为历代爱竹之士的口头禅。子猷爱竹，在于竹绿叶萋萋、秀美多姿，在于竹怀愁含怨、情韵绵邈，在于竹劲挺有节、凌霜不凋。而后世文人的咏竹篇亦多不脱于此，像唐令狐楚的“斋居栽竹北窗边，素壁新开映碧鲜”(《郡斋左偏栽竹百余诗》)，唐李峤的“高簳楚江濆，婵娟含曙气”，“谁知湘水上，流泪独思君”(《咏竹》)，唐许浑的“萧萧凌雪霜，浓翠异三湘”等。在他们眼中，竹如含愁幽人，如隐逸高士，总是那么优雅脱俗。
可苏轼所谓“一日不可无此君”则独辟蹊径，着意于竹之可“食”、可“庇”、可“载”、可“爨”、可“衣”、可“书”、可“履”的实用性价值，竹也就由超脱走向凡俗，由梦幻走向现实，由可赏走向可用，简直成了岭南人的“衣食父母”，却并不为人所贵，故而苏轼说“岭南人当有愧于竹”。著此文时，苏轼被贬惠州，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遭贬。普通平凡的“岭南竹”同样寄托着他沉重的身世之感“岭南竹”尚可物尽其用，而“奋励有当世志”的苏轼却远贬僻地，不为所用，悲哀啊！同时，苏轼将岭南竹写得那样有生活气息，正反映了他的达观和对现实的执著。
这首词上片写景，即描写浮云楼的欢乐气势。其中的“朱阑共语”，“别愁纷絮”、“塞鸿”、“岸柳”等，皆隐括杜牧诗句。但情词熨贴、了无痕迹，见出融裁之妙。《蕙风词话卷二》：“廖世美《烛影摇红》过拍云：‘塞鸿难问，岸柳何穷，别愁纷絮。’神来之笔，即已用矣！”
下片换头：“催促年光，旧来流水知何处？”一句度入同前，由写景而抒情，便令人有不胜古今与迟暮之叹了。“断肠何必更残阳，极目伤平楚。晚霁波声带雨，悄无人，舟横野渡。”进一层用笔益觉凄怆入神。真是“语淡而情深，令子野、太虚而为之，容或未必能到。”（《蕙风词话》）
唐代诗人杜牧，曾有一首写安陆浮云楼的诗作，在唐、宋时期曾传颂一时，原诗是《题安州浮云寺楼寄湖州郎中》：
去夏疏雨余，同倚朱阑语。当时楼下水，今日到何处。
恨如春草多，事与孤鸿去。楚岸柳何穷，别愁纷如絮。
（见《全唐诗》八卷五九三七页）
安州即安陆，同小杜的诗相比，廖世美的词则别有韵味。
这首词，声容娇好，情致蕴藉，自是名家手笔。正如况周颐所说：“一再吟诵，辄沁人心脾，毕生不能忘。《花菴绝妙词选》中，真能不愧‘绝妙’二字，如世美之作，殊不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