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这首诗描写王昭君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并委曲深入地刻画昭君心事,突出其民族大义,塑造了一个可悲且可敬的明妃形象。全诗语言矜炼深雅,缠绵婉丽,艺术手法多样,风格鲜明独特。作品命题新颖,遭致纷纷议论,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
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
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
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
词的开头,以三个四字句“露花倒影,烟芜蘸碧,灵沼波暖”,真切地描写了金明池的优美景色——含露的鲜花池中显出清晰的倒影,烟霭笼罩的草地一直延伸到碧绿的池边,池水暖洋洋的。由“露花”、“烟芜”和“波暖”可知是春日温煦的早晨,而“倒影”、“蘸碧”和“灵沼”则点出了池水的清澈明净和广阔,这三句不仅写景如画,而且使人感到有一股春晨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充满着美感和活力,为全词奠定了明丽热烈的基调。“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这是苏轼的赞语(叶梦得《避暑录话》),可见此词的开头何等地脍炙人口。
“金柳摇风树树,系彩舫龙舟遥岸”,继续写池了景象——岸边垂柳飘拂的树上系有许多争奇斗丽的彩舟龙船,煞是好看。接着写金明池上的仙桥:“千步虹桥,参差雁齿,直趋水殿。”《东京梦华录》载:“仙桥,南北约数百步,桥面三虹,朱溱阑楯,下排雁柱,中央隆起,谓之骆驼虹,若飞虹之状。桥尽处,五殿正池之中心。”词句所云,亦几乎写实,而又有文采,把仙桥凌波而起,雄跨池上,直通水殿的气势写活了。“绕金堤”四句,着重描写金明池上游乐场面。“曼衍鱼龙戏”,叙写上演的百戏花样繁多,变化莫测:“簇娇春罗绮,喧天丝管”,突出乐部歌舞妓人罗绮成群,弹奏起急管繁弦、声腾云霄。这几句渲染金明池上花光满路,乐声喧空的繁华热闹景象,虽为实写,却也写得绘声绘影,历历目。上片结语说:“霁色荣光,望中似睹,蓬莱清浅。”是此前现实描写的升华葛洪《神仙传》记麻姑语云:“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词语本此。词人运用丰富想象而进入仙境,但见景色晴明,云气泛彩,好似海中的蓬莱仙山。
下片以“时见”二字突兀而起。“凤辇宸游”四句描写皇帝临幸金明池并赐宴群臣的景况。接着铺叙君臣观看龙舟竞渡夺标。词中“两两轻舠飞画楫,竞夺锦标霞烂”两句,生动地再现了龙舟双桨飞举,奋力夺标的情形。这里笔法自然鲜活,词意显露,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罄欢娱”三句,极写宴会上群臣咏唱赞美天子的诗歌的盛况,带有一定的颂圣味道。
“别有盈盈游女,各委明珠,争收翠羽,相将归远”四句,由写皇帝临幸而转入叙士庶游赏情景。其中“各委”二句,化用曹植《洛神赋》之典,言游女各自争着以明珠为信物遗赠所欢,以翠鸟的羽毛作为自己的修饰,形容其游春情态十分传神。“相将归远”,相偕兴尽而散。这一层描叙,使词的意味更加浓郁,使词的铺陈更见深厚。“渐觉云海沈沈,洞天日晚。”以想象中的仙境结束下片:傍晚白云弥漫空际,广阔深邃,池上巍峨精巧的殿台楼阁渐渐笼罩一片昏暗的暮色之中,仿佛如同神仙所居的洞府,从而把汴京金明池上繁华景色的赞颂推到了顶点。
此词为篇幅达一百三十余字的慢词长调,作者十分注意篇章的组织安排,层次分明,结构严密。上片泛写池上景象,先叙金明池的水色风光,后写游乐的热闹景况。下片重点描绘赐宴和争标的场面,先写皇帝临幸情景,后叙士庶游赏情况。全词条理井然,眉目清晰。“金柳摇风树树,系彩舫龙舟遥岸”两句,不只写出了池边垂柳飘拂,彩舟争艳的美景,也为后面写“曼衍鱼龙戏”和“竞夺锦标霞烂”等作了伏笔。下片以仙境作结,和上片结尾写蓬莱神仙世界遥相呼应。
全词由晨景始,以晚景终,叙写了池上一天的游况,其间写景、叙事、抒情融于一炉,前后连贯,首尾照应,充分体现了柳词“层层铺叙,情景兼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夏敬观《手评乐章集》)和“音律谐婉,语意妥帖,承平气象,形容曲尽”(《直斋书录解题》)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