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在庐山游玩的时候，终于看上了一个好的去处。在庐山香炉峰的北面，遗爱寺的南面，有一处风景秀丽甲于匡庐的地方。白居易来电此地竟然像远游的人回到了故乡一样而不忍离去，最终决定在此盖一处草庐。第二年盖成之后，他住在那，可以看山，可以听泉，真是美不胜收。况且在草庐附近还有一个水池，在池塘周围有很多山竹野卉，而池子里面又有白莲、白鱼。这是作者下了决心，等到以后，弟妹们都成家立业之后，自己就和妻子儿女们搬到这里来住，“终老于斯”。
文章从修建庐山草堂的缘起入手，首先具体介绍草堂的建筑情况及堂中因陋就简、朴素高雅的陈设；然后转入对草堂四周迷人景色的铺写，以空间方位的转换为序，细致地描写了方池平台、山竹野卉、飞泉悬瀑、杂木异草等；又从景物说到自己恬静安适的心情，表达自己乐天安命、归隐庐山的愿望。全文语言清丽，作者以娴熟的文笔和技巧，充分表达了自己酷爱山水的癖好，并注入自己的身世感、沧桑感，使山水别具内涵与风韵。
文章起始，交代草堂的由来和位置。“匡庐奇秀甲天下山”。白居易在记文开篇对庐山发生这样的赞叹，此后这就成为对庐山众口一词的评判。草堂建在香炉峰和遗爱寺之间，“其境胜绝”，作者又以“甲庐山”称誉。两个“甲”字，突出了草堂周围环境之美，写出了作者对庐山美景的深情迷恋。
第二段写草堂的设置。草堂格局简单：“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堂内陈设朴素古雅，听其自然：“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两三卷。”这显示了作者的爱好与志趣。
第三、四两段写住进草堂后的情景。作者仰观诸峰险峻，俯听泉水流响，还有竹树云石等点缀，令人从早到晚欣赏不尽。他身体舒适，精神和畅。为烘托草堂主人之乐，作者又通过自问自答，对草堂周围附近的自然景物进行细致描绘。接着又展示草堂四季景色的特点，加上早晚天气的变化，景物时隐时现，有声有色，气象万千。于此，作者用“故云甲庐山者”一句收束，转入议论，抒发物我两忘的情怀，回应上文“俄而物诱气随”二句，显出构思的精妙。
第五段正面记叙对山水的爱好和希望终老草堂的心情。悒郁不平之气寄于言外，意蕴深远，富有艺术魅力。作者又为未来生活构思出一幅“出处行止，得以自遂”的美妙图景，宣称要“终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这正是文章的主旨所在。
最后一段附记移居、庆贺及作记等事，虽是“记”体散文通有的格式，却透露出作者当时的思想情趣。
全文写景生动，叙事简洁，层次清楚，旨趣隽永。“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阴晴显晦，昏旦含吐，千变万状，不可殚纪。”作者对庐山草堂的四周景物环境，落笔悠悠，却倾吐了真诚的爱恋和审美情趣。“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广袤丰杀，一称心力。洞北户，来阴风，防徂暑也；敞南甍，纳阳日，虞祁寒也。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圬而已，不加白。砌阶用石，幂窗用纸，竹帘纻帏，率称是焉。”作者对庐山草堂建筑的率真写实，成为人们研究中国古代园林的重要史料，而《庐山草堂记》亦被视为中国园林学的奠基之作。
这首追忆与陈亮的交会与抒发别情的词作，写得勃郁动荡，笔力奇重，是稼轩词中的名篇。
长达一百二十余字的词序是这首词的一大特色。苏东坡之后，词序在词作中的地位明显提升，词人多以只字片语的小序交代词的写作背景、本事或主题，稼轩词亦多有词序．但百字以上的序终究不多见。这篇序叙述了两人相会、分别，以及别后复追、无奈路途阻隔，欲追而不得，怅然独饮，继而收到友人书信的情形．几乎可以当作一篇独立的小散文来读。与词作相配合，则事与情俱佳，所渭“合则兼美”，棺得益彰。它不仅不与词作内容重复，还能与原词互相生发，交映生辉。这样的效果，是连宋代最善于写作词前小序但多与词重复的姜夔也难以相比的。
全词主要抒写了他与陈亮之间志同道合的深挚友谊，同时在写景抒情中都含有深刻的象征意味。上片起句，从长亭送别写起，古时在大道上设亭供行人休息，通常是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人们送行时总在长亭饯别。所以一说到长亭，总有一种依恋不舍之情。唐代大诗人李白说得好：“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这里首句说长亭饯别，就点染了一种依恋惆怅的气氛。不正面写彼此的留恋之意，而以一“说”字，领起下文。下文中长亭送别的谈说，也只是他们酌古准今的内容之一，他们都觉得归隐田园的陶渊明和起而用世的诸葛亮可以被看成是一体的两面，所以一样风流，但其中实有深意。这里作者把陈亮比做陶渊明和诸葛亮，意在说明，他那不愿做官、向往自由的品格很像陶渊明，而那风流潇洒的风度和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又实在极像当年高卧隆中、人称卧龙的诸葛亮。其实，这并非溢美之辞。陈亮住政治、军事上确有卓越见解，他曾三次向孝宗上书，主张改革内政。抗击金兵，收复中原。在《中兴十论》中，还具体规划了收复中原的政治和军事策略。从这些方面看．陈亮确实可与当年隆巾对策的诸葛亮相比。长亭饯别本来够惆怅的了，何况又是与这样不平凡的人分手，留恋之情自然更深了。这两个古人，原是词人自己喜爱的，自己所欲，奉之于人，足见其诚意。
飞鹊踏雪两句，即景生情，点画他送别陈亮时的长亭景色，但不是静态描绘，而是灵幻生动。“要破帽”句，则以戏谑的语言，传达年华老大的悲感，明松暗紧。这三句是回想两人分手前畅聚的愉快心情，但却只用旁笔描绘当时的环境：两人正谈得亲切，不知从哪片林子里琶来几只喜鹊，把松树梢上的积雪踢落下来，点点落在他们的破帽上，好像故意要使我们增添一些白发。这里寥寥几笔，不但点明了季节，而且把两位知友当时在松林雪地中倾心交谈的神态和愉悦的心情生动地烘托了出来，笔调也非常灵活风趣，使人回味无穷。虽无正面描写聚会情况，但气氛已足。所以下面笔锋一转，写出一片萧瑟景象：举目望去，寒冬的山水凋枯得不成样子，失去了姿态和神情，幸亏还有几株梅花把它装点一番，勉强点缀成一番景致。在天空中，虽有两三只飞雁南鸣，也毕竟是萧条凄凉。这上片歇拍前的这四句，写冬日萧瑟景象，和疏梅、稀雁点缀于这种景象中时，所给予词人的印象。但意思不止于此，表面上是写景，实际上是用比兴手法，有着象征意义，隐含着作者对山河破碎、唯留一隅的南宋政局的失望，和对南宋越来越少的爱国志士无望的坚韧表示感慨之意。这是他隐居时期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的政治情怀的较明显的传达。
上片是围绕着送别来写的，但无论写景抒情都远远超过送别的范围，而具有浓郁、深邃的余情逸韵。下片则重在抒发眷念不舍的友情，把惜别之情抒发得极为深挚动人。换头就点出陈亮的别去，这就为下文写他追赶朋友、为风雪所阻的情景作准备。以下写清江冰合，陆路泥泞。水陆都不可以前行，追赶也就成了泡影。实际上，他这一次是从陆路追赶朋友的，但是特用水路为虚衬，显示出无路可通的极度失望，车轮生角一语，化用典故，形象地写出了行路的困难，在这样的路途上依然想追挽朋友，其下的“行人销骨”一语。就成了顺势而下的深挚抒情了。“问谁”一句，凭空虚拟一问，自问自答，不仅使词意可以从无可伸展处再生波澜，而且写出了别情的不可解脱。
于是以下一韵，在问句的追逼下，他以极夸张的笔墨，将自己的没有能够挽留住道友的后悔，倾身一发，词刚气烈。费尽人间铁来铸就相思错，这是很大的遗憾，表明了作者心中异常激烈的感情。同时，就像上片后两韵的景语中包含着明显的象征意义一样，此处也颇有一语双关的妙味。它兼有谴责了南宋统治者采取投降路线，结果弄得南北分裂，山河相望而不得相合的莫大错误。这样的抒情重笔，只有包含了这种分量的内涵，才使人在夸张的笔墨中看见他的真实感情。结尾“长夜笛，莫吹裂”两句暗合词序中“闻邻笛甚悲”之语，糅合了向秀《思旧赋》的悲凄意境和独孤生吹笛入破而使笛裂的故事。长夜漫漫，看不到破晓的希望，凄清的笛声，撕心裂肺。全词在悲凉的意境中收束，情深意永，余音袅袅，较之词人那些“儿女泪，君休滴”的送别之作显得情意缱绻。整首词设喻新巧，写景幽峭，但在艺术上的新奇和不惮外露的相思之情背后，伤心人别有怀抱。
讲述了曹刿在长勺之战中对此次战争的一番评论，并在战时活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原理击退强大的齐军的史实。文章的语言，无论是叙述还是人物对话，都极为简洁精炼，表意说理，通达晓畅。行文中散句、排比、偶句错落有致，增强了叙事写人的生动效果。其中曹刿的语言尤为精彩，如战场上的指挥用语，简短明确，这不仅衬托出战事紧迫无暇论析战争策略，也表现出曹刿思维敏捷和临战时坚定而自信的心态。
第一段：从开头至“战则请从”。写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这一段可分两层。
第一层写曹刿求见鲁庄公的原因。开头先点明事态发生的时间，接着指出的是“齐师伐我”，说明战争是由齐国进攻鲁国而引起的，鲁庄公准备抵抗。以上对形势扼要的介绍，为曹刿的请见、论战交代了必要的背景。大军压境，曹刿准备参战，作者通过曹刿与其“乡人”的对话，一方面揭示了鲁国当权者鄙陋寡见、尸位素餐的情况，为后文鲁庄公在作战中不察敌情、急躁冒进作了铺垫；另一方面显示了曹刿关心国事，同时也暗示了他是一个有远谋的人。
第二层记述曹刿要庄公作好战前的政治准备，这是第一段的重点。曹刿谒见鲁庄公，劈头就问“何以战”，抓住了作好战前政治准备这一决定胜败的关键问题。鲁庄公在曹刿的一再启发下，依次提出了贵族支持、鬼神保佑和察狱以情三个条件，曹刿否定了前两条，肯定了后一条。在曹刿看来，战争的胜负既不取决于贵族的支持，也不取决于神明的保佑，而是决定于“取信于民”。他认为察狱以情是“忠之属也”，“忠”是尽职于民，于是肯定“可以一战”。曹刿重视民心得失与战争胜负关系的思想，确实比“肉食者”高明。但和今天依靠人民的力量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
面对齐国的进犯，曹刿是主动请求晋见庄公的，作者记了他与“乡人”的一番对话。乡人善意地劝说他不要去参与“肉食者”的事，曹刿却坦直地回答：“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肉食者”是相对于“藿食者”而言的，显然，这是以饭食精粗对执政贵族和平民所作的简单划分。与乡人所表现出来的对“肉食者”和国事的冷漠态度相反，曹刿表示出对“肉食者”的不信任并积极要求参与国家的决策。“肉食者鄙”已为乾时之战所证明，那一次“公丧戎路，传乘而归。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如今齐军压境，不能再让国家败在他们手中。接下去，曹刿与鲁庄公围绕“何以战”的论题进行了严肃的对话。鲁庄公心无成算，对曹刿郑重的询问作不出爽快切要的回答。他先提出“衣食”的分配，“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又说到神灵的祭祀，“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前者不是普遍施予民众的实惠，无关战事全局；后者是例行的宗教性礼节，并非对民众的真诚许诺，因此二者都为曹刿所否定。唯有最后在庄公提出治理讼狱“必以情”的一点，曹刿认为“忠之属也”还算是尽心务实的一项，认定“可以一战”，并随即提出直接参战的要求。
第二段：从“公与之乘”至“遂逐齐师”。写曹刿指挥鲁军战胜齐军的经过。
曹刿“取信于民”的见解，得到了庄公的赞同，“公与之乘”，说明了庄公对曹刿的信任与器重。文中先交代了利于鲁国反攻的阵地，长勺在鲁国境内，对鲁国来说，地形地物熟悉，便于得到人力支援和物资供给，在士气上也利于鲁国向有利方面转化。接着是对这次战役经过的具体记叙，重点写了“击鼓”和“逐师”两件事。写曹刿指挥鲁军在“齐人三鼓”之后才开始反攻，写曹刿在观察了齐军败逃的情况之后才决定追击，都记叙得非常简略。这样写，一则符合实情（酣战中鲁庄公无暇问及，曹刿了不可能多发议论），一则此中道理正是曹刿论战的中心，留待后文集中阐述，更见突出。“公将鼓之”、“公将驰之”，说明了鲁庄公急躁冒进；曹刿的两个“未可”、两个“可矣”，表现了曹刿胸有成竹，沉着思断，善于捕捉于反攻和追击的时机。
写两军交战的实况。这一部分作者笔墨不多，但是鲁军如何进攻、追击，齐军如何败绩、溃逃的情形历历在目。曹刿适时选择出击、追击的时机，他采取了后发制敌、以智取胜的战术。当齐军未动鲁庄公急于抢先攻击时，曹刿制止道：“未可。”直至齐军三鼓之后，军士勇气衰竭，他才表示：“可矣。”鲁军一鼓作气挫败了齐军。在追击的问题上，曹刿确察虚实而后动，制止了庄公的鲁莽，待下车察看齐军车辙的轨迹、登轼瞭望齐军麾帜旌旗之后，才果断地表示：“可矣。”此战鲁军大获全胜。
第三段：从“既克”至结尾。写曹刿论述赢得战役胜利的原因，是文章的中心。
“既克”二字，意味着战役的高潮已经过去，气氛顿时缓和下来，该是莫名其妙的鲁庄公问一个究竟的时候了。曹刿的回答可分为两方面。
一是论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鲁军按兵不动，养精蓄锐。齐军第一次击鼓进军，士气正旺；第二次击鼓，士气开始低落；第三次击鼓，士气已经完全衰竭。在此关键时刻，曹刿采取“敌疲我打”的方针，终于化劣势为优势。
二是论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鲁军虽然取得了反攻的初步胜利，但曹刿并未轻敌，“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反映了曹刿随时没有忘记自己是以小敌大，以弱敌强。兵不厌诈，不可不提高警惕。曹刿亲自察看敌情，发现敌军“辙乱”、“旗靡”，确认了齐军是狼狈逃窜，溃不成军，才乘胜追击，终于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用补叙笔法写战役之后由曹刿论证战术的选择和克敌制胜的原因。这部分实际是全文的重点，它展示了曹刿作战指挥智勇双全的特点。“夫战，勇气也。”在此，曹刿所说“勇气”，是战时士气的集中表现，是军士临战时的激情和果敢拼杀的昂扬斗志。齐军三鼓，鲁军并不应鼓而动，齐军激发起来的勇气没有得到相对的呼应，反而很快由亢奋转为衰惫。曹刿抓住了这种士气和心理变化的有利时机号令鲁军，一举得胜。此外警惕“大国难测”，不忘实地侦察，确证齐军是败溃而非诈退，也是扩大战果、稳操胜券的重要原因。这段文字是从道理上对第二段战事实况的分析和论述。
从军事角度说，长勺之战所包含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它着重说明了战略防御的基本原则，正确掌握这些原则即可达到以弱胜强的目的。这一战例历来受到军事家的重视，毛泽东也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长勺之战作了军事学的评论。
从文学角度看，这又是一篇记述战争的佳作。作者取材精到，构思落笔立意高远，既于叙事中撮取历史经验，又于行文中生动刻画人物形象。曹刿是作者着意刻画的主要人物。他具有卓越的军事智谋和指挥才能，能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沉着、冷静、果断地号令军队，曹刿就是长勺胜战的权威和统帅。作者对他的称美赞扬，含蓄于精心的描写之中。文中多记曹刿简短、果敢的言行：“请见”、“问战”、“请从”、于战斗中两置可否……这一系列活动表现出一名出身下层而深谋远虑的谋士的精明干练。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比照、映衬的修辞技法。以曹刿与“乡人”的对比突出曹刿抗敌御侮的责任感和护卫宗国的政治热忱。从曹刿与鲁庄公的对比中，以庄公的驽钝、浮躁反衬曹刿的机敏、持重。如果说，作者有意无意使鲁庄公出丑，证明了“肉食者鄙”的断言，那么也正是借此才使曹刿的聪明才智得到更理想的表现。
第一章发端总叙，以领起全诗。《汲冢纪年》：“成王三十三年，游于卷阿，召康公从。”此诗所记，当即为此次出游。“有卷者阿”言出游之地，“飘风自南”言出游之时，“岂弟君子”言出游之人，“来游来歌，以矢其音”二句则并游、歌而叙之。这段记叙简约而又全面，所以前人称其“是一段卷阿游宴小记”（方玉润《诗经原始》）。
第二、三、四章，称颂周室版图广大，疆域辽阔，周王恩泽，遍于海内，周王膺受天命，既长且久，福禄安康，样样齐备，因而能够尽情娱游，闲暇自得。这些称颂归结到一点，便是那重复了三次的“俾尔弥尔性”，即祝周王长命百岁，以便继承祖宗功业，成为百神的祭主，永远享受天赐洪福。
第五、六章，称颂周王有贤才良士尽心辅佐，因而能够威望卓著，声名远扬，成为天下四方的准则与楷模。这两章是承第二、三、四章而来。第二、三、四章主要说的是周王德性的内在作用，五、六两章主要说的是周王德性的外在影响，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第七、八、九章，以凤凰比周王，以百鸟比贤臣。诗人以凤凰展翅高飞，百鸟紧紧相随，比喻贤臣对周王的拥戴，即所谓“媚于天子”。（所谓“媚于庶人”，不过是一种陪衬。）然后又以高冈梧桐郁郁苍苍，朝阳鸣凤宛转悠扬，渲染出一种君臣相得的和谐气氛。
第十章回过头来，描写出游时车马，仍扣紧君臣相得之意。末二句写群臣献诗，盛况空前，与首章之“来游来歌，以矢其音”呼应作结。
此篇是对周王歌功颂德的诗篇，思想上带有局限性。但称颂中带有劝戒之意，所以仍有可取之处。从艺术上来说，全篇规模宏大，结构完整，赋笔之外，兼用比兴，如以“如圭如璋”比贤臣之“顒顒昂昂”，以凤凰百鸟比喻“王多吉士”、“王多吉人”，都很贴切自然，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