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诗以议论起，用递进法展开。先说自己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在年轻时就对离别看得很重，到了年老，即使是会面，也引起心中的伤悲。对句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年老了，会一次少一次，所以相见时对未来充满感伤；一是有会必有别，因为对离别的感伤，就连对会面也感到心情沉重起来。

　　毕竟，与别相比，会还是快乐的。第二联写会面时的亲情。兄妹俩随意准备了些酒菜，只是为了把酒谈话，话很多，一直到夜间，还在昏暗的灯光下说着。这两句，很形象地刻绘了兄妹俩的感情，都是就眼前实事组织进诗，显得十分亲切；比那些着意雕镂、粉饰拔高的话自然得多。正因为如此，这联成为传诵的名句。宋吴可《藏海诗话》云：“七言律一篇中必有剩语，一句中必有剩字，如‘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如此句无剩字。”赞赏了句中用语稳妥，浑成一气。同时，王安石的诗以善用叠字闻名，这联中两个叠字也用得很成功。“草草”二字，说出了兄妹俩的感情至深，用不着世俗的客套，能够相会已是最大的满足，描绘了和睦温暖的家庭气氛。“昏昏”二字，写两人说了又说，灯油已快干，灯火已昏暗，仍顾不上休息。

　　下半四句写别，呼应首联。刚刚在叹息已经三年没有见面，知心话说不完，眼下自己马上又要到万里外的辽国去，诗便自然而然地转入惆怅，话题也就引入别后。于是，妹妹挂念地问：“后会在什么日子？”兄长只能含糊地回答：“见到大雁南飞，我就会从北国带回消息了。”其实，诗人自己不能预料会面的日子。诗就在无可奈何的气氛中结束，留下了一丝安慰，一个悬念。

　　这首诗没有用一个典故，把人所习见的家庭生活细节捡选入诗，而以传神的语言表达出来，是那么地质朴自然，因而成为王安石七律中的名作。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

　　按传统赠序的写法，开头都要说送行的话。而这篇序文却以“阳山，天下之穷处也”起首，起势突兀，先声夺人，然后紧紧围绕“穷”字，用从高处向下鸟瞰的俯视角度“拍摄”阳山，气势一泻而下，使人驰骋想象；仿佛看到了阳山峰险崖陡，虎豹出没；江流滩高峡险，船翻人亡的惨景；看到城郊荒凉寂寥，县衙破败简陋；人们相貌诡秘，文化落后。在这段中，韩愈到阳山之后的心情并未直接流露出来，但从篇首“天下”这夸大之辞中，从对阳山之“穷”的极力夸张渲染中，从段尾“待罪’这含有不满和讥讽意味的反语中，已使人深深感到韩愈贬到阳山后失意、落寞、孤寂的处境与心情。

　　第二段写韩愈与区册相处的欣喜之情。同是阳山，这时使人感到，作者笔下的阳山再不是险恶丛生，惊心动魄的了，而是树木葱翠，百鸟和鸣，江水清悠，两岸如画，令人感到亲切愉快和心旷神怡了。

　　这是一首宣泄厌弃官场、决意归隐的词章。按理说四十多岁正是人生建功立业之心最盛，最能奋发作为之时，然而词的开首两句却说：“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这两句应题，大意是说，他已经不再心向国都，不再在意天下国家之事了，只流连于博山寺和它周围的山水，使得它都厌于逢迎我了。辛弃疾显然不是果真作如此想的。他不会真的已经忘情于山水游乐，把北复中原的大志抛诸脑后。下边“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两句，典出《庄子》，貌似超脱，要安于归隐平淡的生活，自得其乐，做不材之材以终其年。事实上，上片四句是怨辞反说，辛弃疾并非真正能安于闲适平淡的生活，置国家天下于不顾，只是当权者对他始终若即若离，不能真正信任，而主和派又百般猜忌，以致他在几乎二十年的时间里被闲置不用，素志不展。“材不材”，强调的是才。词人文武全才，不论在抗金战场，还是在文苑词坛，都如虎挪狮拏，龙腾象踏，但这样一位高才，却长期被废置闲居，报国无门。在这首词中，他字面上超然闲逸之词，实则包含着对当权者的激愤与积怨，只是不易察觉罢了。

　　下片表明自己不会改变本性去迁就别人，表现宁学躬耕者不屈其志而得真名的精神。过片起句表明心志：保持完我，不屈附公卿而求取声名。下一句说人生历尽世事，到头来还是要归于田园，躬耕田亩。词人南归以来，一直在地方官的任上转徙不停，一个“却”字，实又流露出对当政者的不满。最后两句“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辛弃疾意托于松竹花鸟，守君子之志的意向自不待言，其中或许也包含着对仕途人情的戒畏。松竹真朋友，花鸟好弟兄，只有他们不会让辛弃疾伤心失望。篇末承转，说明人世无君子可处，只好与松竹花鸟为友，无奈兼以自我开脱。

　　这首诗用简短朴实的四句话，展现了虽为一父之子，但哥哥却不肯照顾年幼的弟弟这样有违情理的生活片断，反映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全诗语言明白如话，情节跳跃，给人留下了颇多的想象余地。

　　此诗写的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镜头：有人坐车从里中经过，看见有两个或数个小儿在啼哭，看长相像是同父亲兄弟，因为小儿哭得太悲伤了，所以乘车的人走了过去又不能不回过车来，询问小儿哭的原因。听了小儿悲惨遭遇的诉说，他悲叹不止。

　　孤儿的悲啼，是汉乐府民歌反映人民生活的一个方面，这首诗和《孤儿行》等篇一样，表现了对被抛弃蹂躏的孤儿的深切同情，有助于人们认识当时的社会现实。《上留田行》没有《孤儿行》那么多的细节描写，诗人只用简短朴实的四句话，展现了虽为一父之子，但作为兄长的哥哥却不肯照顾年幼的弟弟这样一个有违情理的生活片断。从幼弟的哭泣和路人的感叹中，兄虐其弟的情境，使人自然领悟。

　　这首诗歌构思颇为新颖，开头两句从乘者眼中写啼儿，不蔓不枝又似在目前。后两句一问一悲，含无限情节于言语文字之外。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指出：“啼儿答语，更不揭出，语极含蓄。”不仅啼儿答语未揭出，作者已完全将啼儿抛置一边，只写问者之悲，他给读者留下的想象天地是无限的。王粲《七哀诗》云：“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在写法上，显然受《上留田行》的影响又有发展。两诗相比，王粲诗激情有余而含蓄不足。

　　余冠英《乐府诗选》认为此诗“不是全章”。按照叙事诗的要求，它确实需要补出许多内容。但汉乐府的叙事，常常不拘于事件首尾的叙述，而挑选最富有表现力的一点去集中描绘，这是一种成功的笔法，也是这首诗的艺术特色。再加上任何内容，都会成为画蛇添足，破坏这首诗的简洁和含蓄美。全诗语言明白如话，情节跳跃，给人留下了颇多的想象余地，当与《孤儿行》比照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