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此文时，踏上“仕途”只有两年的苏轼，胸间怀着固国安民的宏大政治抱负，主张为政应有补于民，积极进取。但凌虚台的修筑在他看来却无补于民，这与他积极的政治主张相违背，因而字里行间时时暗含着讥讽的笔调。
全文共分三段。前两段重在叙事，后一段议论说理。叙事议论前后相应，在自然平易、曲折变化之中尽吐茹物，鲜明地突出了文章的主旨。
第一段，文章点破了台的缘起。太守筑台意旨本在观山，苏轼行文也正缘山而起，由山而台。州府地处终南山下，饮食起居皆应与山相伴，更何况终南为四方之大山，扶风为依山之近邑。作者连用四个“山”字。极写山之高，隐含景色之美；极言城邑距山之近，暗藏观山之易。高山美景迫在眼前，只需举手投足便可秀色饱餐，以至近求最高岂不美哉。下面作者却笔锋一转，说太守居住终南山下还不知山之峻美，由此而引出了几丝遗憾，也为由山而台作了巧妙的过渡。但颇有深意的是，苏轼并不承上直写出“此凌虚之所为筑也”，偏偏要加入“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两句，近山而不知山虽于人事无所损益，但终非情理之事，于是乎便筑台观山以尽情理。这种讥刺的笔调既吐露出了年轻苏轼的政治主张，在艺术上也使文章挥洒自如，姿态横生，同时还为后面的议论定下了基调。
第二段叙写筑台的经过，由太守杖履而游，游而见山，见山而思异，思异而凿池筑台。层层相因。句句紧扣，只寥寥几笔便清楚明了地叙写出了筑台的始末、同时，叙述还具有生动形象的特征。“杖履逍遥”活画出了太守悠然自得的神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一句，又化静为动，把静态的山峦赋予了动态的活力。给人以清新自然、流动变化的美的享受。与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黑之登于山”有同工之妙，接着，“然后”三句，又承上叙写台成之后登台观山的情景。这里作者笔墨极为简省，但却突出了台之高和山之奇。前面太守逍遥其下，看见的山宛如旅行人的发髻；这里登台极目，山则踊跃奋迅而出，从而借所见山景的不同衬托了台的高，为下段台取名为“凌虚”埋下了伏笔。
第三段是全文的重心。作者议论纵横，把兴废成毁的自然之理说得鞭辟入里。太守求文原希望得几句吉利的话，苏轼却借此大讲兴废之理，不能不说含有讽刺的意味。“物之兴废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是立论的蓦础，作者用它启开议论的笔端，把凌虚台的兴成推广至茫茫时间，以变化流动的眼光来关照它，从而把有化为无，把实变为虚。昔日的荒草野田，今日的凌虚台，这是由无生有；今日的凌虚台，明日的荒草野田，这又是化有为无。兴废成毁交相回旋，无穷无尽，谁都不能知晓。行文至此，理己尽、意已完，但作者却并不辍笔，他还由近及远，从眼前的凌虚台延伸到漫长的历史。把秦穆公祈年橐泉、汉武帝长杨宫、五柞宫、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的兴盛与荒废赫然放置在凌虚台的面前。两相对比，百倍于凌虚台的宫胭如今求其破瓦颓垣犹不可得，凌虚台的未来也就自不待言了。下面，作者又进一步由台及人，“夫台犹不足恃议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凌虚台尚且不可长久，又何况人事上的得与丧。得丧来去无定，借得台而夸世，则是大错。这几句委婉曲折。逐句深入，最后，把凌虚台的愈义和价值化为子虚乌有，由此从根本上否定了台的修筑。这种写作方法古人称为“化有为无”。
这篇文章由山筑台、由台而化、由化变无，层层紧扣、环环深入，名为替凌虚台作记，实则是化台为无。令人惕然移觉、回味无穷。
首联“身世浑如水上鸥，又携竹杖过南州。” 乞丐说他的身世，是如水上鸥，有两层意义，一是随波逐流，二是起起伏伏，因此对于乞丐的身世，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他曾风光过，而最后落魄街头沦为乞丐，与红楼梦中贾宝玉的遭遇，非常相似。这句诗中，“浑”和“又”字，用得恰到好处。
颔联“饭囊傍晚盛残月，歌板临风唱晓秋。”盛残月和唱晓秋，充满了诗情画意，乞丐流落街头，生活艰苦，最后还被冻死了，虽然身临绝境，但是他还保持着内心的乐观，外在物质极度匮乏的这位乞丐，精神世界是何等的丰富。
颈联“两脚踢翻尘世界，一肩挑尽古今愁。” “两脚踢翻”、“一肩挑尽”，用得非常有气势，有大诗人李白：“一拳打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的霸气，李白的这份气概，是针对“崔颢题诗在上头”，而这位乞丐的气概，针对的是对尘世界、古今愁的愤懑。
尾联“而今不食嗟来食，黄犬何须吠不休。”这首诗的“风骨”，便来自结尾的这句尾联，这也是整首诗的灵魂所在。“嗟来食”出自《礼记》，饿死不吃嗟来食，指的是对别人傲慢的施舍或者给予，即使饿死了也不吃，然而这位乞丐即使做到了不吃嗟来食，但是“黄犬”却还是对他狂吠不休，由此体现世人的一种偏见，类似的偏见，常见于“笑贫不笑娼”
上片以情景交融的手法，写初春杭州城东郊的景象和探春者的心态。“昨日出东城”，点明探春的时间，以及探春的地点杭州城东郊。“试探春情”，一个“试”字就把探春者的春心欲动的情态唯妙唯肖地传达出来了。“墙头红杏暗如倾”，写探春的第一个光景。从墙头伸出来的红杏色彩绿得如油漫出来了。让人们首先领略到“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宋代叶绍翁《游园不值》诗），“红杏枝头春意闹”（宋代宋祁《玉楼春》词）的探春神韵。“槛内群芳芽未吐，早杏回春”。用一对矛盾句，提出初春栅栏内各种花草嫩芽嫩叶未发未露，而栅栏外早己春回大地，为过渡到下片进一步写探春幽情埋下的回环之笔。
下片以承延手法与上片呼应，写探春的第二个光景路景、第三个光景村景等，直至进入神话般的幻境。“绮陌敛香尘”，写探春男女们路途上的“春”景。那是一条风景美丽的郊野道路，那是一条“尽日细尘吹绮陌，迷却梦游归路”（清代纳兰性德《念奴娇》词），那是一条聚集着探春女子的步履而留下芳香尘之路。似有一点“行乐归恒晚，香尘扑地遥”（唐代沈佺期《洛阳道》诗）的韵味。“雪霁前村”，写探春男女们进入前村后所见的另一番“春”景。雪止天晴后的前村，留下的便是那被栅栏内冰雪覆盖着，尚未露面吐芽的各种花草与此相映的红楼与红杏，可谓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是回答上片埋伏的景情回环的一妙笔。“东君用意不辞辛”，写探春者全身心地进入到一种美妙的幻境。指挥春日运动之神啊，你是那样的留心描绘焕发的春光，又是那样的不辞劳苦迎来春心。唐代成彦雄《柳枝词》早杏代探春者倾吐，“东君爱惜与先春，草泽无人处也新。”“料想春光先到处，吹绽梅英”。笔锋一转，宕开情丝，引起探春者春心欲动的不仅仅是墙头红杏，绮陌香尘，雪霁前村，东君用意，还有你未猜想到的春光最初到来的地方，一眼见到的便是那花蕾刚刚开放的梅花。最后两句“料想春光先到处，吹绽梅英”，画龙点睛，把苏轼追求梅的高贵品格那样一种春心境界升华到了新的高度。
苏轼将春心与春景水乳交融地成篇，实属匠心独运，自然天成。最后两笔妙不可言，毛泽东之词《卜算子·咏梅》与该词异曲同工，令人回味。
该诗是一首乐府诗，前五句为纪实，对黄鹄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黄鹄飞兮下建章”交代黄鹄降临的地点，也交待了诗歌创作的背景，描绘出黄鹄鸟划过建章宫的上空，降临在太液池边的情景。“羽肃肃兮行跄跄，金为衣兮菊为裳，唼喋荷荇，出入蒹葭”，这里诗人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黄鹄的外貌和动作——黄鹄扇动翅膀的声音“肃肃”，黄鹄轻快灵敏的步伐“跄跄”以及黄鹄咀嚼食物的声音“唼喋”。诗人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将鸟儿嫩黄鲜亮的羽毛比作金和菊，描写出以金为衣以菊为裳的黄鹄穿梭于芦苇荷荇之间，时而扇动翅膀，时而啃食花叶的模样，十分美丽可爱。句中的三个“兮”，表现了小诗人赏心悦目的激动心情。
可欣喜之余，诗人忽然想到，自己又没有为江山社稷做过什么。毕竟才八岁，还不曾亲政……于是，渐渐地，一种失落而又羞愧的情绪涌上了诗人的心头。于是，话锋一转，以“自顾菲薄，愧尔嘉祥。”结尾，浩浩穹宇之下，诗人深感自己的渺小，不免心中有愧。
全诗借景抒怀，托物言志，既表现了小诗人对黄鹄降临的喜悦与庆幸，也表现了小皇帝为人谦和，具有宏大高远的志向。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