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益的边塞诗,主要是抒发将士们久戍思归的怨望情绪,情调偏于感伤,但也有一些慷慨激昂之作,《塞下曲》便是这方面较著名的一首。
诗以前代戍边名将作比,抒发了将士们的豪情壮志。头二句夸赞东汉两个名将马援和班超。“伏波惟愿裹尸还”,这句说的是马援的故事。东汉马援屡立战功,被封为伏波将军。他曾经说:男儿当战死在边疆,以马革裹尸还葬。“定远何须生入关”,这句说的是班超的故事。东汉班超投笔从戎,平定西域一些少数民族贵族统治者的叛乱,封定远侯,居西域三十一年。后因年老,上书皇帝,请求调回,有“但愿生入玉门关”句。
以上两句说:为保家卫国,边塞将士应长期驻守边疆,宁愿战死疆场,无须活着回到玉门关。后二句表示灭敌及长期卫边的决心。
“莫遣只轮归海窟”,“只轮”,一只车轮。《春秋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晋人及姜戎败秦于肴..晋人与羌戎要之肴而击之,匹马只轮无反(返)者。”“海窟”,本指海中动物聚居的洞穴,这里借指当时敌人所居住的瀚海(沙漠)地方。这句意思是说,不能让一个敌人逃跑。
“仍留一箭定天山”,“一箭定天山”,说的是唐初薛仁贵西征突厥的故事。《旧唐书·薛仁贵传》说:“唐高宗时,薛仁贵领兵在天山迎击九姓突厥十余万军队,发三矢射杀他们派来挑战的少数部队中的三人,其余都下马请降。薛仁贵率兵乘胜前进,凯旋时,军中歌唱道:“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
以上两句意思是说:“要全歼敌人,不能让一个敌人逃跑,而且应该留驻边疆,叫敌人不敢再来侵犯。”
这首诗通过东汉马援、班超和唐初薛仁贵三个名将的故事,讴歌了将士们激昂慷慨、视死如归、坚决消灭来犯之敌的英雄气概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反映了当时人民要安边定远的心愿。全诗情调激昂,音节嘹亮,是一首激励人们舍身报国的豪迈诗篇。
这是一首诗中有画的写景诗,又是一首哲理诗,哲理蕴含在对庐山景色的描绘之中。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句说的是游人从远处、近处、高处、低处等不同角度观察庐山面貌是可以得到不同观感的。有时你看到到是起伏连绵的山岭,有时你看到的是高耸入云端的山峰。这两句概括而形象地写出了移步换形、千姿万态的庐山风景。
结尾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即景说理,谈游山的体会。之所以不能辨认庐山的真实面目,是因为身在庐山之中,视野为庐山的峰峦所局限,看到的只是庐山的一峰一岭一丘一壑,局部而已,这必然带有片面性。这两句奇思妙发,整个意境浑然托出,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回味经验、驰骋想象的空间。这不仅仅是游历山水才有这种理性认识。游山所见如此,观察世上事物也常如此。这两句诗有着丰富的内涵,它启迪人们认识为人处事的一个哲理——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要认识事物的真相与全貌,必须超越狭小的范围,摆脱主观成见。
一首小诗激起人们无限的回味和深思。所以,《题西林壁》不单单是诗人歌咏庐山的奇景伟观,同时也是苏轼以哲人的眼光从中得出的真理性的认识。由于这种认识是深刻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所以诗中除了有谷峰的奇秀形象给人以美感之外,又有深永的哲理启人心智。因此,这首小诗格外来得含蓄蕴藉,思致渺远,使人百读不厌。
苏轼的诗既是人生感悟,也是一种政治体验。苏轼自进入仕途后卷入了新旧之法的争议,他在政治倾向上更贴近保守派,反对王安石主导的新法。但他不偏激,主张汲取新法合理成分,主张讲究执行策略,反而又为旧党所不容。因此,苏轼笔下的庐山,也可以看成是扑朔迷离的政局,新旧两党立场不同,结论也不同。事实上,人们都置身局中,置身历史长河中,都不免陷入当局者迷的困境,应该更客观地思考问题,得出恰当结论。
如果说宋以前的诗歌传统是以言志、言情为特点的话,那么到了宋朝尤其是苏轼,则出现了以言理为特色的新诗风。这种诗风是宋人在唐诗之后另辟的一条蹊径,用苏轼的话来说,便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形成这类诗的特点是:语浅意深,因物寓理,寄至味于淡泊。《题西林壁》就是这样的一首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