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布局巧妙,展示出全天的旅行过程,但有详有略,重点突出。注重写景角度的交错变换,从不同时间、不同的光影效果加以描写,因而诗人笔下的景物变幻多端,瑰丽神奇。
首联通过对出行时天空景色“晓月”、“残星”的描写,突出时间尚早,诗人旅途艰辛,长途跋涉不辞劳苦。“饬装”、“奔策”又把出行动作化、具体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笔势突兀,句法挺拔,不落俗套,气势壮阔,起到振起全篇的作用,也是古人所谓的“突起”。因而明代陆时雍评价说:“如此起句,是大家数。”(《古诗镜》)
颔联从山顶上的“危阁”、“回梁”写起,描写旅途中见到的景色,突出其特点:奇、险。蜀地的崇山峻岭、悬崖峭壁被赋予诗人的感受——“危”、“回”,准确而新颖。“丹障”、“翠屏”描绘出山峰的不同形态、不同色彩,表现出诗人新颖独到的写景技巧。
颈联写诗人透过云雾观景,大树、山峰都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具有隐约朦胧之美。“迷”、“失”写出诗人对山中特有景物的奇妙感受,写景角度的不同,从“云间”、“雾里”观峰看树,突出一种迷离朦胧的状态。
尾联诗人强调夜色降临,暗示一天的辛苦将告结束。这两句极为巧妙,没有直接道来,而是借凉风的不期而至,诗人才意识到时间已晚,才看到夜萤乱飞。此联生动地表现出诗人游兴正浓,兴致勃勃,陶醉忘时的情态。行文巧妙,凉飙至、夜萤飞唤起诗人的时间观念,从一个侧面说明诗人已完全沉醉在大自然中,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此诗写景与抒情浑然一体,它既有永明体写景生动、锤炼精工的特点,又吸取了魏晋古诗的气骨,是王勃诗中艺术成就较高的一首。
《扁鹊见蔡桓公》此文讲述了蔡桓公讳疾忌医,最后病入骨髓、体痛致死的寓言故事。意在告诫世人特别是为政者,应该勇于正视现实,直面个人灾难、社会危机,及早采取救治措施。作者在阐释道理、叙写过程中,赞颂了扁鹊之神智而鞭挞了蔡桓公的固执、愚顽,简单的语言传达,无繁复累赘,无咬文嚼字,实为佳作。
从首句到“医治好治不病以为功”,交待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原因和主要人物,点出了桓侯“讳疾忌医”的主题。文章以“扁鹊见蔡桓公”一句交待了故事的两个主要人物:扁鹊姓秦名越人,医术高超;蔡桓公即下文所称的桓侯,是当时蔡国的国君。扁鹊首次指出桓侯患有疾病,不过此时病症还停留在表面,加以治疗就能防止其恶化。“立有间”三字不仅简明扼要地写出了扁鹊对病人的诊治过程,还表现了扁鹊高超的医术——仅凭片刻之间的观察,就能指出症结所在。桓侯对扁鹊的警告不以为意,甚至认为他不过是沽名钓誉之辈。桓侯否认自己有病,并认为医生都喜欢治疗那些原本健康的人,以此来当做自己的功劳。
从“居十日”至“桓侯又不悦”,承接上文,故事情节得到进一步发展扁鹊十日后再次觐见桓侯,他说桓侯的病情已经深入肌肤,如不加以治疗,将深入身体内部。但是桓侯对扁鹊的话仍然置之不理。“复见”、“居十日”交待了桓侯病情深入的过程,扁鹊没有放弃劝谏桓侯,体现了医者父母心的负责态度。“君之病在肌肤”一句印证了前文“不治将曰深”的推断。尽管扁鹊善言劝诫,但桓侯还是不予理睬,甚至表示出不满。
又“居十日”,桓侯的病从肌肤发展到了胃肠,扁鹊的论断进一步得到验证,如果不加以治疗,病情将会持续加重。但扁鹊劝说桓侯依然无果,桓侯对他三番五次指出自己身体患有疾病感到不悦。桓侯患疾渐深,渐入不治之境,这一情节为下文的转折做好了铺垫。
第四段是故事的高潮,也是情节急转的开始。扁鹊远远望见蔡桓侯,转身就走,这一幕情景使文章陡生紧张感。扁鹊一改之前耐心进谏的态度,说明桓侯的病已经无药可救。桓侯见扁鹊“还走”,十分不解,让人前去询问,扁鹊道出桓侯患病的各个发展阶段,及其相关治疗方法:病在表皮时,热敷即可治疗;病在肌肤,针灸可以治疗;病在肠胃,汤药可以治疗。而现在,病已深入骨髓,是“司命之所属”,就连扁鹊也无可奈何。
故事最终结局是桓侯不治而亡、扁鹊逃秦。情节到此戛然而止,却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文章揭示了防微杜渐的道理,抨击了统治者迁怒和诿过百姓的丑恶行径。
此文以桓侯病情发展为主线,结构流畅紧凑、跌宕有致,逐步将说理推进。作者采用三迭式手法,通过描写扁鹊的多次谏劝深化了主题。另外,扁鹊的反复劝说与桓公不以为意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不费矫饰之功便刻画出人物的不同特点:扁鹊尽心负责、医术高明,而桓公骄横自大、不知变通。
《晋书·乐志》载汉乐府有《出塞》《入塞》曲,李延年作,是一种以边塞战斗生活为题材的军歌。杜甫作《出塞》曲有多首,先写的九首称为《前出塞》,后写的五首称为《后出塞》。杜甫的前后《出塞》曲,并非军歌,而是借古题写时事,意在讽刺当时进行的不义战争。
杜甫这九首诗通过描写一个士兵从军西北边疆的艰难历程和复杂感情,尖锐地讽刺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不义战争,真实地反映了战争给兵士和百姓带来的苦难。
第一首叙述自己初别父母被迫远戍的情景。第二首叙说上路之后的情景。离家已远,死生难料,只好索性豁出性命练习武艺。第三首,诉说自己一路上心情的烦乱,故作自励之语以求自解。第四首,描写自己在路上被军吏欺压和驱逼的情景。第五首,自叙初到军中时的感慨:官兵对立,苦乐不均,身为奴仆,难树功勋。第六首,征夫诉说他对这次战争的看法。实际上是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明确地表达了诗人的政治观点。第七首,征夫诉说他大寒天在高山上筑城和戍守的情况。第八首,征人诉说自己初次立功的过程和对待功劳的态度。第九首,征人自叙他自己从军作战十余年的经历。前四首写出征,重在刻划离别之情;后五首写赴军,重在刻划以身许国。
这九首连章体的组诗,“借古题写时事,深悉人情,兼明大义”,主题鲜明,内容集中,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也有许多独特之处。
首先,这组诗“九首承接只如一首”,前后连贯,结构紧凑,浑然成为一个整体。杜甫的《前出塞》组诗第一首是起,写出门应征,点题“出塞”,引出组诗主旨:“君已家土境,开边一何多”,以之为纲,统摄全篇。以后各首便围绕这一主题展开,顺次写去,循序渐进,层次井然。第九首论功抒志;带有总结的性质,可为结。中间各首在围绕主题展开的同时,每首又各有重点。前四首写出征,重在写征人的留恋之情;后五首写赴军,重在写征人的以身许国。条理清晰,又波澜起伏,曲折有致。诗人在情节的安排上亦前后照应,过渡自然。如第二首“骨肉恩岂断”承第一首“弃绝父母恩”;第八首“虏其名王归;系颈授辕门”呼应第六首“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就使九首如线贯珠,各首之间联系更为紧密,不致分散。浦起龙说:“汉魏以来诗,一题数首,无甚铨次,少陵出而章法一线。如此九首,可作一大篇转韵诗读。”足见这种连章体组诗也是杜甫的一大创造。
第二,以点来反映面。整组诗只集中描写了一个征夫的从军过程,但却反映了整个玄宗天宝末年的社会现实:“开边一何多”,这里有连续不断的黩武战争;“单于寇我垒”,也有敌人对唐王朝边境的侵扰。两种战争交替进行,性质是复杂的。诗中有战争给人民造成的流离失所的沉重灾难,也有封建军队中官兵不公的现实;既有军士对奴役压迫的不满和反抗,也有征人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既有征人戍边筑城的艰难困苦,也有士兵们的英勇作战。可谓这一时期的全景纪录。
第三,整组诗都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来写,由征夫直接向读者诉说。这样寓主位于客位,可以畅所欲言地指斥时政。这正是用第一人称的自由方便处。此外,诗人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叙事,仿佛亲身经历一般,这就增加了真实感和亲切感,更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第四,诗人善于抓住人物特征,着重人物的心理刻划,精心塑造了一个来自老百姓的淳厚朴实、勇敢善战的士兵的生动形象。诗人在刻划人物的心理活动时,或通过人物行动的细节描写以突出他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如第二首写这个征人冒险轻生、拚命练武的行动,就反衬出这个征人内心的苦闷和忧怨;第三首用磨刀伤手而自己不觉来刻划他“心绪乱已久”,内心烦乱不安的矛盾痛苦。这种用人物行动细节的描写来刻划人物复杂的内心变化,就使人物的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避免了枯燥乏味的直接说教。或通过比兴手法来刻划人物的内心活动的变化,如第七首“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就将自己思念故乡、想念亲人的迫切心情托之“汉月”,寄之“浮云”,这就使人物复杂抽象的心理变化和感情特征具有可感性、形象性,使读者易于了解和接受。此外第八首描写这个征人对敌作战的英勇顽强,第九首写他对功赏的正确态度,虽着墨不多,但都形象逼真,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