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散文可分为五大段。第一、二两段写古人立学,培养人才,人才出而天下治;第三段写三代以后千余年来废学所造成的恶果;第四段写宜黄县立学的始末及其积极性;第五段则赞美县令李详兴学和为政的功绩,并对宜黄县学寄予希望。文章议论恣肆,层次分明,有极强的说服力。文中夹叙夹议,典重博厚,叙述有原有委,议论深刻透辟,堪称是曾巩文章的代表作。
在这篇千字文中。作者以“纡徐简奥”的笔墨阐述了儒家的教育思想及其意义,同时又以简练的史笔记叙了家乡宜黄县县学的建立始末,表达了作者崇学重教的思想。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兴办学校历来是推行文治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古代的圣人们不断摸索、总结,乃至确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来保证学校教学的进行。这些制度与方法,都记载在儒家的六经中。如文章第一句所说的“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记载于《礼记·学记》: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文中的“祭祀、乡射、养老之礼”,曾巩对此非常熟悉,所以在论及兴学的重要性和古代学制时,能有源有委,条畅而详备,将古代从下到上学校的设制、教学的内容、教学的目的及具体措施,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使文章显示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
文章开篇不提宜家黄县学校的筹建、选址以及规模和外观。而是别处落笔,先写学习的重要性,说得十分恳切。抓注学习“使人人学其性”和“皆可尽于中”这个论点,逐步开始阐述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安排,并注意指出每一个方面的学习都有明确的意义。比如学习《诗经》和《尚书》,可以明白待人接物的礼节和进退上下的种种规矩。接着阐述立学的最终目的,使社会上的人都“学其性”,而不单是防止他们出现邪恶放纵的行为。再者,从培养可以担当天下大事的人才来说,是为了“养其身”,使人们能够懂得天地间事物的变化,懂得古往今来国家治理得好坏的原因,懂得在施政的过程中,对具体的措施应如何增减损益、废置或施行,以及如何善始善终。于是,立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这是作者对此最好、最准确的总结。
这是一篇人物传记。该传略进了对桑怿出身、世系、仕履的介绍以及他最后抵抗西夏为国捐躯的事迹,而是集中笔力描写他在捕捉盗贼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机智、立功拒赏等高贵品质。文章还写了巡检欺骗桑怿、枢密吏索贿、桑怿让赏等情节,暴露了宋王朝从地方到朝廷的吏治腐败,加上“盗贼四起”,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作者有意选取最能表现人物性格和才能的层出不穷的奇特情节,来突出桑怿这位奇男子、伟丈夫,写法颇似《史记》,具有强烈的艺术吸引力。这种介于正史与传奇之间的写法对后世作品颇有影响,明清时期人物传记如宋濂的《秦士录》、魏禧的《大铁椎传》等在构思上都有意模仿此文。
欧阳修写桑怿,以捕盗为重点。所谓“盗”,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单纯偷窃抢夺财物的不良之徒;一类是与封建政权为敌的起义农民。桑怿所捕的盗这两种类型都有,因而他的行为虽有除暴安良的一面,但本质上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这是读者在阅读这篇文章时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作者选择了几个典型事例,有略有详地展开描写,成功地塑造了桑怿这个人物形象。
第一个典型事例是汝州近边诸县多盗贼,桑怿主动向县令要求当耆长,“往来里中察奸民”,一举拿获两名盗尸衣的少年,并交县衙绳之以法。第二个典型事例是在郏城和襄城捕盗,突出桑怿的勇敢。郏城捕盗是将他与郏城县尉作对比描写,以县尉之怯衬出桑怿之勇。襄城捕盗则是独写其勇:“闻襄城有盗十许人,独提一剑以往,杀数人,缚其馀。”这两个事例都是简笔描写,却能抓住人物最关键的言行,刻画人物,生动传神。
第三个典型事例是桑怿任渑池县尉时招安恶盗王伯,突出桑怿的智勇及胸襟。巡检用伪造的朝廷招降文书欺骗桑怿,要他进招降王伯,于是他“挺身人贼中招之,与伯同卧起十馀日。信之,乃出”。谁知当他带王伯一起下山受降时,“巡检者反以兵邀于山口,怿几不自免”。桑怿上当受骗,几乎丢掉性命,却仍对那位欺骗他的巡检宽大为怀,让他把王伯押解朝廷进请功,如此心胸肚量,实为罕见。
第四个典型事例是桑怿当永安县巡检时,用计在一日之间将二十三名恶贼一网打尽。这个事例最曲折复杂,也是作者重点刻画所在。桑怿接受任务后,先准确地分析了群盗的心理:“盗畏吾名,必已溃,溃则难得矣,宜先示之以怯。”接着,描写桑怿在紧闭栅门,向群盗示怯的同时,穿上盗贼的服装私访,经过许多曲折,终于收买了一个能探知贼情的老媪,摸清了群盗的情况。最后,经过周密的部署,桑怿身先士卒,亲自进捕捉最强悍的对手,“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获。”通过这一典型事例,桑怿的智勇已经跃然纸上。
第五个典型事例是写他拒绝用行贿手段取得高官,表现了他的崇高品德。第六个典型事例写他立功不愿受重赏的谦逊胸怀。第七个典型事例是写他爱民的情怀。通过这些事例的补充,桑怿这个人物形象已十分高大丰满。最后,作者又出人意表地简略介绍桑怿真实的外貌:身材不算高大,遇人羞涩,不善言辞,与他那力过数人、深通谋略的大智大勇似不相称,然而这正是作者塑造人物的真实丰满之处。
这篇传记不仅有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结构上也颇具特色。它不像六朝小说吉光片羽式地勾勒名士的举手投足,也不像现代小说围绕中心事件展开情节、塑造人物,而是截取了桑怿性格特征的一个方面的三个具体画面,环环入扣,展示出他的“大智”、“大仁”、“大勇”。这种结构手法酷似当代戏剧的“冰糖葫芦式”结构,清晰紧凑,引人入胜。
诗的开头八句是先写公孙大娘的舞蹈:很久以前有一个公孙大娘,她善舞剑器的名声传遍了四面八方。人山人海似的观众看她的舞蹈都惊讶失色,整个天地好像也在随着她的剑器舞而起伏低昂,无法恢复平静。“霍如羿射九日落”四句,或称为“四如句”,前人解释不一,这大体是描绘公孙舞蹈给杜甫留下的美好印象。羿射九日,可能是形容公孙手持红旗、火炬或剑器作旋转或滚翻式舞蹈动作,好象一个接一个的火球从高而下,满堂旋转;骖龙翔舞,是写公孙翩翩轻举,腾空飞翔;雷霆收怒,是形容舞蹈将近尾声,声势收敛;江海凝光,则写舞蹈完全停止,舞场内外肃静空阔,好象江海风平浪静,水光清澈的情景。
“绛唇珠袖两寂寞”以下六句,突然转到公孙死后剑器舞的沉寂无闻,幸好晚年还有弟子继承了她的才艺。跟着写她的弟子临颍李十二娘在白帝城重舞剑器,还有公孙氏当年神采飞扬的气概。同李十二娘一席谈话,不仅知道她舞技的师传渊源,而且引起了自己抚今思昔的无限感慨。
“先帝侍女八千人”以下六句,笔势又一转折,思想又回到五十年前。回忆开元初年,当时政治清明,国 势强盛,唐玄宗在日理万机之暇,亲自建立了教坊和梨园,亲选乐工,亲教法曲,促成了唐代歌舞艺术的空前繁荣,当时宫廷内和内外教坊的歌舞女乐就有八千人,而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又在八千人中“独出冠时”,号称第一。可是五十年历史变化多大啊!一场安史之乱把大唐帝国的整个天下闹得风尘四起、天昏地黑。唐玄宗当年亲自挑选、亲自培养的成千上万的梨园弟子、歌舞人材,也在这一场浩劫中烟消云散了,如今只有这个残存的教坊艺人李十二娘的舞姿,还在冬天残阳的余光里映出美丽而凄凉的影子。对曾经亲见开元盛世的文艺繁荣,曾经亲见公孙大娘《剑器舞》的老诗人杜甫说来,这是他晚年多么难得的精神安慰,可是又多么地令他黯然神伤啊!这一段是全诗的高潮。善于用最简短的几句话集中概括巨大的历史变化和广阔的社会内容,正是杜诗“沉郁顿挫”的表现。
“金粟堆南木已拱”以下六句,是全诗的尾声。诗人接着上段深沉的感慨,说玄宗已死了六年,在他那金粟山上的陵墓上,树已够双手拱抱了。而自己这个玄宗时代的小臣,却流落在这个草木萧条的白帝城里。末了写别驾府宅里的盛筵,在又一曲急管繁弦的歌舞之后告终了,这时下弦月已经东出了,一种乐极哀来的情绪支配着诗人,他不禁四顾茫茫,百端交集,行不知所往,止不知所居,长满老茧的双足,拖着一个衰老久病的身躯,寒月荒山,踽踽独行。身世的悲凉,就不言而可知了。“转愁疾”三字,是说自己以茧足走山道本来很慢,但在心情沉重之时,却反而怪自己走得太快了。
这首七言歌行自始至终并没有离开公孙大娘师徒和剑器舞,但是从全诗那雄浑的气势,从“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这样力透纸背的诗史之笔,又感到诗人的确是在通过歌舞的事,反映五十年来兴衰治乱的历史。王嗣总评这首诗说:“此诗见剑器而伤往事,所谓抚事慷慨也。故咏李氏,却思公孙;咏公孙,却思先帝;全是为开元天宝五十年治乱兴衰而发。不然,一舞女耳,何足摇其笔端哉!”(《杜诗祥注》引《杜臆》)这一段评语,分析全诗的层次、中心,说得相当中肯。但是,他说“一舞女耳,何足摇其笔端哉!”并不符合杜甫本来的思想,杜甫是十分重视和热爱艺术的。
这首诗的艺术风格,既有“浏漓顿挫”的气势节奏,又有“豪荡感激”的感人力量,是七言歌行中沉郁悲壮的杰作。开头八句,富丽而不浮艳,铺排而不呆板。“绛唇珠袖”以下,则随意境之开合,思潮之起伏,语言音节也随之顿挫变化。全诗既不失雄浑完整的美,用字造句又有浑括锤炼的功力。篇幅虽然不太长,包容却相当广大。从乐舞之今昔对比中见五十年的兴衰治乱,没有沉郁顿挫的笔力是写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