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武》的乐曲早已失传,虽有零星的资料,但终难具体描述。然其舞蹈形式则留下了一些粗略的记录,可以作大概的描绘。第一场,在经过一番擂鼓之后,为首的舞者扮演武王,头戴冕冠出场,手持干戚,山立不动。其余六十多位舞者扮武士陆续上场,长时间咏叹后退场。这一场舞蹈动作是表示武王率兵北渡盟津,等待诸侯会师,八百诸侯会合之后,急于作战,而周武王以为伐纣的时机尚不成熟,经过商讨终于罢兵的事实。第二场主演者扮姜太公,率众舞者手持干戈,奋臂击刺,猛烈顿足。他们一击一刺,做四次重复,表示武王命太公率敢死队闯犯敌阵进行挑战,武王率大军进攻,迅速获胜,威振中原。第三场众舞者由面向北转而向南,表示周师凯旋返回镐京。第四场开始时,众舞者混乱争斗,扮周、召二公的舞者出而制止,于是众舞者皆左膝跪地,表示成王即位之后,东方和南方发生叛乱,周、召二公率兵平乱的事实。第五场,众舞者分成左右两大部分,周公在左、召公在右,振动铃铎,鼓励众舞者前进,表示成王命周公镇守东南,命召公镇守西北。第六场,众舞者恢复第一场的位置,作阅兵庆典和尊崇天子成王的动作,表示周公平乱以后,庆祝天下太平,各地诸侯尊崇周天子。
按传统说法,《诗经》是配乐舞的歌词,即诗乐舞三位一体。王国维曾怀疑这一说法,但他撰《周大武乐章考》研究《大武》的歌辞时还是按这一原则进行的,即认为《大武》六成有诗六篇。据《毛诗序》“《武》,奏《大武》也”、“《酌》,告成《大武》也”的说明,与《大武》有关的诗为《武》、《酌》,又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数语,提及《大武》中诗有《武》、《赉》、《桓》。这样,六篇就确定了四篇。王国维又根据《周颂》末四篇的排列顺序,认为《般》诗为其中一篇。又据《礼记·祭统》“舞莫重于《武宿夜》”一语,推断还有一篇诗,其中有“宿夜”一词,“宿夜”即“夙夜”,他认为《昊天有成命》即《武宿夜》,当为《大武》之第一篇歌诗,以下依次为《武》、《酌》、《桓》、《赉》、《般》。后经冯沅君、陆侃如,尤其是高亨的详细考辨,断定《大武》第一篇当为《我将》(详见高亨《周代大武乐考释》一文),并重新排列了后四成歌诗的次序。于是,《大武》六成的六篇诗的排列次序确定为:《我将》、《武》、《赉》、《般》、《酌》、《桓》。
《周颂·我将》诗始言奉献牺牲于天帝,祈求天帝保佑。据《乐记》,《大武》一成象征武王出征,周人出征,必先祭祀天帝,求得天帝的保佑,此诗的首三句说的就是这事。次言继承文王之遗志,以求“日靖四方”,也就是统一并安定天下。文王时代,伐犬戎,伐密须,伐耆,伐邘,伐崇,文王殁后,武王欲完成文王未竟事业,伐纣克商,追思文王创业之功,深觉当遵循文王行之有效的种种法典。末言夙夜“畏天之威”,是说自己日夜不忘天帝和文王之命,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早日安定天下。对武王而言,天命和文王之典是一致的,文王的遗志也就是“天威”(天命之威)。这就是此诗把祭祀文王和祷告上天合而为一的缘故。全诗自始至终,都用第一人称的口气,即周武王出兵之前向父亲的神灵和上天陈述出兵的目的,并祈求保佑。其语言质朴,充满敬畏之情。
这篇赋通过想象描写了屈原的经历,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悲伤绝望的心情,不仅表达了作者对于屈原这位伟大诗人的景仰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忧思,更是表达了他不屈服现实、勇于抗争的决心与勇气。全文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语言明畅,感情真挚,充盈着一股奋发向上的豪气,被认为是发屈原之心的作品,其词气与屈原暗合。
此赋开篇交代了出峡适楚的行程以及造访屈原故居的感受。屈原的故居在屈原死后被改建为屈原庙,但时过境迁,此时屈原庙已荒废不堪。苏轼目睹此景,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接着文章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彷徨以及绝望的心态。屈原虽被放逐,然系心于国事,徘徊江上不忍离去。赋吟《怀沙》诗章自伤怀抱。这些都是屈原内心的挣扎,他作为楚国的大夫,却没有尽到责任。尽管这些都不是他主观上的原因所造成的,但是他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事实,屈原感到的是懊悔,是自责,是无奈,是悲痛。最终这些情绪彻底压垮了他。对于他而言,唯有一死才是解脱。这并不意味着他在逃避责任,而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承担责任的可能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国家以及人民的忏悔。
苏轼正是看到了屈原内心最为真实的情感,因此他在赋中为屈原代言:为了忠君报国,为了国家人民,不逃避不苟活,活着要力争强谏,即使死了也希望自己的死能感动君主使其从而改变作风。对于屈原而言,是可以选择逃避和苟活的,是可以把所有的责任完全推卸给那个不负责任,甚至是没有责任的国君身上的,甚至像屈原这样名满天下的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安身立命,甚至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屈原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他对于楚国的爱是深入骨髓的爱,是超越生死的爱,是发自灵魂的爱,正是这种爱超越了千古,为一代又一代人所敬仰。屈原不是为了一个不争气的国君自杀的,他是为了楚国而死的,他是一个殉国者,一个殉道者,这是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与历代腐儒的不同之处。
接着作者写了屈原宁愿为国而死也不随从流俗的决心。对于很多人而言,屈原的确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这样一个国家去死,但是他就是去了,原因何在,因为这个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形式,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正如齐奥朗所言:“一个国家的偶像灭亡了,那么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偶像就是文化,就是精神。屈原悲伤的不是国破家亡,而是神器被毁,楚国就此不复存在了,这是令他感到绝望的根本之处。作为一个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他是不能够就此苟活于世的,是不能够没有灵魂、行尸走肉一般地活下去的。屈原是一个贵族,他有着无与伦比高贵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不能够受到一丝一毫玷污的,同时越是高贵的灵魂越是脆弱,越是不堪一击。
文章最后表明“君子之道”不必苛责求全,对屈原的精神表示肯定和赞赏。苏轼通过一种跨越时空的、一种精神上的对话,完成了对于屈原精神的一次深刻的分析与理解,最后他终于明白,作为一个君子,所要思考的,所要接受的,不是利害,不是现实,不是生死,而是一种道,这种道类似于儒家所谓的“仁者”之道,类似于孟子所谓的“舍生取义”。有些人总是要为了某些东西做出牺牲,这种牺牲并不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更好的东西,而是为了捍卫信仰,捍卫真理。屈原的死,是出于对自身的绝望,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抗争,但是这种绝望不是彻底的绝望,死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为了唤醒更多麻木的灵魂。这就是屈原的希望。
《屈原庙赋》是采取“骚体赋”的形式写成的,同《离骚》一样,大量运用句尾助词“兮”字,使文章唱叹有致,哀婉缠绵而又悲壮遒劲,读来使人有荡气回肠之感。全赋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叙写了江峡的崔嵬山峰、峭壁惊湍、江畔荒凉寂寞的屈原故居和屈原徘徊江上、怨慕楚王、思念故园的矛盾心情,抒发了作者追慕屈原高洁的人品,渴望匡时济世的情感。这是作者与屈原灵魂的对话之作,不论在思想内涵或是艺术表现方面,都堪称赋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品。
这两首同调的词,描绘了两幅江南美景。全词以“闲梦”起,以秋意收,用凄寒冷寂的秋景抒发作者孤苦怀思的悲情,缀笔不多而气氛浓郁,未见雕琢而含蕴深远,描摹生动,笔笔见情,足见才力。
第一首写春景。
“闲梦远,南国正芳春。”概括写出广大的江南地区,正是春暖花开的美好季节。春之名“芳”,使人如见百媚千娇的花容,如闻馥郁的花香。
“船上管弦江面渌,满城飞絮辊轻尘。弦杀看花人!”词人从三方面具体描写了这“芳春”美景。首先是春风拂面、水波荡漾的春江。“船上管弦江面绿”的“江”,当是流经南京城的长江支流秦淮河。春满金陵,石城生辉,秦淮河上绿波荡漾,画船游舫,来往穿梭,船上丝竹相和,飞扬出舷的乐声飘荡于水波之上,动人心魄。这里,词人仅在一句之中,就把有形之物、无形之声和鲜明之色集合调配绘制成一幅水上音乐会的画图。句末的“绿”,乃是春天的颜色,是生命力的象征,它既写水色,亦状春色。它与“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一样,一下就将生机勃勃的江南春色概括无余。其次,词人又把目光转向陆地,抓住春风杨柳、飞絮满城的典型景色,进一步写出江南春景之美。“满城飞絮滚轻尘”,是实景的形象描写,同时还是对春风的暗写。词人并未直接写春风,但从那一“飞”一“滚”之中,却已使人觉得扑面的春风是无所不在了。“轻尘”翻滚,除春风吹拂的自然因素外,更主要的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春色美好,人人皆欲观赏,游人多了,自然也就践起轻尘滚滚,故“滚轻尘”乃借物写人,说明游人之多。只有这样,才能与下面的描写自然地衔接起来。“弦杀看花人”:春是百花盛开之时,观赏众芳,确是赏心悦目的快事,所以,写春是很难不写花的;但词人却不直接写群花如何美丽动人,而只说把看花人“弦杀”了。一个“弦杀”,则百花之美,看花人兴致之高,人之多,场面之大,尽在其中。
第二首写秋色。
“闲梦远,南国正清秋。”词人笔下的江南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其总的特色是一个“清”字。“清”,兼有清澈明朗和清爽凉快之意,它概括出秋天的景色和气候两方面的特点。正因为“清”,词人才能将这秋景(无论是近、中、远景)看个清清楚楚,也才能将这秋景生动地描绘出来。
“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在总括秋色之“清”后,接着,也是从三方面对之加以具体描写。首先是远景,词人从大处着墨,给“千里江山”敷上一层“寒色”,勾画出一幅江山秋晚图。所谓“寒色”,乃清冷之色。“寒”与“清”,其义是可以合二而一的。“寒色远”的“远”,既说明是远景,又是对千里江山皆寒色的一个模糊的数的量度,它还与“闲梦远”的“远”在内容上有内在的联系,即以在一片“寒色”掩映之下的“千里江山”之“远”,来说明“闲梦”之“远”。其次是中景。“芦花深处泊孤舟”,既是写自然景物,也是写人的活动。“舟”之谓“孤”,除从数量上指舟乃独木一叶外,也暗点出舟中人的孤独,使人想象出其身世之漂泊凄苦,心情的酸楚悲凉;如再看这“孤舟”乃泊于芦花深处,则其孤独、凄苦,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它在情调上与前面的“清”“寒”是完全一致的。“笛在月明楼”,是说秋月当空,银光如泻,高楼之上,笛声忽起,那悠扬的笛声,忽高忽低,时断时续,它说明吹笛人的心灵在颤动,听笛人的心潮在激荡。古代诗人,大都以笛声写离别之思,表哀怨之情,故向秀思旧,有感于邻人吹笛之发声嘹亮,叹而赋日:“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唐人亦有“吹笛秋山风月清,谁家巧作断声?……故园杨柳今摇落,何得愁中却尽生”(杜甫《吹笛》)之句。由此可见,词人在这里所表达的也是一种思念故国的眷恋难舍之情。不过,它不像前面那样是由“清…寒…孤”等字予以点出,而是隐含于笛声之中。我们只有明了了这一点,才算把握住了此句内容的实质。
总之,这两首词的写法是基本相同的,即都是先对景色的特点作总的概括,然后再从三个不同方面加以具体描写;所不同者,是它们的色调和情调,即前者色暖,后者色寒,前者欢快,后者凄清,由此造成的意境也有所不同。
这首诗前两联诗人极言所见村庄在淮水洪灾过后的萧索,后两联写受灾百姓的悲惨且官府冷漠视之,无所抚恤。全诗通过村内外的萧索凋敝,营造了一种悲戚的气氛。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深切地同情下层劳动人民,并且具有强烈的民本思想。
首联描写偶遇小村,见破门残立。“淮阔洲多忽有村,棘篱疏败谩为门。”在淮河流域水灾过后,诗人所到之处,村落被淹,一片泽国,人烟皆无。这个时候忽然看到一个村子,诗人非常惊奇。从“忽”字可以看出诗人的惊喜之态。可是走近一看,只见破败散落的篱笆墙上凑凑合合地装着一个门。
颔联诗人描写村中的情况。“寒鸡得食自呼伴,老谩无衣犹抱孙。”寒鸡偶然寻得食物,还在呼唤它的伙伴。用一“寒”字,既写出鸡已冷得瑟缩可怜,又点明季节已是深秋。村中的老头儿没有裹体的衣服,却抱着孙子,用自己的身子为孙儿取暖。村里家禽很稀少,人亦稀少,诗中没有写丁壮的人,暗示壮年已流离到外地去谋生了。这一联与首联借以“棘篱”、“寒鸡”、“野艇”、“枯桑”等意象,突出这个村子人烟稀少、破败荒凉的情景。
颈联诗人进一步描写村中之破败。“野艇鸟翘唯断缆,枯桑水啮只危根。”水上飘着一只小船,船头翘起,犹如鸟雀翘着尾巴,船上阒然无人,只留下断缆。村上没有树木,枯了的桑树也被水啮走了,只剩下一点残留的根子。
尾联写村上百姓灾后无助,诗人加以同情。尽管沙洲村上人家,灾后现状如此凄惨,他们还是被谬误地编入交租完粮的户藉,作一般的王民看待,得不到应有的抚恤,十分可悲。诗人咏叹至此,不再评论,可以看出诗人对这些穷苦灾民,倾注满眶同情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