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词采取由远而近的写法，从天空景象和季节入手。“星河明淡”二句，上句写夜空，下句写季节。上元之夜，明月正圆，故“星河”（银河）显得明淡。此时春虽至，但余寒犹存，时有反复，故春意忽深忽浅。这二句写出了元夕的自然季候特征。

　　“红莲”这一句转入写灯，这一句“开”字从莲花自身生出，花与灯两种意思相关，这种手法写给人以快乐的美感。

　　“禁街行乐”二句，写京城观灯者之众，场面之热闹。元宵夜，老百姓几乎全部走到街头，去行乐看热闹，以致于弄得到处灰尘滚滚；而仕女们的兰麝细香，却不时扑入鼻中，使人欲醉。“暗尘香拂面”句，兼从苏味道诗与周邦彦词化出。苏味道《正月十五夜》诗云：“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周邦彦《解语花·上元》词云：“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作者把苏诗与周词意思糅为一句，这样一来加大了句子的容量，也正因如此词意的酣畅则有所逊色。“城月随人近远”句，即化自苏诗的“明月逐人来”。此时作者把视线移向天上，只见一轮城月，似多情的伴侣，“随人近远”。明月随人这种现象，常人亦有所感觉，但经作者灌入主观感情，饰以新巧之笔，便见不凡。苏东坡读到这句时曾说：“好个‘城月随人近远’！”大概就是欣赏它笔意之妙。它与上句“暗尘香拂面”结合起来，写出兼有人间天上之美的元夕之夜。上片用此句结束，使词境有所开拓、对比，确是成功的一笔。

　　下片又笔锋一转写灯节的热闹。而笔墨着重于描写君王的游赏。“天半鳌山”三句，旨写皇帝坐御楼上看灯。譬如《东晋梦华录》载：“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东京梦华录》“大内”一节云：“大内正门宣德楼列五门，门皆金钉朱漆，壁皆砖石间，镌楼凤飞云之状，莫非雕甍画栋，峻角层榱；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楼，朱栏彩槛，下列两阙亭相对，悉用朱红杈子。”皇帝坐楼上看到，鳌山上千万盏的彩灯，璀璨辉煌，使他感到十分悦目赏心，故曰“光动凤楼两观”。宋代皇帝一般是垂下帘子来观灯的，例如《东京梦华录》又云：“宣德楼上，皆垂黄缘帘，中一位乃御座。用黄罗设一彩棚，御龙直执黄盖掌扇，列于帘外。”“东风静、朱帘不卷”句，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而有了“东风静”三字，则自然与人事相交融的境界全部体现出来了。

　　“玉辇将归”三句，写皇帝御驾回宫。《东京梦华录》又云：“至三鼓，楼上以小红纱灯球缘索而至半空，都人皆知车驾返内矣。”这时候，楼上乐队高声吹奏管弦。鼎沸乐声，仿佛从云外传来。这就是“玉辇将归，云外闻弦管”的意思。“认得宫花影转”，这句话是说臣僚跟着皇帝回去。正像《东京梦华录》“驾回仪卫”节说：“驾回则御裹小帽，簪花乘马，前后从驾臣僚，百司仪马，悉赐花。”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皇帝回宫时，臣僚们帽上簪着宫花，因而彩灯映照下，花影也就跟着转动了。这样写臣僚跟着归去，是很生动的。此风至南宋犹存。

　　观灯一事自古就是元宵节的一项重要内容。作者情怀温柔，将元宵盛景．化繁为简，从细微之处见盛大。写星河，写莲灯，写禁街，写尘埃，写明月：只是一些常见的事物，却写得氰氲烟生，颇有韵味。

　　这首诗好似一幅速写，作者抓住了那倒映在水中的渔火化作满天星星的片刻，几笔勾勒，立即捕捉住了这转瞬即逝的景物。这首诗又好似一幅木刻，在漆黑的背景之上，亮出一点渔火，黑白对比，反差特别鲜明。

　　前两句是静态描写，把暗色和亮色联系在一起，显得形象鲜明。

　　第一句“月黑见渔灯”中“月黑”指的是月亮没有出来，天特别黑，不是说月亮是黑的。见（读xiàn），显现。孤光，孤单的亮光。萤，萤火虫，光亮微弱。意思说：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天是那样黑。只有渔船上一盏围灯，孤零零闪着萤火虫一样微弱的光。第一句用“月黑”突出“渔灯”。

　　第二句“孤光一点萤”，写如豆灯光像江岸边一点萤火，是意中之象，描写渔灯的形象。河面幽黑，只有孤零零的一点灯光闪烁着，仿佛是一只萤火虫在原野里发出微弱的光。“孤”表现了环境的寂寞、单调，寄寓着一定的感情色彩。一种茫然无奈的情感袭上诗人的心头。

　　后两句为动态描写。不难想象，当诗人见到微风腾起细浪，灯影由一点散作千万这动人一幕的时候，心情是何等地兴奋。

　　第三句“微微风簇浪”簇，拥簇，簇动。风儿微微吹来，水面拥起细细的波纹，再看那倒映在水中的“孤光”，四下散乱开了，顿时化作满河的星星，闪烁不定，令人眼花缭乱。这两句由静入动，描绘出一个十分生动神奇的画面。风簇细浪，浪散灯光，灯光化星，层层展开，引人入胜。“簇”字用得准确形象，既写出了风微，又刻画了浪动。

　　第四句“散作满河星”犹如天外奇峰，劈空而来。那如萤的孤光，刹那间似乎变成万船灯火，点缀河中，又如风吹云散，满天明星，倒映水中，使这静谧的黑夜，单调的河面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壮观。风吹浪起，簇起的每朵浪花，都把那如萤般的灯光摄进水中，有多少浪花，就有多少灯光。同时此句的描写为诗词增添了画面感，使枯燥无趣的文字能幻化出美丽浪漫带有一丝丝的安逸宁静的景象，使诗人流连其中。

　　诗人细腻的观察是由上到下，由静到动的，写来又是那样井然有序，明暗互衬，静动相间，用字传神，联想奇特，构成一幅独特而又令人神往的舟夜渔火图，使读者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

　　这是薛宝钗所作的一首柳絮词，该词被众人推选为独占鳌头的作品。薛宝钗在叙述其创作意图时说过：“柳絮原是一件轻薄无根无绊的东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说好了，才不落套”。由此可见，该词之所以能做到“不落俗套”，匠心独运，其根本原因，正在于道出了“人人笔下所无”的东西。

　　这首词上片状物，着力描写风飏柳絮、悠然起舞的情状。下片言志，抒写了柳絮的情志：有离即有合，有散必有聚。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柳絮的姿容和心理，实际上巧妙地借柳絮之口委婉地道出薛宝钗青云平步的志向。全词句句咏物，处处有“我”，物性我情，水乳交融。

　　词的开头就已非同凡响：“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柳絮飘飞的地点，已不是黛玉笔下那触目愁肠的“百花洲”和“燕子楼”，而是换成了充满着富贵气象的“白玉堂前”——封建贵族家庭的住宅里；柳絮飘飞的姿态，虽然也仍是“一团团逐对成毯”，却已没有黛玉词中那种“空缱倦，说风流”的幽恨，一变而为欢快轻盈、均匀优美的舞姿，流露出一种欢愉融洽的欣喜之情。

　　词的第三句，接以“蜂围蝶阵乱纷纷”的描写，来进一步烘染这春意喧闹的大好时光，从而唱出了词人对春光的一曲赞歌。如若拿宝玉《南柯子》词中之“莺愁蝶倦”、湘云《如梦令》 词中之“鹃啼燕妒” 这些意象与之相较，则可见在所表达的感情基调上，与宝钗这首词是迥然不同的。

　　“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表面上借用了宋人苏轼咏杨花词中“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这一句意，却又在活用的基础上翻出一层，另辟新意，用一“何曾”、一“岂必”的反问句式，便顿使苏词中所表达的情感作一逆转，化消极的情调为积极的精神。同时，就词的结构而论，则此处写柳絮的不愿意随波逐流、飘坠尘埃，正好为词的下片抒写柳絮直上青云的心愿，巧妙地埋下了伏线。

　　下片词人更侧重于抒写柳絮的情志：“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非常细腻地体现了柳絮尽管四处飘飞，也仍不改初衷，无牵无系，随缘自适的旷达襟怀。由于有了这层情志的铺垫，因而在词的最后三句，词人便直接地抒写了柳絮凭借东风扶摇直上的远大志向，这样便使整首词的主题得到了升华， 完成了对柳絮感慨整个心理流程的揭示。

　　显而易见，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柳絮的姿容和心理，实际上则是薛宝钗这位“人情练达世事明”的封建“淑女”自我个性的写照。她那种“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的处世态度，体现在柳絮“随聚随分”的形象描述中。

　　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