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楚宣王问群臣,说:“我听说北方诸侯都害怕楚令尹昭奚恤,真的是这样吗?”群臣没有人回答。
江乙回答道:“老虎寻找各种野兽来吃。捉到一只狐狸,狐狸对老虎说:‘你不敢吃我,上天派我做百兽的首领,如果你吃掉我,就违背了上天的命令。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话,我为你在前边走,你在后边跟着我,看看百兽见了我,有哪一个敢不逃跑的呢?’老虎认为狐狸说得很对,所以就和狐狸同行,百兽见了它们,都纷纷逃跑。老虎不明白百兽是害怕自己才逃跑的,以为是害怕狐狸。现在大王的国土东至西五千里,披甲的战士百万,却把百万大军托付给昭奚恤。所以,北方诸侯害怕昭奚恤,这件事的实情是害怕大王的军队,这就像百兽害怕老虎一样啊。”
注释
江乙:一本作“江一‘,魏人,有智谋,当时在楚国做官。
荆宣王:就是楚宣王,因楚又称荆。宣王名良夫。
北方:当时指中原各诸侯之国。
昭奚恤:人名,楚国当时著名的将领。之,介词,作用在于取消“北方畏昭奚恤”得独立性,使它作为“闻”的宾语。真正怎么样呢?“果”和诚是同义词,都是真正的意思。
何如:怎么样。
莫:否定性无定代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没有谁”或“没有人。
求:寻找。
无敢:不敢。
长百兽:做百兽的首领。长:首领。这里用如动词。
信:言语真实。不信,指说谎。
吾为子先行:我为你在前边走。为,介词。行,相当于现在汉语的“走”。
走: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跑”。这里指逃跑。
虎以为然:老虎以为狐狸说的很对。以为,认识,觉得。然,对,不错。“地”和“方”不是一个词。读到“地”时应略停顿一下。
方五千里:五千里见方,即东至西五千里,南至北 五千里。不要误会为五千方里。
带甲:披盔甲,指披甲的战士。
专:专一,单独。
属:委托。
之:指百万军队。
其实:这件事的实情。“其实”是状语,“北方之畏昭奚恤”是本句的主语,“畏王之甲兵”是本句的谓语。
甲兵:这里指军队。
犹:好像。
此诗通过描写作者经过洛水河堤时的见闻观感,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显扬得意之情。全诗精于筹划,巧于抉择,各种自然景观巧妙组合,气度从容,艺术上极见功力。
这首诗是写他在东都洛阳皇城外等候入宫朝见时的情怀。唐初,百官上早朝没有待漏院可供休息,必须在破晓前赶到皇城外等候。东都洛阳的皇城,傍洛水,城门外是天津桥。唐代宫禁森严,天津桥入夜锁闭,断绝交通,到天明才开锁放行。因此上早朝的百官都在桥下洛堤上隔水等候放行入宫,宰相也须如此。不过宰相毕竟是百官之首,虽然一例等候洛堤,但气派自非他官可比。
诗的前二句写驱马沿洛堤来到皇城外等候。“广川”指洛水,“长洲”指洛堤。洛堤是官道,路面铺沙,以便车马通行,故喻称“长洲”。首句不仅以洛水即景起头,写洛水含情不语地流淌着;更是化用《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以男女喻君臣,透露皇帝对自己的信任,传达承恩得意的神气。因而接着写驱马洛堤,以一个“历”字,表现出一种心意悠然、镇定自若的风度。
后二句是即景抒怀。这是秋天的一个清晨,曙光微明,月挂西山,宿鸟出林,寒蝉嘶鸣,野外晨风吹来,秋意更盛。第三句写凌晨,化用了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原意是借夜景以忧虑天下士人不安,要礼贤下士以揽人心。
这里取其意而谓曙光已见,鹊飞报喜,表现出天下太平景象,又流露着自己执政治世的气魄。末句写秋意,用了陈朝张正见《赋得寒树晚蝉疏》:“寒蝉噪杨柳,朔吹犯梧桐。……还因摇落处,寂寞尽秋风。”原意讽喻寒士失意不平,这里借以暗示在野失意者的不平之鸣,为这太平盛世带来噪音,而令这位宰相略有不安,稍露不悦。
这首诗字里行间充溢着显扬之气,流露出作者春风得意,倨傲、自荣的情态,真实地为这类得势当权的宫廷文人留下一幅生动写照。从艺术上看,这寥寥二十字,不只是“音韵清亮”,谐律上口,而且巧于构思,善于用事,精心修辞,使得意洋洋的神情毕现。
《野庙碑》是一篇讽刺杂文。文章的题目便发人兴味,是为一座不知名的乡野神庙撰写的碑文,全文三段,最后附诗一首。
第一段叙述碑的由来和作者为野庙立碑的原因。开头就显出杂感的特点,好像在拉杂地漫谈作者自己的感想;而其实寓有严峻的讽刺。文章从“碑”的原义谈起。古代有一种用同音词解释词义的方法,叫做“声训”。“碑石”的“碑”和“悲哀”的“悲”,字音相同,所以作者认为“碑”的原义就是悲哀。然后,他叙述碑的沿革,说明碑本是落葬下棺的木板,后来发展成为记载死后功德的木碑,从而证明碑的作用是悼念死者,以寄哀思。接着,他指出,把木板改成石块,用来为活人歌功颂德的石碑,是秦、汉以后的变化,是不合原义,并不相称的。据说,秦始皇东游到峄山,一帮儒生为他在山石上铭刻功德,这就是给活人树碑的开始。因此,通过谈论碑的由来,实质是说明树碑是记载死者的功德,寄托生者的悲哀的,不应该用来为活着的人歌功颂德。这同时也就表明,作者给野庙树碑,并不是为活人歌功颂德,而只是为抒发悲哀。所以最后就直截了当地说明这种悲哀的原因,野庙里的神祇只是一些没有名姓的泥塑木雕的偶像,他们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记载,但是,农民却愚昧迷信地供奉祭祀他们,这就是作者深感悲哀的事情。换句话说,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农民供奉祭祀着一群根本不值得供养祭祀的神鬼偶像,这是十分可悲的。
第二段就是回答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可悲的现象。这一段生动具体地谈论农民怎样和为什么迷信神鬼,说明作者自己的悲哀。这里有批评、有嘲弄,但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对农民充满同情。首先,作者明确指出唐代浙江东部山区农民“好事鬼”、“多淫祀”,是不正当的祭祀,是错误的行为。然后,他以嬉笑挖苦的口吻,颇不恭敬地指点那些被农民恭敬供奉的男女偶像,令人觉得荒诞而有趣,但并不使人对他们深恶痛绝,相反,作者对这些生动偶像的雕塑艺术,却有点欣赏。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创造了这一切,农民又害怕这一切。”就因为农民以为自己生老病死,命运灾祸,都掌握在神鬼偶像手里。所以他们忍饥挨饿,提心吊胆,畜牧牺牲,竭尽全力,供养这群他们自己创造的偶像,生怕祭礼疏忽受灾遭殃。不难看到,作者对此不胜感慨,痛心而同情,并不挖苦嘲弄,既写出农民愚昧迷信,更显出他们善良驯服。因此,实际上,这一段是把第一段指出的可悲事情进一步具体地形象地揭露出来。也就是说,农民用尽血汗供奉这群偶像,不但根本不值得祭祀,而且它本身就是农民自己的创造。这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如果农民能够认识到、觉悟到这一点,那么这群土木偶像就只能供人观赏、农民也就获得精神上、经济上的一种解放。但是,作者深深悲哀的是,当时的农民几乎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题论题,文章到此可以结束了。但是,作者本意是借题发挥,所以还要议论开去。
第三段是借题发挥,其实只是把唐末的文官武将,跟野庙里的土木偶像加以比较分析,结论是,当时官僚是戴官帽、说人话的偶像,比真的木土偶像更恶劣。不言而喻,他们更加不值得受人民供奉。从思想内容看,这一段是此文立意所在,是主题思想的阐发。作者以农民迷信愚昧供奉野庙的无名偶像作比喻和衬托,揭露唐末国家官僚机构的腐朽,目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大唐王朝已经败坏沦落为一座乡野神庙,文武官僚是一群不如无名神像的偶像。作者认为大唐王朝及其文武官僚机构已经腐朽透顶,不能寄于丝毫希望。这就深刻地传达了唐末农民起义暴发的时代脉搏,抒发了要求推翻腐朽王朝的人民情绪。正因如此,这一段的态度和笔锋明显与上一段不同,议论尖锐透辟,讽刺辛辣无情;不是嬉笑热嘲而是怒骂鞭挞,单刀直入地揭露这群活着的官僚像无名神像一样毫无功德政绩,却更为凶恶地压榨人民,更虚伪,更无耻,更罪恶,更令人愤慨。文章到此,主题思想说透,就结束了。
最后是一首诗。按照碑文的传统格式,文末要用韵语诗歌来作个小结。这首诗就是这样,明确点出文章的主旨不在指责无名偶像,而是揭露官僚腐败;不在反对正当祭祀礼俗,而是悲愤国家腐朽。这首诗既鲜明表现作者进步的立场,也表现他的局限。陆龟蒙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一位进步的士大夫,实质上不可能反对封建帝国统治制度,也不可能根本批判神鬼迷信,所以他的锋芒主要指向李唐这一家王朝,尤其是无情鞭挞唐末腐败的官僚。但他并不反对封建帝王统治,他批判农民迷信而产生的不正当的神鬼祭祀,并不批评正当的祭祀。虽然如此,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文章的思想仍是进步的,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从艺术上看,这是一篇用传统碑文体裁写的杂感。或者说,是用杂感形式来发挥讽刺艺术力量的一篇碑文。因此,它不但具有杂感所要求的现实性、议论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更具有文学艺术上的典型性和形象性。具体地说,它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冷眼旁观,谈古论今,思想深刻,笔锋犀利。作者对于大唐帝国官僚是冷眼旁观的,冷淡、清醒、客观、无情。他这篇文章并不要给朝廷进谏,而是要说给有识后士以及黎民百姓听的,所以他像聊天似地谈古论今。他从碑的原始沿革谈到为野庙立碑,又从野庙供奉的土木偶像谈到农民被自己创造的无名偶像束缚压榨,再从古代祭祀谈到当时养官,等等,见解深刻,笔锋尖锐,鞭辟入里,抓住实质,逐步阐发主题思想,抒发作者的悲愤感慨。
其次是热嘲冷讽,说东道西,痛心愚昧,痛恨腐朽。作者对不同讽刺对象抱着不同的态度,所以全面而有说服力。他对人民的愚昧是痛心的,所以施以有情的热嘲,抒发深情的悲哀。对那些无名的神鬼偶像则以嬉笑的嘲弄,指指点点,这个黑大个儿叫将军,那个白面书生是郎官,尊贵的老太婆就是姥姥,漂亮的少妇人就叫姑姑,仿佛在欣赏雕塑艺术,令人发噱。而对文官武将,就是严峻的揭露,无情的冷嘲,尖锐的讽刺,凌厉的怒骂。但是,嘲弄讽刺的方式仍是从谈论中随时投射,好像说东道西,拉杂不拘。此文各个段落,层次后间并无严密的逻辑结构,需要谈论什么,就开个头谈起来,转过去。
第三是知识丰富,议论风发,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一开头谈碑,就把碑的原始沿革谈得头头是道。接着说浙东农民滥祀,就把滥祀风气和农民心理说得子如指掌。讲古代祭祀,两句话便概括讲出要领;论当时官僚,用几笔就勾画出典型嘴脸。这表明作者知识丰富,了解透彻,所以发出议论,都能抓住要点,讲出妙处,显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读来脉络清楚,增长见识,自然有味。
第四是比喻恰当,描写生动,语言活泼,形象鲜明。从表现手法看,此文其实抓住一个典型的比喻来做文章,就是把唐末腐朽帝国官府比作一座野庙,官僚就像野庙里的土木偶像,人民和帝国官府的关系,就像人民和野庙的关系一样,人民创造了它们,反而又害怕它们。但是两者后间有一点差别,就是活着的官僚比土木的偶像更凶恶,祸害更大。总起来看,作者用“古文”的语言,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生动活泼地描写出了几类鲜明形象,即野庙的土木偶像,忠厚愚昧的农民形象和唐末官僚的罪恶形象。
最后便是此文风格特点,嬉笑怒骂,严峻冷隽,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作者跟读者杂谈感想,启发开导,摆事实,讲道理,爱憎是分明的,但感情的表现形式却是复杂的。第一段,作者徐徐说来,娓娓动听,引人兴趣,而说到以野庙碑抒发悲哀,仿佛一拍惊木,令人震动。第二段,作者好像话分两头,各表一支,嬉笑嘲弄,而说到“农民创造这一切,又害怕这一切”,骤然一转,痛心叙述,辛酸悲恻。第三段,作者突发议论,两番转折,进入主题,鞭挞怒骂,激人愤慨。末尾用诗明确点出主题思想,说破大悲哀。这一层层叙述议论,逐步深入,表现出作者严肃沉重、感慨激奋的神情风度,形成独特风格,产生艺术效果,达到启发教育的目的。应当说,在晚唐文坛上,这篇杂感是杰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品。
此首纯写离情,题曰:“早行”,出现在词中的是行者在秋季晨风中离家时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景。篇中没有感情的直抒,各句之间也很少有连结性词语,所以,词中的离情主要是靠各句所描绘的不同画面,靠人物的表情、动作和演出来完成的。
上片写别前。开篇三句自成一段。“月皎惊乌栖不定”写的是深夜,月光分外明亮,巢中的乌鸦误以为天明,故而飞叫不定。这是从视觉与听觉两方的感受概括出来的,暗示行者整夜不曾合眼。“更漏将阑,辘轳牵金井”两句,点明将晓。这是从听觉方面来写的。更漏中的水滴已经快要滴尽,夜色将阑。同时远处传来辘轳的转动声,吊桶撞击着井口声,已经有人起早汲水了。这三句表现出由深夜到将晓这一时间的进程。“唤起”两句另是一段,转写女方的悲伤。“唤起”的施动者是谁过去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是行者,“知天已晓,唤起所别之人”;一种认为“闻乌惊漏残、辘轳声响而惊醒泪落。”“唤起”,既是前三句不同声响造成的后果,同时又是时间演变的必然进程:离别的时刻来到了。所以,就全篇来看,似以后一种解释为佳。如解释为行者把女方“唤起”,则自然要冲淡这首词所表出的那种离情的深刻性。“两眸清炯炯”,也非睡足后的精神焕发,而是离别时的情绪紧张与全神贯注。联系下句“泪花落枕红绵冷”,可见这双眼睛已被泪水洗过,“唤起”之后,仍带有泪花,故一望而“清”,再望而“炯炯 ”有神。同时,这一句还暗中交待出这位女子的美丽,烘托出伤别的气氛。“冷”字还暗出这位女子同样一夜不曾合眼,泪水早已把枕芯湿透,连“红绵”都感到心寒意冷了。
下片写别时、别后。前三句写别时依依难舍之状,曲折传神。“执手”,分别时双方的手相互紧握。古诗文里“执手”,多和惜别有关,兼示深情。柳永《雨霖铃》词里说“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诗经·邶风·击鼓》里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霜风吹鬓影”,是行者饱看女方,刻印下别前最深刻的印象:鬓发在秋季晨风中微微卷动。“去意徊徨,别语愁难听”二句,看似写情,实则是写动作。作者几度要走,却又几度转回来,相互倾吐离别的话语。这话语满是离愁。“难听”不是不好听,而是令人心碎,难以忍听。终篇两句写别后景象,又是一段。这两句写行者远去,但还恋恋不舍地回头遥望女子居住的高楼,然而这高楼已隐入地平线下去了,眼中只见斗柄横斜,天色放亮,寒露袭人,鸡声四起,更社出旅途的寂寞。人,也越走越远了。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说:“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如真清之‘断肠院落,一廉风絮。’又‘掩重关、偏城钟鼓’之类是也。”其实,“楼上阑干横斗柄,露寒人远鸡相应”也是“以景结情”的成功的妙句。
如上所述,该词最显著的特点是全篇句句均由不同的画面组成,并配合以不同的声响。正是这一连串的画面与音响的完美组合,才充分表现出难舍难分的离情别绪,形象地体现出时间的推移、场景的变换、人物的表情与动作的贯串。词中还特别注意撷取某些具有特征性的事物来精心刻画,如“惊乌”、“更漏”、“辘轳”、“霜风”、“鬓影”、“斗柄”、“鸡鸣”等等。与此同时,作者还特别着意于某些动词与形容词的提炼,如“栖不定”的“栖”字,“牵金井”的“牵”字,“唤起”的“唤”字,还有“吹”、“清”、“冷”等等,这一系列手法综合起来,不仅增强了词的表现力,而且还烘托出浓厚的时代气息与环境氛围,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真实感。
这首诗描绘了一幅萧瑟衰败的旧居景象,基调凄凉哀怨。房屋的变迁,人事的推移,直接的原因是社会的动荡,而又像是生命枯荣变幻的必然。全诗以“一觞聊可挥”做结,看似要以及时行乐来驱散心中的“恻怆”和“所悲”,但是诗人的“及时行乐”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是其人生智慧的表现形式:纵浪于“自然”之中,身心达到适意之境。陶渊明的生活建立在田园生活的“自然”的基础之上,他解决人生问题的智慧也是由此生发出来。
陶渊明在回旧居之前已经历了辞官归田后的六年躬耕生活,可以说历尽艰难困苦,而今体力渐衰,迫使他不得不回到老家。眼前破落的故里,又增添了诗人的恻怆之情。浔阳(今江西九江)为京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与西境重镇江陵(今湖北荆州)之枢纽。在过去十年中,桓玄篡乱,卢循起义,浔阳地区及左近都有激战。社会动荡与战乱,使浔阳日益凋敝。这首诗表面上似乎是专因环境、体衰而悲慨,但如果联系“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八首》之五)来看,那就会令人感到陶渊明可能有更多而未明言的悲哀。诗的最后两句“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便透露了这一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