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一首记述前朝之后来大周王室助祭之行的乐诗。全诗共八句，不分章，按诗意来分有四个层次。首二句“振鹭于飞，于彼西雍。”是以飞翔在天空的白鹭起兴，引出下文“亦有斯容”的描写。商人尚白，且是鸟图腾民族，通体羽色纯白的鹭鸟当被商人视为高洁神圣之物，它飞翔时优美的动势，栖止时从容的神态，今人且不免赞赏备至，何况是刚从原始自然神崇拜时代发展过来不久的商周人，它正是外在的美好仪表与内在的高尚精神完美统一的象征。

　　于是，三、四两句“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周人将朝周助祭的微子与被商人珍视的白鹭相比，对他大加赞美。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昕，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因此孔子称赞他是殷“三仁”之一。在他被周王朝封到宋国后，对外尊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对内广施仁德，得到殷商遗民的拥戴，他的德行堪受称扬，自属当然。至于微子的风度仪容，虽说史无明文说他怎样潇洒俊美，但肯定是十分出色的，否则“亦有斯容”之句便有落空之嫌。

　　下面五、六两句“在彼无恶，在此无斁”，是夸誉微子在宋国内外都有较融洽的人际关系。“在彼无恶”，是指微子在宋国之内受到殷民的拥护：“在此无斁”，是指微子朝周时受到热烈欢迎。这两句实际说明两个问题：微子作为被周所灭的殷商之后，在胜利者周天子面前，能够表现出不卑不馁的气度确实难能可贵；而作为胜利者的周王朝君臣，在微子面前，能够表现出不亢不骄的气度，对昔日的敌国之后以礼相待，善加照顾，也体现出一种恢宏博大的泱泱大国之风。

　　七、八两句“庶几夙夜，以永终誉”，许多解家都理解为对微子一人而言。就文本的深层语义来说，这两句应是对双方而言的。即作为失败者的后裔要坚持这种不卑不馁的精神，使亡国之族得到新生；而作为胜利者的周室君臣，也要永远保持这种不亢不骄的气度，团结各邦各族，消释历史积怨，彼此和睦相处，共同发展，才能“以永终誉”。

　　这是一首由惜春而感叹年华易逝，人生易老的词，上片写暮舂之景，景中含情；下片叹人生易老，充满不能及时建功立业的悲哀。全词写得哀感顽艳，感人至深，含意深邃，笔带凄声，亦是悼亡词中别具匠心之作。

　　该词用贺铸《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词原韵，借描绘暮春景色，抒发了词人孤独冷寞的情怀。首先将最能体现晚春景物特征的“落红”摄入笔底，这就为全词定下了基调，隐寓着词人低沉幽怨的情感。故而，下句很自然地过渡到抒情。以花拟人，似乎满路的狼藉落花，也和词人心境一样。“未肯放春归”，正表明词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情与景得到巧妙融合。

　　春去夏来，循环往复，花开花落，年复一年，这是自然的法则，非人力所能回转。燕子是候鸟，秋去春来，执着地追逐着春光，翻飞于花丛柳林，对春色寄爱最深。这里以燕拟人，寄意深婉。凄秀之词，味亦隽永，寄寓了词人高远的奇想。

　　古人每每以春色的凋谢，比喻人容颜衰老。下片中，词人笔锋陡转,由目下的“落红”，联想到自身的“韶华暮”，感叹年华易逝，暮年将至，花期无多，这正是其“恨无句”传写的“幽怀”。再者，词人毕竟是个壮怀磊落的志士，金亡前，曾“愁里狂歌浊酒，梦中锦带吴钩"（《木兰花慢》），欲作名臣贤相，以拯救日衰的国势。然而，朝廷昏暗，仕路风波，他又为岁月蹉跎，壮志未酬而怅惋。金朝的一旦覆亡，这大大出乎他所预料：“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癸已四月二十九日出京》）本想有待而为，乘时而动，不料大势已去，难图恢复，又有“棋中败局从谁复，镜里衰容只自羞”（《送仲希兼简大方》）的叹喟之语。时光飞逝，而功业无成，这或许也是词人难抒之“幽怀”。还有，遗山四十二岁时，发妻张氏身亡，这给他心灵带来惨重创伤。他曾在《三奠子》词中慨叹：“怅韶华流转，无计流连”，“闲衾香易冷，孤枕梦难圆。西窗雨，南楼月，夜如年”，表达了对亡妻的深沉追念之情。细揣词意，本处的“一襟清泪，寂寞西窗雨"，似乎正含有伤逝之意。他眼见落花纷坠，红消香断，很可能联想到人生无常，思及过早地抛他而去的亡妻，故而情怀忧伤，倍感寂寞，才道此断肠语。他的“幽怀”，或许还深蕴着此类的内容。这里，词人极力描摹自身的孤独忧凄之状，写得哀感顽艳，感人至深。且用语警拔而含意深邃，正可见其用笔之妙。

　　这首词，以婉转曲折之笔调，写语意难传之“幽怀”。全篇以描写晚春落花起调，导人感情的抒发，以人拟花，又借花写人。继而，又写春燕对春色的执着追求，以寄托个人的怀抱。然后才写及本人对自身境况不佳的感叹。转而又写花，感伤好花不常开，再转及自身的描写。词意层层转折，愈转愈深。词人所采取的笔法与他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正密相契合，互为表里。将怜花惜春、伤怀、悼亡、相思、追念等各种复杂的情感交错来写，悱恻缠绵，淋漓曲折。使外界的自然景物的转换，与词人内部感情潮水的跳荡互为包容，准确地传达出词人蕴含心底的思绪和忧伤。与一般的伤春悲秋之作相比，就其内容的含量而论，也高出许多。尽管本词有寄托，但它含而不露，幻化无迹。

　　这首绝句通过评论西晋太康诗人潘岳批评、嘲讽潘岳做人做诗的二重性格。元好问从诗写真情出发，鄙视诗写假话，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绘自己淡于利禄，忘怀功名，情志高洁，曾经名重一时，传诵千古。但是他的实际为人，却是躁求荣利，趋炎附势，钻营利禄，谄媚权贵的无耻小人。因此元好问认为，扬雄说的“心画心声”，以文识人是不可靠的，会“失真”，即言不真诚，言行不一的问题。识人，不能只观其文，还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

　　所谓“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不能绝对化，因为人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充满矛盾、发展变化的，有时也会出现假象。这样就要善于分析复杂的矛盾现象，善于识别假象，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诗歌史上诗与人不统一的现象不独潘岳，元好问的针砭是深刻的。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

　　考场失意，千百年来就是读书人心中永远的伤痛，无数士人在仕进之旅中尝尽辛酸。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将这种情绪诉诸笔端。常建的《落第长安》和无名氏的《杂诗》就充分刻画了金榜无名的失望和痛苦，无颜归家的无奈与悲伤。

　　隋唐以后，科举考试成了大多数封建士子的唯一仕进之路。由于进士科的地位重要，中不中进士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诗人杜甫由于屡试不第，所以终生潦倒；章孝标落第后，有一首归燕诗：“旧梁危巢泥已落，今年碍向社前飞。连云大厦无栖处，更望谁家门户飞。”反映了落第举子凄凉徬徨的心态。然而常建的这首诗不同，整个情绪是高亢的，表达了诗人发愤雪耻的决心，反映了开元盛世那蓬勃向上的时代气息。

　　“家园好在尚留秦”的意思是：我的家园依旧还在长安附近的秦地。这突兀其来的起句，分明是在回答别人的疑问，人们都知道，进士科竞争十分激烈，绝大多数应试者要被淘汰，那些天南地北、远离家乡的落第者中，肯定有一大部分举子客居长安，以待明年再试的。杜甫为求功名就是困守长安十年的。但是对于家在秦地的常建来说，滞留长安显得不合情理，可能会有外地的举子向他发出了疑问：你大概迁徙到外地了吧。为什么不回家呢？所以诗人起句就先回答这一个问题，接下来再作解释。

　　二、三两句写落第后的心理活动。古人说“知耻近乎勇”。“耻”字表现了诗人承认失败、不甘心失败的巨大勇气。第三句的“笑”有歧义，有人解为嘲笑，意谓“托言莺花笑人”。但这样的话，结句就纯属消极躲避了。其实莺花笑是莺啼花开的意思。初唐岑羲有“花笑莺歌迎帝辇，云披日霁俯皇川”的诗句。莺花是春日里可供赏玩的代表景物，与结句“春”呼应。古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春”。诗人是说唯恐碰上故里莺花烂漫的春光，因为它容易触起往日的游兴而蹉跎岁月，进而会造成再试不第的尴尬局面，故尔主动回避。这是由“耻”转生的危机感、恐惧心。

　　在这两重心理活动的基础上，才有结句的决心：家在思耻而不返，“且在长安度一春”。可想而知，这一春是客居求静、闭门苦读的一春。有道是：有志者事竟成，常建终于进士及第，如愿以偿。失败是成功之母；结合常建生平理解这首诗，似乎可以领悟到一些人生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