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郎》，双调，一百零五字，上片十句四仄韵，下片十二句五仄韵。此词与《二郎神》，又名《十二郎》词者，句式、字数、押韵等均不同。
“垂虹桥”，在江苏吴江县东，本名利住桥；宋庆历（宋仁宗年号，公元1041—1048年）间构亭其上，名曰垂虹亭，因亦名桥曰垂虹桥。凡七十二洞，俗称长桥。
“素天”两句，绘桥四周景色。言桥四周灰蒙蒙一片，天水相连，浊浪拍岸，冻云翻飞。“冻云”，点出时在寒冬季节。“记晓叶”三句，忆旧。词人说：记得在一个秋天的清晨，岸上还有霜露沾连在树叶上，我曾经行经这儿，并将船停靠在垂虹桥傍。在灯影幢幢中，我还乘兴吟哦过这儿的秋雨景色。“又是”两句，言今。“宾鸿”，指宾雀鸟与大雁。《吕氏春秋·季秋》：“鸿雁来，宾爵入水大为蛤。”注：“宾爵者，老爵也。栖宿于人堂宇之间，有似宾客，故谓之宾爵。”此处是说：又到了鸿雁南飞，宾雀入室而居的季节，我这才决定了回归的日期。“嗟绣鸭”三句，据《南禺书》：陆龟蒙有斗鸭一栏，颇极驯养。一旦，驿使过，挟弹毙其尤者。龟蒙曰：“此鸭善人言，欲附苏州上进，奈何毙之？”使人惧，尽与囊中金，以窒其口。徐，使人问人语之状。曰：“能自呼其名耳。”夏承焘笺《吴郡图经续记》：吴江旧有如归亭，熙宁中林郎肇出宰，又于“如归”之侧作鲈香亭，因陈文惠有“秋风斜日鲈鱼香”之句。陶潜有诗“结庐在人境”。此三句赞桥畔环境，足可幽居。“绣鸭”，指绘彩的斗鸭。《宋书·王僧达传》：“为太子舍人，坐属疾，而于杨列桥观斗鸭，为有司所纠。”据此，可见宋时也盛行斗鸭之戏。词人说：垂虹桥畔的环境优美，足够促使我决定在此结庐隐居。如果真有这么一天，那我就可以在这儿或是观看善解人意的斗鸭游戏；或是垂钓河边，钓上几尾鲜美的鲈鱼尝新。
“幽兴”三句，忆旧。词人到了垂虹桥，想起有一次曾与伊人同船来过这儿，并观赏过她临水梳洗的难忘镜头。“念倦客”三句，承前，记目前。词人说：今天我却是孤身独游重返垂虹桥，时至寒冬，我虽是穿着裘衣，头戴貂帽，但却孤孤零零地站在桥上，临水顾影自怜。这三句既承接上三句的忆旧日共游，又是遥向呼应上片“冻云不凝”的严寒天气。“酹酒”三句，倒装也。言词人孤身在桥上亭内眺望，越感凄冷难忍，于是就酹酒祭苍天，高歌飘四远，以此抒发自己胸中的郁结。“迎醉面”三句，写雪下。此言渐渐地远方的山色开始昏暗不清，暮色中的天空飘下来几片雪花，沾在词人热辣辣的醉面上。从“冻云”始，至“雪花”飞，首尾衔接，叙事完整，脉络分明。
此词抒发了作者病体初愈、徘徊香径时，悼惜春残花落、感伤年华流逝的惘怅和哀愁。
词的上片，情景交融，辞意凄婉。“病起恹恹”，即《青箱杂记》所说的“一日病起”，这句是实写作者当时的情况。由于生病，心绪愁闷，故见画堂乱正在凋谢的花枝，也好像更增添了几分憔悴。“画堂”句，不仅点出了暮春的节候特征，而且亦花亦人，花人兼写：“憔悴”，既是写凋谢的花，也是写老病的人；人因“病起恹恹”，而觉得花也憔悴；而花的凋谢也更增加了病人心理上的“恹恹”。“乱红”两句，紧承“画堂”句，进一步描绘物象，渲染气氛。有“画堂花谢”，即有“乱红飘砌”。“砌”应“画堂”，“乱红”应“花谢”，连环相扣，正是作者用笔缜密之处。“滴尽胭脂泪”，则情浓意切，极尽渲染之能事。“胭脂泪”，形象地描绘“乱红”的飘坠，赋予落花以伤感的人情，同时也包含了作者自己的伤感。
下片转入怀人念远。“惆怅”两句，写乱春人去，无人在花乱共醉，只有“惆怅”而已。“惆怅”之至，转而为“愁”，愁且“无际”，足见其怀人之深。最后两句，更以特出之笔，抒发此情。“武陵回睇”，即“回睇武陵”，由结句的“波空翠”看，作者当是由眼乱的“乱红飘砌”而联想到“落英缤纷”的武陵溪，而那里正是驻春藏人的好地方。但这里并非是实指，而是借以代指所怀念的人留连之地。不过，人在远方，虽凝睇翘首，终是怀而不见，望中徒有翠波而已。“空”字传神，极能表现作者那种怅惘、空虚的心情。
由落花而伤春，由伤春而怀人，暗寄时事身世之慨，全词闲笔婉妙，深情幽韵，若不能自胜。这种情调与政治舞台上刚毅英伟、喜怒不见于色的韩琦绝不相类。同样的情况，还有范仲淹、司马光等，皆一时名德重望，他们都写过艳丽的小词。其实，这倒是一种正常现象，如杨慎《词品》所说：“人非太上，未免有情。”唐韩偓《流年》诗有云：“雄豪亦有流年恨，况是离魂易黯然。”再者，这与词的发展特点有关。词之初起，便以抒情为上，《花间》之后，便形成了婉约的传统，韩琦生活的那个时代，词还没有突破这个传统。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
此诗写一位出征军人的妻子在明媚的春日里对丈夫梦绕魂牵的思念，以及对战争早日胜利的盼望，表现思妇的思边之苦及其对爱情的坚贞。全诗言辞朴实无华，情景交融，神骨气味高雅浑然，富有民歌特色。
李白有相当数量的诗作描摹思妇的心理，《春思》是其中著名的一篇。在我国古典诗歌中，“春”字往往语带双关。它既指自然界的春天，又可以比喻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诗题“春思”之“春”，就包含着这样两层意思。
“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开头两句是说，燕地小草像碧丝般青绿，秦地的桑树已经叶翠枝绿。
开头两句，可以视作“兴”。诗中的兴句一般就眼前所见，信手拈起，这两句却以相隔遥远的燕、秦两地的春天景物起兴，颇为别致。“燕草如碧丝”当是出于思妇的悬想；“秦桑低绿枝”，才是思妇所目睹。把目力达不到的远景和眼前的近景配置在一幅画面上，并且都从思妇一边写出，在逻辑上说，似乎有点乖碍，但从写情的角度来看，却是可通的。试想：仲春时节，桑叶繁茂，独处秦地的思妇触景生情，终日盼望在燕地行役屯戍的丈夫早日归来；她根据自己平素和丈夫的恩爱相处，料想远在燕地的丈夫此刻见到碧丝般的春草，也必然会产生思归的念头。见春草而思归，诗人巧妙的把握了思妇复杂的感情活动，用两处春光，兴两地相思，把想象和怀疑和眼前的真景结合起来，据实构虚，造成诗的妙境。所以不仅起到了一般兴句所能起的烘托情感的作用，而且还把思妇对于丈夫的真挚的感情和他们夫妻之间心心相印的亲密关系传写出来，这是一般兴句不容易做到的。两外这两句还运用了谐声双关。“丝”谐“思”，“枝”谐“知”，这恰和下文思归和断肠相关合，增强了诗句的音乐美和含蓄美。
“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三、四句是说，当你怀念家园盼归之日，早就思念你而愁肠百结。
三、四两句直接承接兴句的理路而来，故仍从两地着笔。丈夫及春怀归，按理说，诗中的女主人公应该感到欣喜才是，而下句竟以“断肠”承之，这又似乎违背了一般人的心理。但如果联系上面的兴句细细体会，就会发现，这样写，对表现思妇的感情又进了一层。元代萧士赟注李白集曾加以评述道：“燕北地寒，生草迟。当秦地柔桑低绿之时，燕草方生，兴其夫方萌怀归之志，犹燕草之方生，妾则思君之久，犹秦桑之已低绿也。”这一评述，揭示了兴句与所用之词之间的微妙的关系。诗中看似与理不合之处，正是感情最为浓密的所在。
“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末两句是说，春风啊你与我素不相识，为何吹进罗帐激我愁思？
诗中的最后两句，诗人捕捉了思妇在春风吹入闺房，掀动罗帐的一霎那的心理活动，表现了她对行役屯戍未归的丈夫的殷殷思念之情。从艺术上说，这两句让多情的思妇对着无情的春风发话，又仿佛是无理的，但用来表现独守春闺的特定环境中的思妇的情态，又令人感到真实可信。春风撩人，春思缠绵，申斥春风，是为了表达孤眠独宿的少妇对丈夫的思情。以此作结，恰到好处。
无理而妙是古典诗歌中一个常见的艺术特征。从李白的这首诗中不难看出，所谓无理而妙，就是指在看似违背常理、常情的描写中，反而更深刻的表现了各种复杂的感情。
此诗运用了第三人称的写法，写出了少妇渴望爱情，渴望夫妻相依相偎，甚至举案齐眉的平凡生活。此诗结构直中有婉，虚实相映；描写细腻，突出细节；运用叠词，富有情韵。
此诗叙述的是一个生活片断，大致描述如下：女主人公独立楼头，体态盈盈，如临风凭虚；她倚窗当轩，容光照人，皎皎有如轻云中的明月；她红妆艳服，打扮得十分用心；她牙雕般的纤纤双手，扶着窗棂，在久久地引颈远望：她望见了园林河畔，草色青青，绵绵延延，伸向远方。“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欲何之，宿昔梦见之”（《古诗》），原来她的目光，正随着草色，追踪着远行人往日的足迹；她望见了园中那株郁郁葱葱的垂柳，她曾经从这株树上折枝相赠，希望柳丝儿，能“留”住远行人的心儿。原来一年一度的春色，又一次燃起了她重逢的希望，也撩拔着她那青春的情思。希望，在盼望中又一次归于失望；情思，在等待中化成了悲怨。她不禁回想起生活的拨弄。她，一个倡家女，好不容易挣脱了欢场泪歌的羁绊，找到了惬心的郎君，希望过上正常的人的生活；然而造化竟如此弄人，她不禁在心中呐喊：“远行的荡子，为何还不归来，这冰凉的空床，叫我如何独守！”
此诗写的就是这样一个重演过无数次的平凡的生活片断，用的也只是即景抒情的平凡章法、“秀才说家常话”（谢榛语）式的平凡语言；然而韵味却不平凡。能于平凡中见出不平凡的境界来，就是此诗——也是《古诗十九首》——那后人刻意雕镌所不能到的精妙。
这首诗其实就是一首歌词，是能够歌唱的诗句，也是《古诗十九首》中使用了第三人称叙说的形式。
诗的结构看似平直，却直中有婉，极自然中得虚实相映、正反相照之妙。诗境的中心当然是那位楼头美人，草色柳烟，是她望中所见，但诗人——他可能是偶然望见美人的局外人，也可能就是那位远行的荡子——代她设想，则自然由远而近，从园外草色，收束到园内柳烟，更汇聚到一点，园中心那高高楼头。自然界的青春，为少妇的青春作陪衬；青草碧柳为艳艳红妆陪衬，美到了极至。而唯其太美，所以篇末那突发的悲声才分外感人，也只是读诗至此，方能进一步悟到，开首那充满生命活力的草树，早已抹上了少妇那梦思般的哀愁。这也就是前人常说的《十九首》之味外味。如以后代诗家的诗法分析，形成前后对照，首尾相应的结构。然而诗中那朴茂的情韵，使人不能不感到，诗人并不一定作如此巧妙营构，他，只是为她设想，以她情思的开展起伏为线索，一一写成，感情的自然曲折，形成了诗歌结构的自然曲折。
诗的语言并不经奇，只是用了民歌中常用的叠词，而且一连用了六个，但是贴切而又生动。青青与郁郁，同是形容植物的生机畅茂，但青青重在色调，郁郁兼重意态，且二者互易不得。柳丝堆烟，方有郁郁之感，河边草色，伸展而去，是难成郁郁之态的，而如仅以青青状柳，亦不足尽其意态。盈盈、皎皎，都是写美人的风姿，而盈盈重在体态，皎皎重在风采，由盈盈而皎皎，才有如同明月从云层中步出那般由隐绰到不鲜的感觉，试先后互易一下，必会感到轻重失当。娥娥与纤纤同是写其容色，而娥娥是大体的赞美，纤纤是细部的刻划，互易不得。六个叠字无一不切，由外围而中心，由总体而局部，由朦胧而清晰，烘托刻画了楼上女尽善尽美的形象，这里当然有一定的提炼选择，然而又全是依诗人远望或者悬想的的过程逐次映现的。也许正是因为顺想象的层次自然展开，才更帮助了当时尚属草创的五言诗人词汇用得如此贴切，不见雕琢之痕，如凭空营构来位置辞藻，效果未必会如此好。这就是所谓“秀才说家常话”。
六个叠字的音调也富于自然美、变化美。青青是平声，郁郁是仄声，盈盈又是平声，浊音，皎皎则又为仄声，清音；娥娥，纤纤同为平声，而一浊一清，平仄与清浊之映衬错综，形成一片宫商，谐和动听。当时声律尚未发现，诗人只是依直觉发出了天籁之音，无怪乎南朝钟嵘《诗品》要说“蜂腰鹤膝，闾里已具”了。这种出于自然的调声，使全诗音节在流利起伏中仍有一种古朴的韵味，细辨之，自可见与后来律调的区别。
六个叠词声、形、两方面的结合，在叠词的单调中赋予了一种丰富的错落变化。这单调中的变化，正入神地传达出了女主人公孤独而耀目的形象，寂寞而烦扰的心声。
这位诗人不可能懂得个性化、典型化之类的美学原理，但深情的远望或悬想，情之所钟，使他恰恰写出了女主人公的个性与典型意义。这是一位倡女，长年的歌笑生涯，对音乐的敏感，使她特别易于受到阳春美景中色彩与音响的撩拔、激动。她不是唐代王昌龄《闺怨》诗中那位不知愁的天真的贵族少女。她凝妆上楼，一开始就是因为怕迟来的幸福重又失去，而去痴痴地盼望行人，她娥娥红妆也不是为与春色争美，而只是为了伊人，痴想着他一回来，就能见到她最美的容姿。因此她一出场就笼罩在一片草色凄凄，垂柳郁郁的哀怨气氛中。她受苦太深，希望太切，失望也因而太沉重，心灵的重压，使她迸发出“空床难独守”这一无声却又是赤裸裸的情热的呐喊。这不是“悔教夫婿觅封侯”式的精致的委婉，而只是，也只能是倡家女的坦露。也唯因其几近无告的孤苦呐喊，才与其明艳的丽质，形成极强烈的对比，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诗人在自然真率的描摹中，显示了从良倡家女的个性，也通过她显示出在游宦成风而希望渺茫的汉末，一代中下层妇女的悲剧命运。这就是个性化的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