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写离别之后的情景。“上国”二句，点明主题，写离别之情。开端两句都是二字短句，接下来的第三句虽为六字，却需三字停顿一下，叙事的句子语势富有节奏却十分急促，化了词人的行色匆匆，又与下句“长安古道绵绵”形成鲜明的对比。行色匆匆说明词人与亲人离别的时候也是短暂的，道途“绵绵”则又意味着难以再次相聚。词的开端即通过叙事与写景为全词铺设了浓重的悲剧氛围。“岸花啼露”、“安柳愁烟”是描绘离别之景，清代学者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里写道：“昔人论诗，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岸花”本是乐景，但是词人却以“啼露”修饰，颇有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的感觉，因为词人“啼”、“愁”，所以他才会看到“岸花啼露”、“安柳愁烟”。这里的“露”又象征着人的眼泪，“烟”象征着人的愁情。以景写情，又移情于景，分不清是情还是景，这既是“物情”，又是“人意”。接下来的“物情人意”四字，下的十分精当，所营造的意境又极其凄绝、迷离，自是“向此触目，无处不凄然”了。
词的下片转而写与妻子分别时的情景。过片换头句写临分手的瞬间。“醉拥征骖犹伫立”，这时词人已经喝醉了，坐在车上，词人却想“伫立”，想要留在此地，不想继续走下去了，这是因为思念所致。“盈盈泪眼相看”，“盈盈”的泪水饱含着依依惜别的情意，这里其实也暗示了车子的走动，不然又怎会泪眼“盈盈”。当对方已经在视线中消失的时候，词人又想到今次离别之后的孤寂，写孤寂分别从双方着笔：先写妻子这边，“况绣帏人静”；后写自己，“更山馆春寒”。彼此一个在“绣帏”，一个在“山馆”，但同样是“人静”、“春寒”。这是一组工稳的对偶句，“况”、“更”为领字，“人静”、“春寒”是互文，遣词造句极为考究。煞拍一韵合二处为一体，“今宵怎向漏永，顿成两处孤眠”，同一个“今宵”，同样的“漏永”，同样的“孤眠”，也同样是无可奈何，更是无法忍受的。
词的上片，时间、空间相对静止，饯别之时、临岐之地；下片时间、空间相对处于推移变化中，时间延长，空间扩展。时空设计上的匠心，把离情抒写得既有浓缩的情致，又有绵长的余韵。
这首《临江仙引》在构思布局以至旨趣上，均颇为类似著名的《雨霖铃·寒蝉凄切》，但词意较为高洁，较少缠绵细腻之状，又没有“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的寥廊、“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清雅，故而在意蕴丰厚上明显逊于后者，其影响自然远远不及后者。
这是一首借写夜季之景，寄托词人归隐而去的愿望之作。
词的上片着重歌咏“三高”，以抒发追思先贤的幽情。“挽住风前柳，问鸱夷当日扁舟，近曾来否？”表达追怀范蠡之情。笔姿潇洒，落响不凡。一下子便将读者带入了追忆住昔的艺术境界。词人以“风前挽柳”发问，构思奇特；而所问之事，则为当年鸱夷子的扁舟。接着以“月落潮生无限事，零落茶烟未久。”这两句是词人在缅怀唐代文学家陆龟蒙，抓住了其嗜茗的典型细节，突现出其隐居生活的无限情趣。“谩留得莼鲈依旧。”引用的是张翰因秋风起思念故乡莼羹鲈脍的故事，追忆当年弃官归隐的贤士张翰。张翰的情怀，已成往迹，此时只有莼菜鲈鱼，依然留味人间。词人不禁再次感慨发问：“可是功名从来误，抚荒祠、谁继风流后？”词人身处野草荒芜的古寺，思及古人前贤的功名之事，不禁感慨万千。
词的下片着重写钓雪亭边夜雪的情景，进而表明自己如前贤一样隐居垂钓的心愿。“江涵雁影梅花瘦，四无尘、雪飞云起，夜窗如昼。”这三句先点季节，次写雪飞，再写雪景，笔调秀丽。思澈神清，绘景如画，接着以“万里乾坤清绝处，付与渔翁钓叟。又恰是、题诗时候。”三句引发赞叹之情。这江山夜雪，万里乾坤，霎时成为琼瑶世界。可是这清绝人寰的胜景，又有谁来欣赏呢？看来只能“付与渔翁钓叟”了。这时，只有他们是天地间真正的主人。除此以外，对于词人来说，也是最好不过的题诗的时候。词人思量至此，不觉逸兴顿生，“猛拍阑干呼鸥鹭，道他年、我亦垂纶手。飞过我，共樽酒。”表明词人此时内心全为清景所陶醉，也表达了对“三高”的高度崇敬的心情。这里所呼唤的鸥鹭，虚实结合，言明心志。言其为虚指，是即使有，它们未必能懂得人的心意。说是实指，古时誓志高隐的人，都惯于和鸥鹭结盟为友，因此志同道合有意隐居于江湖的人士，可以称为鸥盟，词人是和友人赵子野等同来的，称他们为同盟的鸥鹭，也是非常切合的。
在词的上片，词人纵情歌赞三高的高风亮节，以实写虚，先拓开境界。而以“抚荒祠谁继风流后”一句，为下片即景抒怀歌咏钓雪亭这一主题，奠定了根基。上片所咏，只是“山雨欲来”之前的衬笔。下片写钓雪亭上所见的江天夜雪的清景，以及词人和友人在观赏此景之后，对渔翁钓叟的艳羡，对水边鸥鹭的深情呼唤，对自己他年有志垂纶的衷心誓愿，才是这首词的主体。这首词有意在笔先、一唱三叹、情景交融、神余言外之妙。除此之外，意境清新、优美，语言隽丽，表现出词人清俊潇洒的风格，是一首成功之作。
建安时代，由于曹操招贤纳士，文人群集于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 ，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其时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曹植比较年轻，而曹丕和这些文人“出则连舆，止则接席” (曹丕《与吴质书》) ，一同切磋诗文，相处密切。因此，他便成为“邺下风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学繁荣、创作经验不断积累和交流的情况下，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基础，曹丕的文学思想逐渐孕育成熟; 同时，作家们也急需理论指导，于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便应运而生了。
这篇评论一开始就指出文人的一种积习：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随即举例说明：傅毅与班固相比，文才相差不远，在“伯仲于间”，但是班固却小看傅毅，嘲笑傅毅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作者在举这个事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叙述中寓批评于意。接着，文章分析“文人相轻”的原因，指出人们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能把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看问题的片面性造成了“文人相轻”。文章在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原因于后，又举出一个谚语来说明问题，“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于千金。’ 斯不自见于患也。”作者指出，这是看不见自己短处的弊病。文章至此为第一段。在这一段中，批评“文人相轻”，先说那些文人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再说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短处，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交错论述，只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不过，曹丕论文，为什么首先批评“文人相轻”的积习呢? 因为这种积习，妨碍相互研究和取长补短，不利于文学的繁荣。而在曹丕看来，文章是“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所以对于这种妨碍文学繁荣的“文人相轻”的积习，一开始就提出批评。
第二段开始，遂举出建安七子。曹丕认为这“七子” “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就是说他们无所不学，为文不因袭别人，能够创新。又说他们都自以为是能日行千里的良马，仗着自己的才能，步伐一致地并肩驰骋，以这样的情况而能互相佩服，诚为难能可贵的了。这是称赞“七子”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文章在上一段批评了 “文人相轻”的积习，这一段接着称赞“七子”能互相佩服的风范。一批评，一赞扬，作者的目的都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使文人能更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以促进文学的发展，来为“经国”服务，并求得“不朽”。至于作者自己，他认为是能“审己以度人”的，即能够看清自已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够避免“文人相轻”的积习，而平心地写出这篇《论文》。我们从这一段和上一段的对照中可以看出，作者是要改变“文人相轻”、“弊帚自珍”的积习，而代于以“审己以度人”的态度来公正地评论作家。“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于匹也。”作者指出，王粲擅长于写辞赋，徐干的辞赋常有齐地舒缓于气，但是仍可以和王粲相媲美。接着举出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四篇辞赋以及徐干的《玄猿》、《漏巵》、《圆扇》、《橘赋》四篇辞赋为例，说明即使是辞赋名家张衡和蔡邕的作品也没能超过它们。这是很高的评价。不过，作者随即指出：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王粲和徐干对于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能象辞赋那样写得好了。这里对王粲和徐干的评论，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琳、瑀于章表书记，今于隽也。”对于陈琳、阮瑀，作者指出他们的奏章、表文、书信于类，是当今写得最出色的。至于别的文章如何呢?作者没有说，但不言而喻。这里同样是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不过长处实写，短处虚写，以实带虚，言约意密，在修辞上是很高明的。“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对于应玚和刘桢的评价，从他们的文章风格着眼，各用四个字来概括其特点，兼及长处和短处，语言也极其凝练。“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对于孔融，作者说他禀性和才气都很高妙，有超过别人的地方; 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辞藻胜于说理，还常掺杂一些嘲戏的词句。这里对嘲戏于辞的批评，是有历史背景的，最明显的就是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绍后，让曹丕娶了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遂写信给曹操，说： “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嘲讽曹操。不过作者在指出孔融的短处后，接着说，至于孔融那些写得好的文章，是可以和扬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敌的，仍坚持全面地看一个作家。至此，论文的第三段结束。在这段评论中，曹丕力求用全面的观点、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七子”。从“七子”现存的文章来看，曹丕的这段评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者还有些私人关系上的原因，曹丕对“七子”的评论，也还不免有偏颇于处。例如对孔融的评价就难免夹杂一些成见。据史载，孔融起初与曹操交好，后来“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后汉书·孔融传》)对于把文章看成“经国于大业”的曹丕来说，孔融的政治态度，当然会引起他的不满。再加上为娶甄氏的事，孔融嘲讽曹操，曹丕当然也很难堪。所以，对孔融的评论，虽力求全面，终也难免有些成见和偏颇。正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至于他对孔融，就称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不免有些微辞了。”曹丕在这一段中，初次提出了文气问题，接触到文章风格和人的关系 (即与作家气质的关系)，这是在曹丕于前不曾有人谈到过的，对后来文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四段开头，文章遥承第一段意脉，指出文学批评者的两种错误态度：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接着再遥承“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意脉，进一步论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于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作者说明，文章的本源相同，支流各异，就是说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文体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体论，认为奏议要典雅，书论要有条理，铭诔要崇尚真实，诗赋要辞藻华丽。这“四科”不同，作家的所长只偏于某些方面，只有具备各方面才能的人，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通才”当然是很少的，所以，“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是不对的。曹丕把文体分类，虽非首创，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把文体分得更细密了。他对各体的特点和要求的论述，虽然还不完全恰当和周密，但对我国文体论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是一个里程碑。在曹丕于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重在本;曹丕这种把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里的文体论，都是这篇《论文》中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段既照应上文，又阐述了对文体的新鲜见解。笔法上不脱不黏，摇曳生姿。
文体各有特点，作家通常只长于某些方面，那么，为什么偏偏只长于此而不长于彼呢?曹丕在文章第五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气为主。气于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认为，文章如何，主要在于作家的才气。俊爽超迈的阳刚于气和凝重沉郁的阴柔于气是有分别的，不是用力勉强可以达到的。他接着举例说：譬如音乐，曲调虽然相同，节奏法度也一样，但是运气行腔不一致，人的素质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也不能转移给自己的子弟。曹丕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风格即人”的命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气质、个性、风格的天赋性，甚至说“不可力强而致”，这就陷入了“先天决定论”的泥潭。尽管如此，曹丕的文体论却启发了后来许多人去研究，对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一段，作者先郑重指出： “盖文章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这是本着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的时代，文学本来还包括哲学、历史等著作，而以“文章”来称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汉末的大动乱，使封建秩序遭到重大破坏，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大为削弱，于是，文学从经学的支配下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曹丕抛弃前人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可以为“经国”服务，写得好的可以“不朽”。这种对文学的独立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但曹丕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尚有过分于处。接着，曹丕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人的寿命有终了的时候，荣乐也只限于自己的一身，这两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远流传。可见文章的价值真是“不朽于盛事”。他鼓励文人们说： “是以古于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于辞，不托飞驰于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就是说古代作者从事写作，把见解表现在文章里面，就无须乎借助良史的文辞，无须乎依托权贵的势力，而名声自然流传于后世。这些话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从事文学写作有这么大的意义，是不是所有文人都努力写作呢?曹丕说： 西伯被囚禁而推演易象作卦辞，周公旦显达而作《周礼》，不因穷困就不著作，也不因安乐就改变著作的意图。因此，古人轻视尺璧而重视寸阴，害怕时间流逝。可是，人们大都不肯奋发努力，贫贱时惧怕饥寒，富贵时纵情享乐。于是就只经营眼前的事务，而丢掉了千载不朽的功业——做文章。这里通过两种写作态度的对比，作者表现出他对前者的热情赞扬和对后者的强烈不满。随后，作者深有感慨地写道：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于大痛也! ”曹丕简直是在大声疾呼，催促文人们抓紧时间，努力写作。末了，更以孔融等人已经逝世，唯有徐干著有《中论》，能够成一家于言的事例，说明抓紧有生于年努力写作的重要性。笔端带着感情，使人在觉得言于有理的同时，更受到情感的感染。
纵观全文，我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等等，都已涉及到。虽然曹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恰当，而且对问题的论述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它毕竟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魏文(曹丕)于才说： “乐府清越，《典论》辨要。”用“辨要”二字来概括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语言特点，是非常准确的。
这是一首以春雨为背景来写闺怨的歌词，风格颇似北宋前期的晏殊欧阳修。
词的开头两句“一曲歌成酒一杯，困人天气好亭台。”显然袭用了晏殊《浣溪沙》开头之“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晏殊“一曲新词”之“新”，是与后句中之“去年”及“旧”字相照应的，为下阕抒情“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作了很好的铺垫。这里中白所写题材与大晏相同，画面背景也有相似之处。以“歌成”取代“新词”，未见佳妙；但后句“困人”二字则显然紧扣“春雨”的背景，并为写闺怨的主题作好准备，妙在信手拈来，不露痕迹。
“沉沉春昼斜飞雨，寂寂闲亭乱点苔”二句，即是承“困人”二字展开来说的。天气何以“困人”？只缘“沉沉春昼斜飞雨”，春天白昼较长，“沉沉”此处有“漫漫”、“漫长”之意。“斜飞”二字，写春风颠狂，又与下句“乱点”二字相照应。由于春昼漫长，风雨不断，所以闺亭终日紧闭。一“闲”字是与“寂寂”二字相呼应的，骤雨终日，自然不会有客来访，因而显得“寂寂”，只有台下的青苔，在春雨润湿下，任意蔓延滋长。两句有声有色的写景，为下片写闺怨提供了一个典型环境。
换头三句写春雨之中百花纷谢。“花几簇，锦千堆”二句，极写春日繁花处处可见，或一丛丛，一簇簇，或万紫千红，锦绣成堆。然而经过春雨摧残，终于“落红成阵”。帘内的思妇，眼见众花零落，映照香腮，极易产生美人迟暮之感。“映香腮”二字亦人亦花，亦花亦人，“花面交相映”，含不尽之意。思妇不忍看这众芳凋零的景象，“不如却下帘儿坐，自看同心七宝钗。”钗为女性首饰，“七宝”指多用宝物装饰。“同心”二字有二义；一是钗本身是由两股合成，如夫妇同心；二是暗示此钗乃其所爱者所赠。因百花凋零而有美人迟暮之惧，美人迟暮又有为所欢抛弃之惧。怎样才能避免这一后果，消释眼前愁闷呢？关键在于所欢对自己始终不渝的爱，故结尾两句，以看同心钗来自我慰藉，生动地传达了她此时的心态。
这首词颇似温庭筠的《菩萨蛮》组词，作者虽是常州派的后劲，但看不出这首词有何深沉的寄托。从艺术上看，此词除开头两句袭用晏殊词句外，还在于较注重意境的刻划。“沉沉”二句形象生动地从形和声两方面写出春雨的神态。而“落红成阵映香腮”，则以暮春的落花飞雨，烘托闺中人的寂寞无聊，而又于百无聊赖中透露一丝相思的恋情。人总是既生活在现实中，又生活在希望中的，没有希望就没有生活。全词即在这向往中收住，留下耐人寻味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