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
这首词的上片自述身世抱负、语句通俗直言不讳。“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二句显示出宋江对自己文才武略的自信心。下片写遭受迫害的词人，记述词人受到官府的酷刑后，又变成了流放犯，被发配到江州，郁积在心中的愤懑因酒醉喷发而出，豪情纵横地抒发了他深藏于心中的不凡怀抱。
该词格调高昂激越。写作手法是由低到高、由柔到刚循序渐进地陈述与抒发，虽然语言通俗明白如话，毫无文饰，但难得的是真情实志发自心底，没有丝毫矫揉之气，读其词如见其人。
上片自述身世抱负、语句通俗直言不讳。“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是说自己文通经、史，自有经邦济世之才；武晓韬略，知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的应变之术。然而北宋徽宗昏暗不明、贤愚不辨，重用蔡京、童贯等奸佞小人，致使豺狼横行、忠贤被黜、黎民受压。“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两句采用比喻手法，以猛虎卧于深山荒丘比喻自己之不得志，只能暗中收敛起尖牙利爪忍受屈辱等待着时机到来。反映出踌躇满志的词人不向恶势力低头、敢与命运抗争的叛逆性格。应当注意到以“猛虎”自喻，所抒发的非同寻常之志，虎为百兽之王，可以呼啸生风。所以此处已表达了词人有叱咤风云、改朝换代的志向。
下片写遭受迫害的词人，原本具有的反叛意识便有了进一步的升华。“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两句，记述词人受到官府的酷刑后，又变成了流放犯，被发配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市一带）。“刺文双颊”，指古代的黥刑，又叫墨刑，即以刀刺纹于犯人的面颊、额头后以墨涂之，墨生于肉，则刺文不去，留下做终生的耻辱。这对于一般人尚且不堪忍受，何况是一个文武全才、胸怀大志、以猛虎自比的人！所以“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便是该词的必然结尾，也是词人多年壮志、满腹积恨如山洪般地爆发，鲜明地表现了“官逼民反”、“要生存就要反抗斗争”的主题。“浔阳江口”，便在江州，是他流放服役之处；“血染”之义，便是真刀真枪地大干一场，对大大小小的奸臣贼子决不宽恕。这是铮铮铁骨的七尺男儿复仇的怒吼，不愧是后来纵横江湖、驰骋数州、经历十郡，一时之间宋军不敢抗拒的义军领袖应有的气魄。
这是一首慨叹人情冷暖的诗作。表面上看，全篇既没有精彩的警句，也很少有环境氛围的艺术描绘，似乎是平平淡淡、语不惊人；实际上它以“直说”见长，指事状物，浅切形象；信口信手，率然成章；言近旨远，发人深省，别具一种淡而有味的诗趣。
全诗结构紧凑，层次分明，步步围绕主题，写得颇有情致。首段六句，作者以概述的笔调，指出妻室儿女态度好坏的关键在于一个“钱”字。拥有钱财时，一切都好，妻室儿女也显得十分殷勤。假如要脱衣服，很快就会有人把脱下的袍袄折叠得整整齐齐；假如离家出外若商，还要一直送到大路旁边。诗人在这里选取习见的生活现象，以凝炼的笔触，不加修饰地叙写出各种场景，给人以平凡而生动的感觉。
接着，作者利用贴切的比喻，进一步刻画出金钱引起的种种媚态：“将钱入舍来，见吾满面笑。绕吾白鸽旋，恰似鹦鹉鸟。”当携带金钱回到家中时，他们一个个笑脸相迎，像白鸽那样盘旋在周围，又好似学舌的鹦鹉在耳边喋喋不休。人们向来把鸽子当成嫌贫爱富的鸟类，而鹦鹉则被视作多嘴饶舌、献媚逢迎的形象。因此诗人用“白鸽”、“鹦鹉”来比喻见钱眼开的贪财者。
最后六句，概括全篇主旨，也是王梵志对世情险薄的愤激之语。句中的“邂逅”、“貌哨”，皆为唐人口语。这几句诗中，作者直率地警告那些庸俗的贪财者，如果只为贪图钱财，而毫不顾及人的情义，那就要看看来时的报应了。这里，诗人率直地写下了他的愤激之情。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明显的特点是：以锐敏的观察力捕捉生活中某些不大为人重视的动作和事理，运用通俗凝炼的语言，设想奇巧的对比描写，着墨不多，无意于渲染，但是那种贪钱者的丑态便跃然纸上。与此同时，诗人的不平之气也豁然而出。作者利用比较娴熟的驾驭民间语言的能力，出语自然，质直素朴，言近旨远，从而开创唐代以俗语俚词入诗的通俗诗派，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