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仅十句。头八句是写黄家洞蛮抗击官军的战事大略。“雀步蹙沙声促促,四尺角弓青石镞”是写其步履与武装。步子非常奇特,是雀儿一样的步子,一跳一跳的,步子踏(“蹙”)在沙上,便发出“促促”的响声;而他们的武装却是四尺见长的用兽角装饰的弓和用青石作箭头的箭。“黑幡三点铜鼓鸣,高作猿啼摇箭箙”是写黄家洞蛮部队的情状。一种狭而长的黑旗点了三下,铜鼓声大震,蛮民集合了。每一个黄家洞人都像猿猴那样怪声怪气地大声叫喊,双手还频频摇着自己的箭袋(箭箙)。“巾缠踍幅半斜,溪头簇队映葛花”是写这支部队的“军服”。这“军服”和民服无异,也是够别致的了:他们的“裹腿”仅用彩巾斜缠着的。这一支队伍在溪头傲立,映着正在开放的红紫色的葛花,那艳丽斑驳的色彩也够撩人眼目的了。“山潭晚雾吟白鼍,竹蛇飞蠹射金沙”是写黄家洞蛮伏击官军的战事。这一场伏击是这样奇妙、神速,就好似白鼍晚吟、竹叶青蛇、飞蠹突然向人发动袭击一样,不但恐怖异常,也让人猝不及防。这一句王琦解为“状洞中景物”,实不确。因为这样解,此句便游离于全篇。叶葱奇注为写翻船(白鼍)和蛮人之射箭(竹蛇、飞蠹)。又有点过于拘泥。其实这两句就是写黄家洞蛮作战的勇猛无敌、神速无匹的。
后两句是写战后情景。这里有一个对照:黄家洞蛮在战后,骑着自己的“竹马”悠悠然地回到家里;可官军却屠杀容州的百姓,以人头数交差。
这首诗的题旨是刺官军的无能、残暴与歹毒。李贺一生,贫病相加,仕途多舛。他对当道者是充满了无比的憎恨与愤怒的。他的诗因此很不乏讥刺时事之作。如《夜饮朝眠曲》是刺当权者的淫逸生活的,《秦宫诗》是刺豪门的专横跋扈的,《吕将军歌》是刺宦官带兵平藩的,《老夫采玉歌》是刺富者榨取采玉工人血汗的。《黄家洞》与这些讽时刺世之作,在批判的精神上是相通的。但这一首诗同情并讴歌少数民族人民的起义斗争,这在唐诗中又实属罕见。李贺的这一首诗,是超越了阶级和种族偏见的。在这一点上,李贺要比他的师长韩愈——他称黄家洞为“贼”——的思想要先进得多。这首诗应当是李贺诗中的民主性的精华。虽历经世,又过千载,这首诗的思想异彩仍能在唐诗苑中放射出奕奕不灭的耀眼光华。
《黄家洞》在艺术上仍是一种奇崛幽峭,秾丽凄清的风格。奇特的步式、蛮荒的戎装、猿啼一般的怪叫,都生发出一种诡奇而幽丽的神韵;而那与这“奇装异服”相映的红紫色的葛花,又很能增加全诗的凄清而艳丽的氛围。在这里,诗人是把战士诗化了。把战事也诗化了。战争并不残酷,它显得很美好,很有趣。这一点不仅说明诗人的同情是在黄家洞人民方面,也说明诗人的美学观总是和善、和同情心联系在一起的。再就是篇末点题法。全诗十句有九句是写黄家洞人的军威的,仅在篇末才点了官军一笔。而这一笔恰恰是全诗的关键处、诗意所在。全诗由这一句而神彩飞动,令人震惊。按理说,表现主题的部分一定要用重笔墨,不厌其繁,而这首诗却一反常情,不厌其略。这种手法,恰如相声的抖包袱皮,一层层剥去,显得很有趣,很有情致,而剥到最后竟是一个奇异的发现,这就要比句句写官军杀良报功的方法巧妙、神奇,而且会经济得多。大约这种方法十分类似军事上的声东击西,很能出奇而制胜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像雀儿跳跃,促促地踩着黄沙上战场,青石磨制的箭头,饰有兽角的硬弓四尺长。
黑旗三挥,铜鼓擂得震天响,高声呐喊如猿啼,还用力摇动着箭囊。
彩带缠在小腿上,打成斜折状,彩衣缤纷的队伍与葛花相映,排列在溪旁。
夜雾笼罩的山潭里,白鼍的吼声令人胆丧,竹蛇飞蠹在暗处袭击,更叫人难以提防。
黄洞人获胜,悠闲地骑着竹马缓缓回家去,官兵在容州竟残杀辖境的百姓去冒功请赏。
注释
雀步:行路像雀跃一样。
蹙:踩踏的意思。
促促:象声词,在沙地上行走的声音。
角弓:用兽角做成的弓箭。
青石镞:用青石磨成的箭头。
幡:一种窄长的旗帜。
点:指点。挥动示意。
铜鼓: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用铜铸成的鼓,供聚集或征战时用。
高作猿啼:高声呼叫像猿啼一样。
箙:盛箭的器具。
彩巾:彩带缠绕在小脚上,打绑腿。
踍:字书无此字,疑“跤”或“骹”字,实即小腿。
幅半斜:绑腿打成斜折行状。
溪头:犹溪边。
白鼍:鳄鱼的一种,俗称鼍龙,又称猪龙婆。
竹蛇:竹根蛇,剧毒。
飞蠹:毒虫名。王琦认为是“飞蛊”之误。
射金沙:含沙射人影。据传,一种名叫“蜮”的短狐,能含沙射人。
竹马:在这里指当地一种小型的、能穿越竹林的马。叶葱奇以为“竹马”为指小儿,大约是据“青梅竹马”一语;王琦认为是当地一种马名。容州:唐代州名,今广西一带。
槎:土著居民之通称。
全诗仅十句。头八句是写黄家洞蛮抗击官军的战事大略。“雀步蹙沙声促促,四尺角弓青石镞”是写其步履与武装。步子非常奇特,是雀儿一样的步子,一跳一跳的,步子踏(“蹙”)在沙上,便发出“促促”的响声;而他们的武装却是四尺见长的用兽角装饰的弓和用青石作箭头的箭。“黑幡三点铜鼓鸣,高作猿啼摇箭箙”是写黄家洞蛮部队的情状。一种狭而长的黑旗点了三下,铜鼓声大震,蛮民集合了。每一个黄家洞人都像猿猴那样怪声怪气地大声叫喊,双手还频频摇着自己的箭袋(箭箙)。“巾缠踍幅半斜,溪头簇队映葛花”是写这支部队的“军服”。这“军服”和民服无异,也是够别致的了:他们的“裹腿”仅用彩巾斜缠着的。这一支队伍在溪头傲立,映着正在开放的红紫色的葛花,那艳丽斑驳的色彩也够撩人眼目的了。“山潭晚雾吟白鼍,竹蛇飞蠹射金沙”是写黄家洞蛮伏击官军的战事。这一场伏击是这样奇妙、神速,就好似白鼍晚吟、竹叶青蛇、飞蠹突然向人发动袭击一样,不但恐怖异常,也让人猝不及防。这一句王琦解为“状洞中景物”,实不确。因为这样解,此句便游离于全篇。叶葱奇注为写翻船(白鼍)和蛮人之射箭(竹蛇、飞蠹)。又有点过于拘泥。其实这两句就是写黄家洞蛮作战的勇猛无敌、神速无匹的。
后两句是写战后情景。这里有一个对照:黄家洞蛮在战后,骑着自己的“竹马”悠悠然地回到家里;可官军却屠杀容州的百姓,以人头数交差。
这首诗的题旨是刺官军的无能、残暴与歹毒。李贺一生,贫病相加,仕途多舛。他对当道者是充满了无比的憎恨与愤怒的。他的诗因此很不乏讥刺时事之作。如《夜饮朝眠曲》是刺当权者的淫逸生活的,《秦宫诗》是刺豪门的专横跋扈的,《吕将军歌》是刺宦官带兵平藩的,《老夫采玉歌》是刺富者榨取采玉工人血汗的。《黄家洞》与这些讽时刺世之作,在批判的精神上是相通的。但这一首诗同情并讴歌少数民族人民的起义斗争,这在唐诗中又实属罕见。李贺的这一首诗,是超越了阶级和种族偏见的。在这一点上,李贺要比他的师长韩愈——他称黄家洞为“贼”——的思想要先进得多。这首诗应当是李贺诗中的民主性的精华。虽历经世,又过千载,这首诗的思想异彩仍能在唐诗苑中放射出奕奕不灭的耀眼光华。
《黄家洞》在艺术上仍是一种奇崛幽峭,秾丽凄清的风格。奇特的步式、蛮荒的戎装、猿啼一般的怪叫,都生发出一种诡奇而幽丽的神韵;而那与这“奇装异服”相映的红紫色的葛花,又很能增加全诗的凄清而艳丽的氛围。在这里,诗人是把战士诗化了。把战事也诗化了。战争并不残酷,它显得很美好,很有趣。这一点不仅说明诗人的同情是在黄家洞人民方面,也说明诗人的美学观总是和善、和同情心联系在一起的。再就是篇末点题法。全诗十句有九句是写黄家洞人的军威的,仅在篇末才点了官军一笔。而这一笔恰恰是全诗的关键处、诗意所在。全诗由这一句而神彩飞动,令人震惊。按理说,表现主题的部分一定要用重笔墨,不厌其繁,而这首诗却一反常情,不厌其略。这种手法,恰如相声的抖包袱皮,一层层剥去,显得很有趣,很有情致,而剥到最后竟是一个奇异的发现,这就要比句句写官军杀良报功的方法巧妙、神奇,而且会经济得多。大约这种方法十分类似军事上的声东击西,很能出奇而制胜的。
唐诗中寻访隐者不遇为题材的小诗有好几首。而似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最为后人激赏。魏野这首七绝的意境很像贾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诗题中的“隐者”为谁,人们已不得而知,魏野本人即是宋初有名的隐士,他与不少隐逸者有交往,这里反映的就是诗人生活的这一方面,写的是隐者相寻,终未得遇。与贾岛诗相比,诗题虽同,内中含义却昭然有别。贾岛诗中,隐者在“云深不知处”,但毕竟“只在此山中”,还是有目标可见的,而此诗中的隐者,行迹更加漂泊不定,难以捉摸。
“寻真误入蓬莱岛”,首句点出寻访的地点,这位隐士看来是个道士,诗人称之为得道成仙的“真人”,足见敬仰之情。“误”二字,既说明诗人是不知不觉中来到此地的,也表现了他对此幽寂之景的惊异之情、“香风不动松花老”具体写所见之景。香风不动,松花自落,隐者居处之清幽可见。
第三句“采芝何处未归来”为一转折。贾岛诗中虽略去问句,却还有一回答的童子出现,魏野则将发问的对象也略去了。他自问自答道:满地白云,杳无行迹,隐者想必采灵芝去了。灵芝,历来被认为是长生不老之药,长在深山峭壁,来取不易,隐者这一去,何时归来就难么肯定了。诗人虽未能见到隐者,内心却向往之,他伫立于此,极目远眺,隐隐透出惘然若失的感情,诗篇已终,余音未了。
在宋初诗人中,魏野的风格是近于唐人的。《宋史》本传云:“野为诗精苦,有唐人风格,多警策句”。写访隐者不遇的诗,除贾岛一首外,唐人如高骈“落花流水认天台,半醉闲吟独自来。惆怅仙翁何处去,满庭红杏碧挑开”,李商隐“城廓休过识者稀,哀猿啼处有柴扉。沧江白石樵渔路,日暮归来雪满衣”,韦应物“九日驱驰一日闲,寻君不遇又空还,怪来诗思清人骨,门对寒流雪满山”等等,在唐诗中都属上乘之作。“意味闲雅”(蔡正孙语)是这些诗总的风格。魏野一生没有出仕,居处是“清泉环绕,旁对云山,景趣幽绝”(《宋史》本传),真宗遣使召之,他“闭户逾垣而遁”(《宋诗纪事》卷一),是个真隐士,他写的《寻隐者不遇》诗,于“闲雅”之外,就更有隐逸之风。前人称他诗风“平朴而常不事虚语”(《玉壶野史》),这首诗纯用白描手法,青松郁郁,白云悠悠,构成鲜明的艺术形象。将香风引入诗句,更使整个画面增辉。而这些都显示了隐者的高洁,表达了诗人的向往之情。
这首词以“春”为线索,写春之恋,春之逝,书写了词人对于春的喜爱和留恋,以及“韶华莫倾负”的人生态度。
上片,词人首先陈述他对春的喜爱和忧思。“日日惜春残”,日日叹惜已是残春无几,可见他是爱春之人,惟恐一朝“春去无明日”,再也欣赏不到这般美景。于是他“拟把醉同春住”,打算以酒和春,在醉梦中与春常住,可是醒来春已销声匿迹,唯剩四周一片岑寂,再无春滋味。下片词人表达了对春之逝的态度,直接点明“明把不怕不逢春”,也不怕那春不够今把的娇嫩无力。四季轮回,春天,始终是会来的,词人深谙此道,但他仍控制不了自己的一颗心为春之逝而颤抖不安,只好“向灯前休睡,与留连今夕”,趁着晚春犹在未去的时节,点起一盏灯,享受春夜。
“春”是本词的词眼,也是词人书写情感的线索。一把之计在于春,春天里,鸢飞草长,万物复苏,象征着生命中最把轻的那段时光。愈是美好,则愈怕失去。词人惜春恋春,表达了他对如飞梭般流逝的时光之痛惜以及对自身未知前途的彷徨和不安,刻画了他的矛盾心理——他害怕时光飞逝,自身无所作为,明明无力挽留,却试图把酒麻醉心灵,沉沦在梦中的春天里。这种态度很易产生负面影响,导致他醒来后更觉心中寂寥空旷,只剩怅然若失的感觉。虽然知道明把的春天一定会来,而且娇嫩得如同初生的柔弱少女,但他还是不能忍受荒废光阴的感觉,不敢入睡,只因不敢荒废春天还在的一分一秒,于是他选择及时行乐,选择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方式来留住这一刻的美好。
但我们从中读到的不是彷徨之感,而是闲适之情。上阕的“把醉同春住”写出了他浪漫的思想,而下阕的尾句点亮了他如玉般温润的处世态度。不像柳三变“拟把疏狂图一醉”那般热切,但也有“故人秉烛而夜游”的欢乐趣味,他不怕不逢春,但心中带着一丝不安,担心明把的那春已不是今把这春,因为看绿的人心境不同,未来无法预测,也许明把便只剩“桃花依旧笑春风”的凄婉。他率真,便痴痴地点起一盏灯,在黑夜中独自品尝这份将逝而未逝的美好,心中也做好了只见最后一面的准备。这种得到的同时也在失去的感觉,是浅浅的忧伤,也是堪破的平淡。
总的来说,词人是如玉的君子,也有稍许“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不羁,他恋春成痴,将春写为可知可感的娇嫩少女,可以留夜、带给人美好,也会衰败凋零、离去,与其说这是词人对春的狂热执念,倒不如说是对生命中那些温暖而美好事物的热爱和依恋。他用慧眼发现了自然的生命之美,读出了四季轮回、人生不再的韵味。正因是识春懂春,他毫不吝惜地挥霍笔墨赞美春之声,表现了他对于时间和生命的珍视之情。
“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以汉代横吹曲中的《梅花落》照应咏梅的命题,让人联想到园中的梅花,好像一声笛曲,催绽万树梅花,带来春天的消息。然“梅心惊破”一语更奇,不仅说明词人语言的运用上有所发展,而且显示出她感情上曾被激起一刹那的波澜,然而意思很含蓄。闻笛怀人,因梅思春,她词中是不止一次用过。这是一歇拍,词从这一句开始自然地过渡到下片,上片主要写自己的凄冷孤苦,下片则着重写对爱侣赵明诚的思念。
下阕正面抒写悼亡之情,词境由晴而雨,跌宕之中意脉相续。“小风”句,将外境与内境融为一体。门外细雨潇潇,下个不停;门内伊人枯坐,泪下千行。以雨催泪,以雨衬泪,写感情的变化,层次鲜明,步步开掘,愈写愈深刻;但为什么“无佳思”,为什么“情怀如水”和泪下千行,却没有言明。直至“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才点明怀念丈夫的主旨。“吹箫人去”用的是秦穆公女弄玉与其夫箫史的典故,见《列仙传》。这里的“吹箫人”是说箫史,比拟赵明诚。明诚既逝,人去楼空,纵有梅花好景,又有谁与她倚阑同赏呢?词人回想当年循城远览,踏雪寻梅的情景,心中不由怆然感伤。
结尾三句化用陆凯赠梅与范晔的故事,表达了深重的哀思。陆凯当年思念远长安的友人范晔,曾折下梅花赋诗以赠。可是词人今天折下梅花,找遍人间天上,四处茫茫,没有一人可供寄赠。其中“人间天上”一语,写尽了寻觅苦:“没个人堪寄”,写尽了怅然若失之伤。全词至此,戛然而止,而一曲哀音,却缭绕不绝。
这首词妙在化用典故,婉若已出;咏梅悼亡,浑然一体;口语入词,以俗写雅,独树一枝。
从标题看,这首诗是记游之作。记游诗可以写景状物,也可以因景生发,别有寄托,内容是不可限止的。如果说唐人的记游诗多强调图形绘影,情寓景中,宋人的记游诗多注重借景生发,述志明理。那么,这首诗则正是符合后一特点的。
“寺里”一联,两句各写一种景观。前一句虚出,后一句实录,构成形象鲜明的对比。但二者所写的对象又是同一的,这样就把花山寺“名”与“实”相离的现状突出了。生活中名实不符的事常有之,但诗人所见所写的情况也实在太刺眼,这就使人读了这两句诗后不能不激动,激动的同时也必然要想:寺名是因为寺里山中有花才得,而眼前却无花可赏,必然会引起人们思索玩味的兴趣,于是,作为一首诗的“发人深思"的艺术目的,也就自然实现了。作者当然是有着自己的答案的。他显然深信命名之谬,寺里和山中本来是确实有花的,之所以“繁英不见草纵横”,是因为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花易凋零草易生”,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古原草》),正是有感于它的旺盛的生命力。俗语说:“有心栽花花不发”,也正是对种花不易的真实感叹。无疑,从主观上说,是“栽培剪伐”不“勤力”,助长了草势的疯狂,而且从诗人对这两句次序的安排上看,显然是特别强调人的主观原因的。草本无罪,剪伐不力则是无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诗人在作出这一结论的时候,情感色彩却并不十分强硬,因为诗没有说“为何剪伐不尽力”,而是既讲到对草要“剪伐”,又讲到对花要“栽培”,中间加一个“须"字,就把他对剪伐不力的愤懑,变为必须要剪伐的规劝,因此,惋惜大于愤慨,警告少于劝诫的这种感情色彩,就表明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是遵循着传统的“明劝诫,著升沉”(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和“美刺"的美学思想和原则的。
这是结合诗人具体的经历和思想所作出的思想内容上的理解。但是,由于这首诗毕竟是从自然景观的描写而来,从社会生活的现象而来,所以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又不仅限于社会政治方面。尽管也可以把诗中的“花”理解为贤臣,“草”,理解为奸佞,因而说诗的题旨是对革新除弊的企望。因此,从这方面来看,这首诗就不是一般的政治诗,而是对生活中某一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的具有相当的哲理的醒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