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古代庖羲氏统治天下的时候,上则观察星象于天,下则观察现象于地,又看到鸟观的纹理和地理的形状,近则取法于身,远则取象于物,于是开始作了八卦,用它来表示法定的图像。至神农时代,用结绳的办法记录事物,诸事繁杂,饰伪的事情不断发生。黄帝的史官仓颉,看到鸟观足迹,知道纹理可以互相区别,开始创造了文字。仓颉在开始创造文字的时候,大抵是依照事物的形象画出它们的图形,所以叫做“文”。后来形旁声旁相互结合就叫做“字”。“文”是表示事物的本然现象,“字”就是由文孳生出来而逐渐增多的。写在竹帛上的叫做“书”,“书”就是“如”的意思。到了五帝三王的时代,文字逐渐改变成不同形体。在泰山祭天地的有很多朝代,使用的文字没有相同的。
到周宣王的时候,太史官名叫籀的作大篆十五篇,跟古文稍有不同。直到孔子编写六经,左丘明写《春秋传》,都用古文,字的意义还能够说明。此后,各国诸侯互相征伐,不服从周天子,他们讨厌礼乐妨害自己,于是都废弃旧时的典章书籍。当时天下分为七国,各国田亩划分的制度不同,车路轨道的宽窄不同,法律制度不同,衣冠形式不同,语言的声音不同,文字的形体也不同。秦始皇刚刚统一天下,丞相李斯就上书建议把这些混乱现象统—起来,废除那些跟秦朝文字不同的书写形式。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都是取史籀大篆,有的稍微进行一些改变或简化,这就是所说的小篆。这个时候,秦王朝烧毁了经书,废除了过去的典籍,大量发动隶卒,兴起役戍,行政事务,监狱案件一天天繁杂起来,开始产生隶书,以求简便,于是古文从此不用了。
现在太学的学生都争着解说文字,阐明经义,妄称秦朝的隶书就是仓颉时代的文字。他们说,文字是世代相传的,怎么会改变呢?竟歪曲地说:“马头人”是“长”字,“人持十”是“斗”字,“虫”字是弯曲“中”字而成的。类似这种情况很多。这些都同孔子壁中的古文不合,也不合于大篆。庸夫俗子玩弄他们的所学,不明了他们所少见的东西,没有看到宏通的学者,也没有明白文字的条例,把旧艺当作怪异,把野言当成宝贝,认为自己所知道的是非常奥妙的东西,认为自己透彻地领会了圣人的深意。这样迷误不明,难道不是悖乱吗!
文字是经艺的基础,也是政治的基础,前人用它将文化传给后人,后人用它认识古代文化。我现在编次小篆和古文籀文,广泛地采取通人的意见,至于各种解释,都是可信而有证据的。稽考诠释那些解说,目的在于拿它解释文字,剖析错误,告诉读者(使读者知道),通达文字构造的深意。分别部类排列,不使杂乱。在这里,万事万物都可以看到,没有什么遗漏。那些意义不明的就清楚地加以说明。书中所引《周易》是孟氏本;《尚书》是孔氏本;《诗经》是毛氏本;《礼经》、《周官》、《左氏春秋》、《论语》、《孝经》都是古文经。至于那些还不清楚的,只好存而不论了。
注释
庖羲:即伏羲。
王:统治。
始:开始。
宪象:观测推算天象。
仓颉:名颉,俗称仓颉先师 ,又史皇氏,又曰苍王、仓圣。原始象形文字的创造者。
孳乳:派生。
此诗首联“接淅报官府,敢违王事程”,描写出一片紧张、急迫的气氛:贬谪的命令催魂逼命,急如星火,连做饭的工夫也没有;“王事”在身,不敢有片刻的耽搁。这里作者用“接淅”的典故恰当地比喻了官命之急迫,其悲愤心情透出纸背。次联承接上联之意,通过时间、地点的转换,具体地描写出舟行之急。这一联诗意急切,如同《诗经·召南·小星》所状写的“肃肃宵征,夙夜在公”。两个对偶句语气又极流畅,而且切合水路舟行急速的事实。“王事”紧迫,江流湍急,船行飞快,诗中将那情景和气氛描写得十分生动。颈联写邻里、朋旧赶来送行的情景。“邻里烦追送,杯盘泻浊清”,叙事中透出无限的情意。“追送”和“浊清”都是偏义词:“追送”就是“送”,“烦”字透出作者的感激之意;“浊清”实指“清”。但是,“追送”的“追”字又进一步把前面两联的紧迫气氛渲染出来:诗人走得那样突然,以至邻里、故旧事先都没有得到消息,而仓促之间追到汉阳为之饯行。那泻入杯中的一杯杯饯行酒,包含了很多深情厚意。末联写诗人的感慨:“袛应瘴乡老,难答故人情。”此番谪居边远之地,功名前程乃至生命都是不可卜知的,这一切诗人也不计较,只是“故人”的友谊和真挚的感情永远无法报答,这才是终身遗恨的事。作者自崇宁二年(1103年)十二月十九日从武昌出发,经过长途跋涉,方于次年夏天到达宜州贬所,到宜州后仅一年,便怀着冤愤与世长辞了。老死瘴疠之乡而“难答故人情”,成为他留给“故人”的诀别之辞。
这首诗是因亲朋故旧饯行,内心感念不已而写的,因此感情真挚动人,用典较少,语言平易流畅,不像黄庭坚其他的诗那样刻意雕琢,讲求险怪奇丽。但是,诗的章法仍然是谨严细密的,四联之间,起、承、转、合的关系颇耐寻究。首联“起”,叙述紧急离开武昌的原因:王事在身,必须“接淅”而行。颔联“承”,承接上联之意,具体描写行程紧急、必须“宵征”的情形。颈联“转”,由行程的紧迫转为写邻里的追送和置酒饯别。末联“合”,归结点题,抒发离别之情。黄庭坚长于律诗,而律诗的章法是颇有诀窍的,其中之一便是“起、承、转、合”。《红楼梦》第四十八回写到香菱向林黛玉学诗,林黛玉说:“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的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这里曹雪芹通过林黛玉之口说出的这段话,有助于揣摩理解黄庭坚这首律诗艺术上的特点。
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历代都有名人歌咏。晋代左思作有《荆轲饮燕市》,借歌咏荆轲以抒发对豪门权贵的蔑视;晋代陶渊明作《咏荆轲》,以诗的形式不仅再现了当年荆轲刺秦王的悲壮经过,而且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明自己的叹惋颂赞之情;而柳宗元作的这首《咏荆轲》内涵更为丰富,作者用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巨大包容性的语言成功地描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情节,精心制造了一个接一个的高潮。特别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荆轲临行时的悲壮场面和刺秦王的紧张激烈场面,生动体现出荆轲的勇敢、真诚、刚毅、愚狂的性格特征,从而使荆轲的形象跃然于纸上。而此诗的新意更在于诗人对荆轲作出了“勇且愚”的评价。秦国虐待作为人质的燕太子丹,杀戮樊於期的父母宗族,特别是秦军滥施武力,任意侵凌其他国家的种种暴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对于像荆轲那些抵抗强秦,进行自保的人和事,则应给予一定的同情和颂赞;但是,对秦王采取暗杀等恐怖手段,不能不说是一种愚蠢而又危险的行径。因为这类行径无论如何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诗人对荆轲刺秦王这一愚昧盲动之举,表示了深深的叹惋。燕太子丹错误地将燕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荆轲一人身上,诱使荆轲充当牺牲品,而荆轲却乐于效法古人,铤而走险,终于丧命,这是历史的悲剧。其实,荆轲即使能杀死秦王,也不能迫使秦国退还侵占各国的土地,从而挽救大势已去、行将灭亡的六国。
唐代侠风犹盛,安史之乱后,皇室与强藩之间矛盾剧烈,借刺客之手除掉对方阵营中的要人一时成了热门话题与首选的手段。此诗即反映了柳宗元对这种政治上的短视与盲动的轻蔑,也表达了作者在国家统一上排斥“诈力”的观念。
元太宗十一年(1239),元好问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故乡秀容(今山西沂县)。其时金朝已亡,生母张氏已久故,“外家”人物零落殆尽。《人月圆》小令即作于此时。
同题的第一首:“重冈已隔红尘断,村落更年丰。移居要就,窗中远岫,舍后长松。十年种木,一年种谷,都付儿童。老夫惟有,醒来明月,醉后清风。”表达了“卜居”东园后屏隔红尘、醉度余生的感受。诗人显然还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又像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于是一连串寓意深沉的典故,便替代了作者的自白,成为这第二首曲子的特殊的景观。
先看一、二句。“玄都观里桃千树”,注释中已说过,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成句。刘禹锡于元和十年(815)春,由朗州贬所召回京城,见京城人争相去玄都观赏花,所谓“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于是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正是他离京十年、旧地重回的感受。十四年后刘禹锡再度回到京城重游玄都观,此时已是“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再游玄都观》)了。元好问将自己二十余年才得重返的家乡秀容,比作刘禹锡所契阔的玄都观,借用的虽是刘诗的原句,“花落水空流”的景象却是惨痛百倍了。
“清泾浊渭,去马来牛”用杜诗,杜诗原意是写大雨滂沱中河水的印象,“去马来牛”化用《庄子·秋水》“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之意。作者将其从杜诗中游离出来,便与原解无关,而纯粹带上了世事纷纭、是非扰杂的象征意义。江山易主,故里非昔,对于“红尘”中的时世,“莫问”二字含有多少隐痛啊!
六、七二句的“谢公”、“羊昙”,是联为一义的典故。史载谢安晚年受到司马道子的排挤,离开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出镇广陵。太元十年(385),谢安扶病还京,经过西州门,对左右说:“吾病殆不起乎!”不久果然病逝。他的外甥羊昙素受谢安恩重,从此悲戚辍乐,不忍心再行经西州门。后来因为喝醉了酒,误入这一禁区,发现时已经过晚。他日诵曹植《箜篌引》的诗句,恸哭而去。元好问既以谢安的“扶病”借喻自己重回故园的衰残,又以羊昙的“挥涕”来代表自己对外家人物殁亡的哀悼,所谓“一醉都休”,不过是强行自我麻醉而已。
至于末二句的“生存华屋,零落山丘”,则正是羊昙所诵曹植诗句的内容。这是对“一醉都休”的事实上的否定。“生存”与“卜居”又建立了想象间的联系,也就是所谓“扣题”。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见到这首不长的小令,全篇蕴涵着作者极为丰富的述意:刘郎去后重来,犹见“玄都观里桃千树”,而如今连片花也没有,说明诗人所重见的故乡,面目全非;“清泾浊渭,去马来牛”,非不可辨,作者却“凭君莫问”,不愿意再细详世事,显示了国变之后的万念俱灰;羊昙恸哭谢安的存殁深情,作者宁可付之醉忘,反映了“旧家人物今谁在”(作者《东园晚眺》句)的严酷事实;而“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引曹植诗句,作为古今至理,则是对人生有限、世事无常的深沉慨叹。全曲通过一系列典故和前人成句的化用,表现了国破家亡的沧桑巨痛,及“卜居外家东园”而苟延残生的沉重心情。
这首小令典重蕴深,带有较重的词味。这一来是因为“人月圆”本属词牌,后因合于北曲宫调的缘故才转为小曲;二来是由于散曲初创时期,词、曲界限并无明显分野。日后的散曲也用典故或引前人诗句,但援例和用意都要显豁得多。
这是一个从北方、从金人统治下南逃的人,怀着沉痛的心情,诉说故都及其附近荒凉景况和自己的悲惨经历。诗歌通篇都是这位“北来人”说的话,诗人没有出面铺叙事件、描绘场景,也没有穿插任何评判的语言,而诗人的思想感情完全可从北来人的叙述中体会出来。这样的叙事诗,显然是从杜甫“三吏”、“三别”一类的诗化出。这两首五律,记录了一个从金人统治的北方南逃的人的血泪控诉。
第一首描述北宋都城汴梁被占后的状况。开头“试说”二字含义深婉,隐约透露主人公不愿说、不忍说的悲抑心境。从而表明他的诉说是应别人的要求,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样,一箭双雕,写说者也就写了听者。听者身居东南,心里却老是惦记着北方的骨肉同胞,急欲知道他们的近况;对于故都汴梁,更是魂牵梦萦,一往情深。面对这样的问讯者,“北来人”诉说着,带着撕心裂肺的痛苦,以致白发频添,忧伤至极。接着正面写东都,交代忧伤的原因。宫殿、铜驼,是都城内的景物,石马是北宋诸帝陵园中的景物。然而,陵园内的石马已残破不堪,长眠于此的北宋诸帝死后还要蒙受亡国之耻。官门外的铜驼倾倒在荒烟蔓草之中,回忆昔日的繁华景象,亡国之痛和身世之悲一齐涌上心头,不禁泣下如雨。诗人选用这些最富特征的事物,涂以想象的浓烈色彩,对人于金人之手的都城面貌进行了艺术概括,用笔简洁而境界全出。“寝园残石马,废殿泣铜驼”,上句一个“残”字显示了陵园的悲惨变化;下句一个“泣”字则寄托了京都居民的哀痛,彼此映照,情景相生,感慨万千,低回不已。故都虽已残破不堪,而遗民的复国信念却始终没有动摇过,以致把边境传来的于南宋不利的消息,当作谣言,不愿听信。那些旧日京师的妇女,如今虽已素发飘萧,境况凄凉,但衣着妆束仍是当年模样。故国之思,终未消歇。
第二首由“北来人”介绍自己南逃的际遇和感触。一家十口同时离开北方,为的是过上安稳日子。不料频罹祸患,亲人相继丧生,如今独自一人,伶仃孤苦,犹如失群的孤雁,竟至无处栖身,被迫寄宿荒凉的寺院,吃的是自家种的蔬菜,穿的还是从中原带来的金人服装。个人的遭遇已然不堪忍受,国家的境况更加令人沮丧。南来以后看不到卧薪尝胆、秣马厉兵的图强之举,那些深院大宅里的当权者,整日歌舞宴乐,不问边情,不忧国事,长此以往,恐怕连偏安的局势也难维持,收复失地更是遥遥无期。“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结语哀痛绝望。
此诗在表达上有三个特点,其一是诗人不转述中间环节,让主人公直接面对读者说话,这样,读者便会感到诗中所陈都是诉说者的亲身所历,语语发自肺腑。其二是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中原遗民思念故国与南宋小朝廷权贵歌舞升平相对比,褒贬之意不言而喻。其三是以叙事代替抒情。诗中也有直接抒情的语言,如开头的“试说东都事,添人白发多”和结尾的“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等,但纵观全篇,叙事是其基本手段,从东都说到南国,依次点染,脉络分明,其中提到的人和事都具有某种典型性,融汇成一体,寄托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深长情意。总之,这两首诗注重写实,却不失之板滞,原因在于以情疏导,质朴之外,更见自然流动,颇能体现诗人自己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