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古代庖羲氏统治天下的时候,上则观察星象于天,下则观察现象于地,又看到鸟观的纹理和地理的形状,近则取法于身,远则取象于物,于是开始作了八卦,用它来表示法定的图像。至神农时代,用结绳的办法记录事物,诸事繁杂,饰伪的事情不断发生。黄帝的史官仓颉,看到鸟观足迹,知道纹理可以互相区别,开始创造了文字。仓颉在开始创造文字的时候,大抵是依照事物的形象画出它们的图形,所以叫做“文”。后来形旁声旁相互结合就叫做“字”。“文”是表示事物的本然现象,“字”就是由文孳生出来而逐渐增多的。写在竹帛上的叫做“书”,“书”就是“如”的意思。到了五帝三王的时代,文字逐渐改变成不同形体。在泰山祭天地的有很多朝代,使用的文字没有相同的。
到周宣王的时候,太史官名叫籀的作大篆十五篇,跟古文稍有不同。直到孔子编写六经,左丘明写《春秋传》,都用古文,字的意义还能够说明。此后,各国诸侯互相征伐,不服从周天子,他们讨厌礼乐妨害自己,于是都废弃旧时的典章书籍。当时天下分为七国,各国田亩划分的制度不同,车路轨道的宽窄不同,法律制度不同,衣冠形式不同,语言的声音不同,文字的形体也不同。秦始皇刚刚统一天下,丞相李斯就上书建议把这些混乱现象统—起来,废除那些跟秦朝文字不同的书写形式。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都是取史籀大篆,有的稍微进行一些改变或简化,这就是所说的小篆。这个时候,秦王朝烧毁了经书,废除了过去的典籍,大量发动隶卒,兴起役戍,行政事务,监狱案件一天天繁杂起来,开始产生隶书,以求简便,于是古文从此不用了。
现在太学的学生都争着解说文字,阐明经义,妄称秦朝的隶书就是仓颉时代的文字。他们说,文字是世代相传的,怎么会改变呢?竟歪曲地说:“马头人”是“长”字,“人持十”是“斗”字,“虫”字是弯曲“中”字而成的。类似这种情况很多。这些都同孔子壁中的古文不合,也不合于大篆。庸夫俗子玩弄他们的所学,不明了他们所少见的东西,没有看到宏通的学者,也没有明白文字的条例,把旧艺当作怪异,把野言当成宝贝,认为自己所知道的是非常奥妙的东西,认为自己透彻地领会了圣人的深意。这样迷误不明,难道不是悖乱吗!
文字是经艺的基础,也是政治的基础,前人用它将文化传给后人,后人用它认识古代文化。我现在编次小篆和古文籀文,广泛地采取通人的意见,至于各种解释,都是可信而有证据的。稽考诠释那些解说,目的在于拿它解释文字,剖析错误,告诉读者(使读者知道),通达文字构造的深意。分别部类排列,不使杂乱。在这里,万事万物都可以看到,没有什么遗漏。那些意义不明的就清楚地加以说明。书中所引《周易》是孟氏本;《尚书》是孔氏本;《诗经》是毛氏本;《礼经》、《周官》、《左氏春秋》、《论语》、《孝经》都是古文经。至于那些还不清楚的,只好存而不论了。
注释
庖羲:即伏羲。
王:统治。
始:开始。
宪象:观测推算天象。
仓颉:名颉,俗称仓颉先师 ,又史皇氏,又曰苍王、仓圣。原始象形文字的创造者。
孳乳:派生。
全词系抒写男女缠绵之情,所创造的则是意境。词中有大量的景语,也有许多情语,颇工致可诵。
上片从眼前景物写起,运用对偶小分句,通过特定器物及主人公的动作,点明故事所发生的时间、地点及有关细节,合乎诗词作品叙事惯例。这是因为良人乍归,才急急忙忙地把久已不用的锦被重又铺在床上。一个“初”字,暗示其主人之久别重逢,而且显然是出乎意料的,这是紧接着上句的第二个动作。剔银缸,是为了增大烛光亮度。因为良人匆匆归来,妻子没有思想准备,一见之下,反而不敢相信,还以为是在梦里。下句“灯前”承上“银缸”。本应为“灯前欢语不尽”,因平仄及韵脚要求,句子成分排列有所调整。情人见面,喜出望外,千言万语,亟待倾诉。故“欢语”而至于“不尽”,亦人之常情。这三句,纯属写实,毫无夸饰,皆生活中习见者,笔调简淡,却另有一番情致。以下两句正面抒情,人世间有情人如果年年月月都能象今天晚上那样相亲相爱、相偎相依地生活在一起,就胜过享受荣华富贵多少倍了。上片五句,概括而言,在于写出相逢时的情和景,所点染的是乐多于哀的氛围。
下片掉转笔锋,集中写离别。首句“经年怨别”,又言分手之久,别久则思,思极则怨。作情语细腻而有层次。“镜里朱颜难驻”,谓韶光易逝,岁月无情,人生苦短,而聚散无常。尤其是有情人总是离多会少,成为毕生憾事。最后两句推开一层,这两句是说,即便是夫婿升了官,发了财,有了显赫的地位,我也看得很平常,并不感到高兴。何况“封侯”之类,并非人人有份。此句感情强烈,语气果决,反映了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和对功名利禄的蔑视,也是与上片歇拍处“貂蝉”一词相呼应。
这是一首描写暮春农村景色的诗歌,描绘了一幅春意盎然的景象。
第一句是纯景物的静态描写。篱笆和小路,点明这是农村,“篱落”是有宽度的,用“疏疏”指出它的状态,显见其中有间隔,才能看见篱笆外面的山道。“一径深”,表明山道只有一条,并且很长很长,延伸向远方。宽广的篱落与窄小的一径相对照,稀稀疏疏与绵绵长长相对照,互相映衬,突出了农村清新与宁静。
第二句也是纯景物的静态描写。路旁,树枝上的桃花、李花已经落了,但树叶还没有长得茂密,展示出农村自然、朴素的风貌。
第三句是人物动态描写。“急走”与“追”相结合,儿童们那种双手扑扑打打,两脚跌跌撞撞追蝶的兴奋、欢快场面就历历在目了,反映了儿童们的天真活泼。
第四句,菜花是黄的,又是繁茂的一片,一只小小的蝴蝶,飞入这黄色的海洋里,自然是无处寻了。读者可以想象,这时儿童们东张西望,四处搜寻的焦急状态,以及搜寻不着的失望情绪等等,更表现出儿童们的天真和稚气。
本诗通过对春末夏初季节交替时景色的描写,体现了万物勃发的生命力。全诗所摄取的景物极为平淡,所描绘人物的活动也极为平常,但由于采取景物与人物相结合,动静相间的写作手法,成功地刻画出农村恬淡自然,宁静清新的暮春风光。
杨继盛,明代爱国将领,曾任南京户部主事,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坚决主张抗击北方鞑靼的入侵,反对妥协误国。先是上疏朝廷,弹劾大将军仇鸾误国,后又上疏弹劾奸相严嵩,造毒刑,被杀害,死时年仅四十岁。
杨继盛舍身取义的高尚精神和气节,感动了京城百姓,深得民心,在押解他去会审的途中,观看的百姓充满了街道,以致道路阻塞不能通行,人们不仅齐声叹息,而且为之流下了热泪。他死了以后,他的朋友王世贞、王遴冒死备下棺材装殓了他, 京城百姓流着泪交相传诵他的弹劾严嵩疏和就义诗。杨继盛死后七年,严嵩罢官;后十年,严嵩削籍为民,抄没家产,严世藩伏诛;后十一年,明穆宗即位,为杨继盛平反,谥忠愍。所以杨继盛又被称为“杨忠愍”。
这首诗便是他临刑前作,前二句说自己虽然死了,但浩气仍留天地之间,光耀千古,后两句感慨自己壮志未酬身先死,不禁万分遗憾,但死后若有忠魂在,一定还要补报国家,以偿夙愿。整首诗寥寥二十字,一片忠贞报国之心,凛然可睹,千载以下读之,也省事为之感动。
诗人在诗中表示,自己报国之心不但至死不变,即使死后也不会改变。诗的大意说:自己虽死,浩然正气回归太空,还存留在天地之间,一颗耿耿丹心,永远照耀着千秋万代。这一辈子还没有来得及报效国家,死后也要留作忠魂来弥补。
这首诗是杨继盛临刑前所作,原诗没有题目,诗题是后人代拟的。作者为揭发奸相严嵩被处死,诗中表现了忠心报国,至死不变的决心。全诗一气呵成,如吐肝胆,如露心胸,如闻忠诚之灵魂在呼喊,感人肺腑。
形神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特别是老庄哲学中涉及形神关系的论述很多,如《文子·下德》中引老子语曰:“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淮南子·原道训》中说:“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都表示了以神为主,以形为辅,神贵于形的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形神一致,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淮南子·原道训》中说:“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即指出了形、气、神三者对于生命虽各有各的功用,然三者互相联系,不可缺一。又如汉初推崇黄老思想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说:“凡人之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太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更直接地指出了形神合一,这便是老庄哲学中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然而,在佛教兴起之后,佛教徒鼓吹形灭神不灭,灵魂永恒的唯心思想,如与陶渊明同时的沙门慧远曾作《形尽神不灭论》、《佛影铭》以发挥此种理论,《佛影铭》中就说:“廓矣大象,理玄无名,体神入化,落影离形。”意在宣扬神形分离,各自独立的主张,这种对形、影、神三者关系的见解代表了佛教徒对形骸与精神的认识,在当时的知识界曾有过广泛影响。慧远就曾命其弟子道秉远至江东,请深受佛教影响的著名的文学家谢灵运制铭文,以充刻石。陶渊明的这组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慧远本人与渊明也有交谊,如慧远曾于义熙十年(414年)在庐山东林寺召集一百二十三人结白莲社,讲习佛教,他曾邀渊明参加,而渊明却“攒眉而去”,可见他们在论学旨趣上并不一致,如对形影神的看法就有很明显的分歧。渊明对此的认识可以说基本上本于道家的自然思想,这在他自己的小序中已加说明,陶渊明以为世间的凡夫俗子,不管贫富智愚,都在拚命地维持生命,其实是十分糊涂的事,因而他极力陈述形影的苦恼,而以神来辨明自然的道理,解除人们的疑惑。他揭出“自然”两字,以明其立论之根本。《老子》上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见道家学说也以取法自然为核心,由此可知陶渊明的思想渊薮。此组诗中他让形影神三者的对话来表明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形体对影子说道:天地永恒地存在,山川万古如斯,草木循着自然的规律,受到风霜的侵袭而枯萎,得到雨露的滋润而复荣,然而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却不能如此。人活在世上,就像匆匆的过客,刚才还在,倏忽已去,再也不能回来,而人们从此便忘了他,似乎世上从未有过这样一个人。亲戚朋友也不再思念他,只留下了些生前遗物,令人见了感伤不已。我作为形体又没有飞天成仙的本领,你影子也用不着怀疑我这最终的归宿,但愿听取我的劝告,开怀畅饮,不必推辞,还是在醉乡去寻求暂时的欢乐吧。
接下去是影子回答形体的话:想求长生不老来维持生命是不可靠的,欲保养生命也往往落得苦恼又拙劣的下场。一心一意要去昆仑山修仙学道,却会发现此路的渺茫与不通。自从我影子与你形体相遇以来,一直同甘共苦,忧喜合一。我如憩息在树荫下,你就同我暂时分手;我若停在阳光下,你就和我不分离。这种形影相随的状况也难以永久持续,当我一旦离世,你便也不复存在。人死名也随之而尽,想起此事便令人心忧如焚,五情俱热。因而影劝形道:唯有立善可以立下美名,为何不去努力留名后世呢?虽说酒能消忧,但同立善相比较,岂不等而下之了!
最后是神作的阐释:造化没有偏爱,万物都按着自己的规律成长繁衍,人所以能跻身于“三才”(天地人)之中,岂不就是因为有了我精神的缘故。我与你们形和影虽然不相同,但生来就互相依附,既然我们结合托体于一身,怎么能不坦诚地说说我的看法:上古时的三皇被称作大圣人,而今他们却在何处?活到了八百多岁的彭祖虽力求长生,但也留不住他人间的生命,老的、少的、聪明的、愚笨的都将同样走向坟茔,没有什么回生的运数可以挽救他们。每日沉湎于酒中或能忘忧,然如此岂不是反而促使生命尽快结束吗?立善常常是人们喜欢做的事,可是当你身后,谁会加以称赞呢?极力去思索这些事情难免丧害了自身,还是听其自然,随命运的安排去吧。在宇宙中纵情放浪,人生没有什么可喜,也没有什么可怕,当生命的尽头来临,那么就让生命之火熄灭吧,不必再有什么顾虑了。
在这三首诗中陶渊明表达了他的人生哲学,故此三诗对理解陶渊明一生的思想极为重要。据陈寅恪先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所述,渊明笃守先世崇奉之天师道信仰,故以道家自然观为立论之本,既不同于魏晋时期的自然崇仰者,以放情山水,服食求仙为尚,如嵇康、阮籍等人,又不同于魏晋时期的尊奉孔孟、标举名教者,如何曾之流,而渊明既接受了老庄的思想,又有感于晋宋之际的社会现实,于是创为一种新的自然说。《形影神》这组诗中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思想。故此诗不仅体现了渊明个人之哲学观,而且对理解自曹魏末至东晋时士大夫政治思想、人生观念的演变历程有极重要之意义。按此说法,《形赠影》一首就是拟托旧自然说的观点,并加以批评。其中主旨在于说明人生之短暂,不如自然之永恒,这正是嵇康、阮籍等人对自然所抱的看法。持旧自然说的人又大多求长生,学神仙,而渊明诗中说:“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其抨击长生求仙之术的立场明显可见。同时魏晋之间崇尚自然的人又往往于酒中求得解脱,以求在乱世中苟全性命,如阮籍与刘伶等人,故陶诗中也拟其说而有“得酒莫苟辞”的说法。
《影答形》一首,则是依托主名教者的口吻而对旧自然说进行的非难,并提出了对人生的看法。此诗首先指出长生不可期,神仙不可求,即意在指责主自然说者的虚无荒诞,同时,以为死生无常,形影相随,一旦离世,则形影俱灭,名同身亡。因而,他们主张由立善而留名,始可不朽,希望通过精神上的长生来达到永恒,这种主张得力于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的思想,以为人有美名则可流芳百世,万古长存,因而不满于以酒消愁的处世态度,提倡追求身后之名。
《神释》一首即体现了渊明新自然说的主张,借神的话批评了代表旧自然说的形和代表名教说的影。“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及“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等语意在诋諆主名教者鼓吹的立善可以不朽之说;“彭祖爱永年”以下六句则破除主旧自然说者的长生求仙与沉湎醉乡之论。最后提出纵浪大化,随顺自然,使个人成为自然的一部份,而无须别求腾化升仙之术,如此便可全神,死犹不亡,与天地共存。
陶渊明主张冥契自然,浑同造化的思想是取于老庄哲学,如《庄子·天地》中就说:“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即充分肯定了神的重要,同时它是建立在德全与形全的基础之上的,即强调了神与形与德(此诗中称之为“影”)的一致。陶诗中对贤愚寿夭的等量齐观也一本于《庄子》思想,故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也说明了陶诗的主旨出于《庄子》。陶渊明在形神的认识上有一个很不同于佛教徒的主张,即他认为形神的相互依赖与一致,《神释》中说“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都表达了这种观点,这与稍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的意见相近,范氏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神灭论》)又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同上)陶渊明可以说是范缜的先驱者,他对形神问题的看法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
此诗在艺术上也是颇有特色的,全诗用了寓言的形式,以形、影、神三者之间的相互问答来展开论述,可谓奇思异想,令这一哲学上的讨论富有生动活泼的意趣,即使在说理之中也时时注意到附合寓言中形象的个性。如形对影的赠言中说:“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正如一位主人请一位朋友来对酌而惟恐其推辞,后来李白《月下独酌》中说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等等,也是取陶诗之意。又如写影对形的说话云:“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因影子本身没有行动的能力,所以用一“愿”字说明其欲求成仙,可只是一种不可实现的愿望而已。又如“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数语状写形影不离的情景,可谓维妙维肖。
此诗的遣词造句一气流走,自然矫健,无过多的修饰成份,如《神释》中说:“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说明神为形体之主的道理,十分简明有力。至如“纵浪大化中”四句,气势开阔,直出胸臆,而音调高朗,掷地可作金石之声,故陈祚明就对此诗能作理语而不落熟套,能寓辨论于刚健明快的诗句之中作了充分的肯定。
诗歌表达了诗人内心愤懑、悲凉、落寞、忧虑等复杂的感情。不过,尽管诗人发出“忧思独伤心”的长叹,却始终没有把“忧思”直接说破,而是“直举情形色相以示人”,将内心的情绪含蕴在形象的描写中。冷月清风、旷野孤鸿、深夜不眠的弹琴者,将无形的 “忧思”化为直观的形象,犹如在人的眼前耳畔。这首诗采用动静相形的手法,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效果。“起坐弹鸣琴”是动;清风吹拂,月光徜徉,也是动。前者是人的动,后者是物的动,都示意着诗人内心的焦躁。然而。这里的动是以如磐夜色为背景的。动,更衬出了夜的死寂,夜的深重。茫茫夜色笼罩着一切,象征着政治形势的险恶和诗人心灵上承受着的重压。这首诗言近旨远,寄托幽深,耐人寻味。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这两句出自王粲《七哀三首》(其二):“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王粲夜不能寐,起而弹琴,是为了抒发自己的忧思。阮籍也是夜不能寐,起而弹琴,也是为了抒发忧思,而他的忧思比王粲深刻得多。王粲的忧思不过是怀乡引起的,阮籍的忧思却是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产生的。南朝宋颜延之说:“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文选》李善注引)李善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这是说,阮籍生活在魏晋之际这样一个黑暗时代,忧谗畏祸,所以发出这种“忧生之嗟”。清人何焯认为:“籍之忧思所谓有甚于生者,注家何足以知之。”(《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何氏以为阮籍的“忧思”比“忧生之嗟”更为深刻,注家并不了解这一点。一般读者当然更是无法弄清究竟是何种“忧思”。不过,《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由此或可得其仿佛。史载诗人“善弹琴”,他正是以琴声来排泄心中的苦闷。这里以“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着意写诗人的苦闷和忧思。
诗人没有直接点明诗中所抒发的“忧思”,却写道:“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写清澈如水的月光照在薄薄的帐幔上,写带有几分凉意的清风吹拂在诗人的衣襟上,造成一种凄清的气氛。这似乎是在写自然景色,但是,景中有人。因为在月光下徘徊的是诗人,清风吹拂的是诗人的衣襟。所以,可以说写景正是为了写人。这样写,比直接写人,更富有艺术效果,使人感到含蓄不尽,意味无穷。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是继续写景。是写孤鸿在野外哀号,而盘旋的飞鸟在北林上悲鸣。如果说,上两句是写诗人的所见,这两句就是写诗人的所闻。所见者清风、明月,所闻者鸿号、鸟鸣,皆以动写静,写出寂静凄清的环境,以映衬诗人孤独苦闷的心情。景中有情,情景交融。但是,《文选六臣注》中,吕延济说:“夜中,喻昏乱。”吕向说:“孤鸿,喻贤臣孤独在外。翔鸟,鸷鸟,以比权臣在近,谓晋文王。”好像诗中景物皆有所指,如此刻意深求,不免有些牵强附会。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在月光下,清风徐来,诗人在徘徊,孤鸿、翔鸟也在空中徘徊,月光朦胧,夜色苍茫,他(它)们见到什么:一片茫茫的黑夜。所以“忧思独伤心”。这表现了诗人的孤独、失望、愁闷和痛苦的心情,也为五言《咏怀八十二首》定下了基调。
阮籍五言《咏怀八十二首》,是千古杰作,对中国古代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刘勰说:“阮旨遥深。”(《文心雕龙·明诗》)钟嵘说:“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上)李善说:“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卷二十三)都说明阮籍诗隐晦难解。阮诗隐晦难解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多用比兴手法。而这是特定的时代和险恶的政治环境及诗人独特的遭遇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