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作者应礼部试而写。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全文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结构严谨，说理透彻。主考官欧阳修认为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十分赏识，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策论是国家向知识分子寻求关于某某问题之对策的一种形式。这篇文章虽然是考卷，却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写，也没有推测考官的喜好，思考的问题很是深刻。试题出自《尚书·大禹漠》：“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孔安国传注文：“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苏轼误记为“赏疑从与，罚疑从去”，于是紧紧抓住这一题目，主要阐明古代的贤君赏善惩恶，都是本着忠厚宽大的原则，主张“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应试之文，佳作极少，但这篇文章却是佼佼者，有其鲜明特色。
由于文章的题目出自《尚书》，所以先以咏叹先王爱民之深，忧民之切开头，紧扣主旨。接着从赏善与罚不善两方面说明，总归于“忠厚”二字。周道衰落之后，穆王还是把要善于用刑的方法，告诉吕侯。所谓“祥刑”，是说要善于且谨慎地使用刑罚从事。王先谦《孔传参正》认为“祥”当为“详”。按《汉书・明帝纪》：“详刑慎罚，明察单辞。”又《刘恺传》：“非先王详刑之道也。”引《尚书》郑玄注云：“详，审察之也。”“详刑”实际上就是要“慎刑”，所以说孔子对此还是给予了肯定。衰世尚且如此，何况盛世。这是退一步说，从而更加夯实了主旨的深厚基础。
但是，完全掌握赏罚之道，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其中轻重也难以掂量准确。所以文章从经文中括出了一个“疑”字。解决疑难问题的原则就是“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所谓“广恩”“慎刑”，都体现了“忠厚”之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作者引用了唐尧不从皋陶执法杀人的意见，而同意四岳任用鲧的例子，体现先王刑赏之道，一本忠厚。通过叙事中的剖析，文章又引用《书经》的警句加以论断，复以咏叹出之，不仅使主旨更加突出，而且与开头遥相呼应，使人有浑然一体的感觉。
行文至此，主旨似乎已经完全阐明了，但是，作者并没有就此结束，反而蓄足气势，横生波澜，展示了他不可羁縻的才思。关于可赏可不赏，可罚可不罚的提示，这自然是上承“疑”字而来，但它并不是前者的重复。“疑”是有问题，而此则认识上已经基本明确，其概念和前者又不完全相同。而在这个范围内的过赏过罚问题，苏轼认为“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通过这一层挖掘，既深化了主旨，又体现了作者认识事物剖细入微的能力。而其断语“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则又表现了极大的概括力，显得斩钉截铁，十分精悍有力。
赏和罚的范畴剖析明白之后，接着进一步又探讨赏和罚（刑）的方式。作者认为，古代赏赐有功者不一定用爵禄，处罚有罪者不一定用刀锯；加之“善不胜赏”，“恶不胜刑”，范时和方式实际上都被扩大了。如此发挥，真是处处贯通，无往而不可。但是既要放得开，又要收得拢。“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仍然再括出“疑”字，使文眼在笔阵墨浪中豁然透气，又复归结到“忠厚之至也”这个主旨上来。余波振荡，最后又引用《诗经》《春秋》之义，十分鲜明地捧出了题目。题目亦即结论，在结构上显得非常紧密而完整。
其实此文立论不过是儒家的施仁政，行王道，推崇尧舜周孔，属于当时的滥调。但是作者在扣紧题目布局谋篇，引用圣经贤传与论据紧密结合等方面的技巧是很高的。文笔酣畅，说理透辟，概括力非常的强，结构紧密且完整。作者用这些手段成功的引起了考官的注意并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高度赞赏。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地深爱着百姓、深切地替百姓担忧，而且用君子长者的态度来对待天下人。有人做了一件好事，奖赏他之余，又用歌曲赞美他，为他有一个好开始而高兴，并勉励他坚持到底；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处罚他之余，又哀怜同情他，希望他抛弃错误而开始新生。欢喜和忧伤的感情，同意和不同意的声音，见于虞、夏、商、周的历史书籍里。成王、康王死后，穆王继承王位，周朝的王道便开始衰落。然而穆王还是吩咐大臣吕侯，告诫他使用“祥刑”。他说的话忧愁却不悲伤，威严却不愤怒，慈爱而能决断，有哀怜无罪者的好心肠。因此，孔子把这篇《吕刑》选进《尚书》里。
古书上说，“奖赏时如有可疑者应该照样留在应赏之列，为的是推广恩泽；处罚时遇有可疑者则从应罚之列除去，”为的是谨慎地使用刑法。尧当政时，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处死一个人，皋陶三次说当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坚决，而赞美帝尧用刑宽大。四岳建议：“鲧可以任用。”尧说“不可！鲧违抗命令，毁谤同族。”过后，他还是说“试用一下吧。”为什么尧不听从皋陶处死犯人的主张，却听从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那么圣人的心意，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
《尚书》说：“罪行轻重有可疑时，宁可从轻处置；功劳大小有疑处，宁可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的人，宁可犯执法失误的过失。”唉！这句话完全表现出忠厚之意。可以赏也可以不赏时，赏就过于仁慈了；可以罚也可以不罚时，罚就超出义法了。过于仁慈，还不失为一个君子；超出义法，就流为残忍了。所以，仁慈可以超过，义法是不可超过的。古人奖赏不用爵位和俸禄，刑罚不用刀锯。用爵位、俸禄行赏，只对能得到爵位、俸禄的人起作用，不能影响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禄的人。用刀锯作刑具，只对受这种刑的人起作用，对不受这种刑的人不起作用。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赏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禄来奖赏；也知道天下的罪恶是罚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锯来制裁。所以当赏罚有疑问时，就以仁爱之心对待。用君子长者的宽厚仁慈对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继回到君子长者的忠厚仁爱之道上来，所以说这就是赏罚忠厚到了极点啊！
《诗经》说：“君子如果高兴纳谏，祸乱就会快速止息；君子如果怒斥谗言，祸乱也会快速止息。”君子止息祸乱，难道有异术吗？他不过是适时地控制自己的喜怒，不偏离仁慈宽大的原则罢了。《春秋》的大义是，立法贵严，责人贵宽。根据它的褒贬原则来制定赏罚制度，这也是忠厚之至啊！
注释
吁俞：吁，疑怪声；俞，应词也。
欢休：和善也。
惨戚：悲哀也。
吕侯：人名，一作甫侯，周穆王之臣，为司寇。周穆王用其言论作刑法。
祥刑：刑而谓之祥者，即刑期无刑之意，故其祥莫大焉。
赏疑从与：言与赏而疑，则宁可与之。
罚疑从去：言当罚而疑，则宁可去之。
士：狱官也。
四岳：唐尧之臣，羲和之四子也，分掌四方之诸侯。一说为一人名。
鲧：传说大禹之父，四凶之一。
方命：逆名也。
忍人：谓性情狠戾之人也。
祉：犹喜也。
遄：速也。
沮：止也。
这篇文章是作者应礼部试而写。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全文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结构严谨，说理透彻。主考官欧阳修认为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十分赏识，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策论是国家向知识分子寻求关于某某问题之对策的一种形式。这篇文章虽然是考卷，却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写，也没有推测考官的喜好，思考的问题很是深刻。试题出自《尚书·大禹漠》：“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孔安国传注文：“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苏轼误记为“赏疑从与，罚疑从去”，于是紧紧抓住这一题目，主要阐明古代的贤君赏善惩恶，都是本着忠厚宽大的原则，主张“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应试之文，佳作极少，但这篇文章却是佼佼者，有其鲜明特色。
由于文章的题目出自《尚书》，所以先以咏叹先王爱民之深，忧民之切开头，紧扣主旨。接着从赏善与罚不善两方面说明，总归于“忠厚”二字。周道衰落之后，穆王还是把要善于用刑的方法，告诉吕侯。所谓“祥刑”，是说要善于且谨慎地使用刑罚从事。王先谦《孔传参正》认为“祥”当为“详”。按《汉书・明帝纪》：“详刑慎罚，明察单辞。”又《刘恺传》：“非先王详刑之道也。”引《尚书》郑玄注云：“详，审察之也。”“详刑”实际上就是要“慎刑”，所以说孔子对此还是给予了肯定。衰世尚且如此，何况盛世。这是退一步说，从而更加夯实了主旨的深厚基础。
但是，完全掌握赏罚之道，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其中轻重也难以掂量准确。所以文章从经文中括出了一个“疑”字。解决疑难问题的原则就是“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所谓“广恩”“慎刑”，都体现了“忠厚”之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作者引用了唐尧不从皋陶执法杀人的意见，而同意四岳任用鲧的例子，体现先王刑赏之道，一本忠厚。通过叙事中的剖析，文章又引用《书经》的警句加以论断，复以咏叹出之，不仅使主旨更加突出，而且与开头遥相呼应，使人有浑然一体的感觉。
行文至此，主旨似乎已经完全阐明了，但是，作者并没有就此结束，反而蓄足气势，横生波澜，展示了他不可羁縻的才思。关于可赏可不赏，可罚可不罚的提示，这自然是上承“疑”字而来，但它并不是前者的重复。“疑”是有问题，而此则认识上已经基本明确，其概念和前者又不完全相同。而在这个范围内的过赏过罚问题，苏轼认为“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通过这一层挖掘，既深化了主旨，又体现了作者认识事物剖细入微的能力。而其断语“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则又表现了极大的概括力，显得斩钉截铁，十分精悍有力。
赏和罚的范畴剖析明白之后，接着进一步又探讨赏和罚（刑）的方式。作者认为，古代赏赐有功者不一定用爵禄，处罚有罪者不一定用刀锯；加之“善不胜赏”，“恶不胜刑”，范时和方式实际上都被扩大了。如此发挥，真是处处贯通，无往而不可。但是既要放得开，又要收得拢。“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仍然再括出“疑”字，使文眼在笔阵墨浪中豁然透气，又复归结到“忠厚之至也”这个主旨上来。余波振荡，最后又引用《诗经》《春秋》之义，十分鲜明地捧出了题目。题目亦即结论，在结构上显得非常紧密而完整。
其实此文立论不过是儒家的施仁政，行王道，推崇尧舜周孔，属于当时的滥调。但是作者在扣紧题目布局谋篇，引用圣经贤传与论据紧密结合等方面的技巧是很高的。文笔酣畅，说理透辟，概括力非常的强，结构紧密且完整。作者用这些手段成功的引起了考官的注意并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高度赞赏。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上片，“昨夜扁舟京口，今朝马首长安。”词人先向新任杭州太守林子中诉说着他的仕宦奔波之苦。这句词份量沉重，内涵复杂，至少含有两层意思：其一，词人说自己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只留下一堆吟咏西湖山景的诗作了，表现了东坡的谦虚和自责精神，令人钦敬。其实，词人这次知杭政绩斐然，尽人皆知，他不仅积极抗旱救灾，施粥送药，救活了很多贫困百姓；而且开河浚湖、兴建水利，在西湖中筑造堰闸，修建南北三十里长堤，并在堤上造六桥，置九亭，遍植杨柳芙蓉，不仅美化了风景，还方便了行旅耕作，深得人民崇敬，以至人们“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做生祠以报。”
下片，集中请求林子中评判其湖山新诗。“此景百年几变，个中下语千难。”词人说西湖山景千变万化，百年数异，自己对之描写是很困难的。这里，词人把其湖山诗作的内容限制在自然景物的范围内，与其他（如政治）无关，而且“百年几变”，“下语千难”，表明其诗歌内涵随着风景的变化而复杂多变，用语费神颇多，是正常现象。“使只才气卷波澜。与把新诗判断。”这末二句是词人对林子中的客套颂扬之辞，当然也含有某种期待的愿望，他说林子中才气如壮阔波涛，一定会对自己的新诗做出公正的评判。用语谨慎巧妙，表面上是请友人品赏、评说自己的新诗，而却带有某种警惕性。因为词中连用“公案”、“判断”二词，十分醒目，这涉及到诉讼、判案性质，东坡决不会随便使用之。东坡似是有意把自己当作了“被告”，等待审判，但他实际上却又是问心无愧，心地坦荡，并且充满了自信心。
全词表现了词人对自己奔波在仕宦之途中的无可奈何心境，用意深微，浑然妥贴，章法平中有奇，虚实柜生，宛曲味永。
“雪衣雪发青玉嘴，群捕鱼儿溪影中。”开首两句，并不是什么特殊的赞语，而是通俗朴白的写实，然而就是这样一落笔，一群“雪衣公子”洁白美丽的形象，夕阳西下，蔽于溪影之中待机捕食鱼、虾的习性和机智，却全被描绘出来了，同时，诗人的迷恋之情也寓于其中了。白鹭那洁白的羽毛很美，故有“雪衣”、“雪衣公子”的美称。诗人正是被白鹭的这一特色所吸引，所以从这里切人表现白鹭的精神，表达自己的迷恋之情。而两个“雪”字的连用突出的是白鹭的“形”，其“神”尚未现，诗人巧妙地把它放在惊飞远去的情景中精心描绘，以
“碧山”相托，以“梨花”比喻，笔触空灵，而白鹭的精神也就显露出来了。第三、四句：“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一个“惊”字，便把眼前之景推向了远处，顺势以“碧山”映衬出飘然远去的白鹭，而这群飘飞的白鹭又装点了青绿色的远山。山青鹭白，晚霞渐逝，这是一幅优美的图画。真是情景交融、自然浑成。可是，诗人并没有满足于此，他接着展开想像的翅膀，好像暗暗地问了自己一句：“远映碧山”的点点白鹭究竟像什么呢？哦，像雪白的梨花在静谧而轻轻的晚风中飘然落下的美妙景象！
这首诗的前两句写鹭鸶溪中捕鱼，朴白平实，似无余味，其实为后边的惊飞远去营造了气势。“一树”承“群捕”，“梨花”应“雪”字，读来晓畅自然，无一点造作之感。这首诗在许多咏鹭诗中别具一格，而且它的最后两句也可以说是咏鹭诗中的名句。后人的一些咏鹭名句，如元代顾瑛的“白鸟群飞烟树末，青山都在雪花中”（《泊垂虹桥口占》）、清代郑板桥的“忽漫鹭鸶惊起去，一痕青雪上西山”（《潍县竹枝词四十首》）等，很可能就是受了杜牧的影响创作的。
这是一首羁旅悲秋的词，上片写途中景色，下片写自家心情。口气略带自嘲自讽，但实际上感情是严肃的，态度是认真的。
“霜落千林木叶丹。远山如在有无间”与《浣溪沙·路转峰回出画塘》的“一山枫叶背斜阳”相似，都是写秋日远山红叶的美丽景色。只不过“霜落千林”比“一山枫叶”显得更为寒冷萧飒一些。“经秋何事亦孱颜”的“经秋”，说明此时已不是初秋而到了暮秋时候；“孱颜”，通“巉岩”，就是险峻的山岩，而险峻的山岩一般都是陡峭嶙峋，缺乏秀润的。暮秋霜降的时候，山上的树叶都凋落了，那一山红叶的的美丽景色也随之消失，山变得瘦骨嶙峋，一点儿也没有以前那种秀润丰满或隐约朦胧的样子了。句中的“亦”字，说明“孱颜”所形容的不止是山而还包括了其他东西，比如说——旅途中那个孤独憔悴的人 。
因此，接下来的“且向田家拚泥饮，聊从卜肆憩征鞍”就说到游子了。这两句，虽然只是写游子在旅途中的消遣，但他的用词和口吻很容易令人想到一些历史的“出处”。首先，到田家去喝酒而且是“泥饮”，正如杜甫的《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杜甫是一个渴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人，可是当他数落蜀中的时候，也曾结交了一些“田夫野老”的朋友，所谓“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旧唐书·文苑传》）。田夫野老也许没有文化，不会吟诗，但他们质朴坦荡，待人热诚，不似官场的虚伪冷淡。对于做客他乡寄人篱下的游子来说，这种质朴的友情是弥足珍贵的。所以“且向田家拚泥饮”就不仅仅是到老乡家喝酒，同时还令人想到羁旅游子对质朴坦荡友情与安慰之寻求和向往。其次，卜肆是卖卦问卜的地方，常常出现在屈原的作品之中。在《离骚》中，屈原请灵氛和巫咸为他占卜前途，那两位一个劝他去国远逝，一个劝他慢慢等待，但这都不是屈原所能接受的。屈原已经下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他的问卜，其实不是真的因为拿不定主意才去向卜者请教，而是一种对天道不公的困惑和怨愤。人在悲愤之极的时候便是要呼天，然而，“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司马迁《伯夷列传》语）同样，当古人提到问卜的时候，其实也不一定是真的想要去算卦，有时候就暗含这种对天意的质问和责难。
这两句说话的口吻，体现出文后的深意。到田家去豪饮一番本来是很快乐的事，却用了“泥饮”，而且还是“拚”泥饮。使用了“拚”表达出要豁出去一醉方休，却又用了“且向”二字作为转折。表达出了一种很曲折很复杂的情绪，这种情绪总是指向的就是“不得已”和“无可奈何”。寻求友谊是快乐的，理想失落是悲哀的。对作者来说，寻求友谊的快乐并不能抵消理想失落的悲哀。“聊从卜肆憩征鞍”的“聊”，也有“姑且”或“无可无不可”的意思。看到路旁有个卜肆，就无可无不可地下马向那里走过去，不是虔诚地去求卜问卦，也许只是以算卦为借口到那个地方歇歇脚而已。这两句的口气互相呼应，引人联想。
结尾一句“只应游戏在尘寰”，古来有很多人说过类似的话，如张元干《八声甘州》的“何妨游戏，莫问栖迟”；吕渭老《水调歌头》的“偶逢游戏到人间”；刘克庄《贺新郎》的“且伴我，人间游戏”，那都是表现一种“玩世不恭”的姿态。但王国维对人生的态度是严肃的，并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他生逢民族灾难接连不断的清王朝末世，又由于身负养家糊口的重担而不得不长年累月的奔走四方羁旅他乡，但是他有理想，有热肠，而且异常执着，不肯放弃。当他说“只应游戏在尘寰”时，已绝不是单纯的自我安慰与排解，而是凝聚着内心深处对当时那个时代的全部困惑和悲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