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该词写离愁别怨。上片写景，前三句实写眼前之景，后二句虚写，写想象之景。

　　三四点青苔浮于波上，一两声莺啼鸣于树下。已暮春时节，樱桃散漫，柳絮飘扬，风日晴和不够，须要人意好才算得好景。一句“成担阁”，人意便隐身于旧梦中。此去经年，斯人不在，便是良辰好景虚设。

　　同是花开莺啼、草长鹭飞的时节，因着这“担阁”二字，都黯然失了颜色。困酣娇眼的杨花，飘飘摇摇，萦损柔肠；看樱桃空坠，也无人惜。燕双飞，犹得呢喃低语，“为怜流去落红香，衔将归画梁”，竟是黛玉葬花的心境一般。庭院深深处，小园香径下，唯有幽人独往来。

　　恍惚间，纳兰似又回初见时刻，他的她，背倚秋千，姣花照水般低头不语，也有伤春的秀眉微蹙，也东风吹乱云鬓。小山犹可闻琵琶弦上相思意，纳兰呢？相思不知说与谁人听。寸心间思绪万千，可容得下这咫尺天涯的天上人间？宛如昨，昨日已弃纳兰而去不可留，今日之日落花独立多烦忧。

　　去年昨日此门中，人约黄昏后；今年花依旧，不见去年人。纳兰斜倚秋千，抚着冰凉的秋千索，追忆那些朝朝暮暮。往事淌过心头，斯人何在？他望向春雁回彩云归，望向细雨过桃花落，望向角声寒夜阑珊，只望得一怀愁绪空握。天涯一隅，不知她在那一方可也凭栏忆？泪眼望花，花亦无语，“乱i红飞过秋千去”。

　　春如旧，人空瘦。也似当年陆游与唐琬痛作生离，十年邂逅，或晁补之，自号归来子，心向东篱却身陷朝野，怕是早存了归去的心思，也看清楚了这繁华尘世间的过眼云烟。“多情总被无情恼”，纳兰也想放下那些恼人的多情吧？同是花间杯盏，月下独酌，太白笑饮“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纳兰却敛眉低喟“谁与劝孤酌”。

　　谁劝孤酌？无解。杨花处处，飞燕双双，融融春意中泛起心头的，是吹不去化不开的悲凉。

　　《全唐诗》卷二三九与卷一五〇均录此诗，作者一为钱起，一为刘长卿。一般选本多编在钱起集下。

　　此诗开篇点题。“谷口”二字，暗示了题中“故山草堂”之所在；“春残”二字，扣题中“暮春”；以下几句都是“归”后的所见所感，思致清晰而严谨。谷口的环境是幽美的，诗人曾说过：“谷口好泉石，居人能陆沉。牛羊下山小，烟火隔云深。一径入溪色，数家连竹阴。藏虹辞晚雨，惊隼落残禽。”（《题玉山村叟屋壁》）春到谷口，更是别具一番景色。然而，此次归来却是“春残时节”，眼前已是黄鸟稀，辛夷尽，杏花飞了。木兰花比杏花开得早，所以诗说“辛夷花尽杏花飞”。一“稀”、一“尽”、一“飞”，烘托出春光逝去，了无踪影的一派空寂、凋零的气氛。

　　然而，在这冷落寂寥的氛围中，诗人都却喜地发现窗前幽竹，兀傲清劲，翠绿葱茏，摇曳多姿，迎接它久别归来的主人。诗人禁不住吟诵出：“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怜爱的就是幽竹“不改清阴”。“不改清阴”，极其简练而准确地概括了翠竹内在美与外在美和谐统一的特征。“月笼翠叶秋承露，风亚繁梢暝扫烟。知道雪霜终不变，永留寒色在庭前”（唐求《庭竹》）。“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竹石》）。诗人们讴歌的都是它“不改清阴”的品格。在这首诗中，钱起正是以春鸟、春花之“改”——稀、尽、飞，反衬出翠竹的“不改”，诗人爱的是“不改”，对于“改”持何态度，当然就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诗的一、二句并没有赞美春鸟、春花之意，更没有为它们的消逝而惋惜，而是在感慨它们随春而来，随春而去，与时浮沉，不能自立于世的品性。

　　“画有在纸中者，有在纸外者”。诗也可以说有在言中者，有在言外者。“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以流水对的形式，用由人及物，由物及人的写法，生动地抒发了诗人的怜竹之意，和幽竹的“待我”之情。在这个物我相亲的意境之中，寄寓了诗人对幽竹的赞美，对那种不畏春残、不畏秋寒、不畏俗屈的高尚节操的礼赞。所以它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它那深刻的蕴涵又给人无穷的回味。前人说：“员外（钱起）诗体格新奇，理致清瞻。文宗右丞（王维）许以高格”（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或许指的就是这一类诗。

　　李昌祺是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二十九岁成进士，入仕途，居官北京和广西、河南，到六十多岁才告老归家，一生游宦三十多年。古人重乡土。在外地的日子越长，越是怀念故乡，一旦能晤乡人，即使彼此素不相识，也觉得特别亲热，有说不完的话。李昌祺活了七十多岁。当他老年居官异地时，故乡的许多亲朋已经谢世；由于当时交通不便，音书梗阻，这些人的消息他无法一一知道；一旦听到故乡来人说起，老人便不禁伤心泪落，不忍卒听。这首小诗写的就是这种心情。诗中“故旧凭君休更说”的“凭”是请求的意思，“凭君”犹言“请你”，唐宋诗词中常用此义。

　　不忍心听故旧死亡的消息，是老年人共同的心态。一来，人到老年，心多慈软，不能承受这种刺激；二来，故旧飘零，往往勾起老人许多辛酸往事，陷入复杂痛苦的回忆中，容易引起感伤；再则，亲朋一个个死了，他这位幸存者能不想到自己的来日无多吗？对此，年龄越大的人，越发敏感。因此，这首诗抒发的是人之常情，具有广泛的典型意义。

　　但是，有趣的是：故旧死亡的消息老人不忍闻，故乡的近事老人却特别想听，哪怕只是一丘一壑的变迁，一时一事的兴革。诗把这两种心情写得非常生动突出。“形容不识识乡音，挑尽寒灯到夜深”：来的这位乡人，尽管老人从不认识，但他那满口乡土语音，老人听来却格外熟悉，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长期在广西、河南游宦，几曾听到过江西吉安人的口音？贺知章说：“乡音无改鬓毛衰”，乡音是一种特殊的乡土文化的印记；在天涯异域，听到乡音便倍感亲切，彼此的心自然靠近了，而且有了共同的话题。今晚，这话题是那样富于吸引力，把老人带入了色彩斑斓的世界。天尽管寒冷，夜尽管深沉，老人却听得津津有味，挑尽寒灯，毫无倦容。诗句对此只作了平静的叙述，我们却借着那“寒灯”的微光，看见了这位老人兴奋的脸色，激动的童心。

　　于是我们看到：这首小诗揭示了一种有趣的矛盾心态——又是爱听，又是怕听。“爱听”的心情，通过“挑尽寒灯”四字写得盎然欲滴，老人仿佛小孩瞪着大眼，托着腮帮子听人讲故事一样，形象十分鲜明。“怕听”的心情，通过“凭君”二字，也显得深沉迫切，老人的形象又变得皱纹满脸，灯光下老泪纵横。正是这种有趣的矛盾，这种前后截然不同的形象，使这首小诗充满了喜剧情调。你读着它，将止不住发出幑再一想，又不禁感到凄然。

　　更值得一提的是：诗写得如此自然浑成，你找不到什么“诗眼”，也找不到什么“警句”，诗人只是叙写了这次夜话的过程，他只是顺着生活的本来面目来写一己之哀乐，却无意之中表现出了老年人的普遍的心态，勾画出从童心盎然到老怀凄怆的形象变化。诗，真有不可思议的魅力！

　　这首小词的结构是独特的。上片语言绚丽，写京都春景，下片语言淡雅，写江南春景。作者对两处春景都有着一份爱意，这之中的感情是含蓄、复杂而又微妙的。

　　“九曲池头三月三，柳毵毵。”杜甫《丽人行》描述：“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文学作品中常有以少总多的效果，在这里贺铸用“九曲池头三月三”这样的词句，调遣着杜诗所铺叙极写的曲江水边丽人踏青的壮观。借着读者的联想，贺铸轻而易举地将杜诗的意境拽到了读者面前，柳丝摇曳，美女如云。

　　“香尘扑马喷金衔，涴春衫。”仍未直接写人，但士女如云，帝城春游的场面，却从一个侧面被渲染出来了。照说，通过香尘来写游人之多，也是较常见的写法。但“香尘扑马喷金衔”一句，却颇能造成气氛。《东京梦华录》云：“妓女旧日多乘驴，宣、政间惟乘马，披凉衫，将盖头背系冠子上。少年狎客，往往随后，亦跨马轻衫小帽。有三五文身恶少年控马，谓之‘花褪马’，用短缰促马头，刺地而行，谓之‘鞅缰’，呵喝驰骤，竟逞骏逸。”贺铸曾居汴京，于都人行乐场景自寓于目而记于心，故能绘声绘色，生动地写出了境界。经过这样渲染后，再接上“沆春衫”三字，这春便有十二分的浓腻。

　　“苦笋尘鱼乡味美，梦江南。”下片写江南春景。苦笋、尘鱼乃江南美味，佐酒佳肴。王安石《后元丰行》诗云：“尘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欧阳修《离峡州后回寄元珍表臣》诗云：“荻笋尘鱼方有味，恨无佳客共杯盘。”这美味佳肴足以引起人对江南的怀念。这种怀念又让人想起晋代的张翰。时政混乱，翰为避祸，急欲南归，于是托词见秋风起，思故乡菰菜、蓴羹、鲈鱼脍，辞官归吴。贺铸于“梦江南”中透露着的也是思归的情愫。

　　“阊门烟水晚风恬，落归帆。”结句将这种情愫表达得更为清晰。“君到姑苏去，人家尽枕河。”门巷对着烟水，春日将暮，晚风恬静，点点归舟，缓缓地驶来，悠悠地落下白帆。“晚风恬”的“恬”字，极其准确地把握江南日暮晚风的特点。风恬，烟水更美，归帆落得更悠闲。“恬”，不仅是风给人的印象，也是词人此刻想到江南烟水时的情绪表现。“落归帆”三字，用语淡淡，造景淡淡，心绪似也淡淡，然而于淡淡之中分明有着一份浓浓的乡思。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