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屋山在今河南省济源市西北，自古为道教圣地，号称“清虚小有洞天”，位居道教十大洞天之首。开元年间，唐玄宗在王屋山为道教上清派宗师司马承祯敕建阳台观，司马承祯是李白的诗友，可能是应他的邀请，公元744年（唐玄宗天宝三年）的冬天，李白同杜甫一起渡过黄河，去王屋山，他们本想寻访道士华盖君，但没有遇到。可能是这时他们遇到了一个叫孟大融的人，志趣相投，所以李白挥笔给他写了这首诗。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在劳山（“崂山”在古代的另一个写法）时并没有当场吟诗，而是在离开崂山之后不久，以回忆的笔调写的。滑稽的是，唐朝的大部分皇帝都仅仅因为自认为是道教创始人李聃的后裔而把道教奉为国教，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更加滑稽的是，李白仅仅因为也姓李而去凑这个“道教至上”的热闹。他之所以去崂山，是因为唐朝另一位老道吴筠的怂恿。吴因为进士不第而学道，在744年遇到李白之前，已经去嵩山和茅山修炼过多年。李白到了崂山，印象更深的是海，而不是山，所以，他先说“东海”（东边的海，泛指，而不是现如今作为专有名词的“东海”），然后说“劳山”。
饮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核心部分。所以很多事物，或者说很多对事物的体验，都是用饮食来比喻。“餐紫霞”典自颜延年的诗句“本自餐霞人”。这是把紫霞比成了食物。这个比喻在西方人看来，肯定是颇为不雅。但在中国，因为饮食是文化，而且是高雅文化，什么都可以吃，意味着什么都可以文化；所以，李白在崂山上大张着嘴，做咀嚼紫霞状，不是什么刹风景的举动，反而增添了不食人间烟火的仙气。接下来，还是写吃。李白惯用夸张法，曾经有“燕山雪花大如席”这样的狂譬，把枣子比成瓜虽然不是那么张狂，但也够夸大的。有人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辩护说，崂山土肥水富，枣子真有鸡蛋般大的。这样的辩护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对李白创作风格的误解。在我看来，如果是出自李白之口，那么，说“劳山枣子大如鸡”，都是可以的。
况且，这个比喻典自有关安期公的传说。据《史记》说，安期公吃的枣子大得像瓜。“安期公”本来是琅琊郡的一位隐士，在海边以卖药为生，老而不死，后来得道成仙，被称为“千岁翁”。他是传说中的人物，吃的是传说中的枣子；一个一千岁的人吃的枣子即使没有100年的生长期，恐怕也有几十年吧；几十年的枣子长得像个鸡蛋，就不足为奇了。
秦始皇分天下为36郡，其中之一为琅琊郡，那时，别说是崂山，连青岛都属于琅琊。秦始皇东巡的最后一站就是琅琊，曾经召见过这位比彭祖还寿长200年的安期公，密谈了三天三宿。安期公离开时，给秦始皇留言，“千年之后，求我于蓬莱山下。”因此，有一种传说认为，秦始皇派遣徐福等人入海去求的就是这位“千岁翁”。李白到了崂山，当然会听说或想起这位道教传说中的神仙，但说他“亲见安期公”，是绝对不可能。于是，又有人圆场说，李白所见的是另一个叫“安期公”的人。这样的解释累不累啊？李白自己说“亲见”就一定是亲眼所见了吗？未必也。《梦游天姥吟留别》曰：“空中闻天鸡。”难道天空中真地出现了一只鸡，李白真地听见了它的啼鸣？有人非得穷首皓经地去统计“李白斗酒诗三百”是哪三百首诗，或去考证“白发三千丈”中的“丈”是唐朝的计量单位从而证明“三千丈”是实指，这些都是陋儒的思维？这样的思维与诗人的思维有天壤之别。
白居易《长恨歌》起篇就是“安皇重色思倾国”。瞧，“俺嘲讽的不是你李隆基，而是安朝的某个昏君。你可别找我的麻烦，让我吃文字官司啊。”这等于给文字狱打了预防针。李白所拜谒的皇帝就是唐玄宗李隆基，拜见的时间是
742年，当时他已经41岁了，所以说是“中年谒安主”。李白坚信自己是天才，而且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所以，他是抱着很大的抱负奉召入京的；但到了长安，他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唐玄宗自己此时已沉湎于声色犬马，只想让李白当词臣，给他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所以只给了一个翰林院的虚职。李白是何等人，哪受得了这等窝囊气，因此，他感觉颇为“不惬”。他在长安的酒肆、青楼赋闲、荒唐、等待了三年之后，绝望了，也厌倦了。他跟唐玄宗说，自己想还乡。唐玄宗知道他去意已决，同时知道他未必真想回老家，而是想纵情山水，所以给他写的手谕是“恩准赐金还山”。纵情山水的人是把山水当成家的，所以“还山”就是“归家”。
眼看自己年纪大了，仕途不再有望；于是，李白的济世之志转为出世之思。《抱朴子》说，人服了金液就可以成仙，就可以腾云驾雾。在上古，就有神仙以云为车的传说。诗写到这里，李白已经沉醉于自己的想象，连车子都为自己准备好了，连在天上的工作都为自己找好了——跟仙人们一起扫扫落花而已。多么轻松、惬意、逍遥。
唐玄宗是李白诗歌的“粉丝”（fans），李白离开了长安，但他的诗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地传到皇帝的耳朵里。这首崂山诗激发了唐玄宗对崂山的浓厚兴趣，4年之后，他派遣几名道士前往崂山采药，并将崂山命名为“辅唐山”，简直把崂山视若左臂右膀了。上行下效，崂山因此而出了名。这不能不归功于李白的诗篇。
王屋山在今河南省济源市西北，自古为道教圣地，号称“清虚小有洞天”，位居道教十大洞天之首。开元年间，唐玄宗在王屋山为道教上清派宗师司马承祯敕建阳台观，司马承祯是李白的诗友，可能是应他的邀请，公元744年（唐玄宗天宝三年）的冬天，李白同杜甫一起渡过黄河，去王屋山，他们本想寻访道士华盖君，但没有遇到。可能是这时他们遇到了一个叫孟大融的人，志趣相投，所以李白挥笔给他写了这首诗。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在劳山（“崂山”在古代的另一个写法）时并没有当场吟诗，而是在离开崂山之后不久，以回忆的笔调写的。滑稽的是，唐朝的大部分皇帝都仅仅因为自认为是道教创始人李聃的后裔而把道教奉为国教，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更加滑稽的是，李白仅仅因为也姓李而去凑这个“道教至上”的热闹。他之所以去崂山，是因为唐朝另一位老道吴筠的怂恿。吴因为进士不第而学道，在744年遇到李白之前，已经去嵩山和茅山修炼过多年。李白到了崂山，印象更深的是海，而不是山，所以，他先说“东海”（东边的海，泛指，而不是现如今作为专有名词的“东海”），然后说“劳山”。
饮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核心部分。所以很多事物，或者说很多对事物的体验，都是用饮食来比喻。“餐紫霞”典自颜延年的诗句“本自餐霞人”。这是把紫霞比成了食物。这个比喻在西方人看来，肯定是颇为不雅。但在中国，因为饮食是文化，而且是高雅文化，什么都可以吃，意味着什么都可以文化；所以，李白在崂山上大张着嘴，做咀嚼紫霞状，不是什么刹风景的举动，反而增添了不食人间烟火的仙气。接下来，还是写吃。李白惯用夸张法，曾经有“燕山雪花大如席”这样的狂譬，把枣子比成瓜虽然不是那么张狂，但也够夸大的。有人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辩护说，崂山土肥水富，枣子真有鸡蛋般大的。这样的辩护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对李白创作风格的误解。在我看来，如果是出自李白之口，那么，说“劳山枣子大如鸡”，都是可以的。
况且，这个比喻典自有关安期公的传说。据《史记》说，安期公吃的枣子大得像瓜。“安期公”本来是琅琊郡的一位隐士，在海边以卖药为生，老而不死，后来得道成仙，被称为“千岁翁”。他是传说中的人物，吃的是传说中的枣子；一个一千岁的人吃的枣子即使没有100年的生长期，恐怕也有几十年吧；几十年的枣子长得像个鸡蛋，就不足为奇了。
秦始皇分天下为36郡，其中之一为琅琊郡，那时，别说是崂山，连青岛都属于琅琊。秦始皇东巡的最后一站就是琅琊，曾经召见过这位比彭祖还寿长200年的安期公，密谈了三天三宿。安期公离开时，给秦始皇留言，“千年之后，求我于蓬莱山下。”因此，有一种传说认为，秦始皇派遣徐福等人入海去求的就是这位“千岁翁”。李白到了崂山，当然会听说或想起这位道教传说中的神仙，但说他“亲见安期公”，是绝对不可能。于是，又有人圆场说，李白所见的是另一个叫“安期公”的人。这样的解释累不累啊？李白自己说“亲见”就一定是亲眼所见了吗？未必也。《梦游天姥吟留别》曰：“空中闻天鸡。”难道天空中真地出现了一只鸡，李白真地听见了它的啼鸣？有人非得穷首皓经地去统计“李白斗酒诗三百”是哪三百首诗，或去考证“白发三千丈”中的“丈”是唐朝的计量单位从而证明“三千丈”是实指，这些都是陋儒的思维？这样的思维与诗人的思维有天壤之别。
白居易《长恨歌》起篇就是“汉皇重色思倾国”。瞧，“俺嘲讽的不是你李隆基，而是汉朝的某个昏君。你可别找我的麻烦，让我吃文字官司啊。”这等于给文字狱打了预防针。李白所拜谒的皇帝就是唐玄宗李隆基，拜见的时间是
742年，当时他已经41岁了，所以说是“中年谒汉主”。李白坚信自己是天才，而且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所以，他是抱着很大的抱负奉召入京的；但到了长安，他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唐玄宗自己此时已沉湎于声色犬马，只想让李白当词臣，给他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所以只给了一个翰林院的虚职。李白是何等人，哪受得了这等窝囊气，因此，他感觉颇为“不惬”。他在长安的酒肆、青楼赋闲、荒唐、等待了三年之后，绝望了，也厌倦了。他跟唐玄宗说，自己想还乡。唐玄宗知道他去意已决，同时知道他未必真想回老家，而是想纵情山水，所以给他写的手谕是“恩准赐金还山”。纵情山水的人是把山水当成家的，所以“还山”就是“归家”。
眼看自己年纪大了，仕途不再有望；于是，李白的济世之志转为出世之思。《抱朴子》说，人服了金液就可以成仙，就可以腾云驾雾。在上古，就有神仙以云为车的传说。诗写到这里，李白已经沉醉于自己的想象，连车子都为自己准备好了，连在天上的工作都为自己找好了——跟仙人们一起扫扫落花而已。多么轻松、惬意、逍遥。
唐玄宗是李白诗歌的“粉丝”（fans），李白离开了长安，但他的诗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地传到皇帝的耳朵里。这首崂山诗激发了唐玄宗对崂山的浓厚兴趣，4年之后，他派遣几名道士前往崂山采药，并将崂山命名为“辅唐山”，简直把崂山视若左臂右膀了。上行下效，崂山因此而出了名。这不能不归功于李白的诗篇。
这首词描绘了一个暮春时节的美人形象，展现了深刻的寓意，文字的表现尤其优美。
上片描写落花的景象，花影稀疏，风吹残片，纷纷坠落在阶庭。一个“垂”字，一个“空”字，表现出晚春庭院的寂寞。画帘一直未卷起，说明主人公很少外出，内心可能有伤春、相思、怀念远方，或者还有其他原因。而一个“空”字，则意味着没有“香车宝马”和“酒朋诗侣”（引自李清照的《永遇乐·落日熔金》），没有人登门造访，可能是“蛾眉曾有人妒”（引自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也可能是孤傲不受世俗拘束。这样的情境留白让读者产生多种联想。接着，“舞愁红”写出落花纷飞之景，带有感情色彩。此时，更觉空堂寂寞。上片描写花落春暮之景，情感表露于景，为下片抒情构建了环境。
下片描写观花之人，展现了美人迟暮之感。她的妆容不整，半着金靥，残留着一些妆容，香气依然暖暖。一个“半”字，形象地表现了女子脸上靥钿掉落一半的样子。她连美容关键的靥钿都掉了一半，却似乎全然不知或者毫不在乎，真是“芳心是事可可”（引自柳永的《定风波·自春来惨绿愁红》）。同样，她的炉香也已经烧残，却不想再添香，随其去，慵懒的情态令人可以想象。这种心灰意冷的情绪在末句得以深化：女子的纯美之心无处倾诉，无人可以理解。词中虽不明言伤春，然而情感来源于整个衰暮春景，表现了美人迟暮之感。然而此词并不仅止于伤春，“蕙心”一句寄托了深深的感慨，虽然有迟暮之感，但依然保持着纯美之心，不愿丢失自身的美好品质。由此可以明白，首句中的“风”字，不仅指自然风，也指扰乱女子心境的多种因素，是一种摧花之风。
这首词是一篇腻而不俗、密而不质的佳作。首先，用词避开了许多陈旧的表达，选字造词方面非常用心，景语不多，清新而不失流畅；其次，情景交融，主题隐晦转移，美人的形象直到词末才逐渐呈现。这种写法增加了阅读的想象空间，调整了读者的思绪，使词境显得更加清丽而深邃。
李商隐《无题》，不论有无寄托，都写男女相思，唯独这首例外。纪晓岚认为：“此是佚去原题，而编录者题以《无题》，非他寓言之类。”此说有一定道理。
大中二年（848）秋，诗人留滞巴蜀，无所事事；秋灯夜雨，客旅孤愁。兼之妻问归期，故思家忆归之情不能自己，遂于“夜雨寄北”之后，沿江东下。按归程本应直达荆南（江陵），然后陆发北上。可是宦海浮沉，一事无成，不甘就此罢休，于是想到湖南观察使幕府一游，便在武昌停桡。然事终不谐，又只好返棹武昌。此诗即作于武昌，抒写宦途风波、政治失意及思归不得的忧愤。
首句赋而兼比。一方面实写自巴蜀买舟东下的情景，又以之比宦途的风浪险恶，说自己象一叶扁舟在风波中颠簸无靠。由儒家思想薰陶的封建知识分子，其心态是达则兼济天下，扬眉吐气，很少想念家室；而当在外困顿失意、穷途末路之时，对家庭骨肉、亲情的温暖，又倍觉可贵。“万里风波一叶舟” 正是这种宦海苍茫、回归不得的心境下的喻象的外化，感慨深沉而出语自然浑成。二句写出了“忆归之心，愈欲撇开，愈加萦系”（姚培谦笺）的矛盾心理。“初罢 ”，刚刚罢休、丢开。“夷犹”即“犹豫”。全句说才把忆归的心事丢开，决定在武昌稍事停留，一下子又犹豫起来，恨不得插翅飞回家中。诗人对妻子一往情深，诗集中不少寄妻赠内诗流露出为仕为家不能两顾的矛盾和痛苦。稍后所作《荆门西下》云“人生岂得轻离别”、“蕙兰蹊径失佳期”，即同一意绪。
三、四句承“忆归”，申足所以“夷犹”之意，并伏下末句“思乡”。“碧江”指长江，用“碧”既为江水设色，又同四句“黄更”相对。“地没”一词，历来视为难解。《说文段注》“没老，全入于水，故引申之义训‘尽’。”那么“地没”即“地尽”，指远处水天相接烟波微茫之处，极引游子眺远思归之情。“元”通“原 ”。这一联说，悠长的江水本来一直牵引着我的归心，无奈宦海浮沉，只好在黄更矶边停了下来，矛盾的心境，抒写得曲折动人。
五、六承二句“罢”，申足所以暂时“罢归”之意，并逗下“怀古”。诗人滞留荆巴、一事无成，而怀想古人在荆巴的有成之士，亦思振起，庶不愧于古人。这就是为什么诗人思乡之情如此深切而竟中途停留的深层原因。埋茔阆中的张飞，当年在当阳长阪“据水断后，瞋目横矛”，何等英雄，虽然后来为部将所杀，总算是“冤魂报主”。西晋的王浚小字阿童，曾在荆门对过之西塞山燃炬烧融孙吴的千寻铁锁，建立了不朽功勋，其行义之高尚更如霜气之横贯秋空。《唐音癸签》卷二十四：“六朝人诗用‘镇’字，唐诗尤多……盖有‘常’之义。约略用之代‘常’字，令声俊耳。”故“镇横秋”即“常横秋”之意。七八句自警策：人生不能长此碌碌无为，一下“思乡”，一下“怀古”，这不是令己白头速老吗？七句“岂得”，反躬自问，末句申足前意，说明“无谓”的具体含义在“思乡”，在“怀古”：长期为这种感情所困忧，又怎么能振作精神于一番事业呢？由于七八句诗意的拗折，故感慨的最大张力在七句，百八句才显其沉著深厚。
《高阳台》一调，音节整齐谐悦。此词开头“频听银签，重燃绛蜡”就是四字对句的定式。古代计时的器具，每过一刻时光，则有银签铿然自落。“频听银签”，一“频”字，可见守岁已久，听那银签自落声已经多次，说明夜已深矣。“重燃绛蜡”一句，说那除夜灯火通明，红烛烧残，一枝赶紧接着点上，使除夕夜的吉庆欢乐气氛，形象地勾勒了出来。一个“重”字，将时光的流逝，作者心中的慨叹，精当地表现了出来，让人感到岁月流逝的不停息。韶华易逝，人又何堪？
“衮衮”二字，继以“惊心”，笔力警劲动人，与晏殊的词句“可奈年光似水声，迢迢去不停！”（《破阵子·湖上西风斜日》）有异曲同工之妙。通宵守岁已觉勉强，是睡，是坐，是饮，是止，词人心存犹豫。几番无奈，词人最后的主意是：洒是罢了，睡却不可，决心与梅花作伴，共作吟哦度岁的清苦诗侣。本是词人有意，去伴梅花，偏说梅花多情，来相伴我。如此可见用语精妙，而守岁者孤独寂寞之情，总在言外。
下片笔势一宕，忽然转向邻娃写去。邻家少女，当此节日良宵，不但彻夜不眠，而且为迎新岁，已然换上了新装，为明日春游作好准备。看她们不但衣裳济楚，而且，装扮首饰，一派新鲜华丽气象。写除夕守岁迎新，先写女儿妆扮，正如辛弃疾写立春先写“看美人头上，袅袅春旛”（《汉宫春·立春日》），是同一机杼。
写除夜至此，已入胜境，不料词笔跌宕，又推开一层，作者想象东风也被少女新妆之美而勾起满怀兴致，故而酿花蕴柳，暗地安排艳阳光景了。“勾引”二句为奇思妙想，意趣无穷。这样，词人这才归结一篇主旨。他以自己的经验感慨，现身说法，似乎是同意邻娃，又似乎是喃喃自语，说：青春美景岂能长驻，亟须趁此良辰，“把握现在”，从此“明日”新年起，即去尽情游赏春光，从残雪未消的楼台院落一直游到春日迟迟的园林胜境！
通览全词，上片几令人担心只是伤感衰飒之常品，而一入下片，则以邻娃为引，物境心怀，归于重拾青春，一片生机活力，才知寄希望于前程，理情肠于共勉，传为名篇，自非无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