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诗人虽没有直接铺陈颂扬屈原的伟大人格，却反用《楚辞·渔父》，别具匠心地设置一个对立面，以屈原为主，以渔父为副，以副托主，以渔父“混世”的反语来激励屈原，亦是暗喻自己，流露出对同流合污者的憎恶与痛恨，也陈述了其对人生处事的鲜明独特认识与理解，披露出其政治失意后的激愤无奈心情。

　　“沐芳莫弹冠，浴兰莫振衣”句，诗人反用《楚辞·渔父》之意，告诫世人不要如屈原那般的明辨是非、宁死不折的积极入世态度。

　　“处世忌太洁，至人贵藏晖”句，直接表达观点，明喻人生在世的处事方式，就应当如渔父那般不问是非、明哲保身的消极出世态度。

　　“沧浪有钓叟，吾与尔同归”句，用形象表达观点，透露出韬光养晦才是真正的处世态度，愿意追随渔夫的思想和行迹，隐居江湖，不露才华。

　　诗人虽没有直接铺陈颂扬屈原的伟大人格，却反用《楚辞·渔父》，别具匠心地设置一个对立面，使得诗意内涵全熔铸在一个整体对比性构架之中，实则以屈原为主，以渔父为副，以副托主，以渔父“混世”的反语来激励屈原，亦是暗喻自己，从而造成更强烈的对比，间接赞扬了屈原的崇高精神，也贬抑了渔父的消极态度，只好异途殊归，各行其志，呈现出诗人对同流合污者的憎恶与痛恨，也表达了诗人对人生处事的鲜明独特认识与理解，字里行间透露其政治失意后的激愤无奈心情。

　　召公在治西方的时候，治理得当，人民和睦。等到他去世了，人们怀念他，连他种的树都不忍心破坏，后人便作了这首诗来纪念他。全诗纯用赋体铺陈排衍，物象简明，而寓意深远，真挚恳切，体现了人民对召公的赞美和怀念。

　　《甘棠》一诗的主旨，自古至今，惟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认为是讽刺召伯之作，其他几乎众口一辞，均认为是怀念召伯的诗作。如《毛诗序》云：“《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郑笺云：“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朱熹《诗集传》云：“召伯循行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而不忍伤也。”

　　对比每章第二句针对甘棠发出的动作：首章曰“勿伐”，伐是齐根砍断；次章曰“勿败”，败是坏其枝叶；末章曰“勿拜”，拜，攀援使弯。《诗经》的重章叠句往往表现为情感上的由浅入深、由轻至重，行为动作上的由简至繁、由小到大，体现的是对主题的逐层深化。但这首《甘棠》一反故常，表现为动作上和行为上的先重后轻。由断到折再到使弯曲，动作愈来愈轻 。它说明了人们对甘棠的珍重态度，伐倒是不行的，折断枝叶也不可，既使是攀援弄弯也是不准的。于是这组动词的妙处和这组叠句的妙处所在即为： 它是用先重后轻的方式传达一种神圣的情感，一种基于敬仰、怀念召伯衍生出的对甘棠的情感。

　　再看每章末句由召伯做出的行动：首章曰“所茇”，茇是居住的意思，居住是较长一段时间内的状态；次章曰“所憩”，憩是休息，休息是较短时间内的状态；末章曰“所说”，“说”读为税，税即税驾，停下车子叫税驾，停下车子的时间比休息片刻的时间还要短。由居住到休息再到停车，行为愈来愈简。一位可敬的人居住时间长的地方，那地方就成了他的故居，人们视其为圣地，在那里人们睹物思人，想见其为人，有历史感和真实感。如果这可敬的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 ，别说是他长期居住的地方 ，就是他曾经立足、流连的地方也会神圣起来，同样，这组表示召伯行为的动词也像上组动词一样 ，表现了人们对召伯的无上景仰之情，其实这正是重章叠句的好处。

　　全诗三章，每章三句，全诗由睹物到思人，由思人到爱物，人、物交融为一。对甘棠树的一枝一叶，从不要砍伐、不要毁坏到不要折枝，可谓爱之有加，这种爱源于对召公德政教化的衷心感激。而先告诫人们不要损伤树木，再说明其中原因，笔意有波折亦见诗人措辞之妙。突将爱慕意说在甘棠上，末将召伯一点，是运实于虚法。缠绵笃挚，隐跃言外。

　　上片写词人登楼背景和楼上初见时的景致。开头“湖海”二句，从自身落笔。横空而起，抒发词人湖海飘泊和怀才不遇的感慨，词人曾在《请说归休好》诗中吐露过脱离官场的复杂心情：“请说归休好，从今自在闲。”又说：“田间四时景，何处不开颜？”这种宦海浮沉而今欲归休的感受，贯穿全篇，使这首境界阔大、宏丽的词作中带上沉郁的格调。“西风千里，送我今夜岳阳楼。”承上意写经过长途的江面飘荡，终于来到了游览胜地岳阳楼上。“日落”三句，词人纵笔直写登楼远眺的景色：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夕阳斜照在广阔的洞庭湖面上，波光粼粼；沅水、湘水相汇处的两岸草木，呈现出一片葱绿的春色，再看那湖中君山的暮霭云雾，四周萦绕。这些自然景色，引起词人内心的深长感触，思绪翻腾，颇难平静。“徒倚栏干久”二句，从傍晚到月夜的时空转换，更深一层地刻画词人倚栏凝思的种种意绪，而含蓄的笔墨又为下片直抒胸臆积蓄了情势。

　　上片尾句承上启下，既收住了上片的写景，也开启了下片的抒情，为后文直抒胸臆营造了一个富含情味的环境。

　　下片首句描写岳阳楼的雄伟景色。“吞”意在表现岳阳楼视野的开阔。“隘九州”，点明岳阳楼位居国内险要的地方。见到如此壮景，词人反问：“人间好处，何处更似此楼头？”疑问中不掩赞誉，认为人世间的一切好处，都比不上此处的景色。“欲吊”句写词人对曾流放此地的诗人、政治家屈原的凭吊。词人欲要凭吊屈原，却“无所”可吊，词人不知道屈子沉水处，虽然心有遗憾、惭愧，但看到“渔儿樵子”不免庆幸，屈原死前与渔夫有过对话，便猜想他们可能懂得屈原离忧。词人因屈原的“离忧”而联想到自己怀才不遇的辛酸困苦，希望有贤明的君主可以发现并重用自己，所以有了“回首叫虞舜”。但是除了满山开得正艳的杜若花外，没有任何人回答他的苦苦呼唤。其中花开烂漫的美景反衬出词人心境的悲凉。

　　词中上片写登临岳阳楼，并赞赏岳阳楼的美景。下片接着写雄美之景，并由此联想到屈原的离忧来抒发自己心中的哀愁。结尾他喊出了自己渴求被遇的心声，最后却以无声的景语默默作结，仿佛是给词人的凄凉回答。整首词在满含豪气的描写中，夹杂栏杆拍遍却无人会得的心酸，复杂的情感使词情波澜起伏。

　　开篇趣起，打趣自己，说只要清溪对岸有美酒，就可以招致自己这个难致的“幽人”前来。接韵以“更觉”的措辞，将自己与赵国兴暗中对照，以突出赵的“湖海豪气”。意谓因自己这样容易被招致，就更觉得赵这个有四方之志的湖海之士气度不凡、当卧百尺楼头了。“自叹”以下，直到结韵，全都是自我抒情。“自叹”一韵，伤惋自己年老才凋，作诗赋词，难以称意。上片末韵，明承起韵沽酒之辞，写自己得酒即醉、醉归于东风中的情态。暗接“不如人意”的句意，表达他欲因酒而排遣此愁的意思。有趣的是，这里写词人的醉态，不出以正笔，而以“松竹如醉”的曲笔来写，这就写透了他醉态朦胧的情态。而诗意正在“松竹如醉”的形容中。下片似写清醒时的思绪，其实是所谓“酒醉心灵”的思考产物。过片接上片末韵“东风”一词，写他对此春日美景若有所不足的遗憾感。此韵以“怎得”领起，表明所思所须实属不可得的用意。他所希望自己成为的，是庄周梦中那只栩栩然的物我浑一的蝴蝶，他希望作这一只蝴蝶，来纵情邀游于花丛间，把花底当成是整个的“人间世”即整个的世界。这就泄露了他希望忘世兼忘我的心意。而具有这种忘我兼忘世之想的人，显然是因为所承受的过于沉重痛苦之故，他在寻找着一个不可得的解脱。“记取”一韵，表明了他之所以想做庄周梦中的蝴蝶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暮春的江上，总是风狂雨骤，横暴的风雨从来不爱惜春天的美景，而要将它匆匆送走。“记取”一词，表明这种时光之忧，是他一直萦结在胸的旧伤痛。在“风雨”一句中，词人的悲凉、无奈之情可感。在这两韵里，花与春天的意象具有隐喻的色彩，它们隐指美好无憾的时光。同样，风雨也具有隐喻的色彩，它是作为破坏春天的对立面出现的，它是生命所不能把握的横暴力量的隐指。因为以上的隐喻色彩，所以尽管是写的自然春天的过程，也令词人产生了不能承受的“万斛愁”。这样无法称量的沉重愁恨，只有杯中酒才可以解除，因为它可以使人沉醉忘忧。而象征了富贵极盛的头上金貂，在此时光之优面前，则显得毫无意义———流逝的时光把金貂象征的富贵、把一切存在甩在自己的后面化为虚无。结韵关合全篇，以此词不过是一种《宾戏》的解释，把一切打空，用来回复赵知录。这样的结尾，固然表明了他的游戏态度，同时也更有深意。这深意就是，当词人反照自己的内心，发现了巨大的空虚和难以承受的痛苦时，他所去做的，不仅是以酒来沉醉忘情，更是要以排空一切的方式，来获得解脱。所以，这样的结尾，不是无聊的游戏，不是无意义的闲话，而是包容着一种压力和反压力的精神对抗的。

　　本词在章法上，打破上下片分段的词体常用格式，从上片第三韵就开始转为单纯写自己，是为变格；但变中有不变，如下片全为上片末韵引起，写自己春日归途上醉酒后的忧思与解脱。在表意上，全词似散而聚。所谓散，是指它头绪众多；既赞友人，又自叹衰老才枯；既写耽酒情状，又写耽酒的原因；既抒发好景不常的生命幽恨，又写忘世遣愁的心理需要。所谓聚，是指这么丰富的情意，曲曲折折地都可以用酒来收结：衰老才凋的闲愁可以用酒来打发，好景不常的生命大悲可以凭酒来遗忘，想做庄周梦中的那只蝴蝶而不可得的苦恼可以借酒来平息，乃至功名富贵终归无用的虚无之悲可以以酒来消除。

　　这篇文章写孟子同梁惠王的谈话。当时各国为了要增产粮食和扩充兵员，都苦于劳动力不足，所以梁惠王要同邻国争夺百姓，采取了自以为“尽心”的措施，可是目的并没有达到。孟子抓住了这个矛盾，指出梁惠王的“尽心”并不能使百姓归顺，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行王道，施仁政”，才是治国的根本办法。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外争城夺地，相互攻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对内残酷剥削，劳役繁重，破坏生产力。这就造成了兵员缺乏、劳力不足。争夺人力，成为各诸侯国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梁惠王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之前，自诩“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然后以赈灾救民为例，申说自己治国胜于“邻国之政”，“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从两方面描述救灾的具体措施。“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进一步突出梁惠王的自矜，为下文的“五十步笑百步”作铺垫。“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希望更多的民归附自己，孟子正是利用梁惠王的这种心理来宣传“仁政”思想并想引导他实行王道政治的。

　　第二部分（第2-4段），分析“民不加多”的原因。孟子不直接回答“民不加多”的问题，而是用梁惠王熟悉的事例设喻，启发对方，使对方容易接受。“王好战，请以战喻。”总提一句，然后举出两个逃兵“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根据败逃距离的远近，提出“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的反问，进一步启发，诱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说出否定自己论点的话：“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最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这两句忽然转入正题，既回答了“民不加多”的原因，又揭示了五十步笑百步的寓意：梁惠王的“移民移粟”跟邻国统治者的治国不尽心，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上数量上不同而已。这里暗示着梁惠王搞小恩小惠并不能使民加多，要使民加多，必须施仁政、行王道。于是文章就自然而然地由第二部分过渡到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第5-7段），阐述了孟子“仁政”的具体内容──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

　　第5段阐述“王道之始”的道理。孟子认为，合理地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养生丧死而无憾”是实行仁政的开端，也是使民加多的初步措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三组排句，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连用“不可胜……也”的句式，给人以吃不完、用不尽的感觉，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接着又用“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来小结前三组排句，又以这个结论为前提推出新的结论：“王道之始也。”作者在这里把三层意思、三方面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使民加多”的问题跟行王道紧密联系起来。

　　第6段，阐述王道之成的道理。这一段，孟子进一步提出教养百姓，使民心归顺的仁政主张，也是“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三组排句又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这三种措施与上文的三种措施相比，显然前进了一步，具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不仅主张养民，还主张教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作者在这里连用四组排句，把自己的主张层层铺叙，渲染得有声有色，为梁惠王展现出一幅美好的前景。然后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两句承上启下，顺理成章地得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结论，与前文“王道之始也”相呼应。

　　第7段，阐述使民加多应有的态度。孟子批评统治者的虐政，从反面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前两段已经把行王道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这一段照应文章的开头。梁惠王口口声声说“于国尽心”，可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哪里谈得上“尽心”呢？“狗彘食人食”和“涂有饿莩”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接着作者针对统治者归罪于岁的推诿，运用比喻进行驳斥：“涂有饿莩”归罪于年成不好，如同“刺人而杀之”归罪于武器一样荒唐，害民的不是荒年而是统治者的虐政。最后两句，“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言简意赅。不归罪于年岁，而是要反省自己，革除虐政，施仁政，行王道，使百姓住有房，耕有田，吃饱穿暖用足，接受教育，懂得礼义，才能使他们归服。“斯天下之民至焉”回答了开篇梁惠王提出的“民不加多”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