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渔夫捕到了鱼便心满意足,樵夫砍到了柴就眼笑眉舒。一个放下钓竿 ,一个收起斧头。两个人在林下的水边偶然相遇,交谈起来,原来是两个不识字的打鱼砍柴的士大夫。他们两个笑哈哈地谈今论古。
注释
斤斧:斤即斧头。
斤,斧同义。
笑加加:即笑哈哈。
这篇记从批评世人以己之所好而骄人、笑人的陋习,层层演进,引出对张希元爱好书法却怀才不遇寄予同情,并相信他会以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表现了苏轼积极用世的人生观。此文不循常理,不守成规,将一篇普通的记述散文写得纵横开阖,出人意表。
这篇文章一共分为三段,第一段一上来就阔发议论。紧紧围绕着一个“笑”字延伸开来,描述了世人的种种偏见与短识。琴棋书画爱好者们嘲笑那些喜好声色的平庸之辈,但他们又被喜好文章的人嘲笑;而喜好功名的人对好文者同样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文章不过是些酸腐“空言”而已;而这些追求功名的人们,即使能够像刘、项、汤、武一样掌管天下,但是他们竟依然无法避免他人的嘲笑。因为在大隐士许由和大圣人孔子看来,这些功名不过过眼云烟,不值一提。最后以“世之相笑,岂有既乎”为结,说明世间人们的相互嘲笑从来未曾停止。苏轼对这些嘲笑统统给予了否定。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对收藏者的痴情、痴态、痴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延展和刻画。他们为书画“弃躯忘亲”,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他们为书画“椎心呕血”,连生命都可放弃;他们为书画“剖冢斫棺”,可谓不择手段,用尽心思。但是作者苏轼理解他们,说人世间人们所看重的声色享乐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转移他们的志趣。他们在书画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是连他们自己都无以言表的,其他人就更加无法理解他们了。作者强调,不理解并不能成为嘲笑他们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根据。他总结说:“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这不仅批评了那些嘲笑琴棋书画爱好者的人们,更将所有的同类嘲笑给予了归纳否定,依然用“笑”字串连,与上文呼应,文气贯通一气。
从“毗陵人”到“属余为记”为第三段的开端,介绍作记的缘起。这里应该详细地记述、描绘张希元如何爱好书画典籍,珍藏了什么,规模是怎么样的。但是作者仅寥寥数笔,便戛然而止。张希元“家世好书”,其风可追;“所蓄古今人之遗迹至多”,多善可陈;“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精神之嘉,可予彰表。苏轼以“蜀人”“蜀言”为转接承续,引出对人生道路设计、从业选择的看法。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的意思是:学习书法绘画的人,要耗费大量的纸张;学医术会因医术未精而伤害他人。谚语虽非名人名言,但是因为其在民间口头传播,有很大影响力。文末,苏轼特别郑重地谆谆告诫张希元:“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苏轼对张希元是否希望从政文章并没有明确道出,只是提出了期望和警示——从政非同藏书等个人爱好,关乎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因而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苏轼对行业、职业的评价不甚明确,观点有些含糊,但这恰恰是对张君明确的提醒,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因为从政好坏因人而异,关键是个人能否把握掌控问题。提出原则,而不给具体结论,其实是最好的答案。
以“记”的本色而论,本应该写人、写堂,而此篇文章表面看从头到尾全是议论声;但是细品之下,却是无一字不是写人、写堂,无一字不是记其所应记。文章借对世人嘲笑的议论,记述了建堂所遇到的压力、阻挠和困难;借对堂主苦恼劝解的议论,记述了堂主为收藏付出的种种代价、牺牲和精神压力。可谓是句句写堂,句句写人。
筹笔驿,古地名,旧址在今四川省广元县北。相传三国时蜀汉诸葛亮出兵伐魏,曾驻此筹画军事。很多诗人留下了以筹笔驿为题材的怀念诸葛亮的作品。公元855年(大中九年)李商隐罢梓州幕随柳仲郢回长安,途经此驿,写下这首咏怀古迹的诗篇。此诗同多数凭吊诸葛亮的作品一样,颂其威名,钦其才智;同时借以寄托遗恨,抒发感慨。不过此篇艺术手法上,议论以抑扬交替之法,衬托以宾主拱让之法,用事以虚实结合之法,别具一格。
诗写诸葛亮之威、之智、之才、之功,不是一般的赞颂,而是集中写“恨”字。为突出“恨”字,作者用了抑扬交替的手法。首联说猿鸟畏其军令,风云护其藩篱,极写其威严,一扬;颔联却言其徒有神智,终见刘禅投降,长途乘坐驿车,被送往洛阳,蜀汉归于败亡,一抑;颈联出句称其才真无愧于管仲、乐毅,又一扬;对句写关羽、张飞无命早亡,失却羽翼,又一抑。抑扬之间,似是“自相矛盾”,实则文意连属,一以贯之。以其威智,霸业理应可成,然而时无英主,结果社稷覆亡,一恨;以其才略,出师理应告捷,然而时无良将,结果未捷身死,又一恨。末联“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馀。”是说,昔日经过锦里(成都城南)诸葛武侯庙时,吟哦诸葛亮的《梁父吟》,犹觉遗恨无穷。而所谓“恨”,既是写诸葛亮之“遗恨”,又是作者“隐然自喻”。以一抑一扬的议论来表现“恨”的情怀,显得特别宛转有致。
古典诗歌中,常有“众宾拱主”之法。李商隐这首诗的首联,用的就是这种手法。出句“猿鸟犹疑畏简书”。是说,猿(一本作“鱼”)和鸟都畏惧诸葛亮的军令,说明军威尚存;对句“风云长为护储胥”是说,风云还在护卫诸葛亮的营垒,说明仍有神助。正如范仲温《诗眼》所说的:“惟义山‘鱼鸟’云云,‘简书’盖军中法令约束,言号令严明,虽千百年之后,‘鱼鸟’犹畏之;‘储胥’盖军中藩篱,言忠义贯于神明,‘风云’犹为护其壁垒也。诵此两句,使人凛然复见孔明风烈。”这里没有直接刻画诸葛亮,只是通过猿(鱼)鸟风云的状态来突出诸葛亮的善于治军。猿鸟风云的状态在作者想象中,是由诸葛亮引起的反应,这些都作为“宾”,用以突出诸葛亮军威这个“主”。这些作为宾的自然景物。是拟人化,有某种特别的象征意义。猿鸟风云,作为筹笔驿的实景,还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使人有肃穆之感;但是并不是单纯的气氛描写,而是化实为虚,实景虚用,以宾拱主,直接突出“孔明风烈”这一主体。
李商隐好用典故。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云:“李商隐诗好积故实。”他爱把古人罗致笔下,自由驱使,不问时代先后,都可以在他的诗境中同时出现。“管乐有才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此题所咏乃诸葛亮,则此联对句中的关羽、张飞为其同时人,是今;管仲是春秋时人,乐毅是战国时人,远在三国之前,是古。用事以古今成对,出句以古人比拟诸葛亮,对句实写诸葛亮同时人关、张,即以古对今,以虚对实,而且对得极为自然。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故以管仲、乐毅直指诸葛亮便是很自然的事了,所以所谓“管乐”可以说虽“古”犹“今”,虽“虚”犹“实”,与关、张对举,可称为“奇”,然而却又不足为奇。
韩偓《香奁集》里有许多反映男女情爱的诗歌,这是最为脍炙人口的一篇。其好处全在于艺术构思精巧,笔意含蓄。
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间华丽精致的卧室。镜头由室外逐渐移向室内,透过门前的阑干、当门的帘幕、门内的屏风等一道道障碍,聚影在那张铺着龙须草席和织锦被褥的八尺大床上。房间结构安排所显示出的这种“深而曲”的层次,分明告诉读者这是一位贵家少妇的金闺绣户。
布局以外,景物吸引读者视线的,是那斑驳陆离、秾艳夺目的色彩。翠绿的栏槛,猩红的画屏,门帘上的彩绣,被面的锦缎光泽,合组成一派旖旎温馨的气象,不仅增添了卧室的华贵势派,还为主人公的闺情绮思酝酿了合适的氛围。主人公始终未露面,她在做什么、想什么也不得而知。但朱漆屏面上雕绘着的折枝图,却不由得使人生发出“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无名氏《金缕衣》)的感叹。面对这幅画图,主人公不可能不有感于自己的逝水流年,而将大好青春同画中鲜花联系起来加以比较、思索,更何况而今又到了一年当中季节转换的时候。门前帘幕低垂,簟席上增加被褥,表明暑热已退,秋凉刚降。这样的时刻最容易勾起人们对光阴消逝的感触,在主人公的心灵上又将激起阵阵波澜。诗篇结尾用重笔点出“已凉天气未寒时”的时令变化,当然不会出于无意。配上床席、锦褥的暗示以及折枝图的烘托,主人公在深闺寂寞之中渴望爱情的情怀,也就隐约可见了。
通篇没有一个字涉及“情”,甚至没有一个字触及“人”,纯然借助环境景物来渲染人的情思,供读者玩味。这类命意曲折、用笔委婉的情诗,在唐人诗中还是不多见的。这首小诗之所以广为传诵,原因或在于此。无论从题材旨趣,还是从手法、风格上讲,这首小诗都开启了五代两宋闺情词缛丽婉约的先河。
王安石于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进士及第,嘉祐三年(1059年)上变法万言书,未被采纳。直到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神宗准备实行新法,才于四月才召他进京面对。经过二十六年的漫长岁月,王安石屈居下位不算,最大的憾事是变法主张未能实现。此时形势突变,遇到了赏识他主张的锐意变法的新帝,正是龙虎风云、君臣际遇的良机,大展宏图,即在目前。因此,他在值宿禁中的时候,面对良宵春色,剪剪轻风,金炉香烬,月移花影,一派风光,激起了思想上难以自制的波澜,为自己政治上的春色撩拨得不能成眠。
这首绝句和杜甫的五言律诗《春宿左省》属于同一题材:“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
这首诗的前两句相当于杜诗的前两联,都是写景。首句是视觉加听觉,以动衬静。王安石写的是春天拂晓时的景象;杜甫则因仿佛听到有人开宫门的钥匙声,和百官上朝的马铃声而睡不着,其意义相对要小些,这是由于两人的地位悬殊太大造成的。次句以触觉写出了香尽漏残、黎明破晓时分的夜寒意。第三句叙事夹抒情,诗人所追求的是杜甫所想要的“君臣已与时际会”,这激动人心的时候就要到来,他不只是像杜甫“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那样睡不着觉。但诗人留下问题:为什么“眠不得”,春色为何“恼人”,诗人故意不说原因。“恼”字在此处是反义正用,不能作恼恨的“恼”理解,应作“撩”解,杜甫诗“韦曲花无赖,家家恼煞人”中的“恼”字即是“撩”的意思,绝不是苦恼得不能成眠。最后一句以景结情:但只见月亮移动,照出花影,斜映在庭院里的栏干上。诗贵含蓄,此诗除第三句外,字字写景,情隐词外。
这首诗的内在抒情曲折而深沉,外在表向却是春夜清幽美景,创作手法高明。诗中处处紧扣着深夜,却又没有一句直接说到夜已如何,而只写夜深时的种种景象。诗人没有正面写对人的怀念,而是通过香尽漏残、月移风寒,写出时光的推移,从而表明诗人徘徊之久和怀想之深。表面上是这庭院夜色搅乱了诗人的清梦,实际上是由于对远方的人强烈的思忆,使诗人感到眼前的春色倍加恼人,感情表达得含蓄、曲折而深沉,有着余而不尽之意。
诗人所描写的皇宫春晓的迷人景色,和杜甫“九重春色醉仙桃”,贾至“禁城春色晓苍苍”,岑参“莺啭皇州春色阑”的用意是一样的,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大好的景色象征大好的形势。如果没有“月傍九霄多”,就不会有“花影上栏干”,由此可见,王安石是参透了杜甫《春宿左省》后才动笔的。
所以说,这一首政治抒情诗。王安石是借用爱情诗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春风得意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