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记载了范仲淹购置义田的经过,赞扬范仲淹乐善好施的精神,同时斥责当时那些只知自肥的封建官吏。全文以古衬今,中心明确,语言朴实,感情深切。
本文通篇以“义”字作线眼,旨在表彰范文正公自奉俭约,购置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的高风义行。全文采取先叙后议的方式,略可分为叙述、议论与补述三大部分,又可细分为六段:
大抵前三段以叙述为主,是文章的主体。将范文正公乐於助人的秉性、义田制度的概况及设立义田的夙愿,作了一个简要的说明,以为后段的议论作张本。
首段言简意赅,以“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作为全文的纲领,用以提起下文。文中点明范文正公“好施予”、“赡族人”之善性,是为创办义田的伏笔;且强调施助并非来者不拒的浮滥,而是以“亲而贫,疏而贤”为主要对象。
第二段由总叙而分叙,采取节节进逼的手法,详细记叙义田设置的经过及其良好的规模制度。以“方贵显时”点出时机,“号曰义田”点出主题,“养济群族之人”说明义田的目的,“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为总纲,并领起下文,然后再将救助的概况、对象、管理者及自给自足的运作方式作原则性的概述,具体而微地使人感受到范文正公义田的规模轮廓。尤其在叙述施行办法时,为避免行文之僵化、句式之刻板,特别使用“错综格”中“抽换词面”的修辞方法,例如在“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等四句同样叙述文句之后,转用“葬者如再嫁之数”的表述方法,使得规章制度的介绍,不致於失之严肃呆滞,反而使得语气鲜活灵动,引人共鸣。
第三段则采用追叙法,以“尝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追溯范文正公立志多年方能实现的艰苦历程,更加突显这份志业的艰难与志向的坚定。再以子孙修业承志的情形“如公之存也”,来展现子孙的贤肖以衬托范文正公的高洁人格,并可由此见出义田制度“规模远举”之可能,这尤其是“终其身而没”的前贤们,无法望其项背的所在。更进一层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惟以施贫活族之义,遗其子孙而已”描写出范文正公自奉俭约、养济群族的仁者襟怀与高洁人格,令人感动。
第四、五两段为议论。第四段也是先叙后议,以晏子亲亲仁民的美德正衬范文正公“规模远举”之贤在晏平仲之上。文中先以较大篇幅叙述晏子周济齐士三百馀人的故事,并以“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其疏远之贤。”儒家之“仁有等级”与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德性比拟之,用以证明晏子的确具有仁者的心怀;以衬托法归结於“观文正之义,贤於平仲”两句,晏子已贤,而范文正公则更加是难能可贵,“其规模远举,又疑过之”正是在极尽赞美晏子之后,以贤衬贤,垫高范文正公好仁之德,节节逼进,处处蓄势,文章气势流畅且具有说服力。此外,在桓子与晏子的对话之中,人物语言之神态表情,栩栩如生,颇具有临场感。
第五段则以今昔对比,感慨世风日下,只图一己之享乐,而不知推己及人之仁爱。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的事实与“世之都三公位,享万锺禄”的达官显宦“奉养之厚,止乎一己”的现象作鲜明的对比,用不肯济人饥寒的权贵显宦,来反衬范文正公之义行可风。尤其是以四个连句的排比,极写显宦之奢靡享乐、卿士大夫及士人自养丰厚,又以“况於施贤乎!”、“况於他人乎?”两层,照应范文正公的“义”,而归纳出:“是皆公之罪人也”的结论,真是当头棒喝,发人深省。在这两段一扬一抑、借宾显主的映衬写法之中,既可以深化主题的意境引人共鸣,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内心世界的价值判断与好恶取舍。
末段补述所以写作此篇文章之缘故。先以三句排比句来总结范文正公一生的行迹与事功,表达对范文正公无尽的崇敬与景仰,然而此事后世必有史官会加以记载。作者只是就“独高其义,因以遗於世”的一笔扣题,标明其作记命意的所在。
全文以记事为主,记人为辅,在平实流畅的笔调中,既批判了世风日下,自养丰厚,而无视族人饥苦之自私之士,也让我们对范公自奉俭约,周济群族,人饥己饥的高风义举更加景仰向慕,想见其为人。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范文正公,苏州人,平时乐于用钱财帮助别人,选择那关系亲近而贫穷、关系疏远而贤能的人,都予以帮助。
当他贵重显达之时,购置近城保收的良田一千亩,称作“义田”,用来养育救济本家族的人们。使他们天天有饭吃,年年有衣穿,嫁女、娶妻、生病、丧葬都予以资助。选择家族中年长辈高而且贤德的人主管帐目,经常总计收入和支出。每天的饭,一人供给一升米;每年的衣服,每人分给一匹细绢。嫁闺女的发给五十千钱,闺女改嫁的发给三十千钱;娶儿媳妇的发给三十千钱,再娶的发给十五千钱;丧葬发给的费用和闺女再嫁的数目相同,孩子的丧事发钱十千。族人聚居的九十多口,义田每年收入供分配用的稻子八百斛,用它所收入的粮食,来供应在这里的聚居的族人,充裕有余而无枯竭之时。退居在家、等待职务的人予以供给,出仕为官的人则停止供给。这就是它的大致情况。
当初,范公还未贵重显达时,就曾有过这种愿望,而无力实现长达二十年之久。后来做了西部边境的统帅,又入朝参与主持朝政,从此才开始有了俸禄赏赐的收入,而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志愿。他去世之后,后代的子孙修明他的事业,继承他的志向,和他在世的时候一样。他虽地位高俸禄多,却终生过着清贫的生活。逝世的时候,甚至没有钱财装殓,子女们也没有钱财为他举办像样的丧事。他只是把救济贫寒、养活亲族的道义,留传给子女罢了。
古时候晏平仲乘破车、驾瘦马。陈桓子说:“这是隐瞒君主的赏赐啊。”晏子回答说:“自从我显贵以后,父系的亲族,没有不坐车的人;母系的亲族,没有衣食不足的人;妻子的亲族,没有挨饿受冻的;齐国的士子,等待我的接济而点火做饭的有三百多人。像这样,是隐瞒君主的赏赐呢?还是彰明君主的赏赐呢?”于是齐君使用晏子的酒杯,罚桓子饮酒。我仰慕晏子好行仁德,齐君了解贤者,而桓子能认错服义。又仰慕晏子的仁德有亲疏层次之分,而言辞有井然的次序:先说父系亲族,后说母系亲族,再说妻子的亲族,最后才提到关系疏远的贤者。孟子说:“由爱自己的亲人而施仁德于民众,由对民众仁德而爱惜世间万物。”晏子的作为接近于这一点啊。现在从范文正公的购置义田这件事来看,是比晏平仲还要贤明啊。他施行的规模的久远和全面,恐怕是要超过晏子的。
啊!当今世上那些身居三公职位,享受万钟禄米的人,他们宅第的雄伟,车驾的华丽,歌妓的众多,妻儿的富有,仅是为满足自己一个人的私欲而已。本族的亲人不能登门的,难道还少吗?何况说帮助疏远的贤者呢?地位在他们以下的是卿,是大夫,是士,禄米的充裕,享用的丰富,也仅是为满足自己一个人的私欲而已。本族的亲人,拿着破碗讨饭,成为沟中的饿殍的,难道少吗?何况对于其它的人呢?这些人都是范文正公的罪人啊!
范文正公的忠义誉满朝廷,业迹流布边境,功名传遍天下,后代一定会有史官记载的,我可以不用赘述了。唯独敬仰推崇他的道义,因而记叙“义田”之事以留赠世人。
注释
范文正公:即范仲淹,字希文,谥文正。
咸:都。
负郭:靠近城敦。
稔:庄稼成熟。
赡:富足,足够。
缣:双丝细绢。这里指一匹丝织物。
斛:中国旧量器名,亦是容量单位,一斛本为十斗,后来改为五斗。
沛然:充盛貌。
屏:退隐。
俟:等待。
逮:达到。
西帅:指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
服义:在正确的道理或正义面前,表示心服。这里指桓子受觞而不辞。
廪稍:公家给予的粮食。
沟中瘠:指饿死在沟渠中。瘠,通“胔”。
全文记载了范仲淹购置义田的经过,赞扬范仲淹乐善好施的精神,同时斥责当时那些只知自肥的封建官吏。全文以古衬今,中心明确,语言朴实,感情深切。
本文通篇以“义”字作线眼,旨在表彰范文正公自奉俭约,购置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的高风义行。全文采取先叙后议的方式,略可分为叙述、议论与补述三大部分,又可细分为六段:
大抵前三段以叙述为主,是文章的主体。将范文正公乐於助人的秉性、义田制度的概况及设立义田的夙愿,作了一个简要的说明,以为后段的议论作张本。
首段言简意赅,以“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作为全文的纲领,用以提起下文。文中点明范文正公“好施予”、“赡族人”之善性,是为创办义田的伏笔;且强调施助并非来者不拒的浮滥,而是以“亲而贫,疏而贤”为主要对象。
第二段由总叙而分叙,采取节节进逼的手法,详细记叙义田设置的经过及其良好的规模制度。以“方贵显时”点出时机,“号曰义田”点出主题,“养济群族之人”说明义田的目的,“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为总纲,并领起下文,然后再将救助的概况、对象、管理者及自给自足的运作方式作原则性的概述,具体而微地使人感受到范文正公义田的规模轮廓。尤其在叙述施行办法时,为避免行文之僵化、句式之刻板,特别使用“错综格”中“抽换词面”的修辞方法,例如在“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等四句同样叙述文句之后,转用“葬者如再嫁之数”的表述方法,使得规章制度的介绍,不致於失之严肃呆滞,反而使得语气鲜活灵动,引人共鸣。
第三段则采用追叙法,以“尝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追溯范文正公立志多年方能实现的艰苦历程,更加突显这份志业的艰难与志向的坚定。再以子孙修业承志的情形“如公之存也”,来展现子孙的贤肖以衬托范文正公的高洁人格,并可由此见出义田制度“规模远举”之可能,这尤其是“终其身而没”的前贤们,无法望其项背的所在。更进一层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惟以施贫活族之义,遗其子孙而已”描写出范文正公自奉俭约、养济群族的仁者襟怀与高洁人格,令人感动。
第四、五两段为议论。第四段也是先叙后议,以晏子亲亲仁民的美德正衬范文正公“规模远举”之贤在晏平仲之上。文中先以较大篇幅叙述晏子周济齐士三百馀人的故事,并以“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其疏远之贤。”儒家之“仁有等级”与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德性比拟之,用以证明晏子的确具有仁者的心怀;以衬托法归结於“观文正之义,贤於平仲”两句,晏子已贤,而范文正公则更加是难能可贵,“其规模远举,又疑过之”正是在极尽赞美晏子之后,以贤衬贤,垫高范文正公好仁之德,节节逼进,处处蓄势,文章气势流畅且具有说服力。此外,在桓子与晏子的对话之中,人物语言之神态表情,栩栩如生,颇具有临场感。
第五段则以今昔对比,感慨世风日下,只图一己之享乐,而不知推己及人之仁爱。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的事实与“世之都三公位,享万锺禄”的达官显宦“奉养之厚,止乎一己”的现象作鲜明的对比,用不肯济人饥寒的权贵显宦,来反衬范文正公之义行可风。尤其是以四个连句的排比,极写显宦之奢靡享乐、卿士大夫及士人自养丰厚,又以“况於施贤乎!”、“况於他人乎?”两层,照应范文正公的“义”,而归纳出:“是皆公之罪人也”的结论,真是当头棒喝,发人深省。在这两段一扬一抑、借宾显主的映衬写法之中,既可以深化主题的意境引人共鸣,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内心世界的价值判断与好恶取舍。
末段补述所以写作此篇文章之缘故。先以三句排比句来总结范文正公一生的行迹与事功,表达对范文正公无尽的崇敬与景仰,然而此事后世必有史官会加以记载。作者只是就“独高其义,因以遗於世”的一笔扣题,标明其作记命意的所在。
全文以记事为主,记人为辅,在平实流畅的笔调中,既批判了世风日下,自养丰厚,而无视族人饥苦之自私之士,也让我们对范公自奉俭约,周济群族,人饥己饥的高风义举更加景仰向慕,想见其为人。
这篇文章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范仲淹是北宋名臣,其立身大节,已为世人所熟知、景仰。但对于他的乐善好施、泽及亲族与贤人之事,则知之者少。作者与范仲淹同为吴人,同朝做官,故知之者深,于是作《义田记》以颂其高义,表达敬仰之情。
这首词通篇写景,又抒发了词人对尘世生活的眷恋之情。十里青山,数声鸟啼,残月白露,清风晓霞,有声有色地表现了江南的夏季景色。词中上、下片的结句,委婉含蓄地提到人,而且引起对往事的回忆。全词清新雅洁,优美柔和,饶有意味。
仲殊,名挥,姓张。安州人,曾举进士。据说他年轻时风流倜傥,放荡不羁,因此妻子对他甚为不满,曾在食物里下了毒,他得救不死。从此,他心灰意冷,弃家为僧,居苏州承天寺、杭州吴山宝月寺。然仲殊虽出家为僧,却不甚遵守佛门清规,虽不吃肉,却嗜蜜、酒如命,每食必饮酒食蜜。这首词便是他出家为僧后所作,从这首词作中读者仍能看出一个早年放荡不羁而半路出家的和尚的自我写照。
上片着重从空间方面着笔,首二句便直接铺叙景物,展示出一幅“青山隐隐水迢迢”的画境。
“十里青山远”是远望所得之景。“十里青山”本已含“远”,而这里更著一个“远”字,不仅点出“行人更在春山外”的意境,而且透露出词人不知归期的惆怅寂冷心态。“潮平路带沙”是近看所得之景。词人的视线由“十里青山”的远景观赏收回到眼前之景,由赋山转向摹水,点出行人的具体环境。第三句由写所见过渡到所闻。远处一带青山,偶尔可以听见“数声啼鸟”,这对欢乐人来说,便是青山绿水、美景如画;莺歌燕舞,良辰美景的赏心乐事,但对感触特多,凡心未尽的词人来说,却似乎觉得啼鸟在怨年光的易逝,青春易老了。这便是词人的心理情感移入到鸟啼声所引起的移情联想。由鸟的啼怨,词人不期而然地涌起又是“凄凉时候”,又是“远在天涯”的感叹了。这是词人长期的漂泊以及对这种生活的厌倦情绪的反映。
下片主要从时间方面落笔。
“白露”既指秋凉的夜露,又表明了节候。“清风”句紧承前句强调白昼的结束。这两句紧承“啼鸟怨年华”的命意,形象生动地展示出时间推移的进程。“绿杨”句承前写景。杨柳堤岸,浓荫密处,微风过后,荷香飘拂,那荷花又大又丽,正撩人情思。
站在荷塘边,词人突然想起来了,原来有一年,也是这个时候,他到过此地,在附近的酒家买酒喝,并乘着酒意还来观赏过荷花。他禁不住又是感叹又是喜悦,于是向着塘里的荷花问道:“荷花啊,你还记得那年买酒喝的那个醉汉么?”这一问颇含韵致,荷花在佛教徒的心目中,本是最圣洁的东西,所以释迦佛像都是坐在莲花上的。而如今词人虽为和尚,看到莲花想起的却是它那世俗的美艳,并将荷花与自己醉中赏花的事紧紧联系起来,这就表明了词人虽名为和尚的真实心态。这里词人由眼前景而追忆往昔事,仍是从时间方面来写,照应上片“又是凄凉时候、在天涯”。
全词从时空两方面构思,写景抒情,情寓于景,意象清悠,意境清晰。词作设色明艳,对比和谐,色彩艳丽,美感很强。
这是一篇人物传记,讲述了秦士邓弼的事迹和遭遇。文章通过几个富有特征的情节,描绘出邓弼这样一个身怀绝技、勇猛无敌而又博学多才、豪爽狂放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写出了邓弼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老死林泉的悲剧一生。它含蓄地揭示了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的客观现实,寄寓作者为国惜才、为有志之士不得重用抱不平的内心愤慨。全文笔墨酣畅淋漓,人物形象虎虎有生气。
文章开始的时候仅交代邓弼字伯翊,秦人,这一笔也是因为点题所必需,其他更具体的年里籍贯、家世出身,一概略而不书;接着只“录”其所必“录”,即行事、性情、才力等几方面的富于传奇色彩、足以耸人听闻的事迹,浮雕似地凸现其形象和性格,邓弼即呼之欲出。从主要方面看,邓弼以孔武有勇力闻名秦中,他当然是一个“武士”。第一段的概括介绍即从“武”的方面落墨,写他“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能以力雄人”。随手用两个例子说明“能以力雄人”:一是能徒手分开斗牛,“拳其脊,折仆地”。二是能抬起“十人舁弗能举”的市门石鼓,并“持之行”。邓弼一出场便身手非凡,他的勇武足以使人刮目相看。但他好使酒任气,以至人见辄避,人们对他抱有“狂生不可近,近则必得奇辱”的成见。极简略的文字,从邓弼的外形写到勇力最后交代其使酒任气,突出其性格中的一个“狂”字。
然而这篇传叙文字最出色之处在于中间的主干部分刻画邓弼的“武戏文唱”,写他的“亦狂亦侠”、“允文允武”。以文事写武力,使邓弼成为中国武士传记中别具色泽又熠熠生光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
主干部分一共可以分为两大段。
第一大段写邓弼独饮娼楼,强迫萧、冯二生登楼共饮,并以其博学多才折服二生的精彩情节。萧、冯二生“素贱”邓弼为人,不愿登楼同饮,邓弼以“杀人”相胁迫,二生不得已而从之。酒酣耳热之余,邓弼竟然提出为了“少吐胸中不平气”,请二生面试文才,“四库书从君问,即不能答,当血是刃”。两生“遽摘七经数十义叩之”,“弼历举传疏,不遗一言”。经义之不足,再以史事辩诘之,邓弼对于历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贯珠”。这样的奇事,发生在一向“以力雄人”的邓弼身上,简直匪夷所思。他竟然能以文事上的博学多识折服素来贱视他的萧、冯二生,使“素负多才艺”的二生“相顾惨沮”。
这一场文唱的武戏开始时,邓弼强牵二生入娼楼,二生“力拒之”,邓弼口出不逊,竟以白刃相要挟,其后旁若无人“呼酒歌啸以为乐”,酒酣之后,“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都使人感到充满浓烈的火药味,时时有爆发一场全武行的可能。作者笔下营造了剑拔弩张触即发的态势,使人以为其后邓弼必然是使酒任气,挥拳捋袖,而结果必然是鼻青脸肿,盘碎杯飞。谁也料想不到这场武戏的发展竟是文唱,二生当场考较起邓弼的经史之学,而折服他们的居然是邓弼的文事而不是他的武功。这里的行文叙事,以构成鲜明的反差出奇制胜,使人叫绝;用热辣火爆的“武打”气氛烘托经史答问的潇洒优雅,文笔逆折回旋而各极其致。允文允武、文武全才、经史满腹却又不脱武夫本色的邓弼,便鲜蹦活跳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至段末,作者似故弄狡狯地为这场武戏文唱作出不是解释的解释说:“归询其所与游,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邓弼的文才竟似不读书而得,生与俱来。这就为邓弼平添了几分神秘感,文章也因之更加摇曳多姿和引人入胜。
主干部分的第二大段写邓弼以干云的豪气,无双的才调,“造书数千言”,登门求见德王,企图为世所用,在那儿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考验。邓弼求见,德王府的“阍卒不为通”,他“连击踣数人,声闻于王”,这是典型的邓弼风格。而当与德王见面“弼盛气曰”一段写的是邓弼的识见、吐属和抱负之不凡。仅就其自动请缨的非凡声口与风发意气而言,这类似于金殿对策的一段文字,便足以抒发邓弼的胸襟抱负,而使德王刮目相看。作者着意铺排这段文字,也是想写出邓弼不仅胸罗经史,而且他对于国家政治的重大问题有独具的识见。文事武略,才调抱负,至此而臻于完满,德王不免竦然动容。
下面德王想亲试邓弼武勇才力的一段问答,便以极快的节奏自然跳跃而出。三项问答,一问“解持矛鼓噪,前登坚城乎”,二问“百万军中可刺大将乎”,三问能否“突围溃阵,得保首领乎”,这包含了作为勇士或将军能攻能守,宜进宜退,善于进击亦善于自卫等几项基本素质。德王问得出色,邓弼回答只三个“能”字,简截明快,略无顾瞻,显示了他的自恃自傲和胸有成竹。作者刻画邓弼的这一段经过精心取舍的文字和经过精心结构的情节,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虎虎有生气又跃跃欲一试身手的邓弼已经被作者的一枝笔挤逼到非大打出手不可的地步了。
这篇传记只是在开始时略述邓弼的武勇,其后便是武戏文唱,有时密云不雨,有时旁笔作势,始终将他武勇无双这一主要特点藏锋不露,摇曳作态而又步步逼进,最后终于逼出邓弼一展武勇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来。德王部署善槊者五十人,驻马于东门外,邓弼单骑双剑闯阵。武打场面写得颇为精彩,并无落到实处的格斗文字,只写邓弼的“虎吼而奔”和“双剑飞舞”,绘声绘影,极具光彩。“虎吼而奔”使五十骑“人马辟易五十步”,“双剑飞舞”的光影中,则只见“斫马首堕地,血涔涔滴”。作者在真正面临武戏武唱时,仍然能驾驭自己的生花妙笔,采用烘云托月和侧笔旁敲,避开吃力不讨好的正面格斗描写,以寥寥数十字,绘写出了邓弼凛凛若神的武勇,至以五代名将铁枪王彦章相提并论,使千古后人读此,仍不免心魂俱震,宛如亲历。
最后一段是全篇归结和顿挫。邓弼其人狂且侠,武而文,胸襟磊落,才调不凡,德王上章论荐,只是因为“丞相与王有隙”而“格其事不下”。邓弼失望之余,自叹“命也,亦时也”,遁入王屋山为道士,后十年郁郁以终,下距元明易代豪杰并起不足二十年。这就非常自然地引出了作者的一番感慨,如同上文所言。
《秦士录》一文的格调就像它所描绘的邓弼一样,抑塞磊落而有奇气。传叙人物,截取情节,重在一个“奇”字;描摹人情,刻画个性,重在一个“狂”字;写武士武勇,笔墨却常常旁出“武”字之外,而代之以“武戏文唱”。“史官曰”唱叹有情,从邓弼其人的遭遇中沉淀出一股历史的失衡感和失落感,虽然不一定特别深刻,却也具有批判封建社会埋没人才的普遍性,引起读者深深的思索。这些都是文章的成功之处。
上片,借赞扬古代贤明之士来表达对同情者的仰慕之情。 “徐邈能中酒圣贤”,是隐喻徐得之的直言相谅,秉性修甚,颇有徐邈能识酒的清浊(世道清浊),醉而不问公事的洒脱气质。“刘伶席地幕青天”,是隐喻刘唐年隐居乡间,简从陋出的生活和贤明放达的性格,如同“竹林七贤”之一刘伶“屋无室庐,幕天席地”的旷达胸怀。“潘郎白璧为谁连”,是隐喻诗人潘大临与挚友的友善。两者分离,苏轼发出“潘郎白璧为谁连”的哀叹。苏轼有意将古之徐、刘、潘三贤才与今之徐、刘、潘三贤才同姓偶合,为的是表达苏轼向慕贤明,追求旷达的处世观。
下片,直抒欲回朝不成,真做隐士又无奈的仕宦观。“无可奈何新白发,不如归去旧青山”,点明苏轼目前的“无可奈何”的政治处境和“新白发”的衰老生命。苏轼离开黄州友善的人后感到寂寞孤独。即是死后,不如归葬于家乡的青山秀水边。这是苏轼视死如归的坦荡的生死观。“恨无人借买山钱”,进一步写自己欲回朝不得,欲隐居不能的无奈愁绪。一个“恨”字道出了这种只能退步、安居现状的随缘心态。
全词,运用三个历史人物来隐喻三个现实人物,再由三个现实人物而联想到苏轼自己的政治处境与适应心境,可谓借古喻今的绝妙构想。文字含蓄精练,蕴涵着丰厚的思想情感,是苏轼感旧词作中的佳作。
这是诗人在汴京(今河南开封)东城送别友人之作。运判马察院,指马遵,字仲涂,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当时以监察御史为江淮六路发运判官,是诗人的好友。宋代张世南《游宦纪闻》说:“龙图(龙图阁学士,马遵后来曾任此职)马公仲涂家藏蔡忠惠(即蔡襄,字君谟,谧忠惠,北宋大书法家)帖,用金花纸十六幅,每幅四字,云:‘梅二(即梅尧臣,字圣俞,排行第二)马五(即马遵)蔡九(即蔡襄)皇祐壬辰(1052年,即皇祐四年)仲春寒食前一日会饮于普照院,仲涂和墨,圣俞按纸,君谟挥翰,过南都试呈杜公(即杜衍)、欧阳九(即欧阳修)评之,当属在何等。’”所叙时间、人事与此诗相合,故此诗作于1052年(皇祐四年)二月,当时梅尧臣在京城汴京监永济仓。
梅尧臣是一位同情劳动人民的诗人。此诗虽写送别,却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关心。
开头四句先写送别的时间。这几句化用唐代贺知章《咏柳》名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诗意,但却又有发展变化。贺诗单写春柳,此诗重点在写杏桃。把春风比作剪刀,说它裁出了柳叶,又裁出杏桃,这是变无情为有情,把没有感情的春风,写成了有情的巧匠,设想新奇而富有诗意。第三句的“圆尖作瓣”承接上句,写杏桃的花瓣,圆瓣指杏,尖瓣指桃。“得疏密”是说它们疏密适中,既不太稀,也不太密。第四句说它们的颜色红若燕脂(即胭脂),艳丽无比,也就是说,春风不但剪其形,而且染其色。春风荡漾,柳绿桃红,景色是如此宜人。这几句语调轻快,写出送别时的愉悦心情。朋友相别,使人怅恨,此诗却透出欣喜之情。当时京都地区原本大旱,据《宋史·仁宗纪》记载,1051年(皇祐三年)八月,汴河即已绝流,马遵比时也因此而被困在京城。而到这次送别时,气候已有转机,即将下雨;同时派去引黄河水入汴河的夫役,也已于不久前遣发,汴河即将通航,这令诗人十分欢欣。此刻就是因为马遵即将回到江南去,所以梅尧臣等人在东城为他送别。此诗第五句至十句就是描写此事。《埤雅》:“鹁鸠,灰色无绣顶,阴则屏逐其匹,晴则呼之。语曰‘天将雨,鸿逐妇’是也。”“黄鹂”句诗意即源于此。黄鹂不鸣,鹁鸠逐妇,都是即将下雨的征兆;“深园静墅声嗷嗷”的“嗷嗷”,就是鹁鸠逐妇的嘈杂喧叫声。“开汴”指疏浚汴河河口和汴河上游,以便引黄河水顺畅地注入汴河。这四句是叙事,节奏急促,气氛非常热烈。下面接着写人们的心情:都城的人盼望下雨就像渴极的人盼望有水喝一样,寒食前夕,大沟小沟都已疏淘完毕,以便大雨下来时迅速排水。据《宋史·河渠四·京畿沟渠》记载,北宋京都每年春天疏浚沟渠,以防水潦成灾。诗人于1053年(皇祐五年)所作《淘渠》中有“开春沟,畎春泥,五步掘一堑,当涂如坏堤”,即专写汴京整修下水道。“何当”在这里是“合当”之意,表示肯定语气。“黄流”指引来的黄河水流。宋代设有都水监,管理河道堤防,原来隶属于三司河渠,1058年(嘉祐三年)始置专监。作者写此诗时,都水尚无专官。诗中的都水御史即指马遵。舠是小船,形如刀。“雨深一尺”,可以解除早象;水深一篙,则汴河可以通航。友人马遵即可乘着轻舟,顺流直下,日夜兼程,回到江南的住所去。“亦即喜”的“亦”字,表明欢喜的不仅是马遵,还包括京都和吴楚地区苦于旱灾的人民,也包括作者在内。“回轻舠”点出题中的“送”字,“轻”字不仅同上文“水一篙”关合,而且还写出了行者的欢悦心情,因为只
有水深流急,舟行迅疾,舟才显得轻;只有人心情愉快,才会更加感到小舟的轻。这几句如急流行舟,节奏非常轻快,写出了送行者和行者的愉快心情。
马遵是转运判官,他这次回住所的任务,就是要协助转运使收缴吴楚财赋,由汴河运进京师。此诗第三大段,即由此着笔,写诗人对友人的希望。因为吴楚频受苦旱,连年歉收,即使这回下一场透雨,庄稼得到一次较好收成,老百姓仍然缓不过气来,所心诗人希望友人在收缴赋税时,不要额外多收,如果加重剥削,老百姓无法生活下去,他们就会像无食之鸟、被困之兽一样,被迫逃亡。唐代刺史、节度将正税常额之外加收的赋税贡献朝廷,称为“羡余”。“频年苦旱”而仅“一稔”,老百姓身上没有什么油水,所谓“勿求羡”不过是不要大肆搜括的委婉说法。当时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许元以聚敛刻薄为能,希图得到迅速提升,所以诗中特别以此嘱咐友人,作为此次的临别赠言,要他对上司许元加以规劝,实际上是讲给许元听的。据《宣城县志》记载,马遵为官清廉,他任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知州离去时,郡僚军民争欲挽留。最后八句又将此意加以申说。出城相送,不惜典袍沽酒,可见对友人情意深重。而计算行程,友人此去必定经过睢阳,杜衍、欧阳修正在那里,所以作者要友人将他上面讲的话请他们两人评一评,看看是否于天下的人不无少补。睢阳即今河南商丘,秦代曾于此置睢阳县,宋时称南京应天府。太傅指杜衍,当时以太子太傅退居南京。大尹指欧阳修,当时任应天府知府兼南京留守事,汉唐时京师地区行政长官称尹,诗中即沿此例尊称其为“大尹”。他是作者的至友,曾为其《宛陵先生诗集》作序,对作者的诗极为赞赏。“万分岂不益一毛”是反用《孟子·尽心上》“杨子(指杨朱)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语意,意思是说如果按照自己的意见去做,于国家人民多少有点好处。诗中说请杜衍、欧阳修评说,是有深意的:他们二人都是朝廷的重巨,杜衍曾为宰相,为人刚正廉明;欧阳修曾为知制诰,能关心人民的疾苦,他们会赞同诗人的意见。这样一来,如果转告许元,许元对他们的意见就不能不加以认真考虑。结末两句仍承此意,以“国给民苏”相期许。“国给”和“民苏”是互为因果的:只有国家强盛富足,人民才能得到复苏;只有人民温饱,有力耕作,国家才能富足。只有国家富足,人民安居乐业,地方上没有事端,作地方官的许元和友人马遵,才有闲暇逸致,得以在东园尽情遨游。“东园”在真州(治所在今江苏仪征),许元所筑,梅尧臣有《真州东园》诗。欧阳修有《真州东园记》,详记修园始末和马遵同发运使施昌言、许元园中游憩事,其中有“使上下给足,而东南六路之人无辛苦愁怨之声,然后休其余闲”语,与此诗之意相同。诗以东园作结,既能唤起友人的美好回忆,又从正面作了奖劝,表达了对友人的股切期望之情。
此诗通篇都以国计民生为意,而将朋友深情,融贯其中,一韵到底,情调轻快,在送别诗中,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