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联写烈土的品德和才干,正因为烈士的德才兼备,他的逝去也就更使人感到痛惜;后两联写出刘道一烈士牺牲后的斗争形势和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全诗哀挽死者,激励生者,慷慨悲歌,沉雄豪壮。
首联“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孙中山首先想到的是刘道一生前发动武装起义的三楚地区。孙中山说,湖南湖北一带地区,在中国东南半壁江山占很重要的地位。它地形险要,开展革命活动极有战略意义。但由于刘郎一死,使宏伟的革命计划落空了。开头两句诗既见一位革命家对革命事业高瞻远瞩的襟怀,又充满着对死难者无限惋惜、哀悼之情。一个“雄”字,一个“空”字,一开一阖,一扬一抑,含蕴着丰富的思想感情,字字句句铿然作金石声。
颔联紧承首二句,伸足自己的深悲剧痛:“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刘道一遗留下来的革命重担是十分艰巨的,有哪一个能像他一样慷慨激昂地抛头颅、洒热血呢!孙中山先生极口称赞刘道一为革命献身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叹这种热血男儿的难得,同时也就倾泻出对死者极其沉痛的悼念。
颈联“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诗人描绘了一幅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景象:边地战马在秋风中嘶鸣,塞上烽火熊熊燃烧,外国帝国主义正虎视眈眈,,伺机入侵;而国内满清政权如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政治腐败不堪,人民流离,哀鸿遍野。此时此际多么需要革命志土奋起救亡图存,而恰在此时,刘道一同志与他的同志永别了,令人怆然涕下。笔墨酣畅饱满,情思悠悠不尽。
尾联从眼前的沉痛一笔宕开,描绘一幅革命胜利的前景:“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刘道一同志,安息吧!有朝一日,同志们将推翻满清,直捣黄龙,把酒洒在大江之上祭奠你的英灵!
该诗多处用典取事,但都自具特色而耐人品味,令人激赏。孙中山就于诗中妙手巧借典籍史事化为己用,遂能以少许语言表达深广意蕴。其用典取事有三大优点:一是熨贴精当,饶有情韵。如“三楚”“哀鸿”等,字里行间蕴藉着丰富的潜台词,体现了“篇中有余味”“句中有余意”和“神余言外”的高超要求,却都恰切、新鲜,于全诗的整体意境中显得圆润而条贯。二是避直就曲,富于造型。如“神州落日”“痛饮黄龙酒”等,都是意象生动、形态鲜明的用典佳例。以“黄龙”一典而言,由于岳飞故事早已家喻户晓,此典一用,立即在人们面前再现出一队队威武雄壮、纪律严明、所向披靡、百姓拥戴的将士形象,令人眼明心亮,豪气顿生。三是大胆反泼,妙化新意。古人诗词中“临江酾酒”本是常事,但那只是一般地浇酒祭江,藉以倾发其抑郁情怀,往往带有消沉的色彩。而孙中山却以“横揽江流”这矫健豪雄的气概英姿,一反“临江酾酒”旧典的迟暮之气,并进而一扫古往众多吊亡诗词哀悯凄戚的感伤色彩,做到了在借典用事上能“反其意而用之者,非学业高人、超越寻常拘挛之见。总之,此诗于沉雄,悲壮中焕发出激越、磅礴、浩瀚、高兀的阳刚美。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东南地以楚的形势最为雄险,而刘道一的牺牲,致使原来宏伟的图谋落空了。
义军残部尚存,革命事业还非常艰巨,如今有谁能像他那样奋发激昂呢。
边塞上秋风萧瑟,战马悲嘶;神州大地,在暗淡的落日余晖之中,传来鸿雁的哀鸣。
什么时候才能打到北京,痛饮庆功祝捷之酒?到时定酹酒在江流之中,祭奠您的英魂。
注释
刘道一:原籍湖南衡山,迁居湘潭。留学日本期间,参加同盟会。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后,在长沙被捕牺牲。
半壁东南:谓东南地区占全国领土之半。半壁,半边。
三楚:秦汉时分战国楚地为西楚、东楚、南楚,包括今苏北、江西、湖南、湖北一带地区。
刘郎:即刘道一。
霸图:这里指推翻清王朝、恢复中华的宏伟计划。
斯人:这人。指刘道一。
落日:喻清政府的黑暗统治。
哀鸿:哀鸣的鸿雁,喻流离失所。
痛饮黄龙酒: 语本《宋史·岳飞传》,岳飞率军北伐抗金,取得多次胜利,他曾满怀胜利信心跟部下将领相约:“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黄龙府,金初的都城,故址在今吉林省农安县。黄龙酒,喻取得最后胜利时的庆功酒。
公:对刘道一的尊称。
刘道一是留学日本的湖南籍学生,同盟会会员。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他被派回湖南秘密联络会党发动革命。此年12月4日,萍乡、浏阳、醴陵三地武装起义爆发,声势浩大。清政府十分惊惶,调集湘、鄂、赣、苏几省军队前往镇压,起义军苦战一个多月,终以力量悬殊失败,刘道一被捕牺牲。他是第一个为革命献身的留学青年,革命党人无不悲痛,纷纷写了悼念诗文,这首诗是孙中山为沉痛哀悼死难烈士写的一首诗。
前两联写烈土的品德和才干,正因为烈士的德才兼备,他的逝去也就更使人感到痛惜;后两联写出刘道一烈士牺牲后的斗争形势和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全诗哀挽死者,激励生者,慷慨悲歌,沉雄豪壮。
首联“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孙中山首先想到的是刘道一生前发动武装起义的三楚地区。孙中山说,湖南湖北一带地区,在中国东南半壁江山占很重要的地位。它地形险要,开展革命活动极有战略意义。但由于刘郎一死,使宏伟的革命计划落空了。开头两句诗既见一位革命家对革命事业高瞻远瞩的襟怀,又充满着对死难者无限惋惜、哀悼之情。一个“雄”字,一个“空”字,一开一阖,一扬一抑,含蕴着丰富的思想感情,字字句句铿然作金石声。
颔联紧承首二句,伸足自己的深悲剧痛:“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刘道一遗留下来的革命重担是十分艰巨的,有哪一个能像他一样慷慨激昂地抛头颅、洒热血呢!孙中山先生极口称赞刘道一为革命献身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叹这种热血男儿的难得,同时也就倾泻出对死者极其沉痛的悼念。
颈联“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诗人描绘了一幅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景象:边地战马在秋风中嘶鸣,塞上烽火熊熊燃烧,外国帝国主义正虎视眈眈,,伺机入侵;而国内满清政权如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政治腐败不堪,人民流离,哀鸿遍野。此时此际多么需要革命志土奋起救亡图存,而恰在此时,刘道一同志与他的同志永别了,令人怆然涕下。笔墨酣畅饱满,情思悠悠不尽。
尾联从眼前的沉痛一笔宕开,描绘一幅革命胜利的前景:“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刘道一同志,安息吧!有朝一日,同志们将推翻满清,直捣黄龙,把酒洒在大江之上祭奠你的英灵!
该诗多处用典取事,但都自具特色而耐人品味,令人激赏。孙中山就于诗中妙手巧借典籍史事化为己用,遂能以少许语言表达深广意蕴。其用典取事有三大优点:一是熨贴精当,饶有情韵。如“三楚”“哀鸿”等,字里行间蕴藉着丰富的潜台词,体现了“篇中有余味”“句中有余意”和“神余言外”的高超要求,却都恰切、新鲜,于全诗的整体意境中显得圆润而条贯。二是避直就曲,富于造型。如“神州落日”“痛饮黄龙酒”等,都是意象生动、形态鲜明的用典佳例。以“黄龙”一典而言,由于岳飞故事早已家喻户晓,此典一用,立即在人们面前再现出一队队威武雄壮、纪律严明、所向披靡、百姓拥戴的将士形象,令人眼明心亮,豪气顿生。三是大胆反泼,妙化新意。古人诗词中“临江酾酒”本是常事,但那只是一般地浇酒祭江,藉以倾发其抑郁情怀,往往带有消沉的色彩。而孙中山却以“横揽江流”这矫健豪雄的气概英姿,一反“临江酾酒”旧典的迟暮之气,并进而一扫古往众多吊亡诗词哀悯凄戚的感伤色彩,做到了在借典用事上能“反其意而用之者,非学业高人、超越寻常拘挛之见。总之,此诗于沉雄,悲壮中焕发出激越、磅礴、浩瀚、高兀的阳刚美。
这首《九日寄岑参》,属于寄赠之作,相当于一封诗歌体的书信。这一类诗作,应酬性色彩较浓,内容往往比较空泛。然而,这首寄赠诗却大不相同。杜甫的这首诗寄赠岑参,一方面表达重阳节不能共赏秋菊把酒论诗的遗憾与惋惜,一方面对于天灾给苍生带来的苦难抱有一定的关怀和同情。诗中既有寄赠之作的一般特点,对友人表示怀念和问候,又有涉及当时的社会生活,即因大雨成灾对苍生稼穑表示的关切和忧虑。
这首诗较长,按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段落。
第一段,从开头“出门复入门”,到“难为一相就”,叙述访岑而阻于雨,与岑参的住处曲江虽然不远,但却不能去探访,倍觉思念,表现出了与岑参的深厚友谊。
第二段,从“吁嗟乎苍生”,到“小人困驰骤”,由大雨而联想到这场雨给苍生百姓带来灾害。看起来,这一段似与岑参或杜岑友谊没有直接联系,像是节外生枝。但细想还是有其内在联系的。这倒不仅仅在于都是说大雨,而是他们都是诗人,民间的疾苦是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所以下一段内容,又回到作为诗人的岑参上来。
第三段,从“维南有崇山”到全诗的收尾,归结到岑参的诗歌创作活动。从诗歌本身来说,这里既写出了杜甫与岑参这两大诗人之间的友谊,也表现出杜甫对民间疾苦的关心。然而,过去有的诗论家认为这首诗的内容还不止于此,而是诗中喻指当时的朝政。据考,天宝十三载秋,大雨成灾,宰相杨国忠却取好庄稼来,向玄宗皇帝说:“雨虽多,不害稼也。”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当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无论有无寄托,杜甫对苍生百姓疾苦的关心和同情,则是没有疑问的。
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
对于柳宗元的咏物诗,汪森在《韩柳诗选》中评论道:“短章咏物,简淡高古,都能于古人陈语脱化生新也”。对于《红蕉》,古人亦多陈语,关键在柳宗元如何“脱化”,怎样“生新”。
宋祁在他的《红蕉花赞》中,称颂红蕉“叶小而花鲜明可喜”,范成大在他的《桂海虞衡志》中,则对红蕉的花“端各有一点鲜绿”倍加喜爱。大抵红蕉后人径直称其为“美人蕉”,都是着眼于其花的艳丽动人吧。
“晚英值穷节,绿润含朱光。”第一联直写其花。虽也对其外表予以描写,但却更突出其精神。“晚英”,指秋冬之花,王勃曾用来写梅花,刘禹锡曾用来写菊花。而将红蕉也称之为晚英者,柳宗元当为第一人。又因为红蕉“春夏开,至岁寒犹芳”,这样称呼,也是恰如其分的,这便是“脱化”。
“穷节”是指岁未时节,此时万花纷谢,百草调零。一个“值”字,便显出红蕉精神。然而,这还不是它的全部。“以兹正阳色,窈窕凌清霜”。第二联才抓住了红蕉本色。红蕉不同于菊之清冷,更不同梅之寒瘦,它以春夏盛开的百花仙子之一的面貌,以娇小美好的风姿,迎寒斗霜,一个“凌”字,将其无畏的精神,勇敢的品格,和超然洒脱的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至此,诗人在读者面前,塑造了一个前无古人的艺术形象,这便是柳宗元的创造,便也是他的“生新”。
咏物诗的理解,最关键的是在准确理解诗人所咏之物以后,更能深入把握诗人赋予所咏之物的精神。即在所咏之物上所寄寓的思想感情。近藤元粹在《柳柳州诗集》中,给《红蕉》一诗下了四个字的评语,“寓感甚切”。第三联云:“远物世所重, 旅人心独伤”。许多人会把注意力放在下句,但诗人将话说得明白,看不出何处有“寓感”。
“远物”承上,是指红蕉,但叫“远物”是因为红蕉属热带观赏植物,永州地处亚热带地区,故永州可见。柳宗元站在长安和中原的角度,所以将红蕉视为“远物”。因为是“远物”,便成了稀罕物,所以才会“世所重”。这个“世”是指包括诗人在内的“世之人”。当然,从前两联来看,如此看重红蕉的只能是被贬谪到永州的柳宗元了。
因为说远物,自然便想到了永州,因为想到永州,便会勾起诗人的无限悲伤。因为说到远物被人看重,自然便会想到被流放到永州来的自己,早已被统治者遗忘。诗人原本抱有随时间推移,会被重新起用的期望的,然而看来,希望渺茫。面对红蕉,感叹身世,不禁“心独伤”。同是处于永州,“远物”和“ 人”所受待遇是如此天地之别,这便是诗人伤心的原因。
“回晖眺林际,槭槭无遗芳”。诗人将目光转向夕照下的山林,一片落叶声中,看不到一朵鲜花。这本是秋冬之景,在题为《红蕉》的诗中,将远处的这一片萧条景象和眼前“窈窕凌清霜”的红蕉,叠放在一起,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如果说群芳已经消失,那么最后,就该轮到红蕉了。如果“世所重”的红蕉,性命也终难保,那么,无人关照的“ 旅人”的命运可想而知。
原来,《红蕉》一诗寓着诗人对自己命运的深深的忧虑,而且是一种被注定为悲剧的预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寓感甚切”四字,是十分确切的。
宋人的绝句,很喜欢用拟人化手法。诗人们想象自然及自然间的万物都像人一样具有感情,因而情不自禁地把自然当作人来看待,把自己的感情移入自然。这样写,把本来不具有生命的东西带上了人情味,觉得亲切,受到感动。方岳这首《春思》诗,采用的就是这种艺术手法。
用拟人化的笔调,通过对春天景物的描写,热情地赞美了富有生机的春风。诗格调清新,不用典实,通篇拟人,富于动感,体物入微,又很有韵致。
诗咏春思,不是说自己对春天引发的种种思维感情,如伤春、惜春等;而是描述春天本身具有的情感。在具体吟咏时,又选择了春的代表———春风来表现,吟咏的主题,则定点在一个“忙”字上。第一句是说春风为什么忙,诗人分析说是因为春风“多可”。多所许可,心甘情愿地想去满足各种不同对象的要求,春风当然要“太忙”了。
以下三句,具体写春风的忙碌。春天,诗人认为变化最大、得风气之先的是、最突出的莫过于红花、绿柳。于是诗写春风一直陪伴着花柳,全心全意地为花柳服务。这句是浑写,读者自然能够由此想象到,整个春天,花先抽叶,后结花蕊,然后绽开花苞,终于繁花怒放,一直到纷纷堕落;想到柳树从吐芽抽条,到万丝绿条随风乱舞,最终柳絮纷飞,绿阴浓密。这全过程,春风无所不在,一刻不停,这就是“太忙生”了。
谈花说柳,当然不是孤立地,而是以之概括了春风对整个自然界中的植物所起的作用。后面两句,便一句写春风如何照拂鸟雀昆虫,一句写春风如何安排气候。诗写春风吹走了寒冷,使大地解冻,让燕子能衔泥筑巢,孵育下一代;又吹开了花朵,让蜜蜂酿出甜甜的蜜糖。它应付自然界的各种需要,刚安排了一阵小雨滋润大地,转而又安排晴天。这样全方位地写,更加突出春风的疲于奔命,诗人对春的歌颂,也就通过诗细微地表达了出来。
春风本来是一个很蒙浑又很广泛的概念,方岳组织了各种意象,娓娓道来,体会精细,令人眼目一新。宋诗的纤巧与理趣,在这首诗中都得到了反映。
此诗是陆游爱国诗中的又一首名篇。陆游一生致力于抗金斗争,一直希望能收复中原。虽然频遇挫折,却仍然未改变初衷。从诗中可以领会到诗人的爱国激情是何等的执着、深沉、热烈、真挚!也凝聚着诗人毕生的心事,诗人始终如一地抱着当时汉民族必然要光复旧物的信念,对抗战事业具有必胜的信心。题目是《示儿》,相当于遗嘱。在短短的篇幅中,诗人披肝沥胆地嘱咐着儿子,无比光明磊落,激动人心!浓浓的爱国之情跃然纸上。
“死去元知万事空”,“元知”,本来就知道,是一个通假字;“万事空”,是说人死后万事万物都可无牵无挂了。但从诗人的情感流向来看,有着更加重要的一面,“元知万事空”这话看来平常,但就全诗来说非常重要。它不但表现了诗人生死所恋,死无所畏的生死观,更重要的是为下文的“但悲”起到了有力的反衬作用。“元”、“空”二字更加强劲有力,反衬出诗人那种“不见九州同”则死不瞑目的心情。
“但悲不见九州同”描写诗人的悲怆心境。此句诗意是诗人向儿子们交代他至死也无法排除的极大悲痛的心境,那就是没有亲眼看到祖国的统一而深深感到遗憾。这一句中的“悲”字是句眼,诗人临终前悲怆的不是个人生死,而是没有看见祖国的统一。表明自己心有不甘,因为“不见九州同”。“悲”引擢文盟字深刻反映了诗人内心的悲哀、遗憾之情。
“王师北定中原日”,诗人以热切期望的语气表达了渴望收复失地的信念。表明诗人虽然沉痛,但并未绝望。诗人坚信总有一天宋朝的军队必定能平定中原,光复失地。有了这一句,诗的情调便由悲痛转化为激昂。
“家祭无忘告乃翁”,情绪又一转,无奈自己已经看不到祖国统一的那一天,只好把希望寄托于后代子孙。于是深情地嘱咐儿子,在家祭时千万别忘记把“北定中原”的喜讯告诉你的父亲。表达的诗人坚定的信念和悲壮的心愿,充分体现了年迈衰老的陆游爱国、报国之情,从中受到感染,加深热爱祖国的情感。
这首诗用笔曲折,情真意切地表达了诗人临终时复杂的思想情绪和他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既有对抗金大业未就的无穷遗恨,也有对神圣事业必成的坚定信念。全诗有悲的成分,但基调是激昂的。诗的语言浑然天成,没有丝毫雕琢,全是真情的自然流露,但比着意雕琢的诗更美,更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