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八句乃幻想之辞，写天上情景，似与诗之主旨无关。汉乐府多用于宴间演奏，取悦宾客，颇有拼凑割裂现象。此数句又见于《步出夏门行》末段。但乐工拼凑之时，应不会毫无理由，信手胡来。张玉谷谓"起八句言天上物物成双，凤凰和鸣，唯有将雏之乐，以反兴世间好妇不幸无子，自出待客不得已来"(《古诗赏析》)，并指出其于后面写"健妇"一段有互相映衬发明之作用，"似与下文气不属，却与下意境相关"(同上)。即可备一说。也有人认为此段是乐曲之"艳词"(前奏)，亦属可能。诗描写"健妇"，取材于一次她接待宾客的全过程："迎客"、"问客"，热情有礼；"请客"、"坐客"，殷勤周到；然后酌酒与客、促令办饭等种种描述，不厌其烦：无一不反映出她举止得体，善主中馈。诗中之"客"，恐怕不是一般的亲友作客者，而是来自中原之过客，故有送客"废礼"之疑惑， "齐姜不如"之赞美。此诗写女子而忽略其容貌体态，专一述其"健"(才干)，可谓别具只眼，亦可见西北地区之民俗。描述看似琐屑，然笔笔紧扣"健"字刻绘，因而人物形象，益见鲜明。
前八句写天上景物。若理解这几句，须先阐明其隐喻之义。“白榆”指玉衡星。“桂树”指桂星。纬书说“椒、桂生合刚阳。”注文说：“椒桂，阳星之精所生。”道，黄道。《汉书·天文志》：“中道者，黄道，一曰光道。……日之所行为中道，月、五星皆随之也。”古人认为太阳绕地而行，黄道是想象中的太阳轨道。青龙，东方七宿总名。凤凰即鹑火。纬书《春秋元命包》说：“火离为凤凰。”《史记·天官书》：“尾为九子。”《索隐》引宋均说：“属后宫场，故得兼子，子必九者，以尾有九星也。”（案闻一多说：尾本东官宿，当为龙尾。此云凤将九雏盖与南宫朱雀相乱。）
这八句在表现上，颇有特点。其一，因名借物，赋以形态。某些星宿本以动、植物命名，诗人信手拈来，将它们化为动、植物物本身的形象；并且借“黄道”为通衢大道（古有所谓“天衢”的说法），将这些动、植物形象井然有序地系列在“大道”两旁，于是造成一种迥异于人间的“仙境”。诗人借物赋形是有选择的。“桂树”令人想到传说中的“月桂”，“龙”、“凤”是传说中天上的灵物。就是“白榆”也同寻常人间的榆柳不同。这些事物都是烘托“仙境”所不可少的。其二，这种神仙境界出于诗人的想象，是不存在的，然而，其中的一事一物都实有所指，犹如打灯谜，其用意不在字面，可谓之虚而能实。其三是想象奇妙。全部诗意都是从想象生发出来。否则，几个星宿的名称是构不成诗意的。这八句诗用的是诙谐风趣的笔调，所以虽采用了游仙诗的形式，却并非在着意写神仙事。这种将星宿经作动、植物和人作为诗的意象的写法，《陇西行》之前就有，象《小雅》的《大东》篇和《九歌》的《东君》。尽管《东群》写得颇为壮美，却也不还不能象本篇一样创造出完整意境。
“好妇出迎客”以下二十四句颂美一位能独特门户的“健妇”，是《陇西行》歌辞的正题。诗因何而作，本事已无可稽考。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七引《乐府解题》说：“始言妇有容色，能应门承宾。次言善于主馈，终言送迎有礼。”这也只是就字面说的。
写法上，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是用笔工细。譬如写主人待客一节，先写“请客北堂上”指明客座应安设的方位，继写“坐客毡氍毹”，表示对客人的恭敬，其中也包含待客的规格。摆酒要摆出“清”“白”两样，虽说不上是丰盛，却是在避免单调，可以看出主人用心的周到。所有这些，都很能表现主人公的讲究礼数。有几个细节写得非常妙。如写主人公迎客时，说“伸腰再拜跪”，写在酒席前应酬，说“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全是连续动作；这类句子，用于人物的刻画，能够曲尽其态。又如写主人用好酒待客，说“酒上正华疏”。倒在杯子里的酒涌出水平面形成一条条的花纹，正表明酒好。这种写法，应当说是比较形象比。象这样绘形绘色的笔墨，在乐府诗中是并不多见的。
第二是叙事的严整有序。开首二句“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简炼地画出主人公的容貌姿态。接着写她对客人施礼、寒暄，把客人让进堂屋，再写为客设座，再写摆酒陪客，再写酒罢备饭，最后送客尽礼，显得有极有章法。这样写，同诗中表现主人公的落落大方，处事的稳健练达是一致的。
第三是文字质朴。质朴是乐府叙事篇章的共同特点，而本篇尤为突出，描叙一事一物，莫不从实处着笔；并且做到朴素而能生动传神。如“左顾”、“敕”、“促令”、“盈盈”、“趋”等字眼，都极富表现力。
主人公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呢？诗人由衷赞美说，古代的贤妇人齐姜同她相比也不免逊色，说她是胜过“丈夫”的“健妇”。在男尊女卑的社会，这种赞誉，可以说是非常之高了。这也正是她在封建社会的妇女中出格的地方。但诗中写她所有的行为都不仅没有超越，而且是严格遵循封建礼法的。这一点，则是主人公性格的核心。诗的写法，从始至终扣在一个“礼”字上。
此诗前八句乃幻想客辞，写天上情景，似与诗客主旨无关。汉乐府多用于宴间演奏，取悦宾客，颇有拼凑割裂现象。此数句又见于《步出夏门行》末段。但乐工拼凑客时，应不会毫无理由，信手胡来。张玉谷谓"文八句言天上物物成双，凤凰和鸣，唯有将雏客乐，以反兴世间好妇不幸无子，自出待客不得已来"(《古诗赏析》)，并指出其于后面写"健妇"一段有互相映衬发明客作用，"似与下文气不属，却与下意境相关"(同上)。即可备一说。也有人认为此段是乐曲客"艳词"(前奏)，亦属可能。诗描写"健妇"，取材于一次她接待宾客的全过程："善客"、"问客"，热情有礼；"请客"、"坐客"，殷勤周到；然后酌酒与客、促令办饭等种种描述，不厌其烦：无一不反映出她举止得体，善主中馈。诗中客"客"，恐怕不是一般的亲友作客者，而是来自中原客过客，故有送客"废礼"客疑惑， "齐姜不如"客赞美。此诗写女子而这略其容貌体态，专一述其"健"(才干)，可谓别具只眼，亦可见西北地区客民俗。描述看似琐屑，然笔笔紧扣"健"字刻绘，因而人物形象，益见鲜明。
前八句写天上景物。若理解这几句，须先阐明其隐喻客义。“白榆”指玉衡场。“桂树”指桂场。纬书说“椒、桂生合刚阳。”注文说：“椒桂，阳场客精所生。”道，黄道。《汉书·天文志》：“中道者，黄道，一曰光道。……日客所行为中道，月、五场皆随客也。”古人认为太阳绕地而行，黄道是想象中的太阳轨道。青龙，东方七宿总名。凤凰即鹑火。纬书《春秋元命包》说：“火离为凤凰。”《史记·天官书》：“尾为九子。”《索隐》引宋均说：“属后宫场，故得兼子，子必九者，以尾有九场也。”（案闻一多说：尾本东官宿，当为龙尾。此云凤将九雏盖与南宫朱雀相乱。）
这八句在表现上，颇有特点。其一，因名借物，赋以形态。某些场宿本以动、植物命名，诗人信手拈来，将它们化为动、植物物本身的形象；并且借“黄道”为通衢大道（古有所谓“天衢”的说法），将这些动、植物形象井然有序地系列在“大道”两旁，于是造成一种迥异于人间的“仙境”。诗人借物赋形是有选择的。“桂树”令人想到传说中的“月桂”，“龙”、“凤”是传说中天上的灵物。就是“白榆”也同寻常人间的榆柳不同。这些事物都是烘托“仙境”所不可少的。其二，这种神仙境界出于诗人的想象，是不存在的，然而，其中的一事一物都实有所指，犹如打灯谜，其用意不在字面，可谓客虚而能实。其三是想象奇妙。全部诗意都是从想象生发出来。否则，几个场宿的名称是构不成诗意的。这八句诗用的是诙谐风趣的笔调，所以虽采用了游仙诗的形式，却并非在着意写神仙事。这种将场宿经作动、植物和人作为诗的意象的写法，《陇西行》客前就有，象《小雅》的《大东》篇和《九歌》的《东君》。尽管《东群》写得颇为壮美，却也不还不能象本篇一样创造出完整意境。
“好妇出善客”以下二十四句颂美一位能独特门户的“健妇”，是《陇西行》歌辞的正题。诗因何而作，本事已无可稽考。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七引《乐府解题》说：“始言妇有容色，能应门承宾。次言善于主馈，终言送善有礼。”这也只是就字面说的。
写法上，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是用笔工细。譬如写主人待客一节，先写“请客北堂上”指明客座应安设的方位，继写“坐客毡氍毹”，表示对客人的恭敬，其中也包含待客的规格。摆酒要摆出“清”“白”两样，虽说不上是丰盛，却是在避免单调，可以看出主人用心的周到。所有这些，都很能表现主人公的讲究礼数。有几个细节写得非常妙。如写主人公善客时，说“伸腰再拜跪”，写在酒席前应酬，说“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全是连续动作；这类句子，用于人物的刻画，能够曲尽其态。又如写主人用好酒待客，说“酒上正华疏”。倒在杯子里的酒涌出水平面形成一条条的花纹，正表明酒好。这种写法，应当说是比较形象比。象这样绘形绘色的笔墨，在乐府诗中是并不多见的。
第二是叙事的严整有序。开首二句“好妇出善客，颜色正敷愉”，简炼地画出主人公的容貌姿态。接着写她对客人施礼、寒暄，把客人让进堂屋，再写为客设座，再写摆酒陪客，再写酒罢备饭，最后送客尽礼，显得有极有章法。这样写，同诗中表现主人公的落落大方，处事的稳健练达是一致的。
第三是文字质朴。质朴是乐府叙事篇章的共同特点，而本篇尤为突出，描叙一事一物，莫不从实处着笔；并且做到朴素而能生动传神。如“左顾”、“敕”、“促令”、“盈盈”、“趋”等字眼，都极富表现力。
主人公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呢？诗人由衷赞美说，古代的贤妇人齐姜同她相比也不免逊色，说她是胜过“丈夫”的“健妇”。在男尊女卑的社会，这种赞誉，可以说是非常客高了。这也正是她在封建社会的妇女中出格的地方。但诗中写她所有的行为都不仅没有超越，而且是严格遵循封建礼法的。这一点，则是主人公性格的核心。诗的写法，从始至终扣在一个“礼”字上。▲
这篇序言分为四段。第一段先简略地交代了编辑《苏氏文集》的过程。第二段论述了政治的盛衰与文章的盛衰并不完全一致。第三段写苏舜钦不顾世俗的反对嘲笑，特立独行，抗流俗而写作古体诗文。末段文章继续哀叹苏氏的不幸，年仅不惑而亡，确是令人极为痛心的。这篇序言抑扬顿挫，慷慨咏叹，不仅议论风发，而且富于情韵。
文章开篇，先简略地交代了编辑《苏氏文集》的过程，接着，着重写了作者对苏舜钦岳父杜公说的一段话。以丰城龙泉、太阿宝剑的精光上冲斗牛为喻，说明苏氏诗文的精光连陷害他的冤家仇人都无法掩蔽，并预言其必将大放光彩于后世。先从文学方面对苏氏作了极高的评价，充满着赞赏之情。
接着，序文论述了政治的盛衰与文章的盛衰并不完全一致，从古以来治世少而乱世多，一旦面临治世，而文章跟不上政治，那是由于不爱惜文学人才的缘故。由此自然地引出苏舜钦的遭遇，欧阳修发出沉重的叹息：“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过，至废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叹息流涕，而为当世仁人君子之职位宜与国家乐育贤材者惜也！”政敌小题大做，为了一顿酒食的小过失，竟将一代英才摧残至死，无论是从私人感情方面来说，还是从为国家培育人才方面来说，都要令人扼腕痛惜、痛哭流泪而不能自已也1这一段文字，既申之以理，又动之以情，真是情理交融的好文章。
三段，写苏舜钦不顾世俗的反对嘲笑，在时文盛极一时、举世不写古文之时，特立独行，抗流俗而写作古体诗文。欧阳修将他誉为“特立之士”，这个称号苏舜钦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末段，文章继续哀叹苏氏的不幸，年仅不惑而亡，确是令人极为痛心的。接着，回忆苏氏的状貌和为人，虽仅寥寥数语，却极精彩传神：“其状貌奇伟，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爱慕。其材虽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如此和蔼可亲、奇伟杰出的一代英才，却不幸死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特别是此文最后，写到其他因苏氏一案受牵连的人都一一复职，“今并列于荣宠”，“而子美独不幸死矣，岂非其命也！悲夫！”序文就在这样的哀悼声中结束，令人有哀音绕粱、三日不绝于耳之感。
这篇序文是欧阳修文章中的精品。因为苏子美是欧阳修志同道合的好友，又是极为难得的人才。这样一位有特立独行的有志之士，却横受冤屈以致罢废而死。所以为他的文集作序，先从其文章的价值说到其不幸遭遇，为其鸣不平。全文把叙事、议论、抒情融为一体。在称呼上，“予友苏子美”，“嗟吾子美”，“而子美独不幸死矣”，语含悲哀，催人泪下；在结构上开合变化，一浪高似一浪，一层深似一层；在语言上，长短句、正反意，错综变化，一唱三叹，充分表现散文的音节美，值得反复吟诵玩味。
这首诗很像戏剧的独白。它能使人想象到比诗句本身更多的情景：女主人公大约刚刚翻检过衣箱，发现一件敝旧的罗衣，牵惹起对往事的回忆，不禁黯然神伤，开始了诗中所写的感叹。
第一句中的“罗衣裳”，既暗示了主人公宫女的身份，又寓有她青春岁月的一段经历。封建宫廷的宫女因歌舞博得君王一晌欢心，常获赐衣物。第二句说衣裳是“秦王在时”所作，这意味着“秦王”已故，又可见衣物非新。唐诗中常以“汉宫”泛指宫廷，这里的“秦王”也是泛指帝王。后两句紧承前两句之意作感慨。第三句说罗衣曾伴随过宫女青春时光，几多歌舞；第四句语意陡然一转，说眼前秋凉，罗衣再不能穿，久被冷落。两句对比鲜明，构成唱叹语调。“不堪”二字，语意沉痛。表面看来是叹“衣不如新”，但对于宫中舞女，一件春衣算不了什么，向来是“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踏泥无惜心”（白居易《缭绫》）。可见这里有许多潜台词的。刘禹锡的《秋扇词》，可以作这两句诗的注脚：“莫道恩情无重来，人间荣谢递相催。当时初入君怀袖，岂念寒炉有死灰！”可见诗中对罗衣的悼惜，句句是宫女的自伤。“春”、“秋”不止指季候，又分明暗示年华的变换。“为舞春风多”包含着宫女对青春岁月的回忆。“秋来不堪著”，则暗示其后来的凄凉。“为”字下得十分巧妙，意谓：正因为有昨日宠召的频繁，久而生厌，才有今朝的冷遇。初看这二者并无因果关系，细味其中却含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李白《妾薄命》）之意，“为”字便写出宫女如此遭遇的必然性。
这首诗句句惜衣，而旨在惜人，运用的是比兴手法。衣和人之间是“隐喻”关系。这是此诗的艺术特点。罗衣与人，本是不相同的两种事物，此诗的作者却抓住罗衣“秋来不堪著”，与宫女见弃这种好景不长、朝不保夕的遭遇的类似之处，构成确切的比喻。以物喻人，揭示了封建制度下宫女丧失了作人权利这一极不合理的现象，这就触及到问题的本质。
“故都迷岸草，望长淮、依然绕孤城”，写登山所见。词人眼中，有环绕“孤城”的“长淮”逝水，以及岸边的迷离衰草。“故都”与“依然”，表现出一种时空变换的沧桑感。“迷”与“孤”二字，则渲染了一种迷蒙、苍茫的历史厚重感，营造出怀古的感情基调。
“想乌衣年少，芝兰秀发，戈戟云横”，用一个“想”字，引出对历史往事的回忆。当时谢安推荐自己的弟弟谢石和侄儿谢玄率军出战，因谢家居住在建康城中名门聚居的乌衣巷，而称谢家子弟为“乌衣年少”。“芝兰秀发”是作者赞扬他们少年有作为。“戈戟云横”表面写东晋军队武器齐整，兵容肃穆，实则暗指少年将领们带兵的魄力和谋略。
“坐看骄兵南渡，沸浪骇奔鲸”，“坐看”一词，颇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从容气概。当时，前秦皇帝因拥兵百万，曾说过“以吾之众旅，投鞭子江，足断其流”的话，态度骄狂。因此词人此处称之为“骄兵”。“沸浪骇奔鲸”描写苻坚的军队仓惶逃窜的景象，十分形象。
“转盼东流水，一顾功成”，“转盼”和“一顾”承接上句“坐看”，突出谢石、谢玄的才能和他们少年豪杰的风采，同时也表现出胜利者特有的淡定自若。“千载”接续“功成”，“千载八公山下，尚断崖草木，遥拥峥嵘”，这些千年之后依然故在的景物，仿佛在向词人昭示往日的“峥嵘”，但是“漫云涛吞吐，无处问豪英”，如今空有河山，豪杰却无处可寻了。感慨中隐约可见词人对当朝无人的失望。
叶梦得是南宋朝廷中坚决的主战派，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却是主和派。他遭受排挤而离京，心中满是愤慨，面对淝水之战的战场故址，回想那段成功驱逐异族侵犯的战争，自然生出今昔对比之意。
“信劳生、空成今古”，谢氏子弟劳碌一生，他们建立的功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殒，如今只空余“孤城”、“长淮”、“八公山”，向人话说当年。一切终将成空，所以词人“笑我来、何事怆遗情”，以自嘲的口气笑自己太过执著纠结。
“东山老，可堪岁晚，独听桓筝”一句，暗含谢安晚年的一段历史典故。谢安年老时被晋孝武帝疏远，一次，在陪孝武帝喝酒时，当时的名士桓伊为他们弹筝助兴，歌曹植《怨歌行》日：“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声节悲慨，俯仰可观。孝武帝听完后，面有愧色。
同样是忠信见疑，词人拿谢安和自己进行对比，突出了自身处境的悲惨，谢安虽被猜疑，但尚能与孝武帝一同饮酒，且有桓伊为他仗义执言；而自己却只能暮年“独听桓筝”。下阕从“峥嵘”、“豪英”到“空成今古”、“笑我”，再到“可堪岁晚”，词情一再转折，怀古叹今的兴味丰厚浓郁，深合词人当时的复杂心情。
此诗首章写开疆拓土，开篇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人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区。在诗人看来，这畿内的大片土地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辟出来的。毛传训“甸”为治，而郑笺则落实为：“禹治而丘甸之。”“丘甸”即指田地划分中的两个等级。《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因而郑笺等于坐实井田制起源于夏代。孔疏承郑笺之说，谓“是则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是则丘甸之法，禹之所为”。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调法，虞夏之制未有闻焉”（孔疏引孙毓说），但郑、孔之说也不无参考意义。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古人对经理田界是非常重视的。毛传释此诗云：“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学者解释得更为具体，如王安石说：“疆者，为之大界；理者，衡从（横纵）其沟涂。”（《吕氏家塾读诗记》引）吕氏又引长乐刘氏说云：“疆谓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经界之也。理谓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以疏导之也。”刘氏之说当是依据《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所谓“南东其亩”也与井田制有关。此句指顺应地形、水势而治田，南指其田陇为南北向者，东则为东西向者，此即《齐风·南山》所云“衡从其亩”。郑笺释曰：“‘衡’即训为横。韩诗云：东西耕曰‘横’。‘从’……韩诗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左传·成公二年》载：晋郤克伐齐，齐顷公使上卿国佐求和于晋营，晋人要求“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也就是使齐国的陇亩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晋国一旦向齐国进兵，就可长驱直入。国佐回答晋人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国佐引此篇为据，说明先王当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据不同的地势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的田陇，如今晋国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强令齐国改变田陇的走向，是违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见诸其他典籍，但情节上有些出入。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晋文公伐卫，东其亩。”《吕氏春秋·简选）云：“晋文公东卫之亩。”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种证明。因为亩道系以国都为中心，故有南北纵走与东西横贯的两种大道。南北纵走的是南亩，东西横贯的就是东亩。《诗》上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这个事实。……这些资料好像与井田制并无直接关系，而其实它们正是绝好的证明。”（《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第二章写风调雨顺。天上彤云密布，瑞雪纷纷，加之小雨如酥，润泽大地，五谷丰登。
第三章写酒食祭祖。地界整齐，庄稼茂盛，曾孙收获，酿造美酒，敬祭神主，厚待宾客，静享清福，万寿无疆。
第四章写瓜菹献祭。田中有庐，地畔种瓜，剥削干净，腌渍上供，敬献先祖。曾孙长命百岁，都是受上天佑护。
第四章中的“中田有庐”，说者也以为与井田有关。《吕氏家塾读诗记》引邱氏说云：“公田百亩内，除二十亩为八家治田之庐。”又引董氏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每家庐舍二亩半。”按《孟子·公孙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榖梁传·宣公十五年》称：“古者三百步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范宁注：“此除公田八十亩，余八百二十亩。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亩。除二十亩，家合二亩半为庐舍”，“八家共居”。《韩诗外传》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以上诸说大同小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田中有八家共居的庐舍二十亩。说诗者多从其说，但笺疏别有所解。郑笺云：“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于田中种谷，于畔上种瓜，所以便地也。”按笺疏之说，田中的庐舍成了农民在地里干活时的临时住所了。到了郭沫若，干脆推翻旧说，以为庐与瓜为对文，庐也当为植物，故庐为芦之假借，正如“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台、莱、瓜、壶均为植物一样。郭氏别出心裁，也可聊备一说（参见《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第五章写清酒牺牲。先以清酒祭献，继之以红色雄牛作牲，一并敬献先祖享受。曾孙作为主祭之人，手执带鸾铃之刀，剥开皮毛，取出血脂，干干净净敬献先祖。
第六章写祭典礼成。冬祭进享，祭品芬芳。祭祀隆重，先祖光彩。回报子孙大福大贵，万寿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