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钱塘潮本是大自然的奇观,自唐以来,天下闻名。在词苑中,最早阑入这一“伟观”的,要数白居易的《忆江南》三首之二:“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宋初潘阆在《酒泉子》十首之十中对此也有颇见精采的描写:“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如此雄奇的自然景观,对于通判杭州的苏轼来说,确实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直到判杭的第三年中秋节,苏轼才得到了观潮的机会,并留下了诗词作品。这首词有比较独特的表现角度。如果说《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只是综括地写看潮时所见所感,显得既深厚又驳杂的话,那么这首词便是侧重写大显身手的弄潮儿,换言之,作者摄取了钱塘潮中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因而显得比较单一和明朗。
上片写弄潮儿在万顷波中自由、活泼的形象。他们开始出现在两岸观众面前的形象是:“碧山影里小红旗”。远处的青山是自然背景,江潮从那儿汹涌而来,影影绰绰的,江面上闪现出一面面鲜艳的小红旗。这真可说是万绿丛中数点红,显得格外耀眼。词的第一句以高大的“碧山”来突出“小红旗”,这是一种衬托:而以“小红旗”来写人——弄潮儿,这又是一种衬托。试想脚踩怒涛,手执红旗,劈波斩浪,如履平地,这需要过硬的水上功夫。周密在《观潮》中写得好:“吴儿善泅者数百,······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之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潘阆的《酒泉子》词也不乏生动的描写:“弄潮儿向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此词则是抓住特征性的事物,以物写人,以简写繁,可谓别具手眼。接着第二句交代了人的身份:“侬是江南踏浪儿。”这也流露出万顷波中得自由的水上健儿的自豪感。这“踏浪儿”与“小红旗”前后相互映发,相互补充,是理解前文以物写人的依据。三、四句进一步写弄潮儿的诙谐与活泼:“拍手欲嘲山简醉,齐声争唱浪婆词。”大意是说,晋朝的山简虽然洒脱不拘,是个名士,却是个酒鬼,还是很可笑的,大家都齐声争着唱起拜浪婆的歌词。水上健儿们不仅在作体育表演,而且在作文娱表演,并透露出乐观、开朗的精神状态。
下片写钱塘江退潮,弄潮儿唱起“使君诗”作为送潮曲。过片“西兴渡口”两句,写渡口落帆、山头红日这些静态的景物,一方面显示出时间的推移,暗示弄潮儿的水上表演已持续了数小时之久;一方面又暗写钱江已退潮,由下文“送潮”二字也可以明白地看出来。好比一场戏,只把布景显现出来,而戏中的情节却秘而不宣,留给观众去想象,这是词人用笔精炼、含蓄的表现。结拍两句紧承前文,点明“送潮”,并顺便提及与己同游的知州陈襄,显得不亢不卑。
这首《瑞鹧鸪》与其说是写景词或山水词,不如说是风俗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当时杭州文化习俗一个历史的记录。显而易见,作品用了代言体,以弄潮儿的口吻展开叙写,亲切有味。作品也受到了民歌风调的影响,能给人以质朴自然的美感。这首词,很像唐代诗人刘禹锡深受民歌熏陶的《竹枝词》、《浪淘沙》词一类作品。仅此一端,可以看出,苏轼在词创作中是受到了多方面的滋养的,唯其能吸纳百川,才能最终形成“沧海横流”的景象。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青山影里舞动着小红旗,我是江南踏浪弄潮的小伙子。拍手想笑我如山简酩酊醉,两岸观众齐浪浪婆词。
西兴渡口赛舟的帆刚落,渔浦山头的太阳还没有偏移。我想送潮该浪哪一支曲?对酒还应高歌陈太守作的诗。
注释
山简:字季伦,晋时人,好酒,《晋书》记载当时的儿歌嘲他“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
浪婆:波浪之神。
欹:通欹,倾斜。
底:什么。歌底曲,唱啥子歌曲。
使君:指杭州太守陈襄。是日作者与陈襄同游。陈襄字述古,在当时也是有名的诗人。
浙江钱塘潮本是大自然的奇观,自唐以来,天下闻名。在词苑中,最早阑入这一“伟观”的,要数白居易的《忆江南》三首之二:“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宋初潘阆在《酒泉子》十首之十中对此也有颇见精采的描写:“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如此雄奇的自然景观,对于通判杭州的苏轼来说,确实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直到判杭的第三年中秋节,苏轼才得到了观潮的机会,并留下了诗词作品。这首词有比较独特的表现角度。如果说《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只是综括地写看潮时所见所感,显得既深厚又驳杂的话,那么这首词便是侧重写大显身手的弄潮儿,换言之,作者摄取了钱塘潮中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因而显得比较单一和明朗。
上片写弄潮儿在万顷波中自由、活泼的形象。他们开始出现在两岸观众面前的形象是:“碧山影里小红旗”。远处的青山是自然背景,江潮从那儿汹涌而来,影影绰绰的,江面上闪现出一面面鲜艳的小红旗。这真可说是万绿丛中数点红,显得格外耀眼。词的第一句以高大的“碧山”来突出“小红旗”,这是一种衬托:而以“小红旗”来写人——弄潮儿,这又是一种衬托。试想脚踩怒涛,手执红旗,劈波斩浪,如履平地,这需要过硬的水上功夫。周密在《观潮》中写得好:“吴儿善泅者数百,······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之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潘阆的《酒泉子》词也不乏生动的描写:“弄潮儿向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此词则是抓住特征性的事物,以物写人,以简写繁,可谓别具手眼。接着第二句交代了人的身份:“侬是江南踏浪儿。”这也流露出万顷波中得自由的水上健儿的自豪感。这“踏浪儿”与“小红旗”前后相互映发,相互补充,是理解前文以物写人的依据。三、四句进一步写弄潮儿的诙谐与活泼:“拍手欲嘲山简醉,齐声争唱浪婆词。”大意是说,晋朝的山简虽然洒脱不拘,是个名士,却是个酒鬼,还是很可笑的,大家都齐声争着唱起拜浪婆的歌词。水上健儿们不仅在作体育表演,而且在作文娱表演,并透露出乐观、开朗的精神状态。
下片写钱塘江退潮,弄潮儿唱起“使君诗”作为送潮曲。过片“西兴渡口”两句,写渡口落帆、山头红日这些静态的景物,一方面显示出时间的推移,暗示弄潮儿的水上表演已持续了数小时之久;一方面又暗写钱江已退潮,由下文“送潮”二字也可以明白地看出来。好比一场戏,只把布景显现出来,而戏中的情节却秘而不宣,留给观众去想象,这是词人用笔精炼、含蓄的表现。结拍两句紧承前文,点明“送潮”,并顺便提及与己同游的知州陈襄,显得不亢不卑。
这首《瑞鹧鸪》与其说是写景词或山水词,不如说是风俗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当时杭州文化习俗一个历史的记录。显而易见,作品用了代言体,以弄潮儿的口吻展开叙写,亲切有味。作品也受到了民歌风调的影响,能给人以质朴自然的美感。这首词,很像唐代诗人刘禹锡深受民歌熏陶的《竹枝词》、《浪淘沙》词一类作品。仅此一端,可以看出,苏轼在词创作中是受到了多方面的滋养的,唯其能吸纳百川,才能最终形成“沧海横流”的景象。
苏轼在《乌台诗案》中说:“熙宁六年,任杭州通判,因八月十五日观潮作诗五首,写在安济亭上。”其诗即《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十指出:“八月十五日观潮,题诗安济亭上,复作《瑞鹧鸪》词。”合而观之,可知这首词作于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八月。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这是一首诗、画、音完美结合的五言律诗。其特色有三:其一,构思精巧,移步换形;其二,首尾呼应,承转分明,篇法圆紧;其三,四联八句全合律,颔联颈联对仗工整而又毫无斧凿之痕。李白近体诗每有不合律处。这首青年时代写的五律又是一个证据,证明李白非不谙声律,而是不屑自缚于声律。
“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从大处落笔,起势不凡。“峭”壮群峰之势,“碧”绘其色,补以“摩天”二字,壮观的景象全出。这是些雍尊师隐居所在。下句“逍遥”二字赞美雍尊师超尘拔俗的人生态度;“不记年”则为补足“逍遥”之意,远离尘嚣,连岁月的流逝都不屑去计算了。上句写景,下句写人,写景也为写人,人景浑然一体,显得崇高、挺拔、永恒。
“拨云寻古道,倚石听流泉”紧扣诗题,着意写“寻”。“拨”与“寻”二字绝妙,生动地再现了寻者攀登的举止和情态。诗人穿过雾隐云横的丹岩翠壁奋力攀登之后,斜靠在长藤古树之上,一览众山景色,倾听流泉欢歌。上句从视觉着笔,写行寻的艰难和乐趣;下句则从听觉落墨,流泉叮咚,沁心悦耳。
“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以五彩交辉的浓笔,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地描绘了雍尊师居所优美、静谧、仙境般的环境。用青牛、白鹤来点缀隐居处,又用花和松做烘托,“卧”与“眠”清幽、安谧、静美的境界活脱而出。
“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以素冷的色调,泼墨挥洒出一幅清幽隽永的画面。上句“语来”二字,省去了诗人与雍尊师的高谈阔论的细节,但可以想象他们感情之融洽,谈吐之投机。开怀畅饮,不觉已是黄昏,只好分手。诗人独自从寒烟笼罩的摩天碧峰上走下来。“下”字不仅与首句呼应,还别有情趣,与“暮”“独”“寒”三字在一联中连用,使人顿生寒气扑面而至之感。
此诗通过作者入山造访之所见所感,浓笔重彩地描绘了深山幽谷的瑰丽景物。首联点明雍尊师所居之处高远非凡,处林泉伴日月,遗世独居,自在逍遥;颔联写林壑幽深,寻访不易,以加浓气氛;颈联使用道家典故,以“青牛卧”“白鹤眠”颂扬雍尊师道行高深,境界非凡;尾联写诗人在暮色苍茫,寒烟四合中独上归程。全诗再现了李白洒脱矫健、豪爽多情的神态风姿,同时也表明他在艺术上已经达到挥笔落纸如云烟的境地。
《狼三则》都是写屠夫在不同情况下遇狼杀狼的故事。第一则着重表现狼的贪婪本性,第二则着重表现狼的欺诈伎俩。第三则着重表现狼的爪牙锐利,但最终却落得个被杀死的下场,作者借此肯定屠户杀狼的正义行为和巧妙高明的策略。三个故事都有生动曲折的情节,各自成篇,然而又紧密相关,构成一个完整统一体,从不同侧面阐发了主题思想。
蒲松龄是同情人民疾苦,憎恶贪官污吏的作家,在《聊斋志异》另一篇故事《梦狼》中,把贪官写成牙齿尖利的老虎,把衙役写成吃人血肉的狼;它们大吃大嚼,造成“白骨如山”的惨象。作者“窃叹天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梦狼》),认为他们“可诛”“可恨”(《王大》)。《狼三则》形象地揭露狼的吃人本质,凶狠狡诈的特性,表现了对豺狼不能抱有幻想,不能怯懦退缩,只能勇敢机智地把它们杀死的主题思想。本则所写屠户遇狼,始而迁就退让,几乎被吃,继而奋起杀狼,使自己转危为安的生动曲折过程,更是突出了这一主题。《狼三则》的故事是富有深意的,可以说是对《梦狼》的补充,实际上寄寓了作者鞭挞贪官污吏的思想。
唐诗主情,宋诗主理。宋的这种主理的诗,对那些喜好唐诗的人来说,常有味同嚼蜡之感。但诗如能用简捷的句子,深刻地表达一种哲理,也不能不说有其特殊的妙趣。杨朴的这首《七夕》,就是具有这种妙趣的哲理诗。
诗的作者从牛郎、织女七夕踏鹊桥相会的神话传说发端,别出新裁,表达了作者独到而又深刻的见解。“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前两句设问:弄不懂牛郎到底打的什么主意,是怎么想的,非得邀天上的仙女来织满天的锦绣云霞。这里的“须”字,是一种怀疑和否定,从正面来解释,就是没有必要来邀请织女作这一切。这两句来得非常奇,出人意料,因为很多人把把牛郎织女的神话作为美妙的故事来接受,对其中所包含的意义从未提出过质疑。以为神胜过人,天上的仙女自然比人间的一切都要聪明许多。但诗人却对此表示怀疑。前两句的这种怀疑只涉及到神话故事本身,但这已足以造成悬念。这两句为诗的末联所发的奇论,做了有力的铺垫。
“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己多”。这两句是说:每年人们都要在七月七日晚上向天上的织女乞求赐予刺绣、纺织等的聪慧、智巧,但实际上,人间的智巧己经是很多了,多得有点可怕。诗人在这里并非是在赞扬人间的机巧,而是来了一个大转弯,诗人此时想起的不仅仅是人间创造幸福的巧智,还有行恶的智巧:有巧取牵夺,互相倾轧,以及繁复、杂多而又绞尽脑汁的勾心斗角。诗人赋予末一行诗中的“巧”的含义已经不同于第三行诗中“巧”的含义。恰是这种新的含义,不无道理,但又非常出人料想地拓宽了诗思的领域,这就便诗的情思和哲理向更深处开掘,一使诗具有了横空出世、奇崛诡辩之美。当人间充分运用他的机巧来进行勾心斗角的时候,要邀织女来已无意义。从四句诗的整体和诗情的深入来看,诗人的愤世嫉俗之情表现得很是恰当、巧妙、深刻。
杨朴在那样一个时代有这样一种思想和见识是很深刻的,加之诗语简练、晓白、朴实,就使诗思凝重、洗练,富有趣味。
辛弃疾力主抗金,收复中原,但朝廷无此意,不加重用壮志难酬,一生屡遭贬斥。由于不能见用于苟且偷安的南宋统治集团,他感到前途险恶,早晚必被逐出宦途。为后事计,他任江西安抚使时,在上饶城北带湖之畔,修建了一所新居,作为将来退隐之处。取名为“稼轩”并自号为“稼轩居士”以示去官务农之志。此词即在作引退前一年,即淳熙八年(1181年)新居将落成之时所作,抒发了他当时万端感慨集于一心的复杂感情。
上片主要写萌发弃政归田之念。首句开门见山,顺题而起。西汉蒋诩隐居时门前开有三条小路的原因,“三径”即成了隐士居处的代称,陶渊明《归去来辞》中就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句子。“三径初成”,日后栖身有所,词人于失意之中亦露几分欣慰。不过这层意思,作者并没有直白的一语道出。而是“鹤怨猿惊,稼轩未来”,以带湖的仙鹤老猿埋怨惊怪其主人的迟迟不至,曲曲吐露。“鹤怨猿惊”出于南齐孔稚珪《北山移文》:“蕙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不同的是,孔稚珪是以昔日朝夕相处的鹤猿惊怨周颙隐而复仕,辛弃疾用此典却反其道而行之,假设即将友好伴处的鹤猿怨自己仕而不归。这两句是从新居方面落墨,说那里盼望自己早日归隐:“甚云山”四句,是自言自语一样,写主观想法。既然自己的平生志趣是以“云自许”,为什么还老是呆在尘世里当官,惹先贤隐士嘲笑呢!显然,这只不过是辛弃疾在遭到投降派一连串打击之后,所发的一种牢骚自嘲而已。谁不知道,辛弃疾的“平生意气”是抗金复国,金瓯一统,岂能以“云山自许”!然而现在乾坤难转,事不由已,有什么办法呢?“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脍哉?”词人不愿作违心之事,他认为既然厌恶这丑恶的官场又不能以已之力匡正,就应该激流勇退,愈早愈好,不要等被人家赶下了台才离开;再说自己也不是象西晋张翰那样因想起了家乡味美的鲈鱼脍、莼菜羹而弃官还乡,心中无愧,又何苦“抵死尘埃”呢?这里,暗示了作者同南宋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并表明了自己的磊落胸怀。其中“意倦”句,表明自己绝不愿为朝廷的苟安政策效劳,志不可夺去向已定:“岂为”句,说明他之退隐并不是为贪图个人安逸享受;最值得体味的是“身闲贵早”里的“贵早”二字。固然,这是为了呼应前文曲露的对新居的向往,欲归之情,不过主要还是说明,词人不堪统治集团反对派对他的毁谤和打击,而且可能预感到一场新的迫害正在等待着他。不如抽身早避。因而自然逗出了后面“秋江上”三句,表明了自己离政归田的真正原因是避祸,就象鸿雁听到了弦响而逃,航船见到了恶浪而避一样。他是别无他途,不得不如此。
下片主要写但对未来生活蓝图的设想。词意仍缘“新居将成”而起。“将成”是指,初具规模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东冈”二句,先就建筑方面说,再修一幢茅屋作为书斋,设于东冈,并把窗户全部面水而开,既照应了题中“带湖”二字,又照应了“平生意气”,即“云山自许”的雅致。而“行钓”同“种柳”联系起来,表明词人向往的是“小舟撑出柳阴来”的画境。表达了对官场争斗的厌倦,对乡村宁静的向往。下面写竹、梅、菊、兰,不仅表现了词人的生活情趣,更喻指词人的为人节操。竹、梅、是“岁寒三友”之二物,竹经冬而不凋,梅凌寒而花放。
从既要“疏篱护竹”,又要“莫碍观梅”中,既表示作者玩花弄草的雅兴,更可以看出他对竹、梅坚贞品质的热忱赞颂和向往。至于菊、兰,都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喜爱的高洁的花草。他在《离骚》中有“餐秋菊之落英”,“纫秋兰以佩”等句,表示自己所食之素洁和所服之芬芳,辛弃疾说,既然古人认为菊花可餐,兰花可佩,那他一定要亲手把它们载种起来。显然,“秋菊”两句,明讲种花,实言心志,古人志行高洁。自己亦当仿效。然而屈原餐菊佩兰是在被楚王放逐以后,而辛弃疾当时还是在职之臣。坚持理想节操固然可以由已决定,但未去留岂能擅自安排。所以他接着说:“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这三句初看与前文完全不属,但细想,恰是当时作者心理矛盾含蓄而真实的流露。辛弃疾一生为国志在统一,志向尚未实现本不愿意离政,但形诸文字却说“怕君恩未许”。因此,这一方面固然暴露了作为统治集团一员的辛弃疾仍对腐朽朝廷昏庸皇帝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更可以说,这是他始终不忘复国、积极从政、赤诚用世之心的流露。全词就在这种不得不隐、然又欲隐不能的“徘徊”心境中结束。
这首词,自始至终可以说是一篇描写心理活动的实录。但上下两片,各有不同。前片写欲隐缘由,感情渐进,由微喜,而怅然,而气恼,而愤慨。读之,如观大河涨潮,流速由慢而疾,潮声也由小而大,词情也愈说愈明。后片写未来打算,读之,似在河中泛舟,水流徐缓而平稳,再不闻澎湃呼啸之声,所见只是波光粼粼。及设想完毕,若游程已终,突然转出“沉吟久”几句,似乎刚才打算,既非出自己心亦不可行于实际如一物突现舟水凝滞不可行,不过,尽管两片情趣迥别,风貌各异,由于通篇皆以“新居将成”一线相贯,因此并无割裂之嫌,却有浑成之致。
这首诗写分别后的思念朋友之情,不同于一般的送别诗。前三句写梦前的秋夜景象:白露、西风、流萤、落木,构成一幅凄清的图景;第四句写梦中,只交代梦见已经西归之故人,却没有详写梦中景象;后四句从听觉和视觉两个角度写梦后之景,因闻晓钟、马嘶而惊醒,可见梦之短,醒后唯见天边归云纵横,心绪寥落。满心离怀是全诗主脑,归客入梦,嘶马惊人,皆源于此。
此诗构思和声律都不同一般,别有情致。一般的送别诗总爱写临歧分手的场面,因为这个场面最能体现主客间的情谊,可是此诗偏偏撇开这个场面不写,而写送客的主人一夜离心郁陶,等待着第二天送朋友上路,可归客不忍心与朋友当面话别,而在黎明西分悄悄地策马离去,使主人欲送不成而留下离思。此诗的特色,首先就在于送别从别后写起,切入角度很独特;其次在于只有一句记梦却用大半篇幅写梦前和梦后的秋夜清冷景象,以之烘托自己对朋友的思念之深;其三,情与景之间形成若有若无似隐似现的关系—西风落木正像离人忧思,归云如归客,纵横如心绪,而友情的热烈与秋夜的清冷又形成反差;最后,真幻杂糅的别致构思,在夜半白露萤飞中入梦,仿佛若真;因闻曙钟、听嘶马而惊醒,恍惚中以为归客又将上路,于是急急出户相送,在虚实交错中写出对友人的一片深情。另外,这首七言古诗共八句,却用了三个韵,较为少见,似乎是作者为了配合场面的转换和感情的跌宕而有意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