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任上为学生王巩家中“三槐堂”提写的铭词。三槐堂,是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佑家的祠堂,因王佑手植三棵槐树于庭而得名。古代传说,三槐象征朝廷官吏中职位最高的三公。而王佑正是王巩的曾祖父。
文章主题在于歌颂王佑的品德和功业,分五段进行。第一二两段,从天命的有常立论,肯定了善善恶恶的因果报应,提出“仁者必有后”的观点,为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三四五层,记叙了王佑手植三槐的经过和期待,以及王佑子孙后代多有仁德贤能者的事实,说明王佑仁爱厚施、积善成德,因此才子孙多贤,福祚绵绵不绝,从而论证了观点,突出了主旨。
全文贯穿着天命有常、因果报应思想,崇尚仁厚忠恕的德行。认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显然带有惩创人心、引为鉴诫的良苦用心。文章叙议兼行,挥洒如意。文字简洁,自然流畅。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上天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为什么贤德的人不一定富贵,仁爱的人不一定长寿?难道上天不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行善仁爱之人一定有好的后代。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呢?我听申包胥曾经说过:“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天命,天命胜于人为因素。”世上议论天道的人,都不等上天的意愿完全表现出来就去责求,因此认为天是茫茫无知的。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邪恶的人因此而放肆。盗跖可以长寿,孔子、颜回却遭受困厄,这都是上天还没有表现出来他的真实意愿的缘故。松柏生长在山林之中,起初被蓬蒿围困,遭牛羊践踏,但最终还是四季长青,经千年而不凋零,这就是上天赐予它的天性。关于对人的善恶报应,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能表现出来,这也是上天确定已久的。我根据所见所闻来验证,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这是明白无疑的。
国家将要兴盛时,必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做了很大的好事而没有得到福报,但此后他的子孙却能够与遵循先王法度的太平君主,共享天下的福禄。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佑,显赫于后汉、后周之间,先后在太祖、太宗两朝任职,文武忠孝,天下的人都期盼他能出任宰相,然而王佑由于正直不阿,不为当世所容。他曾亲手在庭院里种植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后世子孙将来一定有位列三公者。”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王旦),在真宗皇帝景德、祥符年间做了宰相,当时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他享有福禄荣耀十八年。现在如果把东西寄存在别人处,第必天就去取,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了。但晋国公自身修养德行,以求上天的福报,在几十年之后,得到了必然的回报。如同手持契约,亲手交接一样。我因此知道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
我没来得及见到魏国公(王旦),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他事奉仁宗皇帝时直言敢谏,出外带兵、入内侍从三十多年,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上天将再一次使王氏兴盛吗?为什么他的子孙有这么多的贤人呢?世上有的人把晋国公(王佑)与李栖筠(唐代贤相)相比,他们两人的雄才大略、正直气节,确实不相上下。而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也差不多,但忠恕仁厚,则不如魏公父子。由此可见,王氏的福份正旺盛不衰啊!
懿敏公的儿子王巩,跟我交游,他崇尚道德而又善诗文,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我因此把他记了下来。铭曰:
啊,多么美好啊!魏公的家业,跟槐树一起萌兴。辛劳的培植,一定要经过一代才能长成。他辅佐真宗、天下太平,回乡探家,槐荫笼庭。我辈小人,一天从早到晚,只知窥察时机求取名利,哪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只希望有意外的侥幸,不种植就能收获。如果没有君子,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京城的东面,是晋国公的住所,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象征着王家的仁德。啊,多么美好啊!”
注释
汉、周之际:指五代的后汉、后周。
魏国文正公:指王旦,封魏国公,谥文正。
左契:古代契约分左右两联,左契凭以索偿。
休:美。
皇:通“遑”,闲暇。
有:通“又”。
宋朝的大文学家苏轼,曾经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三槐堂铭》,文中记述了三槐王氏祖先的事迹,正是一门忠义,百世流芳,历经千百年之后,他们忠厚仁恕的浩然正气依然令人神往。
王氏先祖王祐,是北宋大名府莘县人,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之家。王祐的祖父王言和父亲王彻,都担任后唐的官职,一生忠厚勤勉,廉洁奉公。王祐少年时性情豪迈,才气横溢,他的文章立意高远,文辞优美,被人们争相传诵。
步入仕途之后,王祐依然保持着真诚正直的本性。当时正处五代十国的乱世,军阀掌权、战乱纷起,朝代频繁更替,许多将帅背叛君主,拥兵自立。王祐曾不顾个人安危,力劝后晋元帅杜重威忠于朝廷,不要投降契丹,因此得罪了杜重威。遭到贬谪后,王祐仍然撰写文章,以忠孝因果警示世人。
宋朝建立后,王祐曾任监察御史、户部员外郎等官职。当时有一位功臣符彦卿镇守大名府,因为受到贪婪狡黠的手下人蒙蔽,致使政务腐败散乱。宋太祖命令王祐前去代理大名府,调查符彦卿的情况,看他是否图谋不轨。当时如果符彦卿获罪,株连坐牢的将达一千多人。王祐仔细查明真相后,把事实禀告皇上,并且愿以自己全家老小一百多口的性命,来担保符彦卿无罪。他直言上疏给皇上:「过去五代十国的君主,大多因为猜忌大臣,滥杀无辜,所以在位时间很短,希望陛下引以为戒。」符彦卿因此免罪,许多无辜的生命得以保全。王祐在同僚有难时,不落井下石,而能仗义执言,舍己救人,世人都称赞他积下深福厚德,必将荫蔽子孙。
王祐很有才干,而又品行端正,不攀附权贵。他文武忠孝的德行,被天下人赞叹,许多人希望他能升任宰相。然而,王祐直道而行的个性,使得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忌惮他,想方设法排挤他,因此王祐始终没有得到重用。
晚年的时候,王祐将「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寄托在子孙后代身上,他满怀信心地在庭院中种了三棵槐树,说:「我们家的后代子孙,一定有位列三公的,此树可以作为见证。」果然,他的预言成为现实,次子王旦在宋真宗时当了宰相,前后辅佐真宗十八年,当时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王旦被人称为「太平良相」。
王祐的三个儿子在父亲的严格教导和潜移默化之下,都不负父望,德才兼备,学业有成。长子王懿,曾任江西袁州知府,政绩颇佳。三子王旭,也是著名的清官,先后在缑氏(今河南偃师县)、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等地为官,都有卓越的政绩,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任上。
作为三槐王氏最杰出的代表,王旦在幼年时就沉稳静默,勤奋好学,成年以后更是胸襟博大,气宇非凡。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王旦考中进士之后,出任平江知县。他体察民情、关心民众,以道德教化百姓,把平江县治理得井井有条,人民安居乐业。当时的转运使赵昌言到了平江县境内,赞赏王旦的善政,并把女儿嫁给了他。
一般人认为,朝中有人好做官。历朝历代,利用裙带关系攀附求高官厚禄的人确实不少。但在王旦这里却是例外。后来,赵昌言作了参知政事,担任相当于副宰相的职务,王旦也已经官至同判吏部流内铨,负责官员的考课。翁婿成为直属上下级,王旦为了避嫌,主动提出来辞职,改在集贤殿做修改撰写的文字工作。王旦识大体、顾大局,甘于淡泊的度量,深受宋太宗的嘉许。
等到真宗的时候,王旦作了宰相,他始终坚持亲属子弟们避嫌,不在朝廷担任重要官职。他的三弟王旭很有才华,受到皇上的赞赏和群臣的推荐。自从王旦当宰相后,就避嫌在家,不再任职。真宗知道后,就把王旦叫来,说:「以前的朝代,兄弟一起在朝中做大官的很多,何况朝廷任人惟贤,怎么能因为您的缘故,使令弟怀才不用呢?」真宗想任命王旭做京城的推官,掌管司法,王旦一再推辞,真宗只好让王旭改任有职无权的南曹通判。
王旦有三个儿子,长子王雍、次子王冲都是品学兼优。但因为他们进入仕途时,父亲在朝中担任要职,为了避嫌,兄弟二人一直未能晋升,直到王旦去世时,王冲仍担任水部员外郎这样一个候补职务。唯有三子王素,从政时王旦已经去世,没受到避嫌的影响,仕途比较顺利。
王旦不仅对子弟严格要求,对其他亲属也从不利用权势为他们谋官。他的女婿苏耆通过了会试,参加皇上殿试的时候,真宗不知道苏耆和王旦的关系,问王旦此人可否入选,王旦不置可否,结果苏耆落选。另一个女婿韩亿很有才华,真宗想召来加官,王旦竭力推辞,韩亿被派往边远的蜀地任职。
王旦身为宰相,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任何事情都看得久远,不举亲眷,不谋私利,就杜绝了任人唯亲的流弊。正己才能正人,所以,王旦为相十八年,家中常常宾客满堂,但没有一个人敢为私利请求照顾的。王旦并非不爱才,经他举荐的人才很多。他常常表面上不说什么,但是私底下发现真正的人才,绝不放过,一定会推荐给皇上。因为他施恩不求回报,总是默默地这样做,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后来史官修订《真宗实录》时,看到王旦的奏章,才知道许多大臣,包括众多建功立业的栋梁之材,都是出自王旦的推荐。
作为当朝宰相,同时也是家族中的长者,王旦内修严谨,但又宽厚待人,对家人关怀爱护。王氏族人众多,但在王旦以身示范的引领下,个个友爱笃实,好学勤俭,使人们叹为观止。对于王旦要求他们避嫌居低位的安排,大家都欣然接受,而且从不以官宦子弟夸耀,更不作威作福,盛气凌人。
王旦一生的德行,可以说是「八德」具足,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据传记记载,他清正廉洁,除了皇上的赏赐之外,从未收过任何人的馈赠。家里的衣服被褥,家具炊器,都朴实无华。不仅自己简朴,他也谆谆善诱,教导子弟。有一次,一位出售玉带的商人上门推销,弟弟王旭觉得很好看,想购买一条。他拿着去请示王旦,王旦也不说什么,只是让他系在腰上,然后问他:「如今还好看吗?」王旭说:「系在自己腰上,怎么能看得见好看不好看?」王旦淡淡地说:「自己负载着重物,目的是让别人说好看,不是太劳神了吗?」王旭恍然大悟,赶紧把玉带还给了商人。
真宗见王旦的住所过于简陋,多次提出帮他建新宅,王旦都以「这是先辈的旧居,不忍拆除」为理由,多次推辞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置田宅,为什么不留些家产给子孙经营?他回答道:「儿孙当要自立自强,如果父母留下这些田宅财产给他们,无非就是要让他们造成不义之争而已。」王旦所重视的,不是钱财,而是优良家风的承传。他十分注重对后代的教育,要求他们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为官者还要清清白白做官。王旦深信,「根深枝自茂,源远流自长」,他要求子孙后代每六十年修一次家谱,在家谱中要详细叙述先祖的德行和王氏仁恕忠厚的家风,以缅怀祖德,激励后人。
后来,为了更好地承传家风家训,王旦的孙子王巩,在翻修故居、建立「三槐堂」的时候,特意请苏轼撰写《三槐堂铭》,以此勉励王氏后人,效仿祖先的美好德行。
《易经》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在王旦的下一辈中,王家又出了王素、王质、王端三个进士,都是德才兼备,孙辈、曾孙辈中也是人才辈出。在整个宋朝三百余年的历史上,三槐王氏家族几乎代代都有人在朝廷为官,《宋史》上专门立有传记者十一人。自宋以来,悠悠千百余年,虽然历尽人世沧桑,三槐王氏的后裔绵延不息,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秉持先祖忠恕仁厚的精神,牢记先祖的教诲,都能做到为民者勤劳生产,艰苦奋斗;为官者廉洁自持,秉公正直。
追溯先祖的德范,细思天地万物之至理,我们且反复吟咏其中的句子:「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三槐王氏家族,以及许许多多广积阴德、以圣贤之道德学问传家的古今世家,给予我们甚深的启示和教导。为人当以道德为根本,行孝行善,其福泽荫庇,方能长润后世。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是古圣先贤的殷殷训诫,历史已经无数次以惨痛的事实证明,我们不可不慎重省思,切勿懈怠放肆,殃及自身和后代子孙啊!
三槐堂上那苍劲挺拔的老槐树,根深叶茂,充满活力,已成为根植于人们心中的一种力量。透过它的枝干,把正直、坚强、忠厚、智慧传递;透过它的叶脉,将忠诚、仁义、宽容、善良撒播。祖先将世世代代人生体验的精华,浓缩在一篇篇训诫中,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文化的瑰宝,是文明的源头活水。我们惟有秉承祖志,矢志不移,才能面对任何挑战,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本文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任上为学生王巩家中“三槐堂”提写的铭词。三槐堂,是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佑家的祠堂,因王佑手植三棵槐树于庭而得名。古代传说,三槐象征朝廷官吏中职位最高的三公。而王佑正是王巩的曾祖父。
文章主题在于歌颂王佑的品德和功业,分五段进行。第一二两段,从天命的有常立论,肯定了善善恶恶的因果报应,提出“仁者必有后”的观点,为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三四五层,记叙了王佑手植三槐的经过和期待,以及王佑子孙后代多有仁德贤能者的事实,说明王佑仁爱厚施、积善成德,因此才子孙多贤,福祚绵绵不绝,从而论证了观点,突出了主旨。
全文贯穿着天命有常、因果报应思想,崇尚仁厚忠恕的德行。认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显然带有惩创人心、引为鉴诫的良苦用心。文章叙议兼行,挥洒如意。文字简洁,自然流畅。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上片,从三年贬居生活体验着墨,写对徐守君猷的深厚情谊。开头三句,自嘲劳苦的生活如一场梦,贬居三年,成为他乡的游子。“笑”字一领对偶句,心思全出。接着两句,进深一层,写人生易老天也老。“华发”、“荒园”均是衰老的象征,“搔首”也无可奈何,抗御不住。“赖有”三句,笔锋一转,颂扬徐君猷的功德。值得庆幸的是:酒在肚里,事在心头,不因喝酒而糊涂误事。我遇到了徐守这样“多情”的人,“好饮无事”的人,“似古人贤守”的人。作者在《遗爱亭记》亦歌颂了徐君猷这些方面的功绩:“知黄州,未尝怒也,而民不犯;未尝察也,而吏不欺;终日无事,啸咏而已。”好一个贤明的太守。最后三句,照应序言“每岁”之笔,岁岁年年登高宴饮,“物华依旧”,情深谊长。
下片,以节传情,以酒寄情。在痛饮中淋漓尽致地一吐为快。酒中多少事,酒中多少诗。开头三句,就点明此次相会宴饮极不平凡。酒逢知己千钟少,“应须烂醉”;此次登高观赏“紫菊茱萸”也不一般,应须“细看重嗅”。此处他点化运用了杜甫“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九日蓝田崔氏庄》)诗句,不露痕迹,且把“烂醉”与“细雨”、“茱萸”的内在联系巧妙地揉和起来了:除祸免灾。接着二句,醉里吐真言,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有“摇落霜风”的物候作证,“有手栽双柳”作证。“来岁”三句,发出深深的祝愿与希冀:“来岁今朝”,我为你西行而饯行,把酒洒满于江口来一个更大的“烂醉”。最后三句,总写徐守君猷的功绩,也是这首词的主题概括:我会和黄州的人,忘不了享受您的“遗爱”,如同痛饮“一江酹酎”的美酒,君子情谊,源远流长。“何武所至,无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谓遗爱。”(《遗爱亭记》)
这首词,表面看来,系例行重九登高宴饮之作,实是借题发挥,以节传话,以酒寄情,表达他们那样“惘然”之情和崇敬徐守君猷“相待如骨肉”和“狱草烟深”的功德。正因为酿酒、饮酒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社会、求生存求发展的一种高级意识形态的历史活动,唯有酒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发展的酵酶,唯有酒中人方能领略其中的韵味,所以东坡才写出如此真情实感、意境高超的词章来。
这首词写的是爱情失败后的痛苦。
上阕以议论和叙述为主,描写热恋时的甜蜜幸福。起首两句写只要“有情”,便无处不是“好景”。“算来好景只如斯,惟许有情知。”世上最美好的景致,莫过于有情人相知相守。在相爱的人眼中,纵然是平常的风光月色和平常的言谈笑语,都会使人感到称心如意,美妙无比,这就是所谓的“称意即相寻”。论及“相寻”,陆游曾吟《梨花》,“开向春残不恨迟,绿杨率地最相寻”。无论是在人生的春秋还是晴雨,遇到她,孤单消弭,一切未知便立刻有了答案——那不是参考,而是确定,是唯一。她随风而过,不似斯佳丽那般疯狂固执的爱却如一杯陈年女儿红,令人沉溺于往事中久久不愿醒转。
而下阕笔锋陡然一转,从热恋的甜蜜转为离别的苦楚。好景不长,这是千百年流传的古训。由墨菲定理可知,越害怕的事情便越会发生。越渴望,越难求;越珍惜,便越易失去。相知相伴,最是难求。“十年青鸟音尘断”,此处“十年”虽非实指,但也足以说明词人与所爱之人已经分离多年,且送信的青鸟不见,杳无音讯。那些陈年往事日日温习,愈思量愈清晰,愈清晰愈徒增烦恼。本是“花有清香月有阴”之时,本应与爱人尽享“春宵一刻值千金”,那千古同月落下的清辉在人间划出一道铜墙铁壁,一边“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另一边只剩“一钩残照,半帘飞絮”。所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不过没有到伤情的地方。那一份执著的念想,和卢氏一起生活的时候,卢氏的一颦一笑,纳兰的一言一语,打碎了,搅匀了,和一团泥。看着弯月余晖洒照在沾满柳絮的帘子上,词人回首往事,相思之情溢涌而出。“一钩残照,半帘飞絮”,接下来的这两句进一步烘托相思之情难耐,相伴的那些日子虽无大喜,回忆起来却总是沁着丁香一般若有若无的甘甜。即使人再合适、再称意、再相寻,若不属于自己,到最后也只有“不胜思”的“往事”。最后一句“总是恼人时”方点醒题旨,表达对亡妻的思念之情。
上下两阙一喜一悲,对比鲜明,简淡清新,自然道来,直中间曲,质而能婉。
这是陆游闲居故乡山阴时所作。山阴地近镜湖,因此他此期词作多为“渔歌菱唱”。山容水态之咏,棹舞舟模之什,貌似清旷淡远,萧然物外,殊不知此翁身寄湖山,心存河岳。他写“身老沧洲”的惨淡生活,正是“心在天山”的痛苦曲折的反映。这首《鹊桥仙》即其一例。仔细品味当得诗人心思、真实处境。
词从南郑幕府生活写起。发端两句,对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这段戎马生涯作了一往情深的追忆。在华丽的明灯下与同僚纵情赌博,骑上骏马猎射驰驱,这是多么豪迈的生活!当时南郑地处西北边防,为恢复中原的战略据点。王炎入川时,宋孝宗曾面谕布置北伐工作;陆游也曾为王炎规划进取之策,说“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见《宋史·陆游传》)。他初抵南郑时满怀信心地唱道:“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江淮未易吞。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山南行》)因此,他在军中心情极为舒畅,遂有“华灯纵博”、“雕鞍驰射”的“当年豪举”。词句显得激昂整炼,入势豪迈。但第三句折入现实,紧承以“谁记”二字,顿时引出一片寂寞凄凉。朝廷的国策起了变化,大有可为的时机就此白白丧失了。
不到一年,王炎被召还朝,陆游转官成都,风流云散,伟略成空。那份豪情壮志,当年曾有几人珍视?此时更有谁还记得?词人运千钧之力于毫端,用“谁记”一笔兜转,于转折中进层。后两句描绘出两类人物,两条道路:终日酣饮耽乐的酒徒,反倒受赏封候;志存恢复的儒生如已者,却被迫投闲置散,作了江边渔父,事之不平,孰逾于此?这四、五两句,以“独”字为转折,从转折中再进一层。经过两次转折进层,昔日马上草檄、短衣射虎的英雄,在此时却已经变成孤舟蓑笠翁了。那个“独”字以入声直促之音,高亢特起,凝铸了深沉的孤愤和掉头不顾的傲岸,声情悉称,妙合无垠。
下片承“江边渔父”以“轻舟”、“低逢”之渺小与“苹洲烟雨”之浩荡对举,复缀“占断”一语于其间,再作转折进层。“占断”即占尽之意。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无拘无束,独往独来,是谓“占断烟雨”。三句写湖上生涯,词境浩渺苍凉,极烟水迷离之致,含疏旷要眇之情。词至此声情转为纾徐萧散,节奏轻缓。但由于“占断”一词撑拄其间,又显得骨力开张,于舒缓中蓄拗怒之气,萧散而不失遒劲昂扬。“占断”以前既蓄深沉的孤愤和掉头不顾的傲岸之情,复于此处得“占断”二字一挑,于是,“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这更为昂扬兀傲的两句肆口而成,语随调出,唱出了全阕的最高音。唐代诗人贺知章老去还乡,玄宗曾诏赐镜湖一曲以示矜恤。陆游借用这一故事而翻出一层新意——官家(皇帝)既置他于闲散,这镜湖风月本来就只属闲人,还用得着你官家赐与吗?再说,天地之大,江湖之迥,何处不可置他八尺之躯,谁又稀罕“官家”的赐与?这个结句,表现出夷然不屑之态,愤慨不平之情,笔锋直指最高统治者,它把通首迭经转折进层蓄积起来的激昂不平之意,挟其大力盘旋之势,千回百转而后骤现,故一出便振动全词,声情激昂,逸响悠然,浩歌不绝。
这首抒情小唱很能代表陆游放归后词作的特色。他在描写湖山胜景,闲情逸趣的同时,总蕴含着壮志未酬、壮心不已的幽愤。这首《鹊桥仙》中雕鞍驰射,苹洲烟雨,景色何等广漠浩荡!而“谁记”、“独去”、“占断”这类词语层层转折,步步蓄势,隐曲幽微,情意又何等怨慕深远!这种景与情,广与深的纵模交织,构成了独特深沉的意境。明代杨慎《词品》说:“放翁词,纤丽处似淮海,雄快处似东坡。其感旧《鹊桥仙》一首(即此词),英气可掬,流落亦可惜矣。”他看到了这首词中的“英气”,却没有看到其中的不平之气,清代陈廷焯编《词则》,将此词选入《别调集》,在“酒徒”两句上加密点以示激赏,眉批云:“悲壮语,亦是安分语。”谓为“悲壮”近是,谓为“安分”则远失之。这首词看似超脱、“安分”,实则于啸傲烟水中深寓忠愤抑郁之气,内心是极不平静,极不安分的。不窥其隐曲幽微的深衷,说他随缘、安分,未免昧于骚人之旨,委屈了志士之心。
这首词,读来荡气回肠、确是上乘之作。
这首描绘了遭受蝗灾之年的农民生活,揭露了政治的黑暗,表达了诗人对人民生活的关怀和同情。诗的语言明白如话,不用典故,不事雕琢,选择了富有典型事例来描绘而获得很好的效果。
“村落甚荒凉,年年苦旱蝗”。开头两句总写荒村,点明原因。农村倍受旱灾和蝗灾之苦,年复一年,没有收成,因而农民破产,农村凋敝,村落十分荒凉冷落。一个“甚”字,写出了荒凉的程度。这是明代广大农村的缩影。
颔联详写一家农户。这家农户的生活,老翁为了还债,年纪老了,还得去做雇工。佣工所得,只够还欠债的,可是官府还要催缴赋税。老翁只好忍痛将自己的幼子卖掉,用卖儿卖女所得的钱去缴纳官府的赋税。从此老翁一家骨肉分离。可以预见老翁的境况将会更加恶劣。
颈联继续写老翁贫困的生活。墙壁坍坏,风如同从屋里出来一样,屋梁倒塌,月光直照床上。这两句写得很形象。这里虽然写的是一个农户,但他是千百个农户的代表。这两联对“甚荒凉',“苦旱蝗”作了具体形象的描绘。
尾联把“村落甚荒凉”的社会原因揭示出来了。地方官吏为了升官发财,不肯如实上报灾情,以减免一些租税。所以说“荒村”的直接造成者是地方官吏。
在诗人的笔下,人民的生活极其困苦,由于年年蝗灾,已经穷到无钱、无粮、无完屋的地步,荒凉由此可以想见,但地方官却因为担心影响了“政绩”,“不肯报灾荒”,直指官员的冷漠与自私。本诗揭露了官场上的黑暗与冷漠,表达了诗人对人民生活深切的关怀和同情。全诗语言精练、结构谨严、形象鲜明,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对人民深切的理解和同情,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